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通，曹建军，董祚继，崔骁勇，王艳芬
（1.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2.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0049；
3.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Science，Griffith University，Brisbane，QLD 4111，Australia；
4.中国科学院燕山地球关键带与地表通量观测研究站，北京 100049；
5.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1；
6.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土地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49；
7.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北京 100101）
草地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各类天然草地总面积约3.93亿hm2，约占全球草地面积的12%［1-2］，主要分布于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地区［2］。草地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3］、供给畜牧产品［2］、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维护社会-生态安全［4］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草地作为人类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具有气候多变、生境脆弱、人口较多、饲养牲畜量大，同时还具有牧民共同使用和管理的典型特征［5］。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草地退化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生态安全问题［6］，表现为草地不同程度质量衰退，生产力、经济潜力及服务功能降低等问题［7-10］，严重制约地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11］。随着全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草地退化问题日益受到管理人员、学者以及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更引起了草地生态学家的广泛关注和重点研究。
目前，众多学者对草地退化的成因、过程、影响因素以及恢复措施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7-10］，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和进展，众多研究结果表明，过度放牧等人类不合理的资源利用行为是造成草地 退 化 的 主 要 原 因［4，10，12-18］。为 有 效 遏 制 草 地 退 化，我国政府先后采取草地承包责任制［19-21］、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禁牧和草畜平衡）［12］、“三权分置”等草地管理政策，试图从管理模式上抑制因过度放牧而导致的草地退化，但结果都不甚理想［22-23］。研究表明，以上草地管理政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因过度放牧造成的草地退化，增加了牧民收入，提升了草地质量，但由于牧区资源条件差、生境脆弱性高、人口压力大、草地产业结构单一、定牧生产成本增加、生态奖补标准低等众多因素［24］，以及草地承包到户（2015年全国牧区完全实现草地承包制度）造成的资源隐性不平衡和大量围栏修建带来的“围栏效应”，加之牧区“牧民非牧化”现象的出现［19］，导致过度放牧问题仍然大量存在，部分地区仍存在持续退化的态势。
究其根源，是由于过往缺乏对草地管理政策实施效果和草地退化内因的深入研究，导致草地退化治理措施一直沿着“增草必减畜”的简单逻辑，建立在“纠正牧民行为”的思路上，未能对症下药，造成旨在保护生态的政策收效甚微，甚至某些地方草地生态反而进一步恶化。正是草地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和本身的复杂性，加剧了草地生态退化治理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解决草地退化问题的难点所在。尽管过往对草地治理管理政策的效果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联户放牧管理模式机制研究，仍然缺乏系统的分析与报道。
联户放牧［4，25-27］的出现可有效协调各方利益，有效阻止牧民的过度放牧行为，有效改善牧民生计水平，为拓展草地管理模式提供了思路，已在实践中体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一种源于牧民自身对过往草地管理政策的响应和资源约束条件下选择的新型草地管理模式［25-26］。联户放牧作为源于牧民智慧的一种草地管理模式，其本质上是联户体内的牧民通过自发、自愿联合等方式实现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多主体、互动式的草地管理方式，非常符合生态学的非平衡理论［28］，其出现为草地管理体制的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有效规避现行草地管理“政策失灵”，解决现有诸多管理弊端，提供了一个新的实践视角。
因此，本研究对联户放牧管理模式定义及理论根源进行了系统梳理（图1），剖析了这一模式对草地退化的实施效果，并对联户放牧模式的作用机制和自身缺陷进行了系统探讨，最后对未来草地管理政策提出建议。
图1 联户放牧绩效分析研究的逻辑框架图Fig.1 Logical framework diagram of the joint-householdgrazing study
1.1 模式概念
联户放牧是指联合多户牧民共同对草-畜系统经营管理模式的简称，联户之间一般无围栏，区别于草地承包到户后单户围栏小尺度定点放牧（草地由一户单独管理，用围栏将这些牧场与其他牧场隔开的制度）的一种合作经济模式。在联户集体内，成员可以共同使用、管理联户公共草地资源，各成员户有自己权属下的牲畜，但联户成员相互间有明确的存栏量［29-32］，并可实现大范围的移动放牧。
联户放牧是对集体放牧和围栏放牧的一种改进。与传统的集体放牧不同，在联合放牧体系下，草原实际管理权仍属于单个牧户，因为权属关系确定，牧户自己有保护草原的责任和意愿；
同时，在该体系下不设围栏，牲畜在相对较大的草场范围内轮牧活动，减少对局部草场的过度利用。联户放牧主要有两种模式：（1）在牧区相邻几家牧户或亲属自愿联合，将放牧场划成二季、三季或四季牧场，共同有计划地进行草场的利用；
（2）几家牧户自愿联合投资围栏，建设一个放牧场。明确规定各牧户放牧的牲畜头数，进出围栏的时间，做到有效节约投资，并有计划、有规模地利用放牧场。
1.2 理论基础
联户放牧是没有学术界认可理论的支持，由农户自发产生的一种放牧方式，经深度剖析其内在的产权安排，发现这一制度设计非常符合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29-33］。该理论与科斯定理不同，认为公共资源可通过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实现可持续利用，其主要机制是在社区范围内实现资源利用的互相监督，这既能防止“公地悲剧”，又能降低监督成本，实现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28］。当既要满足生产需要又要考虑生态成本等外部性因素的时候，理性的个人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拥挤或者资源退化的问题［19］。草地作为一种共享性资源，只有共同治理才能保证牧区的可持续发展。基于联户范围内的自主治理机制既能降低监督成本，又能增强牧民保护草地动力，有效化解了当前我国牧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困境［33］。
2.1 社会经济效应
联户放牧所具有的经济规模和多收入渠道效应（即收入增加效应）已被研究人员证实［34-40］，可以通过具体的实证案例予以说明，如表1所示，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南县，单户的畜牧业生产净收入从2012年的4.39万元持续下降到2014年的3.31万元，而联户牧户从2012年的3.66万元逐步增加到2014年的4.84万元［41］。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从2014年到2017年，单户家庭年收入从40.4万元下降到36万元，畜牧业生产净收入从6万元下降到4.5万元；
而联户家庭年收入从2014年的33.8万元增加到从2017年的36万元，畜牧业生产净收入从2014年的4.5万元增加到2017年的6.5万元［33］。与单户相比，联户经济高效的主要原因有：1）牧业基本建设（如围栏、棚圈、人力和机器等）和草场租赁等投入成本较少［34，37］；
2）牲畜死亡率较低［38-39］，联户经营对牧户的投机行为约束力强，可以在草地的承载能力范围内放牧；
3）打开围栏有助于牧区产业结构升级，增加非畜牧业就业机会和非畜牧业收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42］，减少草地资源依赖程度［43］。
表1 单户和联户放牧不同地区的年际畜牧业生产净收入变化Table 1 Interannual variation in net income from livestock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areas of single-household and multihousehold management pattern 万元/（年·户）
除此之外，联户还可以提高畜牧业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加强彼此互联互通［32］，传承发扬当地草地游牧文化。同时，有助于提高牧户之间生态要素资源流动，增强彼此风险抵抗能力（如，旱雪蝗鼠等灾害），有助于缓解水源不均的问题，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和社会-生态的弹性能力［44］，降低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28］。
2.2 生态效应
联户放牧作为草地退化治理的重要载体模式［19］，可以有效扩大放牧半径，降低“围栏效应”［45］，对改善草地生态系统功能起到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联户放牧有助于改善土壤质量，提高土壤肥力，土壤有机碳、总氮和总磷指标在联户模式下（47，4.6，0.77 g/kg） 显著高于单户模式（43，4.3，0.73 g/kg）［27］，联户放牧可以有效提高地上生物量以及物种丰富度［25］；
有助于提升草地固碳能力，单户放牧相对于联户管理的草原有机碳损失0.41 Mg C/hm2·a），遏制气候变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26，29］，如，四川若尔盖县从以社区为基础的季节性放牧过渡到以家庭为基础的连续放牧，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从-0.62 kgCO2-eq/kg肉增加到10.51 kgCO2-eq/kg肉［29］。联户放牧还有助于打破生境破碎化，改善生态廊道，保护生物多样性［46］。同时，空间上异质的排泄物有助于幼苗的建植和群落的更新；
有助于优化牲畜载畜量和出栏率。相比于单户放牧，联户放牧更能减缓草地退化，提高生态效率［46］。从生态效率的角度来看，与单户模式相比，联户模式具有更好的环境、经济和输入性能［47］，因此更适合于长距离的放牧。放牧距离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单位面积放牧强度［14］，使草地保持相对较好的生态条件［34］。
2.3 规模效应
研究人员还对联户生态效益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尚无定论。例如，有学者研究发现，联户规模与物种多样性呈正相关关系［35］，也有研究发现，联户规模较大的牧户比小规模联户更有能力远离放牧强度大的定居中心，这种扩展性的移动与空间生态模式（如充足的水源和矿物质、茂盛的牧草等）相匹配［48］。但有研究发现，与小规模和大规模联户相比，中等规模联户（11-21户）的草场质量最好，他们将这一原因归结于：在管理因素和自然因素双重约束下，中等规模联户的草畜基本平衡，不存在超载过牧现象［49-50］。该研究中，小规模联户因缺乏约束动力更容易引起草畜失衡的结果，与李重阳［51］和周岐燃［52］等的结果类似，而大规模联户在收益小于决策成本的情况下也易导致草畜失衡的结果，与Wilmer等［53］的结果一致。不过，小规模联户（尤其在我国）是否更容易引发超载过牧，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3.1 联户放牧模式的作用机制
联户放牧作为对管理政策改进的策略，核心在于既能实现“草地游牧”的本土化特色，又能促进对草地管理政策的进一步落实，还能保证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28］，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有效转化利用草地生态恢复过程的不确定性，从而规避了过往草地管理制度的治理缺陷。
基于社区的联户管理可以促进低成本的外部排斥［54］，在畜群监管中实现规模经济，平等获得牧草资源，减轻环境风险，迅速解决相关纠纷［5，55］，以联户为基础的自我管理是目前最好的策略，群体放牧等政策可以帮助牧民增加畜群流动性，对可持续地在草地上饲养牲畜至关重要［30］。非平衡理论认为［28］，为了获取不同的时空分布的资源，移动放牧本质上是一种随机应变的行为调整和资源利用策略，当资源数量和质量在时空分布上不可预测时，能够灵活随机地迁移是对于草场资源有效使用的一种策略。从几千年的放牧历史来看，联户放牧经营模式是对当代草地管理政策作出的积极响应，是牧民基于长期生存经验和本土知识作出的实践选择，十分符合牧民原生生态文化。牧民长期与资源恶劣条件抗争，培养了他们主动合作、共同抗击风险的自然选择，族群社区是这种传统游牧习惯最好的体现。
3.2 联户放牧模式的自身缺陷
如果联户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背景、兴趣和技能等相差较大时，会造成联户成本的增加，即联户前，各牧户独自放牧，只了解自己的草场状况；
联户后，还要了解其他牧户的草场信息，并且，由于牧户之间缺乏统一行动的经历，还需召开会议，以决定何时转场、转场到哪里等问题［53］，否则联户便无法从集体行动中获取收益，甚至破坏集体行动本身［56-57］。当然，如果外界能够提供被动性联户所需的基础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成为主动联户，进而减少内在成本，增加净收益［58］。比如，在法国，Rigolot等发现［59］，农户和牧户在高山夏季草场之间的联户放牧，通过牲畜在草地和耕地（秋收之后也可放牧）之间的转移，可获得犹如技术性的经济收益。也有研究发现，不同质的利益相关者，通过管理策略的逐步实施和集体学习，能够做出生态系统水平上的管理决策，而且成本是有效的［60］。
在牧区社会经济系统不断演变的情况下，邻里牧户之间的联户变得愈加困难，即牧户之间的同质性在下降，如草地面积、水源甚至贫富差距的不对等以及社会关系的恶化等。这种情况下，需外界推动，才有可能使联户放牧成为可能，进而将“异质性”内化为一种效益。所以，随着草地生态恢复和草地管理制度变革的现实需要，这种草地利用方式的差异化选择将会更加受到研究人员、管理人员的密切关注，这一草地管理模式的实践经验与外力推动也将在未来草地管理政策设计中愈加重要。
以上分析表明，草原联户放牧经营模式是目前解决草原经营制度所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不仅对缓解草畜矛盾、保护草原生态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也能够解放牧区劳动力，为牧民创造多元化的增收空间，草原联户放牧生产经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改善草地退化状态，提高牧区牧民经济水平，对于草地可持续发展和地区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和历史意义。这一特色管理模式能一定程度克服草地管理政策的制度缺陷，对完善补充创新草地宏观政策的设计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但由于缺乏政策保障和政府监管，亟待需要外力实现更为广泛的管理体制机制。灵活多样性的产权制度安排将是未来草地管理政策设计中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未来草地管理制度设计中应注重考虑：1）牧区本土知识的政策化；
2）新型职业牧民的培育；
3）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内容设计；
4）围栏拆建的科学性。
4.1 寻求牧区本土知识的政策化
众多科学研究只关注草地退化及相关政策实施的效果，忽略了牧民本土知识的重要性，这些本土知识是对从当地资源利用和长期的管理实践中积累，是相关学者、政府政策制定者、NGO组织等的知识盲区。在过去对牧区政策的设计大多基于“假设牧民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场漠不关心”的认知，但联户管理模式的出现，则说明实际上牧民有着丰富的生态学知识，这些知识让他们形成一些策略（包括转场放牧和牲畜品种多样化等）以降低自然环境带来的风险。未来在制定新的草地管理政策时应纳入基于社区的适应性放牧做法和本土化生态知识，注重对当地草地管理案例库的构建，从而为更好的实现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4.2 培育新型职业牧民参与草地管理
牧民作为草地资源的直接利用者和保护者，其行为决定草地的发展方向。由于当前联户放牧的牧户缺乏现代化市场化的政策引领，放牧行为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因此未来制度设计中应在注意考虑多种利益相关者观点的基础上，加大牧区生态保护动态化监管力度，对参与联户放牧的牧户予以生态奖补以及技术培训，培育新型本土专业化牧民，鼓励年轻的牧民加入，拓展牧业行业地方标准交流，鼓励设置新型牧民经济组织等，进而保障牧区持久利益。同时，制度设计要在国家一级建立法律和政策框架，重新定义社区管理的使用权，促进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作为自然资源利用的基础，为实现以生态功能保护为核心的职业化联户放牧或专业化新型社区的基层管理制度提供政策保障。
4.3 构建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多因素耦合草地管理模式
未来要实现草地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建议构建一套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的草地管理制度，通过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天然或人工草地生态系统，有效地应对社会、经济、生态挑战，提出基于草地生态系统的适应、减缓、减少风险灾害的办法，构建基于草地生态系统的管理措施，特别是对水资源和保护区的管理，从而提升草地生态系统功能多样性与多重服务的能力。
4.4 科学拆建围栏，提升围栏对草地保护的强度
联户放牧等新型模式的治理方式的出现，势必在原有围栏的基础上拆除或者重建围栏，努力实现草地牧区生态生产的时空优化配置，努力破除“围栏效应” “围栏陷阱”，实现“围栏效率”最大化是未来草地管理的重要方向。以坚持优化草地多功能性区域布局为导向，对草地分类管理、分区施策，树立生态保护、提升生态功能优先战略思想。历史证明，围栏是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联户/合作社为单位的现代游牧模式中可拆除围栏或设置动态临时围栏。因此，未来设计中应注重优化牧场围栏布局，普及基于社区的野生动植物管理，来缓解家畜与野生食草动物冲突，引导联户放牧的尺度和规格，鼓励以中等规格的草地联户放牧为主要放牧形式。同时，以家庭牧场或联户放牧为单位，建立草地信息化管理试点区，对原草地围栏提出改进和优化方案，实现以电子标桩和电子围栏替代传统围栏，达到既能保护草地又不影响生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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