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海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文明中蕴含的智慧“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强调中华文明在当今世界对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面临着在复杂国际环境下进行与世界对话的身份认同的自我价值确立时代命题。五四以来学术界用“一般性与特殊性”“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等范畴构建中国价值。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倡导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中国将继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后，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关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的中华文明基础、传播对策研究三个方面。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界定研究。一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行内涵阐释：桑建泉、陈锡喜(2022)从历史确证、理论创新与价值引领三个方面阐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与意义；
韩庆祥、黄相怀(2018)从中国道路发展模式角度提出普惠价值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质和核心；
桑建泉、代玉启(2021)从人类命运共同的角度阐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叶险明(2017)从“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角度界定全人类共同价值。二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阐释：戴木才(2015)、孙天才(2017)从逻辑通路与实践关联角度进行论述。三是从与西方普世价值辨析角度进行界定：项久雨(2016)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的本质区分；
鲁品越，王永章(2017)从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转换角度进行辨析；
田鹏颖，周鑫(2019)论述了“共同价值”对“普世价值”的世界历史性超越；
汪亭友(2021)从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角度讨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
其次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文明根基研究。张鲲(2022)讨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一是探讨中华文明的人类共同价值资源：陈来(2017)阐述了传统“仁道”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张汝伦(2009)指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统一于教化。张雪侠(2021)探析了中华智慧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资源。二是探讨中华文明根基的应用价值：佟德志(2021)论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创新。戴建兵、赵雪飞(2022)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智慧方案和推动力。
再次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对策研究。韩升、段晋云(2022)论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机制建构；
韩梁、郑汉根(2022)指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媒体回答时代之问的职责所在。朱继东、刘爱彤(2021)讨论了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要论述国际传播的时代背景和策略。
以上研究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文明根基内在结构把握上，偏重于伦理方面的认知、规范、品质等维度，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的中华文明内涵缺少整体性、结构性的全面梳理，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对策应用相分离的研究瓶颈。为早日实现二十大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的战略任务，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凝练中华文明对全人类价值国际传播工作的积极因素和优化方案。
自传统文明时期，中国先民就开始思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意涵及文明传播。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区域自古人口众多、邦族林立。中华文明对于凝聚人类价值共识、引导人类价值提升有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历史经验，这些理论和历史自身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本质属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人类共同视野对“世界怎么了”的时代之问做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2]从线性历史维度上看，大变局是历史规律发展的科学结果；
从全球空间维度上看，大变局意味着国际局势和国际秩序正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革。新时代我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阐释与传播关联着新时代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节点，是整合两个一百年历史坐标与两个大局战略空间的关键所在。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首次将“全人类共同价值”明确写入文件，进一步指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新时代推进顶层设计和外交工作的重要作用：“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3]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精华，充分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原则，明确了中华文明对时代精神的理论基础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的时代命题。过去20年，我国从科技追赶型进入科技创新型行列，从世界科技第二方阵进入第一方阵，实现跨越式发展。现在至2035年我国将进入现代化强国行列。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技术发展和资本扩展，全人类逐渐形成紧密的经济共同体。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之上，不同种族、语言、文化背景的族群随着经济、文化的广泛、深入交流正逐步形成最大公约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或者纲常，是从对每个时代的现实生产、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应运而生。十八大以来，在世界格局深刻而复杂的变局中，中华文明的自我意识与“他者”的身份确立，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全人类共同体价值”的提出，中国身份的重要问题，解决了中华文明自在自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命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华文化身份标识确立的重大进步。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华文明时代化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从先秦起，华夏族即超越了血缘、地缘等外部因素的藩篱，将礼仪文明作为族类认同标志。中华文明最早的政治典籍《尚书》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段记载表述了中国先民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初构想，中华文化基于仁义德性，顺应、扩充、引领人类社会发展，以和谐的方式不断吸纳共同体成员，扩大共同体范围。孔子在六经典籍《春秋》中提出夷夏之辨，指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征是以“德”立本的文明形态，并以中华文明作为族群区分标志，将中华文明的价值规范作为超越地域、血缘、种族、民族、语言等文化表征的共同体标识。在“协和万邦”与“夷夏之辨”文化基因的熏陶下，中华文化圈不断扩展辐射范围，中华文明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和全球化浪潮推进，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中华文明面临着对内坚守文明主体性，对外彰显文明独特性的双重使命。自近代以来，西方叙事中，将中华文明作为西方文明至上、西方文化本位的边缘性阐释和补充。十八大以来，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势力受到利益纷争的干扰对中华文明做出了很多歪曲性解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华文明的时代化发展，构建新时代中国的美好国际形象，还可以回应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话语霸权，探讨新形势下全人类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之下形成不同文化表征的客观条件下，形成价值共识的意义和范畴。
历史一再证明，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承担着重要而特殊的国际责任。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给世界带来光明、稳定、美好的前景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建设性贡献。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曙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站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人类价值传播普遍面临着运用认同塑造、文化接受等当代理论资源转化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时代课题。
自先秦起，中华文明将礼仪文明作为价值共识和族类认同标志，以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中国智慧开创了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明建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牢固的文明根基。中华文明史是一部多元价值交融的历史，先秦时期、中古时期、明清以来三次文明融合浪潮给中华文明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扩大了中华文明的辐射范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共识。中华文明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内涵，是向世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
(一)“和平与发展”共同事业含藏中华价值有机体
“和平”虽然是一个现代汉语词汇，但在古代典籍中就有连用的记载。据考证，“和平”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中：“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国语·周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更加有趣的是，这句话蕴含着和平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在中华文明中，“和”与“平”代表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社会中，用于调整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价值体系被称为“礼”，先秦时期“礼”同“乐”共同组成了华夏文明主要的价值系统，并随着后世发展绵延两千多年。中华文明因此被称为“礼乐”文明，“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平是中华文明价值规范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处理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中华文明自古有和平的文化传统，“万邦协和”奠定了中华文明外交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和平的外交准则在历史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有效维系、发展中华文化圈和辐射范围和发展壮大。
在礼乐体系下，“凡音者，生人心者也”(《礼记·乐记》)。和平之声意味着社会的多元价值观趋于共识，呈现出社会成员之间、各城邦之间的关系和乐、安宁。“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古人认为，当一个社会充盈着和平的声乐，社会的财富随即增长。和平意味社会制度、道德和律法的完善，人民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良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可以安心从事生产活动，丰富社会的物质积累，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生产关系。“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史记·货殖列传》)。
和平是全人类自古以来的共同价值追求，无论是著名的四大古国文明，抑或是轴心时代的文明，都将和平作为重要的价值标准。第24届冬奥会于2022年2月在北京圆满举行，起源于古希腊“休战”传统的奥林匹克精神传承至今，体现出世界人民千百年间对和平的共同追求。和平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要素。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价值将掠夺与发展联系在一起，不符合全人类长久的共同利益。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出，个人的灵魂与共同体保持和平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目标，也是社会组织立法的最终目的。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上承中华文明“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史记·货殖列传》)的优良传统，吸收全球化发展实践中各国家、地区、民族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代表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中华传统和平与发展思想之渊源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时代化发展的精华。
(二)“公平与正义”共同理想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公平和正义是中华文明最著名的政治理念之一。公平和正义在古代汉语环境下，通常指示相同的意义，如万俊人曾指出：“在汉语语境中，正义、公平、公正和公道这些概念几乎可以通用。”[4]但是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我们有必要对两个现代词汇做出区分。如《现代汉语词典》对“公平”的解释是：正直，没有偏私；
对“正义”的解释是：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英文中的公平概念相对博杂，有just、fairness、impartial、equitable、square等多种表述，而正义对应justice一词较为明确。公平多用于社会学和法学，侧重于分配行为中的公正和平等；
正义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代表着指向“善”的价值取向。“无偏无陂，遵王之义”(《尚书·洪范》)，公平与正义包含了从行为到价值上整体的公正性，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
以利为义是中国古代基本的政治主张：“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大学》)。“义利之辩”是中华文化中最根本的命题之一。孔子认为先利后义，“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墨子则认为义和利是一致的，利益的正当分配即为正义：“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中国哲学不仅从“礼”的实践层面重视公平与正义，公平与正义是根植于中国哲学“体”的层面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哲学实现“万物与我并生，天地与我为一”最高境界的需要。庄子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道家认为公平、正义是宇宙本体、宇宙法则‘道’的基本价值品性。”[5]儒家典籍六经之一的《春秋》记载了春秋时期不同邦国之间的外交、战争等事宜，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法和外交纲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处理外交事宜中的“正义”观。薛季宣将《春秋》性质定义为“反正之经”：“《春秋》反正之经也。《礼》《易》《诗》《书》始终乎正，《春秋》记录不正，所以反之正。反正以其所不正，则《五经》之教，无时而或替也。”[6]
孔子在谈论政治治理时曾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公平和正义既是人们共同追求的善，也是社会良性分配和秩序稳定的前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成员对公平和正义的需求越来越高。美国心理学家在1965年提出，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与酬劳分配的公平性关联性越来越密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的发展模式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价值判断和经济权益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和偏差问题，为国际间的和平发展与团结协作带来了不安的隐患。国际社会需要公平与正义，良好国际秩序能够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状况下的人们进行稳定、持久地合作，而只有公平和正义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才能为全人类、发展提供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使发展成果为全人类共享。
(三)“自由与民主”共同追求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汉语中的“民主”是一个外来词汇，英文为”democracy”。该词源出希腊语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合起来字面意思是“人民统治”。从词源中可以得出，“民主”一词，是一种政治统治形式，通常被称为“政体”。“人民”表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和目的，“统治”代表人民公意的管理形式和组织形式。西方现代民主思想及制度很大程度深受中世纪思想和制度影响。中世纪欧洲各国君主召集不同等级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一起开会是现代议会和立法机构的起源。君主通过问策不同利益集团以争取他们支持的活动中发展出现代民主实践的雏形。启蒙运动时期，天赋权利及政治平等的观念促进了现代议会及立法机构的产生，民主被视为实现自由的途径。19-20世纪通过自由普选而产生的代议制议会成为民主政体的主要机构。当代西方国家民主程序通常包括竞选公职、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等。从西方民主思想及实践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民主思想在理念上与中国的“民本”思想一致，都认为政治权力源自人民、服务人民。但是西方的民主实践与其理念相偏离，在实践中，西方民主制度从其起源起便是利益基团的代言人，19世纪后发展出的普选制、舆论监督、三权分立等看似保障民众公意的制度设计，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究其原因，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华文明当中寻找答案。
中华文明传统中的民主、自由思想由来已久，其中最著名的是“民本”思想。中国最早的政治典籍《尚书》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7]战国时期孟子提出著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思想，成为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与西方民主思想不同，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不是空洞的理念，唐太宗李世民云：“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8]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并不是抽象、空洞的人民权利，是与物质发展、生存保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制度层面上看，中国古代的政教系统将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相结合，将教化视为政治目的，并发展出科举制度，被英国吸纳创制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从个人心性的角度，中华文明通过社会政教系统培育个体的道德人格，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留出自由穿行的空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孔颜乐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中国哲学境界为人的自由提供了终极归宿。
马克思指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9]。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的生存作为前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存在脱离人的生存和生命的自由人格发展和价值理念。中华传统的民主、自由理念从根基上具有可行性和实践性。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人通过社会制度到达自由境界，从经济基础、到社会结构再到个体之间形成完整的逻辑通路和实践闭环。这三个层面紧密相连，不可分割。鉴于此，新时代党中央继承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世界提供了民主、自由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方案，彰显出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形态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全面超越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实现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统一。
新时代中国对内受到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挑战，对外受到中国威胁论、人权问题等国际舆论的恶意抹黑，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接受与认同增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华文明根基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理论资源和当代功能价值转化资源，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蕴含的中华文明根基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增进新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路径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新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增强对外传播动力驱动机制，构建阐释与澄清并举的话语体系，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最持久、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文明力量。
(一)中华“礼乐”文明根基增进全人类共同价值接受与认同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接受理论及认同增进路径，是国际传播的先导和基础。中华文明以“礼乐”著称，“礼之用，和为贵”的文明传统在凝聚价值共识、维护人类秩序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及高超的理论论述。儒家经典《尚书》《礼记》《春秋》等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在常道与权制、仁义与礼法、道德与宪纲之间的关系及张力结构。礼乐文明在历朝历代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延续三代文明道统和当代政教传统之间的分野。不同时代礼乐思想中在立国宗旨、治体规模、纪常法度原则等核心问题中存在着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应对具体时代和具体国情相应的政体大意、风俗民情、教化风尚等时代流变，从对礼乐文明的根基和源头进行守护与对政教风俗的时代化调试相结合以达到对具体朝代和历史语境中对礼乐文明秩序的传承与创造。
中华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治理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礼法系统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具体而言，传统礼乐文明主要包括礼、乐和教化系统三方面。礼乐文明在制礼方面贯彻“通百代之变”的宪制意识，孔子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大立法者，代表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对国际道义、普遍法制、宪制理念的担当。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标志，超越了血缘、民族、种族、语言、地理边界等客观藩篱，将礼乐系统为标志的中华文明作为华夏文化的认同标志，对当代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性导向共同善的价值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是人类文明持续性、普遍性、一致性、正当性的价值追求在当代世界的高度凝练。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当代世界的文明土壤中生长出来，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是中华礼乐文明与全球优秀文明成果相互碰撞、交流互鉴、价值融通的最新成果。“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全人类共同价值根植于立足世界、国家、个人三个层面，既有政治制度层面，也有文化价值归属，将当代最先进的文明成果融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凝聚最大公约数人类的价值共识，并在人类认识的科学规律与历史规范统一指导下引领全人类形成全新的价值认知体系，也将带来传播技术手段与传播文化形式的革命。
(二)中华“天下观”涵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中国作为国家主体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挥大国作用，承担国际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中国国家形象的主体路径与传播抓手。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原则的文化基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增进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全人类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我们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顶层设计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外交途径与主体保障。中国共产党激活创新了中华文明传统“天下观”中的修齐治平、怀德柔远等要素，积极发挥新时代历史主动性，对传统文明中的“大一统”等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国际交往、国际治理之道与当今时代的结合点与共鸣，向世界彰显新时代中国希望与各国携手共进的文明底蕴与前进方向。夏商周三代的文献考据表明，“中国”的概念是在“中心”与“四方”的政治关系框架中逐步形成的，“中”虽然表示政权中心的含义，但其在区别“四方”诸国时表示文明的含义，“中”表示高级文明对四海的统摄。“中国”一词从创立起就包含着天下外交意蕴与国际交流色彩，后世“中国”一词成为中央政权的特称，政治与文明的统一形成了中华文明“天下观”向中心聚拢的政治文明发展模式，成为历史“中华文化圈”的文化塑型模型和文明传播方案，涵养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外交形态与文明传播。
西方政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从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利益间的合作与冲突。中华文明“天下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拥有共同的命运，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不同文化圈之间彼此联系、休戚相关。基于此，中国在天下一体的文明涵养下，在多元化、自由主义泛滥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凝聚最大公约数人类价值共识的呼吁与理想，是新时代大国外交的价值基石，引领新型国际治理理念，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国际治理体系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与促进世界的繁荣发展相结合，既顺应了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趋势，符合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客观局势，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兼济天下观念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的天下达道与国际担当。
(三)中华价值赋能“讲好中国故事”
新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的中心策略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传播的最终环节，横向上涉及人类文明根源与当代文化表征、中华文明传统与世界文明互鉴的传统与当代、中国与世界两大对话主体，纵向跨越价值维度、政治维度、叙事维度三大立体化文化维度，是一个整体、有机的复合文化传播系统。讲故事是现代传媒的核心，讲好故事的核心在于故事的叙事最终呈现出的价值。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关键在于明确表达中国故事中的中国价值。以推动中华文化向外传播，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弘扬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的文化盛典，不同文明传统在文明源头处颇有相通之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要的文明宝库。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11月10日访问希腊时发表署名文章《让古老文明照鉴未来》中指出“伟大的古老文明都是相似的”“伟大的古老文明都是相知的”“伟大的古老文明更是相亲的”。德国学者雅斯贝斯提出前公元2500年左右，不同地区不约而同出现了一批文明奠基者，他们宣扬颇为相通的普世价值与文明形态。中国故事的叙事表达用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阐释中国当代实践，并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与中国价值，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过程中凝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元素，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凝结的中华文明底蕴彰显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华价值不仅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对中国故事的叙事结构与话语体系进行资源转化与文化供给，也可以为中国故事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现在，世界正处在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动荡变革期，充满着不确定性与不安全因素，但是，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追求是确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0]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叙事一方面是科学地、严谨地传播科学，遵照可感性直观、可证事实、可逻辑推论的严格的、定义完整的叙事模型，另一方面其故事和表达离不开交织于文化的朦胧地、诗性地甚至神秘的故事载体，如纪实、文学以及公文材料等，这些文字和影视材料中富含隐喻的、道德的、教育的指向价值的叙事关系着中国故事的最终呈现效果与传播效能，关系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向的最终人文关怀，维护着人类文明的一致性与连续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厚德载物、亲仁善邻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新时代中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世界各国行天下之大道，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凝聚最大公约数的人类共同体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猜你喜欢全人类中华文明文明4000年前的中华文明什么样儿？军事文摘(2022年20期)2023-01-20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9期)2021-10-11请文明演绎银潮(2021年8期)2021-09-10关于献血世界博览(2021年7期)2021-04-19疯狂的重量科普童话·百科探秘(2021年12期)2021-01-19追寻“华胥氏”——中华文明的早期开垦者当代陕西(2020年16期)2020-09-11漫说文明农村百事通(2020年11期)2020-06-27把中华文明的底色铺陈好中华诗词(2019年4期)2019-10-08对不文明说“不”作文周刊·小学一年级版(2016年42期)2017-06-06文明歌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6年5期)2016-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