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楠 唐闻晓
（1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2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贵阳 550001）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①（以下简称“五百年诗”）这是在云贵大地广为流传的一首五言诗，被奉为明代刘伯温所作，常为官方媒介与民间语群所用，是宣传云贵经济社会发展的“金字招牌”②。该诗在云贵地区几乎人人皆知，贵阳［1］、黄平［2］、兴义［3］等地都自称是“五百年诗”的起源地。
细读此诗，首先，第二句的“山”与第四句的“南”，看似押韵实则不然。根据《佩文诗韵》，“山”字属上平十五删［4］46，“南”字则属下平十三覃［4］78，此为不识韵者常误之处。其次，首句就有四个平声字，第三句的“后”以及第四句的“贵”“江”在格律上均为出格。因此，“五百年诗”是不符合诗韵格律的。对于该诗真伪，部分官媒也承认“无法找到这一说法的可靠依据”［5］78。
据笔者所查，目前学界对“五百年诗”的版本、源流、传播等尚无相关考述，对其中蕴含的贵州人民“胜江南”文化自信的历史生成、传播发展、影响程度及现实意义也无深论，论及此诗时，均系简单援引，未有考论之举③，不免有缺憾。现作初步考论。
（一）明清史料中无刘伯温撰“五百年诗”记载
史料是考据的基础，笔者所见登载“五百年诗”文章均未交代可靠出处。经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刘伯温文集、明清诗集文集笔记、明清通史史料、云贵地方史志史料等大量档案史料，均未有刘伯温撰“五百年诗”的相关记录。此外，笔者姨父系刘伯温南田后裔，在其提供的谱牒资料中，也未见“五百年诗”相关记载。
（二）谶纬书常借刘伯温名
刘伯温系佐助朱元璋讨元建明的开国功臣，尤擅象纬之学，时人将其与诸葛亮并列［6］2590，明史记载其多件卜算应验之事，称其“料事如神”［6］2592，因此，后人多传为神奇，称其“多阴阳风角之说”［6］2593，托名刘伯温的谶纬之文更是盛行于世，《烧饼歌》《金陵塔碑文》《刘伯温锦囊》等即属此列。明清更替后，因此类书籍论议运数，清廷严加禁止。例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江苏发生的刘伯温“妖书”案，当时两江总督尹继善等奏称，阜宁知县朱绣“搜出民人周瑞南家妖书一本，面写古圣遗书，所载均属狂悖。……查阅书内所撰刘伯温语，妄谈运数，不法已极”，尹请追查所载之写经人王自成、强世禄，并其子孙有无此书藏匿。得乾隆旨：“甚可恶！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岂有本朝如此爱民，百年之久，尚有此语之理？”④由此可见，当时这些谶纬卜数之书，常借刘伯温之名刊印行世，在民间有一定影响。“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此类卜语，即为此中典型代表。
（三）刘伯温从未到过云贵地区
流传于云贵的“五百年诗”说，多述为刘伯温在当地时所作，故在此需要对刘伯温是否到过云贵地区作一考证。刘伯温系浙江青田南田人（现属浙江文成县），据《明史》［6］2590-2594《故诚意伯刘公行状》［7］《明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8］等史料所述，刘伯温一生除浙江外，仅到过现今之江苏、江西、北京等地，但从未到过云贵地区。另外，贵州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方建省，而38年前的洪武八年（1375），刘伯温即已辞世，因此，刘伯温在云贵地区作“五百年诗”是难以取信的。
综上，“五百年诗”并非出自刘伯温，应系托名之作。
“五百年诗”既非刘伯温所作，那它究竟出于何处，何以形成今天的四句式样。基于史料，笔者认为原型可上溯至清代。
（一）“五百年诗”成型史
1.“五百年诗”孕于清代
雍正四年（1726）十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平长寨之乱后上疏分析“军伍”时说道：“即贵州兵弱，亦犹胜江南。”这里的贵州“胜江南”，虽与后来“五百年诗”意涵不符，但在字面上已趋近同。在这篇上疏中，鄂尔泰还深入分析了云贵地利情况，认为按照云贵地理资源等条件，本应是完全可以“胜江南”的，“云、贵两省，虽地少山多，然水旱均平，荒年甚少，且矿厂、盐井出产颇多，何至不如江南一府”；
并指出“远居天末”的云贵，困于水陆不通，才导致商贸不畅，“云贵远居天末，必须商贾流通，地方庶有生色”。鄂尔泰自知以云贵薄弱财力，不能当下成办，“必欲经始以待将来”，他相信，“迟至十年二十年，但能成事，实云贵永远之利也”［9］。这里已经蕴有云贵在未来可胜江南的寓意，因此可以认为是“五百年诗”的内在源头。
字意同一的“五百年诗”出现在光绪朝，系由贵州地方官员李元度提出。其系湖南平江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举，咸丰三年（1853）入湘军，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深得曾赏识。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补贵州按察使，光绪十二年（1886）署贵州布政使，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补授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卒于布政使任上。在贵州任职期间，李元度政绩卓著，留有《天岳山馆文钞》《国朝先正事略》等著作。当时的贵州巡抚是江苏吴县人潘霨，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署贵州巡抚，次年实授。李元度在为潘霨⑨作的一首柏梁体七言诗中写道：
出山揽辔西江湄，帝心简列西南陲。此邦乱后民苦饥，赖公噢咻完孑遗。三丰先生能前知，黄平曾作碧山栖。尝言瘠土君弗疑，五百年后逢昌期。［10］997
随后赞誉潘霨政绩“黔黎亿万惟公依，醴泉甘露集今依。三丰之言不我欺”，意指在潘巡抚的领导下，贵州将实现张三丰“五百年后逢昌期”的预言［10］997-998。历史吊诡之处正在于此，世传刘伯温的“五百年诗”却是出自张三丰。贵州福泉、黄平、遵义、瓮安、独山等地均有张三丰的传说，福泉更是因传言张三丰在此修真，而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十大道场之一；
镇远等地还口口相传有张三丰“五百年后”的相关卜语⑤。
那么，“五百年诗”的源头人物究竟是如何在世代相传中，由张三丰转为刘伯温的？由于史料缺乏，笔者目前难以给出确证答案，只能推测主要原因在于张三丰实在过于“神化”，其生卒年、籍贯、行迹、诗文等，自明代以来就争论不断，至今未有定论。在宗教、政治、文化等因素耦合下，张三丰逐渐定型为传说故事的神话人物，关于他的言语故事等也就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难以作为信史。而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刘伯温，因其时代、能力、神秘色彩等与张三丰类似，故“五百年诗”在流传中，为体现其实证力，便转而托系刘伯温所作。
2.“五百年诗”成于辛亥民初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历史大变革时期，“五百年诗”脱去谶纬的魅影，转革成为激发偏远落后的云贵地区人民奋发向上、改变命运的精神动力，及至辛亥民初时期，“五百年诗”开始成型。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结束了清王朝在贵州的封建专制统治。贵州很快建立起民主共和政权，实施一系列革命措施，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在反对袁世凯复辟时，贵州继云南之后首先响应，护国黔军英勇抗击北洋军，为护国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开发贵州的宏伟目标，计划将贵州同南方大港广州联结在一起，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
并将贵州铁路建设纳入他所设想的西南铁路系统中［11］210，226-232。此外，籍属贵州的革命党人不可胜数，他们和贵州民众一起，怀着建设家乡、摆脱贫困的美好愿望，对贵州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走向富强有着极大信心和期待，并付诸实际行动，“胜江南”的说法在此时期颇为流行。
据遵义地方文史学者杨祖恺（光绪朝探花、遵义籍辛亥革命党人杨兆麟的族侄）回忆，辛亥革命贵州起义后，遵义于北郊五里青菜关旁建石牌坊纪念，杨兆麟曾作联：
只手挽乾坤，集十八省河山，还我春秋大一统；
遗闻传父老，在五百年前后，果然云贵胜江南。⑥
据了解，杨祖恺已于2010年去世，此事确证与否已难考证，但杨兆麟在其他诗文中也表达过类似意思。他曾在一联中写道：“愿诸生人耻夜郎空大，准步追五洲，实文并进，不后中原。”⑦54此意与“胜江南”是相同的。
1915年，文学大家刘韫良在《贵州公报》上刊登一联，其上联为：
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让我一层更上，茫茫眼界拓开。看东枕衡湘，西襟滇诏，南屏越峤，北带巴夔，迢递关河。喜雄跨两游，支持起中原半壁，却好把乌蒙箐扫，马撒碉隳，鸡讲营编，龙番险扼。劳劳缔造，装构成笙歌闾里，锦绣山川。谩云竹壤偏荒，难与神州争胜概。［12］
这里，刘韫良借贵阳标志建筑甲秀楼矗立“五百年”不倒的原型，加上对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描述，反问世人，贵州为何不能“与神州争胜概”，此种“胜江南”的凭栏豪情正是辛亥民初贵州人的内心真实写照。
另据王健安回忆，1922年，其由天津回兴义，途经香港时，偶遇曾在贵州生活多年的辛亥革命党人班香圃，两人围绕1919年柳渝铁路（经贵阳）签约失败一事，有这样一段对话：
王问：“我们贵州僻处西南，交通不便，外省人士对贵州常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讥讽，你在贵州多年，到底有何观感？”
班答：“贵州是高原地区，多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是事实。但这些说话，不免言过其实，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贵州真正无晴天、无平地吗？其实，贵州宝藏很多，异日开发出来，前景大有可观；
人说：‘五百年后，云贵胜江南’，这是有远见的说法。那时才知道贵州这块土地，真是中国的一个大宝库啊！”⑧
由上可见，辛亥革命党人杨兆麟、班香圃已将李元度所作的贵州“五百年后逢昌期”，进而演化为“五百年后，云贵胜江南”式样，与今天的“五百年诗”末两句已基本一致。
3.“五百年诗”定于抗战时期
“五百年诗”整体四句最早出自抗战时期，为贵州安顺“四·八”烈士黄齐生所提出。据云南昆华女中校友李寿珍、张清兰、范立华回忆，1938年，她们三人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先锋队”（后改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由云南省工委马子卿、李家鼎等人领导）。当年暑假，副队长李家鼎通知范立华带领一部分积极分子去宜良参加夏令营活动，这次活动“实际上是地下党领导的，也是‘民先’的一次半公开的大会师”。“民先”还邀请了回桂林探亲、路过云南的黄齐生做了一次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和延安根据地的情况报告，在此次报告中，“他鼓励我们增强信心，加强斗志。他还说：‘江南千重水，云贵万重山，三十年后云贵胜江南’”⑨。这里，除“三十年后”与今之“五百年后”不同外，已与全诗基本一致。
“五百年后”诗的最终型定，最早可见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纂修的《续修安顺府志》，该书在“民生志”中记载了民间一则“隽语”：“云贵谶语：江南千千水，云贵万万山。五百年后，云贵赛江南。”［13］另有一则实证力较弱的史料可作参考，20世纪90年代，桐梓县档案局局长李思明曾向《桐梓历代诗集成》一书提供过一联，原文如下：
五百年云贵赛江南，看今日冠盖往来，真成山阴道上。
十逾月敌氛喷禹甸，到这里身心安畅，勿忘最后关头。⑩（《自题》）
虽然该书凡例要求提供史料可靠，但毕竟未注明出处，仅标示由李思明提供，经与桐梓县档案局联系，李思明已于2006年去世，可信性只能待考。
“五百年诗”的另一个地理维度是云南，但纵观云南史料，可考可用的“五百年诗”史料极少，值得提及的唯有一例，即云南著名文人罗养儒在1959年写就的《纪我所知集》中所记故事。其书说道，堪舆家汪湛海在筑昆明城时，曾在石碑上刻印十字：“五百年前后，云南胜江南。”及至近代，“昆明之景象大异，居于市内之人口，几达到五十万。市容尤美好，民气复腾扬”。罗养儒认为：“此即‘五百年前后，云南胜江南’两句话之应验也。”［14］此例出在贵州诸史料之后，当是由贵州影响而来。
综上，“五百年诗”定型历史脉络已比较清晰，应源于清代的民间传说诗谣，成于辛亥民初，最终定于抗战时期。
（二）“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五百年联”考
作者在查询史料过程中，发现与“五百年诗”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五百年联”，常与“五百年诗”互为引用、视为确证。因此，考证“五百年诗”，就很有必要对“五百年联”也做深入考究。
现今官方版的“五百年联”介绍大致是：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贵阳人赵以炯中进士，并在殿试中取得一甲第一名，中得贵州历史上首个文状元，这对被人们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时任监察御史的同乡李端棻写下一副楹联致贺：
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
喜吾黔久锺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⑪
这在贵州地区流传亦广，同“五百年诗”一道成为宣传贵州的“诗联双璧”。
但同“五百年诗”一样，这个说法依然经不起史证推敲，系由民间故事演绎而来。笔者翻遍李端棻《苾园诗存》［15］《普通学说》［16］等诗文集及清史相关资料，均未见此联。目前可考的是，这则故事的源头是同为贵阳人的辛亥革命党人漆运钧，他曾将赵以炯被点为状元的“贵州夙传”民间故事整理为《贵州状元赵以炯秘辛兼及李端棻》一文，其中记载了“五百年联”的故事。据该书述，光绪十二年（1886）廷试阅卷时，对于一甲第一名，翁同龢与另一考官争执不下，便请张之万定夺。张之万对于二人所提建议皆不采纳，反而提点赵以炯卷为最优。翁同龢解释道：“此卷本已拟元，密查名册，此系贵州人，彼省士子向无点殿者，故抑之。”张回道：“贵州人不点元，既往之事迹也，然功令实无贵州人不许点元之明文，我辈奉命阅卷，以为可进则进之，何礙焉？”虽然翁仍不满，但在张的坚持下，赵以炯最终夺魁。漆运钧在此处接述道：“时黔人京曹以贵筑李端棻（苾园）为祭酒，馆宴亦李氏主之，遂题一贺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
岂吾黔久锺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联极工切，为李氏所夙擅。”［17］此故事记载颇为生动，但因系民间故事，与科举制度亦颇多相违之处，不可作为信史。另据遵义籍辛亥革命党人何器之的侄子何人懋回忆，1930年间（何人懋时为小学六年级），何器之曾为尚稽小学撰写两副长联，其中一句为：“夜郎能自大，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⑫由此可知，“五百年联”与“五百年诗”一样，系由民间诗谣故事而来，在民间流传亦广，均代表贵州民众“胜江南”的共同情意寄托。
“五百年诗”的核心内涵是“胜江南”。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逐渐成为经济富庶、文化鼎盛之地，同时也是士人推崇的地域发展典范。江南已不仅仅是地理概念，而且成为文化上繁荣的象征。加之中华民族素来有不甘落后、奋发向上的精神文化传统，于是传统文人士子常使用“胜江南”类话语，表达对家乡或某一落后地区，通过团结奋斗实现后发赶超的肯定与愿景。永历驻跸安龙后，贵州成为南明正朔所在，自然也就成为承继中原文化正统的中心，此时“江南”所寓的文化象征已为贵州所超越，并在此后日益勃发，逐渐内塑为贵州人民“胜江南”的心理传统与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信先行的明清贵州
贵州“胜江南”之梦是先从文化开始的。贵州历史上因开发较晚，加之地理交通不利，素来被视为落后地域、文化荒漠，至元代尚只有顺元、普定和播州三路儒学，有着“黔无人”［18］的形象困境。元明更替后，贵州儒学勃兴，开科取士，一批卫学、司学、府州县学、书院等在各地创立，尤其是在弘治四年（1491）后，贵州学校不再由云南提学副使代管，本省官员有了发展文教的极大自主权与文化动力，成为贵州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此后，王阳明“龙场悟道”，创立“黔中王学”，孙应鳌、马廷锡、陈尚象等王学门人，四处讲学、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在他们的影响下，贵州书院一别于其他省份，自由讲学风气极盛，龙冈书院、阳明书院、正阳书院等均为黔中翘楚，为外省仰望；
胡尧时、蒋信、徐樾等省外名士慕名而来，贵州由此“士风为之大变”［19］。莫友芝曾就此论道：“贵州自成祖开省迄于神宗，阅二百年，人才之兴媲于上国。”［20］陈寅恪也认同明代贵州文化崛起说，认为永历南迁给贵州带来了中原文化精英群体，保证了华夏正朔的延续传承，“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21］。陈寅恪已深刻看到南明之于贵州的文化转型与地位变化，此时，永历虽居传统意义上偏远的贵州，但鲁王朱以海、郑成功、孙可望、李定国等国内反清力量均将永历视为正朔，琉球、安南等邻国也均认可永历政权，其所驻跸的贵州也就成为当时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较于清朝统治下的江南地区更具有“江南”的文化象征。由此，贵州开始在文化上成为“胜江南”的典范之地与文化轴心之地。
南明覆灭后，贵州“胜江南”传统并未消亡，反而在文化上日益兴隆，书院义学蓬勃发展，科举取士倍增于前，经学小学卓荦群省。尤其是道咸以降，以“西南三巨儒”、李端棻、赵以炯等为代表的贵州文化精英群，著书立说、兼治汉宋、重视西学，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深入汲取东西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贵州迅速崛起，喊出了“胜江南”的时代口号。杨兆麟曾称颂“西南三巨儒”道：贵州遵义“素为中原文物风气所不及。自三君子奋起于荒陬僻壤之中，海内数南中文学，为首遵义”⑦77。表示由于三人的贡献，贵州遵义由原来中原风气不及之地，奋而转为“风物胜江南”的胜地，这是当时贵州文化崛起的真实写照。郑莫黎外，赵以炯是贵州文化群后起中坚，其中状元一事是贵州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结束了科举以来贵州无文状元的历史，改变了举国士林关于贵州文化落后的陈旧刻板印象，对此，黎庶昌曾赞道：
自顺治甲申迄于今上戊子，凡二百四十五年，举状元者九十八人，不为不多。东南大省，县或至数人，而西南边徼之地，至乃合数行省、旷数百岁而不得一与，又何其难也！光绪丙戌科，吾黔贵阳赵君仲莹，实始以状元及第魁天下，中外尤以为异士在黔，闻者相与引觞称庆，有若荣宠之被其身，虽余亦不自知所以然。［22］
同时，赵以炯也是“胜江南”文化自信的持论者，据其侄孙赵汝霖、赵光骥回忆，赵氏家族流传一个故事：赵以炯在第一次进京考进士落选后，回到青岩家中苦读勤研，但其雄心壮志犹时溢于言表。一次他在楼上吟道：“一上上到赵家楼，目击江翰气横秋。眼前若无三山堵，看破江南十二州。”⑬此中“胜江南”豪情壮志已溢于言表，状元郎所言代表了当时贵州士林无比的文化自信，与道咸前之贵州士子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1946年，凌惕安编印毕《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在序文中高度赞誉明清贵州文化群贤，与以往之“黔无人”相对，发出了黔并非无人的时代强音：“黔自建省以来，名德硕彦接踵云兴。或以经济，或以劝业，或以学问，或以品概，固已彪炳当世，卓犖千秋矣。以与中州相比较，未遑多让，孰谓黔瘠而无人哉。……迨至有清一代，声教之涵濡既久，灵淑之孕育孔多，而人才之蔚起愈如火如荼，声动宙合。即如是编所纂辑，得一人已足光国史。”［23］其中“与中州相比较，未遑多让”“得一人已足光国史”等句，也与前文所提诗文一样，蕴含了贵州文化“胜江南”的寓意。
“五百年”诗首两句即突出“万重山”对于贵州发展的影响。众所皆知，贵州历史上长期囿于“地无三里平”困境，发展滞后、文化困顿。及至晚近，贵州文化群体转而视“山”为精神象征，将其作为“胜江南”的符号隐喻。1930年，赵恺为遵义修建郑莫祠并附设图书室撰文，围绕贵州“山”之表征，重点论述了文化贵州跃“层盘崔巍”之“山”“一跃而驾乎中州”的“胜江南”形象：
天下莫不边省视黔，而遵义得籍版图自明末。论者遂以文化疏逖，衡量山川，去中州远甚。然溯汉县治鄨，为今遵义地。其时康成、叔重讲学于鲁、卫，而鄨有经师注《尔雅》之文学舍人，且尹道真北学南归，亦教授于今正安，山川之层盘崔巍，其精灵何所靳哉！厥后喝奇韬灵，沦没图籍，逮有清中叶，右文诞敷，郑先生乃崛起为西南大儒，而莫先生亦啸傲其间，同享大名于一时，天下遂交推郑莫，而遵义之㫚爽光明，并一跃而驾乎中州矣！……夫地土之于人，决有所关。吾黔之山，崔崣崛奇。其高也，塞明裂坤，若划破青冥而不息，且其盘纡郁曲，穷窦谽涧，中孕玲珑巧幻以肖灵物家具，几非人工所能，而或万古不与风日相击而苍翠自盎者。故其钟毓于人，一秉雄伟骏极之气，睥睨中州而兀然不挠，而人且轻之曰：“山中人是何所负哉”。⑭
通篇文化自信跃然纸上，代表当时文化贵州崛起后，士子们已在精神上不再似往日受困于“山”的阻隔，一甩颓唐卑微，转而视“山”为贵州之傲，认为贵州是可以“睥睨中州而兀然不挠”的。赵恺对“山”文明的突破性变革表述，迥异于历来推崇平原地区“江南”文明之传统，深刻体现了新文化中心区域的独特精神气质与文化张力。
由此，及至同光，贵州文化群已蔚为国光，在文化中国版图上具有重要地位。此时，文化自信已深度融入贵州士人群体，极大激发了贵州人“胜江南”的内生动力，一时人才辈出、引世瞩目，时人惊呼“万马如龙出贵州”［24］，贵州由此开始在文化上成为“胜江南”的典范之地与文化中枢。
（二）文化再发现的抗战贵州
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贵州迎来了茅盾、丰子恺、巴金、闻一多、林同济等文化精英，浙江大学、大夏大学等“江南”高校，合力推动了贵州本土文化教育大发展。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等一批本土高校陆续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进步书店及刊物相继兴办，贵州迎来了文化教育发展的又一次高潮。与此同时，来自“江南”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观察贵州，重新发现了贵州的历史人文地理尤其是独特的民族文化，与以往典籍里落后贵州的刻板印象相比有了新的认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殊文化类型受到知识界推崇，此为贵州文化再发现时代。
高校方面。在黔的浙江大学、大夏大学等高校重量级学者云集，科研成果丰硕，师生们对贵州民族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开展了广泛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科研成果，在吴泽霖、陈国钧等一批著名学者带领下，贵州的民族史人类学研究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之地，《遵义新考》《贵州土司考》《历代贵州苗族与中原之关系》《贵州的民族教育》《威宁大花苗语字汇》等历史人类学著作影响极为深远，使世人对贵州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浙大校长竺可桢在论述“浙大之使命”时，重点论述了王学对贵州文化之意义，进而表示浙大将效仿阳明，以教育助力贵州人民，“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说。在黔不达二年，而文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力尚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25］。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贵州兴义籍）也对贵州之于复兴民族的意义作了重点阐述：
吾校乃永奠厥居于贵阳矣。夫贵州于西南为中心；
当抗战期间，实为后方之重镇；
复兴民族，于是焉基之；
其对于国家关系之重大如此。吾校既处于此等新环境中，则今后之所当努力者，盖有三要点焉：一曰抗战教育之推行也。……二曰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也。三曰促进西南之文化也。以上三事乃吾校今后努力之新目标。［26］
知识分子方面。1939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西迁途经贵州时，针对长久以来关于贵州落后贵州人愚昧的传统偏见写道：“在都市街道上，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27］此种骄傲即为一种多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林同济与赵恺相同，尤为看重贵州的“山地文明”，认为较之“平原文明”，“山地文明”方是中华民族所急需的，需要国人进一步加强重视：
我们中国文明，一向是在平原上发展，遍重于利用平原；
对“山地”的价值，始终不了解。现在抗战局面，已经迫着我们这个“平原为基”的民族，来到“山地”上寻求复兴的柱石。我们必须要认识山地，爱护山地，发挥山地的威力养林、开矿、畜牧、果艺……换言之，创造“山地文明”以补我们数千年“平原文明”之不足。即进而就民族精神方面说，“平原型”的精神，博大有余，崇高不逮。我们这个平易中庸的民族，所急急需要，也许正是一股崇高奇险的“山地型”的气魄！［28］
时任大夏大学秘书长兼教育学院院长的王裕凯在回忆“商学院之贡献”时还引用“五百年诗”，表明来自江南的知识分子群体，对贵州建设的高度重视与未来发展的高度认可：
贵州地处我国边区，且崇山峻岭，交通不便，以故商业向不发达，自大夏商学院迁黔后，王伯群校长认为银行为各种事业之母，乃倡导银行事业，促进国际贸易，并自任聚康银行名誉董事长，因此地方商业，日渐繁荣，通商惠工，不亚京沪。刘伯温寓言有曰：“江南千千水，云贵万万山，五百年后，云贵赛江南。”［29］
抗战时期贵州文化再发现是贵州文化自信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节点，对贵州文化发展繁荣具有重要影响。但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反动当局钳制贵州文化建设，压制中共地下党人的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使得抗战期间形成的文化热潮在社会面上转冷，但在其中受到洗礼的中共地下党人与党领导的进步知识分子，却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坚持斗争，在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贵州文化建设而努力，成为贵州塑造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
（三）摆脱贫困、后发赶超的当代贵州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贵州发展，布局“三线建设”，大力支持贵州开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升人民精神生活水平，对贵州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后发赶超有着极大信心和期待。1960年5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贵州党政负责人、生产模范和兄弟民族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认为贵州在党的领导下，是可以改变过去“三无”历史、实现“后来居上”的：
贵州得天独厚，山川秀丽，地下蕴藏丰富。你们把水留下来，就可以造林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挖苦贵州的话，现在人定胜天，物资丰富，留下水，气候就要改变，旱象减少，人可以把它改造成平地。贵州人民勤劳勇敢，天时地利人和，只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把工作做好，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后来居上。［30］
此时，人民群众继续用发自内心亲手创作的歌谣来赞颂“胜江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20世纪50年代的遵义地区就流传有一首民歌，沿用“江南千水云贵万山”句式，展现了人民群众建设贵州的高度热情与美好愿景：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堵水修渠道，处处金银滩。
改变山河貌，幸福万万年。［31］
与此相同，1979年7月出版的《嫦娥舒袖》诗集［32］、《小河里的新浪花（儿歌集）》［33］等一大批文学作品均自觉使用“赛江南”语句，表达了对贵州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喜悦。这些例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贵州，依然数不胜数，人们纷纷引用“五百年诗”，宣传贵州、建设贵州，希望以此作为目标，通过团结奋斗去改变千百年来贵州贫困落后的精神面貌。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五百年诗”会如此受到社会和民众推崇，常为引用、久盛不衰。
新时代是贵州“胜江南”由梦转向现实的重要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贵州干部群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努力实现“四区一高地”主定位，拿出“胜江南”的干劲、拼劲、闯劲，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黄金十年”，实现了贫困落后省份的赶超跨越，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贵州人民的精神面貌、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焕然一新，“胜江南”继续成为新时代人们追逐的梦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向而行，逐渐缩小了与江南的精神物质差距。在经济建设的良好基础上，贵州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持续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一是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贵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2021年，全省文化事业机构数达到2 084个，其中，公共图书馆达到99个，公共图书馆总藏书达到1 826.9万册件。全省拥有博物馆、纪念馆97个。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扎根人民，潜心创作，推出了一大批“有筋骨、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精品力作，推动了戏曲、话剧、舞剧、音乐剧、杂技剧，以及书画等艺术门类百花齐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繁荣蓬勃发展。2020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451.6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53%，并随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贵州持续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土司考古、史前洞穴遗址考古等文博工作实现突破进展，截至2021年底，全省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1个，国家级非遗名录103项159处，省级非遗名录628项1025处；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的列入数量，均位居全国第一。各民族同胞在传承延续各自的特色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合衍生出独特的文化气质，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山地文化、三线文化等相互交织，全社会正能量更加强劲、主旋律更加高昂，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34］。
二是教育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贵州围绕提升人均受教育年限，大力推动教育水平提质升级，实现“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全力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教育，加快建设特色教育强省。截至2021年，贵州各级各类学校共有20 843所，是1949年578所的36倍，其中普通高校75所，是1949年3所的25倍；
1949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仅有1 751人，2021年仅本专科生就达88.16万人。此外，各级各类学校有教师57.83万人、学生982.42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5.7%，较之新中国成立时有了历史性跨越［35］。
三是精神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贵州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等方式，深入挖掘和阐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新时代贵州精神，使之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大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牢牢把握住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导权，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推出一大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
组织开展“脱贫攻坚群英谱”选树宣传，从脱贫攻坚一线推出“第一书记”“基层干部”等10个行业类别先进典型，以榜样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人心、催人奋进；
深入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创建，推动人们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同时加强宣传报道疫情防控先进人物典型事迹，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凝心聚力，树立了良好的“贵州形象”，唱响了“贵州好声音”。
2017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5年来，贵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各方面工作不断有新进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脱贫攻坚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贵州取得的成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是完全正确的。”［36］并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35］的新时代贵州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与嘱托，令每一个志在摆脱贫困、“胜江南”的贵州人都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鼓舞着贵州人民继续依靠团结奋斗实现后发赶超。2021年2月5日上午，在贵州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贵州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贵州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贵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37］。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新”，是对贵州精神物质各方面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对贵州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后发赶超的新期许，深刻契合了“胜江南”的历史文化意蕴，已成为新时代贵州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根本遵循。
综上，“五百年诗”来由已基本清楚，系源于清代以来的民谣传说，成于辛亥民初阶段，定于抗战时期。创作者并不是世传的刘伯温，而是渴望改变贫困落后现状、实现赶超跨越的贵州人民。明清以来的贵州在文化上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并没有改变贵州贫困落后的面貌，当年曾与辛亥革命党人讨论“五百年后，云贵胜江南”的王健安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比感慨道：“于今思之，我们的一夕谈，确是贵州长期落后，百业凋敝的省份，地方疾苦，民不聊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已成工农业普遍发展，百事俱兴，人民康乐的世界。”⑮诚如斯言，观史鉴今可知，只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历史中走来的贵州才能充分激发出文化自信所蕴含的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实现精神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并驾齐驱赶超跨越，实现贵州人民长久以来“胜江南”的美好梦想。
注释：
①本文以《人民日报》“云贵胜江南”版为准，见人民日报.励精图治 开发贵州［N］.人民日报，1989-08-28（4）.另有“云贵赛江南”等版本（见何士光.福地贵阳［N］.人民日报，2007-06-02（8），但以“云贵胜江南”版流传最广。
② 官方宣传方面，如《人民日报》上有：1.人民日报.励精图治 开发贵州［N］.人民日报，1989-08-28（4）；
2.马平、清楚.贵州，摆脱贫困的人们［N］.人民日报，1996-08-17（7）；
3.赵剑平.我在贵州贵阳府［N］.人民日报，2007-06-16（8）.《光明日报》上有：1.吕慎.将大数据产业打造成为贵安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N］.光明日报，2014-03-01（7）；
2.王丽.落到实处、务求实效，坚持科学发展观，就一定能实现贵州发展的新跨越［N］.光明日报，2007-11-11（3）。民间传播方面，如1.黄太刚.大美汇川·诗歌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271；
2.贵阳市历史学会.贵阳故事贵阳地名趣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263；
3.徐圻.让世人了解贵州［N］.贵阳日报,2011-10-11(A11)；
4.张睿.榜样的力量［N］.贵阳晚报,2019-05-14(A16).
③参见1.王发坤.贵州建省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器［C］//纪念贵州建省590周年学术讨论会组委会.开发中的崛起——纪念贵州建省59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290；
2.刘丽.《湄江吟社诗存》价值探析［J］.贵州文史丛刊,2012(4):112;3.喻健、宋璨羽、苗义程.跨媒介传播下贵州文化形象的演变与重构研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21；
4.运春.朱元璋与贵州之谜［J］.贵州文史天地,2000(6):14.
④庆桂.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一月［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⑤张三丰赞镇远［M］.黄永锡,口述;杨德桑,整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镇远文史资料：第4辑.芷江:芷江县印刷厂,1990:161.
⑥杨祖恺.探花公撰联颂扬辛亥贵州反正［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遵义掌故:一.遵义:遵义市政协宣教文卫委员会,1999:263.
⑦杨兆麟.守拙斋集［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遵义历史文萃:二.遵义:政协遵义市宣教文卫委员会,2002.
⑧王健安.柳渝铁路事败后一夕谈［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兴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兴义市文史资料：第3辑.兴义:黔西南州印刷厂,1989:151-153.
⑨李寿珍,张清兰,范立华.昆华女中的抗日救亡运动［M］//云南省妇女联合会.云南妇女运动史资料：第4辑.昆明:云南省妇联,1983:33-34.
⑩桐梓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桐梓历代诗集成［M］.贵阳: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1998:853.
⑪文史办.清代丙戌科状元赵以炯简介［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花溪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贵阳:贵州新华印刷二厂,1988:112.
⑫何人懋.伯父何器之生平［M］//政协遵义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遵义县文史资料：第3辑.遵义:遵义汇川印务公司,1986:55.
⑬赵汝霖,赵光骥.青岩赵氏家族二三事［M］//政协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政协花溪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贵阳文史资料选辑·文化古镇青岩专辑：第38辑.贵阳:贵阳南明民政印刷厂,1993:90.
⑭赵恺.创修郑莫祠附设图书馆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遵义历史文粹:二.遵义:政协遵义市宣教文卫委员会,2002:122-123.
⑮幸必泽.从“夜郎自大”到“夜郎自小”［M］//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黔馆文集.贵阳：内部出版，20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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