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国荣，马 达
（天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恩格斯阐述的“历史合力论”把唯心主义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再一次驱逐出社会历史发展领域，利用批判经济决定论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人民性。“历史合力论”坚持了人民立场，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能动作用和主体地位，在强调经济因素具有“归根到底”作用的同时，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以及人作为主体在反作用中的功能和定位，所引申出的目的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的方法论要求也为主体认识、把握和运用规律，合理地作出判断、确定目的和制定计划提供具体指向。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历史合力论”的有效运用，有助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有利于全面贯彻整体性与系统性的方法论要求，同时也为推动、践行和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共同富裕提供方法论指导。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修正主义者”通过模糊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之间的界限，将“利益至上”原则和自发宿命论移植到唯物史观当中，试图使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破坏者。恩格斯曾经指出，保尔·巴尔特先生为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所采取的方式和规模，不能不使人提出一个问题：这只是一般的无知和局限性还是故意歪曲”[1]373。实质上，鼓吹经济决定论的终极目标，其一，就是用似乎肯定或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手段，达到否定或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
其二，从根本上破坏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最终导致无产阶级运动受挫乃至破产；
其三，为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统治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鉴于此，经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背道而驰，其有悖于人民立场显而易见。
（一）“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因素”有悖于人民立场
犹如早期重商主义把金属货币作为唯一财富，经济决定论同样将经济因素作为唯一决定因素。把马克思主义误认为经济决定论的波普尔认为，“马克思把历史舞台上的人间演员（包括所谓‘大’人物）都看作是被经济线路——被他们无法驾御的历史力量——不可抗拒地推动着的木偶”[2]168。经济决定论把经济因素奉为圭臬，彻底肯定了经济因素所具有的最终性质，机械地看待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任何关系只有单纯依靠经济因素才能最终获得完满，认为经济因素是“棋手”，其余因素皆为“棋子”。不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因素具有“归根到底”的作用，也正是把经济因素，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历史观才会被赋予真实意义，以至于实现革命性的变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经济的决定作用，还是对其进行的理论拓展，一旦偏离了基本立场，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论和历史事实。就内容来讲，经济决定论固然具有一定的科学内容，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严重缺陷，使其一经出场便无法将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从形式来看，经济决定作用的机械化，模糊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反而有利于资本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和统治。
立场问题作为理论的核心命题，具体指向为理论基点上的哲学反思，其结果作为联结理论与现实的基本价值判断，成为区分不同理论的基本原则。经济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理论基点不同。具体表现为，忽视了“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地位。首先，在人本身的价值上，“人民至上”屈从于“利益至上”。其次，在价值实现上，经济是目的而人是手段。再次，在人和经济的关系上，要求人完全服从于经济自发力量的统治。可以看出，巴尔特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混为一谈，目的之一便是通过抽离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的理论基点，实现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目的。
立场问题作为实践的关键依据，具体指向为实践环节的合理构建，其结果既能够检验抽象理论在现实中的契合程度，也能够成为检验实践成效的重要标准。经济决定论在实践环节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为，以遮蔽资本主义剥削的表象，构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首先，为最大程度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家无视工人阶级的身心需要，凭借所谓的商品交换原则过度延长工作时间。其次，资本过度积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加剧，在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掩盖下，“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3]708。再次，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物对人的统治，同样表现为物对观念的掌控。正如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4]615。可以看出，以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企图，目的是想永久存续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
（二）“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缺失有悖于人民立场
经济决定论鼓吹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自发作用，就是要彻底否认除经济因素以外其他因素的能动作用。理由很简单，为了使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仅仅坚持经济必然性。这种论调虽然在观念上确认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却用缺乏事实印证的臆造代替了应从历史与现实中发现联系的证实。
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提到：“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5]593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而赢得了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胜利。然而，胜利的背后并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观臆造，推动他们前进的还有现实中的联系。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呼吁以政治批判来批判宗教，《神圣家族》批判思辨唯心主义漠视人和人的实践，《德意志意识形态》表达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联系，《共产党宣言》倡导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法兰西内战》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皆为破除经济决定论的有力例证。简单扼要地说，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伊始就已经准确完整地回应了诘难，而“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5]617。
虽然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半截子唯物主义”，即“扬弃”那种把思辨、理性作为历史发展动力，忽视经济基础“归根结底”作用的理论，但经济决定论，同样漠视人的实践，只不过是把“爱”“理性”等精神动力替换为唯一作用的“经济”，这在历史观上也具有“半截子”的特性。在现实意义上，对有悖于人民立场的“半截子唯物主义”的批判，适用于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在逻辑关系上，恰恰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是自己的对立物。
对于历史发展的主体性问题以及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经济决定论者用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用永久不变的物质利益来代替人的主体性，虽然起点是物质的，但最终落于抽象。他们看到，一旦拥有不同目的的人意识到自身正在参与历史的创造，明白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能够推动或阻碍经济的发展，人的社会性则会得到张扬，主体的人与政治、意识形态、国家等不同因素的交织也就会展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的潜在趋势威胁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建构永恒化的资产阶级关系十分迫切。也正是这样，经济力量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存在的断裂，有悖于人民立场。总之，把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赋予唯一性的逻辑，不仅否定了个人意志和思想动机的个体性，而且还忽视了主观与客观相联系的整体性。否认历史活动是群众活动的经济决定论，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利益，违背的却是人民立场。
（三）“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断裂有悖于人民立场
经济决定论作为理解和解释历史发展趋势的学说，以线性进化的思维方式，鼓吹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自发推动作用。一方面，极力反对上层建筑等其他因素对“经济秩序”加以干涉，认为只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自发规律，人类社会便能够自然而然地发生变革；
另一方面，缺乏经济和阶级状况的研究，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作现成的公式，在经济发展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套用，轻视上层建筑等其他因素的具体作用。这种宿命论和庸俗进化论的论调如若面向现实，历史发展中的偶然因素便会被经济的必然性所替代，从而一劳永逸地忽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对于已经驱逐了辩证法的经济决定论来说，政治和观念结构一旦滑向了唯心史观，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便成为其理论归宿。
为了反对和批判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经济解放，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决定性作用摆在首要位置，始终强调要通过掌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阶级矛盾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然而，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忽略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基础，违背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从而以经济的唯一决定作用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青年派”，以教条式的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没有分析经济与阶级状况的情况下盲目鼓吹无政府主义，“一味地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积极鼓动德国工人举行罢工”[6]。与之相反，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仅仅局限于依靠经济发展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忽略了社会发展的多元因素，一味地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当性。
以上分析表明，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在经济因素的必然性和上层建筑等其他因素的偶然性方面存在着断裂，而这种断裂有悖于人民立场。坚持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没有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特点，不讲求斗争策略，鼓吹盲目暴动，全盘否定合法斗争的作用，反而走向了小资产阶级立场，使人成为了被任意摆布的“棋子”。改良主义鼓吹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牺牲无产阶级利益等待着社会主义的过渡，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要存在，剥削便会存在，不进行阶级斗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便无法成为现实。否定阶级便是否定阶级的根本利益，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人民立场也就无从谈起。
唯物史观对一切旧历史观的变革，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回答了历史和历史活动的本质，即历史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历史活动是追求着人的目的的活动。“现实的个人”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一经出场，人民立场便坐落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从而也就实现了人民立场与唯物史观的统一。恩格斯晚年面对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与篡改，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历史合力论”思想予以回应和批判，从而传达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我们要做的并非是重复地论证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符合人民立场，而是为人民立场之所以能够作为“历史合力论”的价值尺度寻找依据。
（一）“历史合力论”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关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经济决定论者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永恒动力。对此，马克思批判道，“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4]612。对于历史观上踏进唯心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来说，由于无法穿透经济运动的表象，导致其至多是停留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而没有探究物质生产所承载着的社会关系，最终忽视了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正如约瑟夫·布洛赫对唯物史观所产生的困惑和追问：承认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否意味着忽视个人意志的能动作用？恩格斯对此作出明确答复，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5]592。
在“历史合力论”的视域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与个人意志相交织，正确地回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其一，恩格斯重申了唯物史观的实践范畴，指明我们的实践并非是纯粹思想力量作用下的实践，而是历史行动中的人基于现实世界的实践。不存在脱离现实世界的抽象的人，正是现实的人及其物质活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将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出发点是正确理解历史动力的前提条件。其二，恩格斯重申了创造历史的基本条件和物质根源，突出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归根到底”作用。恩格斯指出：“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5]593马克思曾经也进行过精辟阐述，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295。“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4]531，而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愿景。单个意志的目的和意图由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决定。随着分工的形成和发展，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也使单个意志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重组和整合成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共同意志。其三，恩格斯重申了意志间相互冲突的根源。物质和精神需要推动着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共同意志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诉求的分化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最终形成不可调和状态下的阶级斗争，但无论阶级斗争表现为何种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7]306。其四，恩格斯重申了物质生产实践是绝大多数人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不是少数英雄人物的实践，而是由庸俗思想家口中的“肮脏”“下流”和“缺乏教养”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实践，实践所形成的合力或多或少都会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有所助益。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发展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历史合力论”通过对感性的实践、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人们的交互活动，以及意志背后物质因素的相互冲突的理解，一方面，肯定了阶级社会的历史是人民群众为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生产实践的历史；
另一方面，肯定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通过自身需要的利益争夺来推动历史的进步，阶级社会如果没有剥夺与被剥夺的对抗，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也便不会持续发展。
（二）“历史合力论”重视多种因素的整合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并非是经济因素单方面作用的结果，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通过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同样会参与到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恩格斯晚年通过论述“历史合力论”思想，再一次明确指出：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5]592。深入探讨恩格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理论，一方面，可以了解单个意志和共同意志参与历史创造的具体途径、功能和定位；
另一方面，可以明晰单个意志和共同意志在实践环节并非能够随心所欲地参与历史的创造，而是具有特定的前提、条件和边界。
“历史合力论”在强调经济决定性的同时，凸显了主体的实践活动能力，并将主体和感性形式融为一体。意志的动机是单个人行动的前提，“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7]306。可见，“历史合力论”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理论，也并非某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抽象说明，而是重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交融交织的系统性理论。
其一，从事实践活动的主体及主体意志参与并引领着社会历史的变革。恩格斯运用力的平行四边形公式，阐释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共同意志既不是少数英雄人物所垄断的意志，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单个意志简单相加而成，而是相互交错的单个意志的集中表达。正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指导着作为主体的人自觉、自主、自为地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
其二，单个意志和共同意志背后所代表的物质利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与对抗。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会随着人的需要和物质生产的具体变化而发生变化。其中，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否在相一致的范畴下决定着矛盾是对抗性还是非对抗性矛盾。
其三，单个意志间存在冲突，并不意味着不能合理有效地参与社会历史进程。恩格斯指出：“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5]593由此可以看出，意志的撕裂与融合所影响下的行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源泉，所产生的作用力不但不会消散，还可以通过协商形成最大公约数，进而产生更加强大的力量。
其四，在阶级社会，单个意志和共同意志为最大化地占有物质利益，自觉地与不同载体相结合。具有阶级性和相对独立性的载体包括，政治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制度及受其影响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设施；
观念上层建筑：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既作为支配意志的力量，又服务于具体目的的实现。
意志能动性的张扬是否意味着可以全凭观念或超脱时空边界来随意地创造历史？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5]592跟随经济状况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来激发意志的能动性，符合人们追求利益的需要，更有利于人们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历史合力论”要求目的性与规律性相统一
目的性与规律性相统一，就是主体意识能动地反映客体，探索、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以有利于满足主体愿望和需要的方式，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人自身。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作为客观存在，无法被人的意识取消、创造和超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以客观规律为前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在客观规律面前心有余力不足，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同时，主体能够认识、把握和运用规律，进而合理地作出判断、确定目的和制定计划。
规律性是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重要议题，如果我们考察恩格斯对经济决定作用的肯定表述，那么显而易见，“最终”“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必然性”等词句，均可以看作是规律性的同义替换。“历史合力论”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既用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必然性将主体意志排除到客观规律之外，又在不夸大主体意志的基础上，揭示客观规律与主体意志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辩证统一。客观规律不会主动满足人的目的需要，实践过程是人的目的需求的实现过程。实践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的根本条件。只有经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主体意志才能被赋予实践意义，社会历史发展也才能最终脱离神秘的解释、摆脱神秘的性质、逃脱神秘的重复，这也是“历史合力论”区别于历史唯心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的准确判定。
对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恩格斯结合历史运动的现实关系作出充分阐述。他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
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
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5]597也正是如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并非是不可预测的隐匿结果。主体和主体意志能够在认识、把握和运用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商品交换规律、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分配规律等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政治组织、政治权利等上层建筑因素，系统、具体和历史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使之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主体意志的正确发挥和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有利于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胜利。“历史合力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还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前进方向。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历史合力论”的有效运用，有助于掌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合理内核，有助于贯彻整体性和系统性理念来区分任务目标的轻重缓急，有助于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质和显著优势，有助于明晰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善于运用“历史合力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践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主体维度：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核心
“历史合力论”通过阐释主体及主体意志，即具有一定目的并从事生产实践的人，再一次指明发展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具体导向。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指出：“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8]25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忠实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9]4。
坚持“历史合力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10]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广泛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技术发展和科技创新，共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要积极践行群众路线，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防止任何利益集团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通过汇集民心筑牢党的执政根基。
坚持“历史合力论”，要积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永恒课题，保持经济合理有效运行，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把发展目的指向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要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施定点帮扶，以点带面，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城乡协调发展；
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策略，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需求；
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据民生需要提出改革举措，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坚持“历史合力论”，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永葆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治本色。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1]320经济关系所催生的利益集团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着利益集团。反对利益集团侵犯人民的权利、掠夺人民的资源、瓜分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推卸的责任，健全法律体系、完善分配体制、强化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党理应承担的义务。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庄严宣告，“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12]。
（二）理论维度：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理念是坚实之基
“历史合力论”所论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诸要素的交互关系，为人民立场的践行提供方法论要求。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经济因素并非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而是与上层建筑等诸要素相结合，组成社会有机系统，共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善于运用方法论的政党，创造性地把“历史合力论”转化为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方法论体系，始终坚持“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13]179-180。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经济的蓬勃发展需要上层建筑等客体因素共同推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均应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和有效互动。经济上，强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筑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扬弃资本逻辑，为经济发展惠及民生提供物质保障；
政治上，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筑牢统一战线，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和组织保证；
文化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宽文化传播渠道，坚决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强调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上的主体地位，给予广大人民群众以文化关怀和精神寄托；
社会建设上，强调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上，引导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治理，共享生态发展红利，积极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总之，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领导中国人民参与到各要素的整合、互动，从而最大程度地形成社会合力。
（三）实践维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体的制度安排
“历史合力论”并没有停留在各要素的相互交融，而是具体分析了合力间相互冲突与协作的作用力，也正是单个意志的冲突与协作所产生的作用力并不等于零，为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践行提供了实践指向。人民当家作主既是“历史合力论”的理论结晶，同时也是民主制度有效运行的任务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14]292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民意志的充分涌动提供的具体实践路径。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5]52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意志有序表达的推动者，是人民意志集中展现的统筹者，是人民意志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障者，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者，同时也是人民民主有效运行的示范者。党的领导是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运行的政治保证。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14]296防止上层建筑阻碍经济的发展，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重视人民群众参与顶层设计的现实需要，通过民主渠道优化上层建筑，以公共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与人民群众共享民主发展成果。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要致力于引导人民群众有效协商。“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6]29-30协商就是充分汇集主体意志，凝聚广泛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通过意见征求、座谈协商、网络议政等形式就关系人民具体利益的相关议题集中民智，在不同维度上践行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协商民主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前提，民主决策高质量执行的重要基础，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效能的重要途径。
（四）价值维度：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
“历史合力论”的根本要求是洞察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具体走向，利用实践来运用客观规律并改造客观世界，进而将“自在的必然性”和“为我的必然性”通过实践统一起来。目的性的自由与规律性的必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哲学范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17]实现共同富裕“等不得”，意味着如果不主动认识客观规律而盲目接受规律的支配，意识则会倒向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而人的实践则会遭到资本逻辑的支配，沦为资本的奴隶；
实现共同富裕“急不得”，意味着如果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而否定社会一般规律的客观性，意识则会倒向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而人的实践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遭到规律的惩罚。
推动共同富裕是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做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经济规律的具体形式和影响力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按劳分配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符合最广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积极性的激发、贫富差距的缩小、人民自由程度的扩大体现为掌控和驾驭经济规律的自信与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的目的的统一。总之，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方式制定政策是推动共同富裕、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要求。
恩格斯阐述的“历史合力论”思想正是在“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重视实践环节多重因素的整合作用，明确“为了人民”与“依靠人民”相互支撑、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正本清源，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5]42这一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一是要把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依靠人民整合起来，时刻牢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方法论要求着眼社会现实，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三是要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实践提供具体的活动平台，以完善的制度安排激发主体活力；
四是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落实到工作实际，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指航定向。总之，继承并发展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将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能动作用与主体地位整合起来，有利于以坚定的人民立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