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婧 罗 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驱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根、魂、梦”和“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侨务工作主题，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侨务工作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指导。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和使命，对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1]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侨乡广东省汕头市视察时说：“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这些重要论述，正是对华侨华人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力量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团结对象的肯定和期许。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将那些经历了“本土——海外——本土”迁移路线的跨国移民群体，称之为“回归移民”，专指那些曾经离开祖国，后来又重新回到自己祖籍国的人们或者他们的后代。[2]西方学者频繁使用Return migration这一术语专指海外移民返回其祖国定居的行为，并基于跨国主义移民的三角模式、循环迁移理论、推-拉理论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3]国内学界对重返祖国定居的海外移民使用“归侨”[4]这一术语进行界定，对人口跨境迁移的研究基本归入“华侨华人研究”的范畴。从国家认同视角进行华侨农场的实证调查起始于20世纪初，美国学者富海亮、[5]日本学者田中恭子、[6]奈仓京子[7]以移民迁移模式、华侨对迁入地的适应，分析华侨农场重建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揭示归侨认同意识与归侨社区内部传统调适和整合机制之间的关系。曾少聪、李善龙、[8]张国雄、[9]张春旺、[10]李鸿阶、童莹[11]等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阐释中国对外政策和侨务政策，强调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的推动者作用。李明欢、[12]刘朝晖、[13]俞云平[14]等学者通过考察归侨群体之间的关系建构、归侨与非归侨的差异，从移民迁移模式、华侨对迁入地的适应中发掘华侨移民的发展变迁和文化重构等问题。张晶盈、[15]甘开鹏、牟军、[16]胡修雷、[17]邹宇灵、[18]张姗[19]等以侨乡社区、华侨农场作为田野点，对比回归移民、华人华侨在之前所处的国家、社会、文化结构及其影响，探讨经历跨国移民成为中国公民且与社区群体相互交流交往和相互认同的过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当前民族工作的最新理论指南和最重要的实践方向。处在圆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对象在不断丰富和拓展，华侨华人、归侨移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他们作为连接海内外的双向窗口，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意蕴包含着“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建意识、共同发展中华民族的共担意识、共同享有中华民族文化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意识”，只有铸牢海内外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聚合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正能量，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美好愿景。
(一)回归移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依据
从集体自觉的层面讲，中华民族之实居先，中华民族之名在后。司马迁《史记》中“华夷共祖”的朴素共同体思想是“华夷民族观的一个历史性进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初的思想基础”，“华”字是一个族别意涵的概念，“中华”一词是从“中国”和“华夏”两词中各取一字复合而成，既具有政治文明的意涵，也有族类文化的意味，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文化与族群相整合的政治文化概念。从政治层面看，中华意味着正统与合法性；
从文化层面看，中华意味着文明和道义性。[20]而在“华侨”一词中的“华”则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定义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华人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后裔。[21][22]加了一个“侨”字，就是表示他们是暂时在外，希望他们与中国保持联络，“侨”这个概念词源于古老高贵的行为，指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履行一种责任，利人亦利己。[23]以历史上的华夷观作为基本参照系看，唐人有言：“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以此看来，中华的礼仪之邦意味更为显著，与中国的概念常常贯通，皆是一文化美誉的祖国指称。[24]
“华人”“华民”“华工”“华商”乃至“华侨”等词，包括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等称谓，在清朝晚期开始在海内外华文媒体中逐渐流行开来。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尽管此时行文中的“中华民族”尚与华夏族、汉民族、炎黄遗族有等同的意味，但在国民自觉觉醒之后，中华民族的广涵性已经相对明确，“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这表明，梁启超已将清朝疆域境内各民族视作一个整体。[24]-[29]在此意义上的“中国人”或“华人”，也就为现代中华民族自觉观念的形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基础性政治文化构成部分。回顾华侨华人的历史是一部备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欺凌、压榨、血泪斑斑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千百万华侨同胞用辛勤的汗水和聪明才智，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铸牢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当下一项紧迫的研究课题和任务。不应仅把眼光聚焦于国内民族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也应将民族研究的对象从单纯的少数民族研究，调整为包括少数民族、汉族、中华民族、族群、国族各类社会群体，并从中国境内研究扩大到世界各地，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联系起来。
(二)回归移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
侨务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壮大，华侨华人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让广大华侨华人更深入地参与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中是侨务工作的重要着力点。目前全球华侨华人总人数有6000多万，[30][31]东南亚华侨华人人口众多，有3348多万居住在东南亚各国，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也占世界华侨华人总人口的73%[32]。华侨华人作为具有多角色、多参照标的、多社会网络的个体，其个体及其群体的国家、身份认同问题是其重点。海外华侨华人保留和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元素，并且给其居住地打上深深的中国烙印，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天然桥梁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回归国内的华侨移民则进一步推动着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新时代侨务工作凝侨心、慧侨智、聚侨力和护侨益，最大限度地汇集广大侨胞巨大能量，为实现“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华人华侨在族际生产生活深度交往、文化深度交流、情感深度交融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群众之间的心灵相通、兼容并蓄、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在这一社会结构内部孕育着文化形态各异的地方共同体，它们通过共同的经济网络、社会网络、政治网络、文化网络凝聚在一起，形成多元性与共同性稳定共生的关系，最终实现一体融合。
华侨华人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力量，祖国的强弱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华人移民对住在国的身份认同，不仅关涉华人对自身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归类，而且关涉华人与祖籍国和住在国的关系定位，以及华人祖籍国和基地，成为具备丰富“侨元素”的独特区域。华侨华人分布于世界各地，具有广泛的人力资源、全球性的华商网络、融通中外文化的优势等特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依托自身拥有的优势，在宣介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民心相通，参与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融通中外经济发展，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加强文化互学互鉴等层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针对后疫时代华侨华人群体内部构成发生了新变化，新一代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情感联系和心理认同需要加强引领。不容忽视的是中外国家关系、海外华侨住在国的国家政策和民族政策、中国对外政策和侨务政策的变化等是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在此背景下，新时代侨务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涵养侨务资源与运用侨智侨资相辅相成，坚持侨务工作部门引导与侨胞主体作用结合联动，推行了一系列保障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东南亚国家发生3次较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共有数十万华侨被迫回到中国，这些因战争、政治迫害及因经济状况恶化而无法生存、被迫回国定居的人群被定义称为难民、回归移民、归难侨。[33]国家将被迫迁回国的回归移民进行集中安置，安置建设的农垦农场就叫华侨农场。回归移民、华侨农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回归祖国的产物，也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经济发展现象。[34]笔者从2017年开始深入到BC华侨农场开展田野调查，在查阅相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BC县内四个华侨社区内不仅居住着来自东南亚印尼、印度、缅甸、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等8个国家的归难侨回归移民8000余人，同时还有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原因进驻农场的民众等都驻扎农场，近几年外来的打工者和因周边山区恶劣的生存环境而搬入社区的“山上人”等人口不断汇入①。
目前农场社区内共汇聚汉、白、彝、傈僳、回、苗、拉祜7个世居民族和傣、京、壮、纳西、布朗、阿昌等散杂居少数民族②③。回归移民定居华侨农场已近50年，华侨社区成为当下华人华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田野点，本文采用“多元社区”概念，通过多次的田野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性观察，受访者包括部分农场社区领导和行政工作人员、不同时期的回归华侨移民，参与的活动包括农场社区的非正式活动(私人聚会、商贸交易会谈、节庆日活动等)。从多元社区的形成、归侨文化与认同意识等方面做考察，通过内部文化差异、民族动态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认同整合问题，考察归侨社区内部多元异质的群体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关系调适，探讨多民族归侨社区在多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中不断促进社区各民族居民之间交往关系，以期在移民流动的新趋势下了解回归移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举措，为促进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滋养，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设工程的支撑。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中华儿女共同的根，海内外中华儿女、回归华侨华人和国内各民族儿女同根同源、情深意长。东南亚回归移民在回国初期以一种类似“无根”“落叶归根”的客观现实进入当地人的生活圈，为了让他们更快适应和融入国内生活“落地生根”。在1960年印尼归侨回国时，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但为迎接印尼归侨回国，三个华侨农场在安置初期就提前做好了建房工作，实现回归移民进驻农场就分配住房作为安身之所。其中TH农场党委还决定修建“迎侨堂”④作为归侨综合活动场所，当时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务院专款，此外木料是组织全场劳动力从周边山区一根根抬出来，所用的砖瓦则是农场自制，当下“迎侨堂”更是成为多元社区内各民族群众通过举办各类文体艺术活动或组织饮食聚会之所。归侨HGJ和HGQ曾在印度从事木工家具制作，回归安顿后积极主动报名投身到美化居住环境的建设中。因他们做的木料家具选料考究、工艺精良，改革开放后合伙开起家具店，成为农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做家具生意的姻缘，让HGJ的女儿认识了缅甸籍商人MML，当下他们组建起一家三国的移民家庭，还做起了玉石、香料等生意。在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回归移民和社区农场各民族群众立足侨区独特优势，挖掘侨乡历史、建筑、饮食、服饰、民俗等文化精髓，利用远近闻名的“二队咖啡”“小越南”“华侨荟馆”等具有浓厚侨乡饮食特色的餐饮企业，大力发展华侨社区内的侨乡饮食文化，东南亚各国归侨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特色优势被不断认可强化。他们还自发组建“金侨文艺队”及乐队，创作了一批具有南亚、东南亚风情特色的文艺节目在全县水果产业推广，以民族文化活动广场为依托，组织各少数民族和归侨侨眷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东南亚水果物资交易，共创共建“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家园”。
调研中我们看到越南归侨XJH夫妇与朱苦拉村的彝族村民CHJ合作研发朱苦拉二对咖啡系列产品，回归移民对住在国咖啡文化的传播，多元社区内各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消化这一文化交流行为以团结共融的心态和方式实现着对多元文化的调适和追求，成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见证者和民族团结的促进者等角色。二对咖啡所展现的多元社区内民众对待外来文化的包容态度和开放吸收的创造能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基层社会拥有文明互鉴、文化平等交流的广泛的民众基础和长期的社会实践基础。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各少数民族与归侨侨眷之间的感情更加融合、经济交往日益密切，民族团结氛围更加浓厚，结下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兄弟情谊，社区内呈现民族和谐共处的美好景象。正如云南大学马翀炜教授提到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包括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35]“不管我们如何客观地分析、探讨归侨的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认同是一种动态的主观建构”。在“回归——重组——共建——重铸”中归侨们在不知不觉中更加深入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当农场社区这一在多元聚合的空间内，不同群体之间虽然存在区分身份的界限，各民族群体互动丰富多彩，社区呈现横向多元族裔色彩的民族、语言、文化习俗等分化和纵向如收入、教育、职业等分化，同时社区居民需求日益复杂化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特点，在社区生活的交往激发族群交流活力，提升各群体对社区归属感。
华侨社区这一“小生境”内“通道”是各民族儿女彼此生产生活的需要。回归移民在他乡他国不过是“侨居”而今天在华侨农场是“共居”。积极解决联谊是做好华侨华人工作的首要环节，在华侨聚居社区中，归侨由于共同的异国出生、成长境遇，使他们亲如一家人，因此回归移民共同体不容置疑，但也曾经令人担忧，有的人认为归侨在心理上与边境地区本地居民存在一系列差异性，因此文化与社会融入会出现问题。为此华侨社区牢固树立“侨胞利益无小事”的观念，一方面积极加强与海外社团的联系和信息沟通，主动参与、支持友好社团在海外举办区域性联谊恳亲活动，鼓励和协助华侨华人地缘性、宗亲性、行业性社团回家乡举办联谊、恳亲、商贸活动。同时依托亲情乡谊与合作交流，发展同海外侨胞的交往，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努力拓宽工作面，整合各部门力量，充分发挥侨务部门统筹协调作用；
另一方面用“心”为侨服务，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工作主题，大力宣传国家和省州民族团结相关政策，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技能水平，扩大劳务输出，拓宽增收渠道；
对贫困归侨侨眷实行优先列入规划、优先安排扶贫资金、优先实施扶贫项目，变“输血”为“造血”，将“帮扶”向“帮富”迈进，引导归侨侨眷采取多种形式创业发展，从根本上帮助解决贫困问题。使多元社区内各族群众和广大归侨侨眷明白各民族间要手足相亲，邻里相助，尊重差异，包容发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维护实现民族团结一家亲。
(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浓厚的故乡故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曾论述过：“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分布在世界各地六千多万海外侨胞拥有共同的根、共同的家园，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内外中华儿女因共同的文化印记和精神基因，紧紧相连、心心相印。曾经回归移民的侨文化在国内传统社会属于特殊的异族文化，面对文化冲击，曾有人置疑归侨无根文化的稳定性，但中华文化的稳定性并不是通过僵化不变而获得，我们需正视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背后的广度与深度。颜清湟指出：“独特的中国方言和中国教育制度加强了中国价值观和习俗的稳定性，中国移民具有一种中国的不顾新水土和经济环境都要保持中国的每一样东西的强烈愿望。”[36]历史学家王赓武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提出海外华人的“三重文化中心”理论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分层理论，并深入阐明华人社会多重认同分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37]民族认同是个体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特定的族群，而自己的思想、意识等也受到这一族群身份的影响。回归移民与不同群体互动往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与场内群体的互动中，他们跨越群体界限或维持群体界限，同时也建立新的群体界限，与场外群体的互动中，利益关系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回归移民在跨境再流动过程中得到海外亲友的帮助，群体关系互动明显，农场社区内的华侨文化建设、乡风文明等工作都发挥积极作用。
在回归的五十年时间里，经历了婚姻关系缔结和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交流交往交融，社区农场内有一家来自四国现有三个民族信仰的家庭，有回归农场后进行二次空间置换，从华侨农场迁移到港澳或第三国的二次移民家庭，有在疫情爆发后，二次移民再次回归农场的华侨华人。移民尽管回归地不同、籍贯民族不同，虽然在生活习惯、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归来后各自仍保持着而各自所负载的独特文化，在这一多元社区内不同群体之间虽然存在区分身份的界限，文化适应与群体互动丰富多彩，社区日渐呈现横向多元族裔色彩的民族、语言、文化习俗等分化和纵向如收入、教育、职业等分化，同时社区居民需求日益复杂化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特点。归侨们在社区内不仅渴望“中国人”的身份，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的身份。从观念和认识层面看，正是由于各自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以及回归时期的不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的不理解或者不适应；
共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又使他们在持续的接触中不断调适自身的传统和习惯，在当地政府部分的引导和帮助下，多元社区中所有民众都积极将生活习惯进行调整，相互适应着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好，我们是中国人”的认同已经扎根回归移民的内心。
跨国流动具有选择性文化适应的意义，而回归移民不断地突破文化适应的被动实践。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今天大部分的归侨已经不再强调自己异国出生的身份，反而不断追溯自己的祖籍，以及国内同胞帮助他们回归生根发展的历史。在相互接触与适应中，归侨文化顺应群体发展并进行更新，成为归侨获得认可与丰富自身文化的途径，同时这些归侨的祖籍都在国内，无论是在他国生存或回到国内生活的过程，场域中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直存在。他们作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宏大遗产的主要继承者和双重文化传承者的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疑是他们首要的文化中心，[38]华侨华人既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又汲取住在国文明、文化营养，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华侨华人文化。这一文化具有明显的跨文化、跨地域特点，使得回归移民能够适应两种文化，也成为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和使者。回归移民所具有的双重文化浸润优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通过与他们世界各地的亲戚朋友联系，推动促进中华文明与东南亚各国文化的交流互鉴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良性互动，博采众长、民族铸魂，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东南亚归侨和多元社区民族进行的大量文化交流实践，其成果融入当地，成为当下华侨社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归移民跨越多个国别、地域和文化环境，具有多重文化适应和调适。当下四个社区的文化都具有多元性，包括建场初始落户农场的群体的文化、归侨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在共同生活期间融入的新文化等，多元文化随时间变化相互影响实现了相互间的包容认同。在这个新的、也是长期居住的多元文化区域里，归侨开始新生活，亲手建构内心的归属，成为这一特殊历史群体拖家带口躲避历史灾难后获得的久违的幸福。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七次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讲道：“在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是回归移民融入社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元社区内各个民族经生产生活深度交往、文化深度交流、情感深度交融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群众之间的心灵相通、兼容并蓄、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回归移民在回国初期的农场集体生产种植经历使他们共同从生产到收割再到分配，将社会关系从个体发展建立为多元社区群体多维建构，进而发展成为与周边少数民族村落的空间交融。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东南亚归侨因家人朋友的海外关系，拓宽了信息联通渠道，在与家人朋友偶尔谈及当地没有的新鲜事物时，比如红提葡萄、阳光玫瑰、突尼斯石榴、香叶天竺葵(摸摸香)等香料的种植，发展成为社区各族群众致富的“金钥匙”。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农产品的产业发展除了有益于提高收入，更在无形中使他们与周边民族、国家经济链紧密关联在一起，互嵌式的关系结构特征进一步突显。生计方式的变迁扩展了他们社交圈和“小生境”，他们从过去生产队之间的交往打通连接起跨国家跨民族跨社区多元交往“大通道”。
“以侨为宝、引侨聚侨、以侨引侨、以侨引外”是华侨社区农场的重要工作、联谊是做好华侨华人工作的首要环节。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社区按照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动员社会力量，对贫困归侨侨眷进行帮扶救助，解决实际困难。积极争取创造条件，以增进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组织引导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努力实现对外联络的拓展，让归侨参政议政有新的提升，把社区“侨之家”建设成为侨界和谐之家、服务之家、交流之家。曾多次组织华侨到各个社区参观访友，组织经历二次移民的旅外乡亲回到在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农场，见证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归侨侨眷联系，动员他们积极主动地向国外的亲属宣传介绍农场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用亲情感召有能力的国外亲属投资兴业。按时开展每月的例会制度，加强对侨务管理工作的研讨；
逢年过节开展的慰问制度，对社区孤寡老人和困难归侨侨眷进行慰问；
社区问题通报制度，定期向社区归侨侨眷等通报社区建设情况；
建立侨商投诉协调会议制度，协调和督促解决涉侨投资纠纷，研究制定华侨投资各项政策和组织落实措施，为社区“侨之家”规范运作和侨联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为建设美丽幸福新侨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当下华侨农场存在土地、原经营场所、场地的收益被县、镇两级统筹造成了各华侨社区集体经济来源短缺，难以维持华侨社区的公共管理支出及华侨社区基础设施管理和维护。因第一代归侨以“苦侨”居多，没有祖遗房产，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经济积累较少、参与发展能力不强和华侨社区住房老旧和拥挤等问题。为切实解决好归侨侨眷户的住房问题，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让回归移民“落地生根”，从社区到各级部门全面落实侨务政策，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和《云南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实施办法》，深入引导归侨、侨眷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等、靠、要”思想，充分调动广大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主人翁精神，不等不靠，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条件，华侨社区面貌焕然一新。这也极大地激发了海外侨胞对宾川投资和捐办公益的热情，为社区改革发展打开了各方面的关系和大门，赢得了独特的发展机遇。当下在社区内归侨们不讲国家、民族、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以“中国人”名义或“华人”身份认同彼此，都倡导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这样交流交往合作引导着包括东南亚归侨在内的各民族群体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发展，并使得东南亚回归华侨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社会组织基础，是古今文明和中西文明融合的结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联结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纽带，既能解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问题，也为现代国家建设奠定了政治文化心理基础。[39]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将华侨华人称为中外友好和互利合作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他希望海外侨胞成为中华文化的热情传播者，中华民族文化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积极促进者，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民间使者。[40]回归移民作为漂泊的历史群体，经历过海外生活之后的回归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置迁移。经历空间跨越而产生文化隔阂，东南亚归侨在多元社区内以近似边缘的状态面对新生活，虽然他们在短期内难以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但是经过近五十年与不同族群的交往、融合、适应，形成具有东南亚回归移民多元社区农场特色的文化现象。新时代多元社区内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着一个不断凝聚共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将各族人民联结起来的一条重要的“线”便是中华民族认同，它为增进各族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提供了重要支撑。当下在国家政策力量的不断推动，随着东南亚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日益紧密，东南亚归侨与国内外不同群体之间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其中最为凸显的是以归侨为关键节点的“本土——海外——本土——海外——本土”的双层环流跨国网络的形成，在这一网络结构之下，应充分调动东南亚归侨作为国内外交流媒介和非官方外交家的双重角色，推动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优化整合侨务资源，更好地发挥东南亚各国华人归侨的优势，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住在国与祖籍地的文化交流，增进侨胞与家乡、归侨与农场的感情。做好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重视华人华侨群体在东南亚各国所发挥的作用。继续贯彻好“了解侨情、凝聚侨心、维护侨益、发挥侨力”的方针，提高东南亚各国华人归侨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BC四个华侨农场的回归移民尽管经历了“本土——海外——本土”迁移路线和“回归——重组——共建——重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实践，东南亚回归移民在社区长期生活的经历现已呈现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个认同。回归移民在经历了“本土——海外——本土”迁移路线过程中，形成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这“五缘”为网络的“中华文化单元”，即远离祖国，依然遵循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而当回到祖国，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又让他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重铸和增强。在多元华侨社区内的回归移民在回国之前，并未因为接受原东南亚住在国文化而抛弃中华民族的族裔认同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心理层面，即“由于血缘和历史等原因长期积淀而成的民族习俗、心理意识及思维模式等，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延展性”。在访谈和调研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回归移民的跨国网络与本土融入并不矛盾，也不会影响其对曾经所在国的政治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五个认同”。在归侨身上，“归”并不是一致性的选择结果，不是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落叶归根，而是在追求各自向往的生活中，经历了“本土——海外——本土”都始终心系一个地方的情感实现“落地生根”。维系归侨与华侨农场之间联系的情感就成为对“归”的一种解释。自华侨农场设立至今，归侨侨眷安居乐业，侨区和谐稳定，社区内各民族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祖国好、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观念已深深根植于广大归侨侨眷心中。五十年间回归移民将他们曾住国的所见所闻传回农场侨乡，带来家庭、村落、城镇的改变，形成以中外文化融合为特点的侨乡农场文化形态，侨乡社区因之成为近代以来最早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乡村，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特殊类型，在多元社区内部孕育着文化形态各异的地方共同体。经多元社区这一“小生境”的“通道”构建起共同的经济网络、社会网络、政治网络、文化网络，形成多元性与共同性稳定共生的关系，最终进一步促进了回归移民、华人华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交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宏大的理念，大多学者从理论来源、内涵特征及意义等方面关注，然而在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日复一日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归侨们在社区内不仅渴望“中国人”的身份，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的身份。在多元社区内，群外通婚不只存在于归侨与非侨之间，还存在于不同归侨之间，“山里人”和归侨之间、外来移民与农场人之间的结合。不同归侨通婚后，在家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所代表的归侨文化也占有主导地位。通过婚姻的跨界融合，包容群体文化差异带来的距离感，并促使双方相互学习彼此旳文化。通婚范围的扩大促进归侨与地方群体的互动往来，对归侨的地方融入有重要意义。虽然归侨与归侨、归侨与非侨、非侨与非侨之间都存在对应的社会网络，但在集体活动中，同质群体构成的社会网络更容易被突出。当然“一种文化是一种技术、社会结构和观念的综合构成，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适应其生存与发展的一切。文化总是经过调整和适应其自然居住地和周围的相互竞争的其他文化的。”[41]华侨社区内的归侨在近五十年来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自我群体与周边社群、全国商业群体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归侨们长期以来形成了强烈的中国国家认同，回归后积极参与社区的管理，在经济上与其他民族的密切交往等，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内涵达成一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新路径与案例。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把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得更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只有铸牢海内外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聚合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正能量，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美好愿景。东南亚回归移民所具有的双重文化浸润优势，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本文对东南亚回归移民在多元社区内族际生产生活深度交往、文化深度交流、情感深度交融的基础进行了深度调研，发掘回归移民华侨社区社会结构内部孕育着文化形态各异的地方共同体，聚焦回归移民所具有的双重文化浸润优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以侨为桥聚焦传统文化维系下，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家国认同和根脉认同，从“根脉”上去挖掘新形势下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连结，增加与海内外同胞沟通、交流“通道”。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以新时代侨务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推进“侨心凝聚”的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贯彻好“了解侨情、凝聚侨心、维护侨益、发挥侨力”的方针，提高东南亚各国归侨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向世界展示中国拥有文明互鉴、文化平等交流的广泛的民众基础和长期的社会实践基础，期望提供华侨华人、回归移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佳政策设计。
注释：
①参见董中原：《中国华侨农场史-云南海南江西吉林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到目前，我国共有华侨农林场84个，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和云南。这些安置基地的建成，使大批被迫迁回祖籍国的华侨得到了及时妥善的安排。BC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州东部，金沙江干热河谷南岸，国土面积2563平方公里，辖8镇2乡、90个村(居)委会、825个自然村、1275个村民小组。县共有太和、宾居、彩凤三个华侨农场，自1960年10月25日首批接待安置归侨以来，1960-1961年先后安置印尼归侨1678人。1963年安置印度归侨637人。1965-1969年，先后安置缅甸归侨393人，同时还接待安置了泰国、印度、新加坡、柬埔寨、马来西亚部分回归移民华侨。4个华侨社区国土面积24.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4808亩，辖33个居民小组，共3814户、8166人(其中，归侨侨眷5742人，非归侨侨眷2424人)。有散居归侨侨眷668人(其中，机关企事业单位182人，散居乡镇农村140户486人)；
在全县归侨侨眷中，有420户1681人与25个国家和地区有亲属及通讯联系。
②参见宾川县政协宾川县委员会编《宾川文史资料-侨场春秋》，云南省大理州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自2010年起，3个华侨农场根据中央和省州的安排部署，按照“三融入”的要求，将3个华侨农场以就近就便原则成建制并入周边乡镇，分别设立了4个华侨社区，即：ZC华侨社区、DY华侨社区、DLG华侨社区和LJW华侨社区，同时保留华侨农场的牌子。1958年，在回归移民进入之前，宾川县周边的邓川、洱源、凤仪、下关等地和部队的下放干部以及各地部分错划错处的“反、坏、右”近700人到达宾川后成立太和农场。1960年后，临近宾川的祥云县两个远征开荒队、突击队近2000多名队员分批进驻太和农场，开展地区协作开荒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任务，他们不仅为农场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工作完成后还有500多名队员留住农场成为成员。196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独立三团在太和、宾居成立了两个营，目的在于预防边疆地区外敌入侵，强化农业机械生产，在兵团进驻农场的四年时间里，除“抓革命促生产”外，也加强文化建设，开办初高中教育。1970年两营又接收了从四川成都的知青325人。
③根据调研得知所谓的“山上人”绝非贬义词，是与农场坝子相对应的概念。宾川县内山区多发地质灾害，居住在农场周边山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居民陆续搬迁到华侨农场附近聚居，“山上人”多来自平川山区，包括：宾川大尖峰、李子园、松坪哨、山转弯，斧菜塘等山区的少数民族移民搬迁户，他们在山区只能种包谷、洋芋、苦荞，经济效益低，交通条件极为不便，上学、就医困难，为了解决生计困境，他们在近十几年中陆续搬迁至此，在农场购买或租用房屋，安家落户的人。
④1961年5月，迎侨堂主体工程竣工，建筑面积为946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前厅、中厅、后厅三个部分。内设图书阅览室、电影放映机械设备存储室、音乐舞蹈排练室和场部机关办公室。1982年为完善其功能，又安装了排椅和天花板，增添了舞台的配套设施。在1979年安置5301人越南归侨过程中，国家政府拨给的专款达到1081.2万元，用于回归移民购置农机具、建住房，配置俺家物资，补助生活费、宾川县大营镇居住在当地政府的努力协调下，大营镇完成建房面积24157.46平方米，其中生产用房包括宿舍、厨房、集体食堂、托儿所、学校、医院等18661.11平方米，生产用房5496.3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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