孙文杰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乾隆二十四年（1759），随着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战事的持续推进，逃入巴达克山的大小和卓在清政府的压力之下，被该部首领素勒坦沙擒杀。至此，清政府统一新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如何实现统一之后新疆的长治久安，开始成为清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由于大小和卓所属之白山派和卓家族在天山南路地区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力，为尽快消除这一社会隐患，尽早实现新疆的安定团结，清政府在平叛战争结束伊始即开启查询大小和卓后嗣的工作，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将搜获之布拉呢敦三子和卓阿斯玛、和卓阿卜都哈里克、和卓巴哈敦解送入京。至于布拉呢敦幼子萨木萨克，虽然清政府对其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持续招抚，但却未能成功，以致其成为清代中期以后天山南路动乱因素之一。
有关清政府对萨木萨克的处置，清代新疆方志如《平定准噶尔方略》《回疆通志》《新疆图志》不仅记载较为简略，且前后多有抵牾，让人不明所以①〔清〕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正编第358册第164页、第359册、第396页，续编第359册第541、663、788页；
[清]和瑛著、孙文杰整理：《回疆通志》，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2、77、270页；
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123页。。而即使目前记载该事最为详细之《清实录》，虽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前清政府执行以招抚为主政策时有片段记载，但却让人不能窥之全貌，更是在乾隆四十九年改招抚为追剿、并最终又改为招抚政策后，仅有只言片语，让人不明始终。
鉴于此，学界先哲的相关研究基本围绕《清实录》以及《平定准噶尔方略》等新疆方志展开，在尚未发现新史料的情形下，未能进一步探讨清政府处置萨木萨克相关政策出台的具体历史背景，以及清政府态度转变的原因与过程②学界先贤的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聂红萍、王希隆：《鄂对家族与清代新疆政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2期，第39-47页；
王力：《清朝处理萨木萨克问题述评》，《昌吉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23-26页；
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3、87页；
王希隆：《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兰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36-48页。大多是在清代新疆方志及《清实录》的基础上探讨清政府招抚萨木萨克失败的原因，并兼及清政府对新疆的治理。。而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出版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因其为清代皇帝以满文形式密寄相关大臣的上谕专档，具有“与汉文文献不相重复之特点”[1]4，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清政府处置萨木萨克的大量原始资料。本文拟在比勘满文寄信档、《清实录》、清代新疆方志的基础上，探讨清政府处置萨木萨克政策的得失，并兼及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与经营。
其实，在早于清政府解送和卓阿斯玛兄弟三人至京之前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政府既已访获一所谓布拉呢敦子“萨木萨克”：“海明等奏称查出布拉呢敦离异之妾爱什哈察所生子萨木萨克，将伊乳母及收养之回人博罗特索丕解京。”③《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32，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9页。由于此时清政府的平叛战争已经结束，对大小和卓势力的军事打击亦已初见成效，为稳定统一之后的天山南北政局，尽快消除隐患势力，清政府决定对当时仅为幼儿的萨木萨克实行招抚策略，不仅没有加以问罪，反而将其带到北京好生抚养。
但就在清政府认为已将大小和卓后嗣全部查获之际，时任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向乾隆帝密奏布拉呢敦另有一子，为其于乾隆二十年（1755）返回喀什噶尔时所生，亦名萨木萨克，由布拉呢敦亲随伊里雅斯之妻照看：“询问回人台里卜和卓，据称波罗泥都有子萨木萨克，系阿里雅斯之妻乳补。阿里雅斯潜盗波罗泥都尸骸，逃往伊木玛拉、衮图斯等处。”④〔清〕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35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3页。尽管《清实录》等传世文献记载清政府已明确意识到“此次所奏较实”，但由于之前已将另一“萨木萨克”带到北京抚养并晓谕天下，若再次公开访查此萨木萨克，将会使清政府陷入难堪境地。而满文寄信档则描述了清廷对此的真实反映，认为此极有可能给刚刚稳定的回疆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惟朕将现经查出之萨木萨克护送至京，妥善安置抚养之处降旨宣谕回众。而随伊里雅斯出逃之萨木萨克尚在巴达克山以外，若专为此事派人寻找，回子等转致疑惧，亦未可料。”⑤弘历：《寄谕参赞大臣舒赫德著留心查访大和卓之子萨木萨克》，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16页。遂命舒赫德、永贵、额敏和卓等人秘密访查。
但由于种种原因，此萨木萨克仍然“甫三四岁，伊乳母携往潜逃安集延境外”①[清]七十一：《西域闻见录》，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17册，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20页。，居住退木尔沙地方[2]102。此后的五六年间，《清实录》等传统文献未记载有关萨木萨克的任何信息，而满文寄信档则保存了萨木萨克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迁居瑚巴特之史料：“居住瑚巴特地方之布拉呢敦之子萨木萨克派人入住闲散回子依斯拉木索皮家中，敛取喀什噶尔伯克银两。”②弘历：《寄谕喀什噶尔办事都统安泰等著诱拿布拉呢敦之子送京》，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87页。据此可见，此时的萨木萨克尽管生活拮据，但究系和卓后裔，已对回疆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此，乾隆皇帝密谕噶岱默特、鄂对、额敏和卓在隐瞒当地伯克的情形下，秘密诱捕萨木萨克。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均无萨木萨克任何消息，直至乾隆四十九三月十二日，时任喀什噶尔办事副都统保成上奏：
据鄂斯璊告称，萨木萨克私遣回人托克托素丕、巴尔哈素丕，寄与喀什噶尔回人默罗色帕尔等五人书信后，随即回去，书内称，从前默罗色帕尔等曾给萨木萨克物件，随将默罗色帕尔等交鄂斯璊看守，俟拿获托克托素丕、巴哈尔素丕时，审究另奏③《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0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页。。
对保成此举，乾隆皇帝极为不满，他认为萨木萨克身为和卓后裔，回疆民众对其依恋，彼此私通信息、寄送物件，皆属必有之事。既然萨木萨克信内称默罗色帕尔等前给物件均皆收讫，即应一面审讯默罗色帕尔等人，一面急追托克托素丕等，审明具奏后解送伊犁将军伊勒图处酌情办理。同时，鄂斯璊身为黑山派和卓，而喀什噶尔民众又皆属白山派，倘一着不慎以致众回生疑，反于事无益，随命伊勒图亲自办理此事。
随着对默罗色帕尔等人审讯的深入，保成上奏：“萨木萨克现住色默尔罕地方沦为流丐，伊处惟有十余人，一同乞讨度日。鄂斯璊之意欲不动声色，遣可信回人，往彼贸易，相机将萨木萨克诱来，或用计剿除。”同时，保成亦密奏：“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额穆尔请暂缓办理。”④《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02，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2-73页。因见萨木萨克已形同乞丐，于清朝对新疆的治理毫无威胁，乾隆帝认为若将萨木萨克诱来尚属合理。但若用计剿除则不符合天朝体统，亦不符驻边大臣办事之道，因为如若剿除萨木萨克，必致回众疑惧生事。不若鄂斯璊遣人前往诱来，抑或鄂斯璊直书萨木萨克引诱，“送至京师，候朕加恩，照霍集斯例，赏给职衔安置，既以昭怀远之仁，兼可绝回众之望”⑤《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0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9-102页。。至于额穆尔，乾隆认为其虽有隐匿托克托素丕之事，但若究办，必牵连阿其睦，甚至惊扰布鲁特民众生事，仅需伊勒图留意办理即可。
尽管清政府决定对额穆尔不予处理，但没料到的是，随后阿其睦竟与英吉沙尔伯克阿里木等呈控鄂斯璊私通萨木萨克。虽经保成等审讯后俱属舛错，但阿其睦犹未心服，竟与其子燕起、其弟额穆尔等前往乌什参赞大臣绰克托处控告，保成只好暂行安抚。乾隆认为保成所为甚属错谬，托克托素丕之前来喀什噶尔时，即入住额穆尔处，阿其睦等人如此控告，显系恐伊等私通萨木萨克事为人知晓，预图立足，先行陷害鄂斯璊而已，应果断办理，立将阿其睦、阿里木、额穆尔等人拿解送京。但乾隆亦恐绰克托未及思虑至此，将阿其睦等遣回原牧地，故命保成：若阿其睦回程未过喀什噶尔，即派兵拿解；
若已过喀什噶尔，则绝不可泄露，佯作不知。又急命伊勒图借口巡边，急速带兵前往喀什噶尔，以听闻此事为由相机办理。同时，因呈控鄂斯璊之阿里木系回疆贵族色提卜阿勒氐近亲，乾隆又命伊勒图办理时需事事小心，妥协从速密办。
关于阿其睦呈控鄂斯璊私通萨木萨克之结局，《清实录》等传世文献仅载绰克托果如乾隆所料，竟将阿其睦等带往喀什噶尔与鄂斯璊对质；
伊勒图亲至喀什噶尔后，竟惮于阿其睦、色提卜阿勒氐家族势力，多次意欲消弭此事。而满文寄信档则不仅揭示了阿其睦呈控鄂斯璊原因，而且还显现了更多的历史细节：
审讯接受萨木萨克书信之众回人，数名回人口供内俱供出额穆尔，且仍有其子和卓雅尔、其随从岳勒达锡等数项牵连之事。又，鄂斯璊将搜出勒敛小回人等银元宝、普尔钱、绸布、衣服等物之涉案重犯默罗呢咱尔等十人，解送伊勒图处①弘历：《寄谕喀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将阿其睦解京并奏闻萨木萨克情形》，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31页。。
至此，清政府才明白阿其睦之所以层层诬控鄂斯璊，实因自身陷入私通萨木萨克案之中，出于自保，妄想通过解除对清政府忠心耿耿鄂斯璊之职权，进而减轻私通萨木萨克案爆发的危险。同时，阿其睦等人多次要求绰克托派人安抚布鲁特民众，乃出于威胁清政府之意，意图消弭。更重要的是，清政府也了解到此时的萨木萨克除了能影响到回疆普通民众外，南疆上层人物如阿里木、阿其睦等家族亦深受影响。而伊勒图、绰克托、保成等清政府派驻新疆官员，出于新疆形势稳定之需要，又忌惮于其家族势力，不得不严重依赖阿其睦、色提卜阿勒氐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来治理新疆，乃意欲消弭。而这一切，均对清政府在新疆的治理与经营造成了严重威胁。
但令乾隆皇帝没想到的是，即使审讯结果如此明了，又在乾隆皇帝的三令五申将阿其睦等人解送进京形势下，绰克托抵达喀什噶尔后，竟在“会同保成将阿其睦、阿里木等诬告鄂斯璊案，塞责询问，阿其睦、阿里木向鄂斯璊认错，对饮讲和完结”后②弘历：《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将阿其睦等人拿解京城》，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46页。，又将阿其睦放回其游牧地。因阿其睦此时早已身为散秩大臣，总督布鲁特各部众，在返回驻地后又扬言：“至八月马匹上膘后，再行滋事逃避。”③弘历：《寄谕大学士阿桂等著据实速奏如何办理燕齐逃遁一事》，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78页。为消除这一隐患，清政府一方面采取“将布鲁特之十九鄂托克之人，分别设比管理，分权互不统辖，尚断众布鲁特盼顾之心”等一系列补救措施④弘历：《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分别设比管辖布鲁特并去文索取伯尔克》，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56-557页。，另一方面命伊勒图率兵拿获阿其睦。就在清军捕获阿其睦、阿里木、额穆尔等人时，阿其睦之子燕起因故逃遁，随与流亡境外之萨木萨克勾结，意欲图取喀什噶尔，为南疆政治稳定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而这一切，最终促使清政府决定对萨木萨克的处置政策由招抚改为剿除。
有关清政府对萨木萨克的处置由招抚改为剿除，《清实录》仅载“今查出萨木萨克书信看得，言语悖谬，甚是可恶，虽解来京城，亦不能承蒙朕恩。宜照伊等顷之密奏，不令察觉，以计剿除萨木萨克后，方可永绝众愚回之妄想”⑤《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0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0页。，至于萨木萨克私通默罗色帕尔书信如何“言语悖谬，甚是可恶”，未有只言片语。而作为密寄御旨之满文寄信档，则恰恰保存了原貌：
萨木萨克书稿内言：今佩戴征战快刀，昂首坚定信念，怀念祖辈，弃暗投明，拯救冤魂，天施无尽之恩。再，天赐何等之物，我等皆应均分。叩祭玛杂尔墓。等数款之语⑥弘历：《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筹划萨木萨克之事如何办理并据实具奏》，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36页。。
原本乾隆皇帝认为，萨木萨克因流亡境外，生活窘困，私通默罗色帕尔不过攒敛些许银两等物，而默罗色帕尔等念其故旧而捐献些许财物，并无大碍，才制定招抚之策。而在阅读萨木萨克书信后，乾隆皇帝不仅将此事比作康熙朝“朱三太子案”，绝不可再消弭办理，而且认为萨木萨克与默罗色帕尔等相互勾结，显然图取喀什噶尔，若不根除，日后于南疆确系无益。随命伊勒图详细调研，制定剿除萨木萨克之策。
但就在伊勒图、鄂斯璊等人筹划剿除萨木萨克之际，随着阿其睦等人的先后捉拿归案，以及朝廷又得知回疆民众并未响应萨木萨克生事，俱情绪稳定，乾隆皇帝又认为萨木萨克不足为患。为不致额外生事，他对萨木萨克的态度再次出现了变化，决定剿抚并用，且以抚为主。对此，《清实录》等传统文献未有丝毫着墨，而满文寄信档则恰好保存了乾隆皇帝态度变化的动态过程：
若今始易于靖除办理，何等之好。萨木萨克诚然窘迫不已，乞讨为生，无任何动静，则不必再繁琐遣人靖除办理，即萨木萨克与喀什噶尔回人等通信，不过自诩，以蒙骗回子骗取些许银物而已，并不甚紧要。
此间，鄂斯璊倘能将萨木萨克靖除办理，则甚为善；
倘或不能，我等又权作一事办理，实属不值。萨木萨克亦断难滋事，嗣后务必留意，严查喀什噶尔回人等，查有萨木萨克暗中所派之人，即拿获严办示戒，自然平安无事，再不准彼此通信①弘历：《寄谕喀什噶尔办事副都统衔保成等著布鲁特分别授任比管辖》，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59页。。
乾隆皇帝认为，此时的萨木萨克早已沦为“流丐”，又在远离新疆之色默尔罕地方乞讨为生，断难滋事，亦并非要犯，不值得派兵剿杀。若能由鄂斯璊等派人乘便剿除，则属最好。若不能乘便靖除，则暂行停止，不令其察觉。渐寻机宜后，一面招抚，一面乘便剿除。
就在清政府筹办如何剿抚萨木萨克、燕起及之前外逃之布鲁特首领伯尔克之时，伊勒图旧病复发，不能任事。因此时正值关键时刻，乾隆皇帝亦担心新疆各部借机生事，遂命奎林“接奉朕旨后，无需等候，一面将乌鲁木齐都统印务交付该处领队大臣暂行护理；
一面星速前赴署理伊犁将军。奎林平常擅长乘骑，令其务必火速行进”②弘历：《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好生养病速来陛见》，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13页。。
乾隆皇帝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就在奎林刚刚履任伊犁将军之际，乌什办事大臣海禄上奏：“燕起、伯尔克纠集萨木萨克、呼达雅尔人等，图掠喀什噶尔。”③《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3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7页。对此，乾隆皇帝起初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萨木萨克等如若来图喀什噶尔，则必先攻劫那尔巴图、叶勒铁拜游牧处，断无可能越此二地即至喀什噶尔。而这个消息又是由布鲁特纳尔巴图传递给海禄，真正原因可能是萨木萨克纠众攻掠纳尔巴图部，而纳尔巴图不过借清兵之威捍卫其游牧而已。遂命奎林：若纳尔巴图来请援兵，即行驳斥，相机办理即可。《清实录》等传世文献对此事的记载仅止于此，而满文则为我们勾勒出了此后的详细历史过程。
据满文寄信档所载，奎林在详查后上奏：“萨木萨克、伯尔克等各自所居之地，相隔甚远，难以纠集一处。”④弘历：《寄谕伊犁将军奎林著纳尔巴图不必遣使替伊前来请安》，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32页。乾隆皇帝认为虽然此消息不可确信，亦不可不暗中防范。为慎重起见，还是命奎林、保成等借游牧之际切实打探。但由于此时再次出现“驻喀什噶尔之白山人捎信给萨木萨克”之事⑤弘历：《寄谕伊犁将军奎林等申饬保成等并派伊犁索伦官兵前往喀什噶尔换防》，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34页。，虽不明信内所言何事，但由于喀什噶尔居住大量白山派教众，且关押阿其睦族属多人，若他们因惑生事，后果将不堪设想。为稳妥起见，乾隆皇帝命奎林借口换防，从伊犁增派满族官兵200名、索伦官兵300名前往喀什噶尔驻防，以防万一。
随后，鄂斯璊派人探得：“去年来喀什噶尔贸易之伊斯麦勒等二人，原为白山地方之人，闻萨木萨克在呼达雅尔地方，遂前往会晤，时萨木萨克寄信给布鲁特艾三库勒等布鲁特七人，内有与伯尔克、燕起等会和，欲图劫掠喀什噶尔之词语。”⑥弘历：《寄谕大学士阿桂等著将鄂斯璊调赴叶尔羌办事等情形》，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47页。海禄闻此即大惊失措，奏调乌鲁木齐、伊犁官兵四千往援喀什噶尔。至此，乾隆皇帝仍不确信消息属实，在命奎林详查喀什噶尔是否确需增兵的同时，也放弃对萨木萨克的剿抚并用策略，改为剿除，命奎林一旦访获萨木萨克消息，即亲率充足伊犁官兵出境缉拿。但又因滋事重大，海禄已不能胜任，乾隆在命明亮火速前来替代后，又命时任陕甘总督福康安以巡查地方情形为名，亲往阿克苏会同奎林商议办理①弘历：《寄谕大学士阿桂等著调兵前往喀什噶尔及安抚回众等情形情》，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43页。。
在布置好防范措施后，乾隆皇帝在再三思考后，态度再次出现变化：“此等传闻为鄂斯璊所编造，亦未可定。”②弘历：《寄谕叶尔羌办事左都御史阿扬阿等著将色提卜阿勒氐调补喀什噶尔伯克》，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45页。他认为，一方面萨木萨克等人不过数名逃窜各地之逃犯而已，即便生事，亦不能片刻飞至喀什噶尔。另一方面鄂斯璊去年即派人诱捕萨木萨克，但至今杳无音信，或为表功，或为畏惧，皆可能编造谎言；
又因鄂斯璊之前惩办阿其睦、阿里木案时，白山派教众对其已露憎恨之心，其为保自身，有意编此谎言，亦未可定。倘若如此，则鄂斯璊不可再久留喀什噶尔。遂命福康安在访查萨木萨克劫掠喀什噶尔消息是否属实之外，亦调查是否需将鄂斯璊与色提卜阿勒氐对调③弘历：《寄谕陕甘总督福康安著抵达喀什噶尔后查报是否调离鄂斯璊情形》，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49页。。
随后福康安至喀什后查明，此事缘起鄂斯璊闻知萨木萨克、燕起、伯尔克纠集一处，欲图劫掠喀什噶尔，即报海禄知之，但并无萨木萨克前来之消息。而海禄接报后，惊慌失措，遂上奏清廷萨木萨克等人来犯，以致如此④弘历：《寄谕大学士阿桂等著赏赐额森缎匹并令其当差等情形》，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61页。。至此，清政府才得知萨木萨克图掠喀什噶尔并非必无之事。随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保成等稍后亦查明：萨木萨克、燕起、伯尔克纠集一处，前往呼达雅尔处请求援兵。闻清政府已做好防范，萨木萨克、燕起逃入布哈尔，伯尔克逃往吹塔拉斯。乾隆皇帝认为这是缉拿萨木萨克的最好时机：“查明此等三名逃犯究竟是否纠集一处，若是，奎林理应交付那旺留意，倘能缉获，亦为甚佳！”⑤弘历：《寄谕陕甘总督福康安等著查明萨木萨克等所在地方并缉拿》，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64页。同时，乾隆皇帝也意识到鄂斯璊不仅无编造流言惑众之事，且谨慎勤勉，若此时将其调离，于事无益外，亦不能安抚人心。
就在清政府筹备出境缉拿萨木萨克之际，“自乌帕勒、塔什米里克地方，有布鲁特等百余人倏忽前来，盗马二百余匹，并交手打伤官兵五名”⑥弘历：《寄谕陕甘总督福康安等著速往喀什噶尔查办布鲁特盗马一案》，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76页。，让刚刚稍微放松的清政府立即又紧张起来。清政府认为，此前布鲁特从未有前来盗马之事，此时盗马并打伤官兵，极有可能是窥探清军防备，以便乘明年雪融之际纠众来袭。有感于白山派和卓后裔的影响力，此时的乾隆皇帝坚定认为事因萨木萨克而起：“燕起、伯尔克，乃仅为二名逃犯耳，伊等业已窘迫至极，再无肆意妄行之力，惟赖以萨木萨克，（以借）萨木萨克之名，为蛊惑喀什噶尔附近地方众人之心，相互邀约，于明年乘隙前来，欲加妄行。”⑦弘历：《寄谕陕甘总督福康安著筹谋防范萨木萨克等来犯等情形》，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78页。命福康安、奎林等一面派人追拿盗马贼，一面在做好防范措施的同时严查萨木萨克动向。
但随后经审讯抓获之盗马贼得知，此事又属虚惊：
经审多连拿获解送之贼霍札什，得悉此伙人等，即为燕起所带领前来，偷盗马匹后，燕起挑选马匹百余，先行返回，现于名为阿莱之地方，已穷途末路，该附近地方亦人烟稀少。今遣派雅斯等，暗中会同与燕起有隙之展图尔等，一并前往缉拿燕起⑧弘历：《寄谕陕甘总督福康安著查明燕起等藏匿处所并派人缉拿等情形》，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84页。。
乾隆认为，此伙盗马贼乃燕起率属而为，与萨木萨克毫无关联。根据这一审讯结果，不仅可见燕起并未远遁，更可知先前传闻萨木萨克、伯尔克、燕起等纠集欲图劫掠喀什噶尔，纯属乌有之事。既然燕起等未能远逃，窘迫至盗马为生，那就绝不可能与萨木萨克、伯尔克等纠集来犯喀什噶尔，况且现在萨木萨克已形同流丐，无力挑起任何事端，不需要再派兵出境剿除。满文寄信档也记载了乾隆皇帝对此态度的渐变过程：
即使萨木萨克、伯尔克，亦不过早已逃窜之案犯，又能挑起何等事端①弘历：《寄谕陕甘总督福康安著查明报喀什噶尔等处是否需用增添官兵》，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88页。？
先前喀什噶尔所传种种流言，业已烟消云散，萨木萨克等三名逃犯亦断不能纠集来犯喀什噶尔，亦无恣意妄行之能②弘历：《寄谕陕甘总督福康安著选派伊犁索伦官兵前往喀什噶尔》，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95页。。
无须追究勾结萨木萨克之人等，并将此次随多连缉拿盗马贼奋勉效力之布鲁特人等，亦请予施恩③弘历：《寄谕陕甘总督福康安著将所有事项交保成办理并即刻返回兰州任所》，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98页。。
今萨木萨克各处行乞，岂能蛊惑众心？此际仅剩缉拿燕起矣④弘历：《寄谕陕甘总督福康安著停调伊犁兵定增驻喀什噶尔》，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9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89页。。
也正是基于此，乾隆皇帝遂决定放弃对萨木萨克的剿除政策，改为继续加大招抚力度，以期萨木萨克能早日投归，进而巩固清廷在新疆的治理根基。
如前所揭，通过对满文寄信档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政府以武力平定天山南北后，为尽快消除隐患，巩固新疆的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局面，对萨木萨克采取招抚安置策略，进而消除了诸多潜在隐患，这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合理且有效的。后随着乾隆四十九年萨木萨克私通喀什噶尔民众，以及纠集燕起、伯尔克欲图劫掠喀什噶尔等事的出现，乾隆皇帝决定对其执行剿除政策。其后，随着清廷查明萨木萨克已沦为流丐，不能对清政府造成任何威胁，遂又决定一方面打击境内拥护萨木萨克白山派势力，断绝萨木萨克经济来源；
一方面不断加大招抚力度，希望萨木萨克自动投归[4]123-124。这在清朝治理新疆三十年后，天山南路逐渐步入正轨之际，不能因事影响当地政局稳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合理的。但嘉庆三年（1798），就在走投无路的萨木萨克决心接受招抚举家内投之际，时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的失误⑤《仁宗睿皇帝实录》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77页。，不仅致使乾隆朝对萨木萨克长达四十年招抚在即将获得成功时彻底丧失，也致使清政府失去完全根除边疆隐患的绝好机会，以致后来频频出现“玉素普之乱”“张格尔之乱”等严重威胁清政府在新疆统治的事件。
但是，传世文献如《清实录》等仅在清政府统一新疆初期对萨木萨克以招抚为主时，有片段记载，对之后的剿除—招抚政策变化仅有片言只字，让人莫名终始。而清代新疆方志如《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对此描述简略而又前后抵牾，让人不知所据。而通过对满文寄信档的爬梳，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新视角来探讨清政府处理萨木萨克政策的渐变过程及其历史背景，也是对传统文献相关记载讹误之处的纠正、相关历史细节记载空白的填补。
更关键的是，通过本文对满文寄信档的分析爬梳，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乾隆朝后期既已出现的清政府治理新疆政策的种种弊病。
一是回疆伯克体系的难以为继。不可否认，在统一新疆之初清政府即在天山南路所实行的军府制下的伯克体系，为稳定回疆社会局势、巩固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当地政治的快速稳定，伯克体系的自身缺陷在乾朝后期即已不合时宜。清政府对鄂对、鄂斯璊等与大小和卓存在根本利益冲突的黑山派家族大加重用，而对阿其睦等早期依附大小和卓，在其败局已定时又反戈归顺清政府的部落家族，虽仍加以使用，但却时时防范，这致使他们对鄂斯璊等黑山派贵族经常群起攻讦谋求取代。后因在清政府大力支持鄂斯璊等人自己谋求无望时，转而与境外萨木萨克等势力勾结生事，这又最终给清政府带来更大的政治隐患。
二是清政府对伯克家族的严重依赖。清政府统一新疆初期，因派驻官员与当地民众语言、习俗等不通，必须依赖当地伯克才能履行政府职责，但彼时能赢得清政府信任的伯克家族却又寥寥无几①清朝统一新疆之初，为快速稳定回疆局势对大部分伯克进行处置，如霍集斯等人因难以驾驭而被迁至北京，阿卜不拉等人因罪被革职，阿布都拉伊木等人因暗中反清被诛杀，伯尔克等人不服管理而外逃。孙文杰：《清代中期中央政府对新疆民族问题的管理与认识——以和瑛西域著述为中心》，《山西档案》2017年第2期，第168-170页。。因此，在鄂斯璊检举阿其睦私通萨木萨克时，清政府出于对其的严重依赖，本决定不予以追究。而这也正是在阿其睦声势浩大的层层上告引发萨木萨克势力干预后，又在乾隆皇帝反复要求严肃处理阿其睦时，伊勒图、奎林等仍然坚持让阿其睦、鄂斯璊“对饮讲和完结”的症结所在。对于与鄂斯璊具有同等地位之色提卜阿勒氐，即使是后来清政府明确查知在其族亲阿里木构陷鄂斯璊时，“曾差人与色提卜阿勒氐商议，阿其睦前往乌什途中，色提卜阿勒氐又寄书伊弟阿里木，资助阿其睦廪饩”②弘历：《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将色提卜阿勒氐之子调转伊犁》，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27页。，乾隆皇帝亦担心牵连出色提卜阿勒氐会导致回疆政局不稳，不仅没有处罚色提卜阿勒氐，为了打消其疑惧之心，反而不停赏赐其缎匹、荷包等物，甚至是将其子升任伊犁伯克。由此可见，清政府对回疆伯克家族的严重依赖，已致使其难以满足治理天山南路的政治需要。
三是对外政策的过度保守。清政府在武力统一新疆后，其战略重心便由开拓转为戍守，对外政策日趋于保守，以致难以控制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进而致使浩罕及境外布鲁特势力表面上对清政府极为恭顺，实则暗潮涌动。因此，当清政府得知萨木萨克、燕起、伯尔克等人逃往境外时，虽多次要求布鲁特、浩罕等势力代为捉拿但却无果，即使后来叶勒铁拜、纳尔巴图等在清政府多次要求下抓获了燕起、萨木萨克、伯尔克，但随即又予以释放，对此，清政府亦只能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纵然清政府后来得知萨木萨克等人在境外的确切信息，又因其过度的对外保守政策致使不能承受对外交恶后果，始终未能派兵越境出击，在对外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而这又致使境外威胁日益增长，最终导致清朝在天山南路的安全局势陷入一个难以了结的恶性循环境地[5]45-52。
总的来说，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它都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让我们关注到清政府处理萨木萨克政策渐变的历史背景，能够为那段历史的空缺推求出更多的细节，从而为清代新疆的治理经营归纳出更多有意义的经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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