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若玫
近20年国内文化研究若干热点问题研究述评
吕若玫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文化研究在我国登陆后，旋即引起了人文学者的关注，它对既往文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彻底反叛也引发了学界热议。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就文化研究的学科属性、大众文化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后者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持续数年。文化研究不能满足于译介抑或因袭西方理论，而要以一种关怀当下的眼光反察并超越自身，进而形成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广泛影响。
文化研究；
学科属性；
“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
中国经验
1999年8月，《南方文坛》第71期刊登了《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一文。该文设置了关于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4个问题，收到了54份回答，有20位相关人士参与，包括童庆炳、谢冕、陈思和等高校教授以及谢有顺、贺绍俊等报纸编辑。可见“文化研究”是当时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文化研究的草创者是以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人为代表的20世纪5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普遍认为“权力”这一概念居于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因此，文化研究的基本命题围绕着阶级、性别、种族等方面展开，并引申出有关通俗文学、大众传播、性别与种族冲突、文化身份认同等问题的思考[1]。在文化研究关注的几大领域，如大众文化、性别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文化产业、传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等，多位学者已发表出版了成果扎实的相关文章和专著，各类“概论”“导论”类教材中也有详细的专题介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在梳理和概括的基础上，从2000―2020年间国内发表的文化研究论文中选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论题，以期反映近20年国内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文化研究自身的学科属性之争
在探讨学科属性之前，需要对文化研究的形态予以阐述：同大多数文学概念一样，“文化研究”并无一个准确而统一的定义，研究者大多采取一种模糊化的描述策略。例如，罗钢和刘象愚认为：从研究对象上看，文化研究并不涉猎那些经过历史沉淀、具有“精英”属性的经典著作，而更注重以影视为媒介的当代大众文化、非主流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尤其“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2]1。金元浦将文化研究的要点归结于“对‘关系’的深度关注”：“由‘关系’寻求‘联结’、‘协同’或‘共识’”，保持自身多元独立性和更大发展的可能[3]。以上说法大致勾画出了文化研究的概貌，如果进一步对它做一个学科属性的划分，不难发现，文化研究的核心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等学说之上，概念之庞杂，注定使文化研究不容易获得一个清晰的学科定位。因此，文化研究具备跨学科，甚至反学科的属性。正如詹姆逊在《论“文化研究”》一文中所说，文化研究最好被当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4]。
从《学科化：文化研究的必然选择》《文化研究学科化即末途之旅？》《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文化研究：在体制与学科之间游走》《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等文章标题可以看出，文化研究无法归入任何一种既有的学科建制，它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学科理念，在“学科化”这一问题上甚至出现了截然对立的两种态度。文化研究的学科属性之争，深层原因在于学科体制和文化研究两者内部固有属性的矛盾。华勒斯坦等学者指出，学科“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历史产物”“代表了知识和权力两方面的结合”[5]。仅这一点就违背了文化研究的初衷。质疑权威、拒斥规范、贴近大众、对抗权力，是构成文化研究的底色；
而学科化所要求的学术标准、学术规范以及大学学科建立起来之后的学院制度化运作，让人有理由对文化研究的未来产生疑虑：学科化的文化研究是否会逐渐走向封闭化和经院化，参与和批判现实的功能大大弱化乃至丧失，进而与象牙塔里的文学研究一般无二？
尽管如此，西方和中国共同面对的情况是，反体制化、反学科化的文化研究正逐渐走上体制化、学科化的道路。陶东风坦言，文化研究可以不被视作一门学科，但是在当前的学术生态和文化研究机构生存状况下，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及体制化身份”、研究场所“都建立在高校或官方研究机构内部”，使得“非学科化”的自我标榜成为一句空谈[6]。其实这也不足为奇。事实上，文化研究的相关机构和中心，以及牵涉着科研各环节的管理、评价、职称、经费等体制[6]4–10，都是通过学科化、体制化运作起来的。早在2001年，上海大学就成立了大陆第一所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2004年又设立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中心主任王晓明表示，虽然反体制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之一，但为了培养能够有效参与文化研究的年轻人，大学必须“开辟自己的教学空间”，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7]。
另有一些学者对文化研究学科化的态度是复杂的。周宪倾向于开辟出一条与现有的文学研究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策略，希望文化研究者能够“摆脱制度的限制和文化资本的诱惑，进入真正的文化批判”[8]。赵勇引用了霍尔等人关于文化研究“非学科性”的论述，并以西方国家体制化了的文化研究陷入困境为佐证，最终落脚于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艺学应该相互融合[9]。也就是说，在“是否应当为文化研究设立一门学科”的问题上，相当一部分人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更多将其视为一种能够打破目前文艺学僵化的新的方法论，认为文化研究反学科的知识实践可以转化为文艺学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研究范式。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纠结文化研究的学科属性、一味制造与体制的对立，是既没有现实意义，也没有必要的。文化研究如何既占有开展研究必需的资源（经费、场所、资料库、人才储备等），又最大程度的保留自身话语权？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明白，向体制借力并不等于做政治的傀儡，追求乌托邦式的研究毕竟只是一种幻想。要想办法利用体制提供的资源，努力争取更多话语权以促进研究的深入，至于尺度的把握和策略的运用，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二）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文化研究自身对学科化的抵制，反而使其成为一块能吸引任何理论的磁石。这种复杂性造成了学界对它有一定了解后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赵勇在分析了两者各自的缺陷后，倡导“在文学研究中增加文化研究的维度，在文化研究中增加文学研究的维度”，最终得到一种同时兼顾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美学分析和意识形态症候分析的研究范式[10]。与这种“谋共存”的温和态度相比，童庆炳对文化研究“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11]的批评则尖锐得多。但这种说法有将“文学”的涵盖面大大缩小的嫌疑，后者所指应该是所谓的“文学经典”，但并不是只有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才有资格称为“文学”。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文化研究所作的不是继续为经典“加冕”，而是秉持知识社会学的立场，“解构经典的神话”[12]。陶东风举了一个例子——英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在文化研究产生以前，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人讨论过：剧院在伊丽莎白时代居于何种社会地位？戏剧在16―17世纪是如何被创作和生产出来的？这些戏剧面向的受众群体和接受过程是怎样的？结果表明：“对莎士比亚的解释是一个权力问题。”[12]基于这一研究，为文学经典“去神圣化”成为文化研究的显著特征。文化研究要做的是“质询经典化过程背后的权力关系，包括所谓普遍的‘审美价值’、‘文学价值’的非普遍性、历史性、地方性。文化研究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经典？’而是：‘谁之经典？’、‘谁之（经典）标准？’等带有解构意味的问题”[12]。还有人用“可疑”一词概括了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并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有效性以及“‘伪平民主义’姿态”提出了质疑[13]。
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霍尔将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理解为以“经验”为基础的主导范式；
而结构主义则更看重“实践”，否认“经验”在文化框架中的基础地位[2]。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彼此之间的张力为文化研究方法提供了多样化选择。随着20世纪90年代传媒技术日益进步，物质世界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强烈吸引着大众，与现代日常生活问题联系密切的大众文化也逐渐成为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
从现代化理论出发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一种典型范式。李泽厚、王蒙、陶东风等人肯定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不是审美价值）”[14]。戴锦华则以带有新左翼色彩的批判眼光，将其置于全球化语境下分析，认为大众文化的生产能够给作者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介入这一过程也同时“意味着经典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的无疾而终”[15]。陆扬看到了大众文化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统治阶级和资本合谋”的产物，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也未尝不可“显示为一种民主力量”[16]。
凡言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必然离不开文化工业、消费主义、电视媒体、跨国资本和“通俗”“流行”等字眼。正如王一川所下的操作性定义：大众文化是以传统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作、让接受者（大众）获得愉悦体验的日常文化形态[17]。今天我们用“文化产业”将通俗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影视剧等大众文化的各种存在形态统统囊括，但它刚刚崛起时对日常生活方式的改造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现代传媒的推动下，审美活动不再局限于美术馆、音乐厅等专门场所，媒体不间断地推销着“审美的”生活方式，点燃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和消费热情，一时间掀起了“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18]。2002年前后，“日常生活审美化”一词被首次提出，随即引发热烈讨论。然而，学者们争论的并非仅仅是空前繁荣的大众文化本身，而是把它放置在文艺学研究呈现出衰微之势的背景下。也就是说，要理清文化研究如何从理论和方法的引进过渡到“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不能不提当时文艺理论研究面临的危机。关于这一点，2002年1月《浙江社会科学》编者说得很清楚：“（文艺学研究）已显危机迹象……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文艺活动的存在方式、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对于原先的许多文艺理论观念提出了挑战。”[19]
除了审美泛化对传统文艺学研究造成的冲击，一批对经典有着坚定信仰的学者，将具有浓厚“商品拜物教”色彩的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人类精神的极大堕落。因此不难理解为何陶东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以下简称《反思》）受到如此多的质疑和批判，进而发展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缘起，影响之大，“席卷全国，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0]。《反思》认为，文化的商业化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带动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而“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21]。将审美泛化趋势视为反面教材者有之，为其辩护正名者亦有之。诸如朱朝晖《看上去很美——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思考》、姜文振《谁的‘日常生活’？怎样的‘审美化’？》、童庆炳《“日常生活中审美化”与文艺学的“越界”》等文均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陶东风与鲁枢元、赵勇之间的一系列争鸣文章。《反思》一文发表后，鲁、赵分别作《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以下简称《析疑》）和《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陶以《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以下简称《答鲁枢元》）和《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以下简称《答赵勇》）作为回应，鲁又作《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陶东风先生一文的简短回应》。《析疑》中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二者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在审美和价值取向上都是相当不同的：后者是“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附”，而前者则是“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22]。赵勇也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出发，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对现实的虚假美化，不仅割裂了人与现实的联系，而且给人一种虚假而肤浅的审美幻觉[23]。在回应文章中，陶东风并未对各方发难逐一作出解释，而是回顾了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研究历史。在他看来，从价值判断的层面上批判日常生活审美化仍然是抽象的，令人担忧的是“与消费主义相伴随的大众的政治冷漠”——只是满足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毫不关心政治权利、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等议题[14]。《答赵勇》文末提出的忧虑，表明他对消费主义、消费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带着反思和批判的。
王德胜等人指出，当前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焦点有二：一是美学、文艺理论界内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角度不同，评价出现两极化；
二是随着论争的展开，现有的文艺学、美学在介入和阐释“日常生活审美化”时感到“力不从心”，学者们对文艺学“边界”问题意见不一。关于第一点谈到的“认识角度不同”，笔者以为主要是指论争双方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问题上存在分歧。以王德胜为例，他认为《析疑》一文“最具理论上误读、误解的典型性”，理由是在解读何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时，鲁枢元将其置换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并把后者作为批判对象[24]。桑农也站在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辩护的立场，指出鲁枢元并非“无意间混淆了概念”，这恰恰是一种话语策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驳论者有意回避审美现象，而去检查它的经济条件和社会伦理意义[25]。更多学者从各种角度出发的意见兹不一一列举。总之，“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背后折射出了学界的一个巨大分歧：技术进步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文化研究？倡导者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改变了有关文学与艺术的定义；
反方则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表面上解放了人的感性，深层则是“工具理性对于人的更为严酷的操控”；
人的自由被局限为消费能力的自由，理性对于人类存在和社会发展的意义显然被大大遮蔽了[26]。
通过对上述文章观点的梳理不难看出，这些文章文字犀利火辣，用大量篇幅、甚至逐句逐段地进行反驳。如汤拥华所说，“争论常常始于误解而终于分歧”[20]，各方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议题下涉及的消费与消费主义、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主义等概念的理解见仁见智、各执一词，最终也没能得出相对一致的观点。也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否需要作为一个新问题被提出还值得反复考量，参与者们只不过是借此机会表达自己“对文艺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看法[27]。
尽管在很多问题上都未能达成共识，但认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方可以说大获全胜。受惠于资本运作的强大力量和市场经济化、文化多元化的国家战略，大众文化被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框架，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然而不能忽视的是，无论是用伯明翰学派主张为己方助威呐喊，还是高踞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阵地，大陆文化研究对西方理论的欢迎和欣赏都暴露出自身理论生产的惰性和理论运用的惯性。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论争的发起距离全国大范围“下岗潮”过去不过三四年，普通民众遭受的深刻创痛尚未抚平，“沉默的大多数”仍然是构成更大社会背景的灰暗底色，此时就“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笔战，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仅从这一点来看，论争的合法性值得商榷。检索1995―2005年的文化研究成果，几乎没有一篇是与城市工人下岗有关的论述（将搜索范围扩大到2020年也是如此）。一向“以描述、解释当代文化与社会实践为目的”[28]的文化研究对如此重大的社会事件“选择性失明”，与其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文化研究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毋宁说文化研究的边缘品格和底层关怀并不像它宣称的那样切实可行（这也是大部分社会批判理论一贯为人诟病之处），知识分子走下象牙塔路途依然漫长。
美国学者格罗斯伯格认为，“激进的语境主义构成了文化研究的核心”[29]，这意味着文化研究需要根据场域的变化做出调整和适应，从引进理论、消费理论发展为生产理论。在知识本土化和理论生产的问题上，国内学者引入了“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等概念。周宪指出，作为后进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在提出理论方面具有一定滞后性，但文化研究讨论的种种文化现象“必然带有本土文化实践的独特性”，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它们“正是实现西方理论向中国理论范式转换的契机”[30]。基于此，“中国的独特问题和经验资源”需要被关注和发掘，研究不能止步于中西文化的某些表面相似之处，甚或是对西方理论不加修正改造便直接移植至本土语境。近几年对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实践投以极大热情的青年学者颜桂堤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多次提出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场域“便进入了另一个阐释结构——‘中国问题’”[31]，文化研究理论“提供了介入中国本土实践的一种可能”[32]。借助“中国经验”这一概念，他提出了文化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介入当代中国的历史空间、在其中占据独特位置。对“中国经验”做出有效阐释，需要借助包括新的方法论、研究路径、研究视域、造成的理论误读和自我调适等在内的多种理论。“中国经验”是文化研究诸多层面下共同的隐藏内核，它既是对“中国问题”的理论阐释，又是能够有效介入其中的批判性实践[33]。
文化研究介入中国文化场域的过程启发并推动了“中国问题”的阐释与理解，形成了大陆学界对文化研究接受的“复调”。诸多学者在这种“接受的复调”的影响下对“中国问题”产生了多角度的理解，这些观点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当前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状况，反映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接受与本土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多元性。那么，如何找到一套适合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因其高度语境化、地方化，从而与“民族志”形成了某种同频震动，民族志文本或可成为文化研究中国化一个新的挖掘点，“民族志书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宽泛的‘地方’语言，它在介入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公共话语（来自底层），同时又能够联系不同的语境（包括各种理论与精英文化）”[34]。上海大学推出的《热风学术》辑刊以及“热风书系”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但从总体来看，以民族志视角进行文化研究还比较薄弱。陆扬在考察了英美两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路径后认为，文化研究属于人文科学，它与社会学融合不仅可能，而且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16]。民族志视角和与社会学结合分别从内部和外部为文化研究的发展设计了蓝图，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化研究并非将文学研究比附于物质现象和社会阶级的庸俗社会学的体现，文化研究是一种具有强烈批判反思色彩的研究方式，正因如此，对于自身的反省和检讨也是其突破固有思维，使理论得以创新的重要途径。
“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热潮退去后，文化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广义的“泛文化研究”趋势。梳理近20年国内文化研究的成果，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目前大陆还没有“中国文化研究”，而只有“都市文化研究”，甚至可以将定语缩小至“发达地区的都市文化研究”。除了邹赞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特殊群体的文化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广大中西部地区在文化研究面前仍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促进社会和一般文化状况的良性改革”[7]。良性改革的动力来源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城市里的中等收入阶层；
另一种则认为来自城乡的底层民众。乡村的务农及留守人员，城市里的进城务工人员、流动小商贩、个体经营者等，文化研究与上述群体的隔膜是不可否认的。这种现象也绝非近几年才产生，2009年就有学者批评文化研究已“逐渐背离初衷，愈发遮蔽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声音”[35]。10余年过去，文化研究距离它的理想品格依然十分遥远，这与对所谓“底层”的忽视不无关系。
第二，中国也几乎没有政治批判性浓厚的文化研究。国内目前有两种“文化研究”：一种是研究“文化研究”，聚焦于文化研究之欧美传统以及后现代后殖民等各种理论研究；
另一种是做“文化研究”，对文化产业和网络新媒体甚为关心。20世纪90年代戴锦华、李陀等对文化背后权力和资本的操纵运作尚有所揭示，之后的批判力度则大不如前，甚至几近销声匿迹。有学者意味深长地指出：“在需要文化研究者表明价值立场、显示批判力量的时刻，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者放弃真正的问题导向，没有将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纳入视野……对权力介入市场、资本购买权力，对体制造就的知识霸权、知识霸权获取的体制收益等种种严峻问题保持缄默。”文化研究脱胎于“对公共―政治领域的关切”，然而“其研究目标、研究领域却日益局限于消费―娱乐领域”[36]。文化研究最棘手、最难以突破的困境就在于此。
第三，文化研究的文学研究范式尚处于摸索阶段，差强人意之作少之又少。文学性文本即便被提起，“也只能是用作某个文化理论论点的资证”[37]。殊不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入手对文学文本进行再解读——读出不以文化研究为切入点就不能读出的内涵——无疑是推动学术创新、回应“文学研究衰落”论的有效工具。对于如何回归文学本体，最近有学者提出重建“本文诗学”，“以回归文本的原则重返文学自身，找寻作家的创作规律与个性特点，并试图以‘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的姿态，携手文化诗学和诗文评共同参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38]。这一构想十分有尝试的价值和必要。文化研究能否焕发新的生机，能够打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魔咒，能够直言时弊、切中要害，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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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ome Hot Issues in Domestic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Past 20 years
LYU Ruome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00, China)
Cultural studies have aroused the concern of humanists immediately after their landing in China, and their complete rebellion against the previous objects and methods of literary studies has also aroused heated debate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2000, domestic scholars have launched a fierce debate on the subject attribute of cultural studies, popular culture and other issues, and the latter"s debate on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daily life” has lasted for several years. The study of culture cannot be satisfied with translating or introducing or following western theories, but needs to reflect and transcend itself with a concern for the moment, forming a broad influence o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research; discipline attribute; debate on “aestheticization of daily life”; Chinese experience
I206
A
1006–5261(2022)06–0135–08
2022-07-2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256）
吕若玫（1998―），女，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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