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龙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鲁迅的历史小说《出关》，初刊于1936 年1 月20 日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随之引发诸多解读，其中尤以两种批评话语最值得注意：一为“自况”说，即视小说中的“老子”形象为鲁迅本人的化身；
一为“讽刺”说，即认为《出关》意在影射、攻击某人（以傅东华和郑振铎为主）。鲁迅这一次“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1］，于 1936 年 5 月上海《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出关〉的“关”》，对上述两种观点予以辩驳、澄清。鲁迅这一次为何要破除老例？原因不外乎是，上述解读方式已在当时的舆论界持续发酵，颇有“甚嚣尘上”之势。既然此二说的影响力如此巨大，竟迫使写作者本人专门发文加以批驳，那么不妨先将鲁迅的自我辩白暂时悬置，转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何以“自况”与“讽刺”之说会在当时引发如此多的讨论？批评家们如此解读的背后是否存在一定的现实合理性？诸如此类的批评话语又是在什么样的具体语境与现实逻辑中得以生成的？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拟借助相关史料，结合文本及历史背景的分析，剖析“自况”与“讽刺”二说之于其时语境的现实合理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此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验证两种批评话语正确与否，只是若将生成语境考虑在内，一来会对鲁迅的思想心态及其时代背景产生更深的理解，二来会为20 世纪30 年代盛行的两种《出关》批评增添一份历史的理解与同情。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领域的一门“显学”，鲁迅研究迄今为止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学术历程，恰逢2021 年为鲁迅先生诞辰140 周年，各式各样的论坛讲座、纪念文章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为新时期的鲁迅研究“鸣锣开道”，再添热情与动力。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四川大学李怡教授在一篇总结鲁迅研究历史经验的文章中提出的“历史还原”问题，颇具启发意义。这篇文章关注到“青年必读书”事件在不同时代语境下所引发的几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由此深思在鲁迅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闻风而动”的学术思维。正如文章所说：“鲁迅本身究竟有什么逻辑始终都不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的主要倾向还是将鲁迅这个现象置放在时代的风向标上加以判断，是进步还是落后，根本不是鲁迅自己的思维和语言能够确定，决定鲁迅历史价值的是他与某种历史主题的接近程度。”［2］而如何规避这种不良的“学术思维”，文章作者亦给出了相应解答：“保持一种格外审慎的科学态度，首先要尽可能尊重鲁迅自己的思想逻辑，返回到历史的生存情景”［3］，“‘历史还原’在根本上说是一种研究的态度，如何不断发现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敞现出内部的更深层次的真相是对象的事实，也是研究者的真诚。”［4］
所谓的“历史还原”问题，即通常意义上的“语境”问题。在对某一历史性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作为研究者的“后来人”决不能秉持“后见之明”的判断或眼光，而是要努力返回历史现场，重建历史空间与语境，以一种“共时性”的态度或心态去思考，这样才能更加贴近研究对象本身。以鲁迅的历史小说《出关》在发表后遭遇的多种解读为例，由于鲁迅本人曾亲自发文对此类批评话语加以批驳，因此后来者关于《出关》这篇小说的研究，多沿循鲁迅自我陈述的话语路径进行阐发。但是一方面，“历史当事人”的言论是否完全可信仍值得讨论（比如有无“难为外人道”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回到“鲁迅那里去”，回到历史语境之中，并不意味着唯历史当事人的言论“马首是瞻”，而是要有更宽阔的指向：回到鲁迅生存的历史现场，辨析其经历的历史事件，体认其当时的心境遭遇。或许会发现，后来的研究者因过于注重鲁迅自身的言论，而忽略了当时并立的其他几种批评话语在彼时语境下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于20 世纪30 年代发表的历史小说《出关》在当时引起的多种解读，与今日研究者重提的“历史还原”问题形成了富有意味的互动。
《出关》发表后，在所有的批评文章中，“自况”一说占据上风，其中尤以邱韵铎和徐懋庸的文章为代表。在《〈海燕〉读后记》一文中，邱韵铎谈到：“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到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要是这样，那么，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5］论者将小说中的“老子”归纳为一个孤独而悲哀的老人形象，并借此表达由此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易对读者产生消极影响。如果说此时“老人”与“鲁迅”之间尚未建立明确的互指关系，那么之后在徐懋庸的一篇文章《〈故事新编〉读后感》中，这一互指关系终得确认：“《出关》中的老子之为鲁迅先生的自况，也是很明显的。”［6］针对“自况”这一说法，鲁迅除了专门撰写一篇《〈出关〉的“关”》加以批驳、澄清外，更在先前两次回复徐懋庸的信件中予以否认，信中明确提到：“邱先生的批评，见过了，他是曲解之后，做了搭题，比太阳社时代毫无长进。”［7］“那一回发信后，也看见先生（指徐懋庸）的文章了，我并不赞成，我以为那弊病也在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8］如果暂且搁置鲁迅的“自我说明”，那么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何在当时的语境中，小说中的“老子”会被认为是鲁迅的化身？换句话说，作为“古人”的老子如何与“今人”鲁迅产生精神上的关联？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小说中的“老子”形象作一分析。在《出关》中，围绕“老子”的核心情节主要有两个：一是小说前半部分的“孔老交往”，二是后半部分的“老子出关”。在“孔老交往”这一部分，小说写到，孔子曾经两次向老子求教，视其为自己的老师，但在孔子“得道”之后，老子怀疑其会因自己知道他的底细而加以暗害，于是决定出关。弟子庚桑楚心思单纯，觉得老子毕竟为“孔子”的先生，其做人做事总不至于太过分，但老子说道：“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他以后就不再来，也再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头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9］此一“师生交恶”的情节结构，如果放诸彼时语境，自是让人浮想联翩，尤其是“老头子”“玩花样”等语，若从现实情况加以推想，亦在情理之中。“师生交恶”，难免不使人联想到现实发生过的“高鲁冲突”，作为“弟子”的高长虹确实也曾在一篇文章中称呼鲁迅为“世故老人”，而“老头子”之语更是经常宣之于青年之口，鲁迅在当时正与他们有着不小的分歧。学界已有文章（如张钊贻的《〈出关〉的现实寓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1 期）详细分析了《出关》寄寓的鲁迅与青年之间的“矛盾”问题，但笔者以为，只有将“青年”的范围加以扩大，才能够更全面地观照鲁迅其时的思想变迁。
众所周知，早年的鲁迅曾十分信服“进化论”，“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10］，于是对青年大力扶持，不仅在物质层面大力帮助青年，而且注重给青年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形成了类似于小说中“孔老交往”这类融洽的局面。但在鲁迅生命的后期，其心态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青年在鲁迅这里不再是（或者不单纯是）未来的希望，而有更复杂的一层意思，需要区别对待。并且，对青年群体的疑惧慢慢占据主流，对青年（多数时候具体指文学青年）的批判增强，令人感受到他对青年群体的强烈失望［11］。在 1933 年 6 月 18 日致曹聚仁的信件中，鲁迅写道：“十余年来，我所遇见的文学青年真也不少了，而稀奇古怪的居多……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12］鲁迅对青年所下的论断，是基于十几年的现实经验，自有其深刻犀利之处，而在写给二萧的信件中，鲁迅再次对青年发出了批判之音：“青年两字，是不能包括一类人的，好的有，坏的也有。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13］
甚至在其逝世前的几个月，在给友人的几封信件中，鲁迅仍然不乏对青年群体的负面论断。如在1936 年5 月23 日致曹靖华的信件中，鲁迅谈到：“新作家的刊物，一出锋头，就显病态，例如《作家》，已在开始排斥首先一同进军者，而自立于安全地位，真令人痛心，我看这种自私心太重的青年，将来也得整顿一下才好。”［14］在 1936 年 10 月15 日致曹白的信件中，鲁迅又言：“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15］由此可以看到，彼时鲁迅对于青年群体的疑惧心理，与小说中身为老师的老子针对学生孔子“得道”而产生的忧惧心理“若合符节”，而小说中老子自陈的“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16］，若结合上述现实信件来看，也存在着影射当时部分“城府颇深”的青年对于权力欲的极端追逐的可能。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鲁迅与当时“部分”青年产生分歧、走不同道路的生动表达。
小说后半部分致力于老子出关途中遭遇“众生相”的描绘，而以“出关成功”作为叙述的终点。既然前半部分的“孔老交往”存在着导向鲁迅现实遭遇的可能，那么后半部分“老子出关”这一情节结构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呢？鲁迅以《出关》作为小说的标题，已然说明他对“出关”这一行为模式的重视，而要考索“出关”行为与鲁迅本人的具体关联，则需结合鲁迅本人的回应文章及其小说、杂文等文学创作加以综合分析。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老子为何要出关？小说给出的原因是，“为了孔子的几句话”，鲁迅在此后的回应文章中提到，这是受其师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的影响。事实上，在章氏的此篇文章中并非只罗列这一条原因，还有其他几点值得注意：“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17］可见，正是由于切身感受到现实危险，并且孔子门徒众多、与之相比力量悬殊，所以老子才选择出关。这实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理智之举，但鲁迅在回应文章《〈出关〉的“关”》中为了强化对于“老子”的批判这一主旨观点，可能有意把这几种原因忽略掉了。
既然老子的“出关”并非性格懦弱的表现，而是在面临危险之时、经过慎重权衡的明智之举，那么在“出关”之后，老子势必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追求，并且转向另一种抗争之道。小说中弟子庚桑楚的那句“硬的早掉，软的却在”［18］，不仅被老子本人所认同，而且可视为这一抗争之道的直接表现。从一般意义上看，这句话表现的是一种“以柔克刚”的哲学思维，却与鲁迅本人在现实中一贯推行、坚持的“韧性战斗”实现了微妙的契合。众所周知，鲁迅一向反对赤膊上阵，作无谓的牺牲，并坚持用杂文写作来实现个人的战斗追求，1933 年到1935 年间，鲁迅接连写出的《从讽刺到幽默》《小品文的生机》《论讽刺》《什么是“讽刺”？》《杂谈小品文》《小品文的危机》等文章，将笔触聚焦于讽刺性杂文与幽默小品文，通过“扬讽抑幽”等主旨话语的反复阐发，建构起了讽刺性杂文写作所包含的济世热情、积极的行动和韧性的战斗等精神要素。由此，如果抛却鲁迅的个人言说，“老子出关”实非一味远离现实的消极逃遁之举，而是在明知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继而以“柔性”的方式继续斗争下去。这正与鲁迅生命后期希望通过杂文写作来进行“个人战斗”的思想心态一脉相承。换句话说，“老子出关”及最终选择的斗争策略反映的恰恰是现实中鲁迅本人的人生追求及思想心态。倘再结合鲁迅前期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出走”意象，那么所谓的“老子”出关与鲁迅本人的关联性将建立得更为稳固。
除却情节结构层面，“老子”形象与鲁迅本人存在“重合”的可能，小说中所渲染的老子的心境体验，与现实中鲁迅本人的心理感受亦多契合。在《出关》中，“老子”先是经历了孔子的背叛，不得已而选择出关，之后在途中被关尹喜等人邀去讲学，大发一通“真理”却无人真正理解与倾听。小说最后定格于“老子”身骑青牛再度出发，账房先生诸人在背后对这位“圣人”极尽嘲讽与议论。通过鲁迅极简笔墨的勾勒点染，一位先经门徒背叛，后又遭受众人议论，最后孤身一人出关的老者形象已跃然纸上。在某种程度上，邱韵铎的一句“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19］，确为阅读《出关》过程中容易获取的直观印象。而小说中老子遭受、经历的这种“孤独与悲哀”，又何尝不是彼时鲁迅本人心理处境的真实写照？写作《出关》的1935年，已属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而其境遇相较以往似乎更为不堪：一方面是内部纠缠不清的人事纠葛，另一方面是心心念念、颇为看重的《译文》杂志惨遭停刊；
一方面是书籍检查制度日渐严格，以“卖文为活”的生计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疾病日渐加重、身体每况愈下，而友军却又从背后射来暗箭，令人防不胜防，鲁迅由此而生的衰颓、消沉、逃遁之感，于此年寄给亲朋友人的信件中不时流露：“很想离开上海，但无处可去”［20］，“连自己也整天觉得无味了，现在正在想把生活整顿一下”［21］，“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22］，“时亦觉得无力耳”［23］，“心绪亦颇不舒服”［24］，“各种事情刺戟我，早经麻木了，时时像一块木头”［25］，“殊觉苦恼而已”［26］。如此来看，邱韵铎所论“孤独而悲哀”的老人面影，若与其时鲁迅本人的现实心境相比照，不失为一个颇为生动而准确的阅读感受。
于是，一方面是遭遇或经历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是心境或体验的共通性，再加上一些颇为暧昧的文本细节，使得小说中的“老子”形象挪移到现实中的“鲁迅”身上。虽然明知鲁迅会极力反对这种“无形削弱小说意义”的“索引癖”式的读法，但鉴于文本存在的暧昧空间与巨大开放度，使得邱韵铎、徐懋庸等人还是作出了“现实主义”的解读。这其实也能解释，为何是邱韵铎、徐懋庸二人作出了“老子乃鲁迅自况”这样的论断，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因为他们与鲁迅生活于同样的语境之中，熟悉鲁迅当时的心境遭遇，对《出关》中的有关叙述自是心有戚戚焉，而对于身处北方的宗珏、常风来说，由于对鲁迅现实境遇的不熟悉，或者说存在地域语境的区隔，使得他们更偏于从单纯的历史批判层面看待《出关》，认为“在大众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还是极有意义的”［27］，“对于古圣人有点调侃……讽讪表现在圣贤行为中的传统德行”［28］，而不会感受到鲁迅在其中寄寓的难以明言的自况。
鲁迅善用讽刺，这是学界（乃至时人）共知的事实，而在《出关》发表以后，由于小说后半部分对老子遇到的众生相（关尹喜、书记先生、账房先生、四个巡警等人）穷形尽相的描绘，特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关尹喜提出的“优待老作家、提携新作家”这番话语陈述，使得当时的舆论界产生了“出关意在讽刺傅东华或郑振铎”或曰“小说中的关尹喜是傅或郑的影射”这类批评观点。根据笔者所见，较具代表性的“讽刺傅东华”一说主要见于徐北辰《评〈海燕〉》（上海《小晨报》1936 年 1 月 30 日），以及百科的《鲁迅的讽刺——对准了文学编者》（《社会日报》1936 年 2 月 22 日），而“讽刺郑振铎”一说的代表性文章主要有露汀《故事新编的舆论》（《社会日报》1936 年 2 月 17 日），以及澎岛的《关于〈出关的关〉》（《益世报》1936 年 6 月 14 日）。第一，应该说明，为了讽刺某人而专门创作小说实在不是鲁迅的风格，但顺笔写入现实中不满的人事而加以讽刺，对于鲁迅而言却未尝不可。第二，与其在“《出关》究竟意在讽刺谁”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不如向前推进一步，思考为何当时的舆论界只将《出关》的讽刺对象聚焦于傅、郑二人，而不是上海文坛的其他什么人。第三，鲁迅在回应文章《〈出关〉的“关”》中遗留的“缝隙”，似乎也在暗示我们，“《出关》中包含讽刺傅东华与郑振铎的因素”这类批评话语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而是有迹可循。因为若将历史语境考虑在内、追索彼时鲁迅与上海文坛的互动，不难发现鲁迅在当时正因“休士访华”“译文停刊”等事件，与傅东华、郑振铎二人产生了不小的龃龉。
（一）傅东华与“休士访华”事件
鲁迅与傅东华之间原本并无多少交往，只因1933 年7 月1 日创刊的《文学》月刊而联结起来，因为傅东华是此刊主编，鲁迅是这一刊物的热心支持者，并积极在上面发表文章。二人的矛盾起源于“休士访华”这一事件。休士是美国黑人作家，于1933 年7 月访华，其在上海期间与作家、记者的会面过程被傅东华（化名“伍实”）写进了《休士在中国》这篇文章，刊登于《文学》第1 卷第2 号（1933年8 月1 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傅东华有意将休士访华与当初的萧伯纳访华进行对比，以此讽刺鲁迅这类“名流”冷遇（歧视）黑人作家休士。这当然是对鲁迅人格的污蔑，引得当事人去信驳斥：这回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29］在这封信件中，鲁迅一方面具体解释了自己未出席休士招待会的原因，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同路人无端给自己一刀”这一行为的极度不满。在信件末尾，鲁迅还要求文学社公开“伍实”的真实姓名，并将此信公开发表于《文学》一卷三期，从中可见鲁迅之盛怒。虽然《文学》之后如约刊载此信并附上傅的道歉信及编委会的回复函，但鲁迅还是辞去了此刊的编委会委员之职，并停止为其供稿一段时间，直至1934 年3 月1 日的《文学》二卷三期又重新供稿。可以想见，由于“同路人”傅东华的无端攻击以及其最终给出的“语言歧义”这一辩解理由实在站不住脚，鲁迅对他的恶感已悄然滋生，势必不会因与《文学》再度合作而轻易熄灭。
鲁迅既已在回复信中明确表达了对“伍实”的愤怒与不满，之后又知晓了“伍实”的真实身份为傅东华，加之上述信息都在《文学》刊物上进行公开，因此有理由相信这是坊间流传“《出关》意在讽刺傅东华”的一个现实依据。除此之外，《出关》中的代表人物关尹喜，在目睹“老子出关”后道出的“优待老作家、提拔新作家”一番话，更是大大增加了鲁迅“讽刺傅东华”的可能性，时人甚至直接将“关尹喜”这一小说中的人物角色视为对现实中傅东华的影射。这又是为何呢？第一，应该注意到，“优待老作家”一直是上海文坛攻击《文学》的首要罪状［30］，作为此刊主编的傅东华自然包括在被攻击者之列。第二，关于“提拔新作家”一语，若要考索其与“傅东华”的现实关联，需要追究到《文学》第五卷第六期的发表。在这一期刊物的创作专栏部分，一下子刊出了六位“新”作家的短篇作品，这一现象引得舆论界关注，尤其《社会日报》刊载的一篇名为《〈文学〉起内讧，由周文而起，他背后——“牌子”：堂鲁迅；
“理论”：张谷非》的报纸文章，径直将上述六种作品的出现视为傅东华“提拔新人”的策略。文章认为，《文学》主编傅东华因所谓“大作家”的稿子青黄不接而花样翻新，上述提到的作家作品更是被文章作者黑二直接命名为“六个新作家专号”。［31］再辅之以其他材料，在“第三种人”主编的刊物《星火》1935 年第 2 卷第 3 期，有一篇署名白若的《闲话一起》，这篇文章意在批判、责难《文学》编者傅东华“统一文坛、世袭文学编辑”的野心或企图，其中特别提到当时的傅氏喜欢打着“提拔新作家”的口号或幌子，实际却行“压抑新进的无名作家”之实。［32］
可见，无论是“优待老作家”，还是“提拔新作家”，放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都与时任《文学》主编的傅东华产生了联系，加上此前因“休士访华”事件，鲁迅对傅东华本人产生了不小的恶感，将这一系列条件串连起来，并与小说《出关》中的有关人物、情节相对接，一条可称为“因在现实中对《文学》主编傅东华不满而在小说中加以讽刺”的清晰的逻辑线索已渐渐浮现，换言之，“《出关》讽刺了傅东华”或者“小说中的人物关尹喜是现实中傅东华本人的影射”这类批评观点便应时而生。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虽在与傅东华生气之余短暂停止与《文学》的合作之后又继续为其供稿，但这次与《文学》的再度合作并未持续太久，此中原因已在1935 年10 月25 日致增田涉的信件中揭示出来：“《文学》十月号对《译文》的评介，是别人写的，‘论坛’两篇则是拙作。但这次因《译文》休刊而对编者不满，从十一月起就不写稿了。”［33］这里的编者，具体所指实为《文学》的另一主编“郑振铎”，鲁迅与他的矛盾正追究于信件中提及的“译文停刊”事件，此一事件之发生亦为坊间所论的“《出关》讽刺了郑振铎”这一批评话语的重要现实依据。
（二）郑振铎与“译文停刊”事件
1934 年9 月创刊的《译文》杂志，虽与同时期的《文学》杂志相较发行量甚小，但鉴于此杂志由鲁迅本人牵头且全力经营，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在担任此刊主编之时，鲁迅事事亲力亲为，不仅认真翻译了多篇作品，而且在配置插图、设计版式等细节问题上皆做到精益求精。虽然自刊物的第四期起，鲁迅不再担任主编职务，但他仍然十分关心《译文》的发展，在继续为此杂志供稿的同时，也积极地为新主编黄源供给了其中大半的插画。这种认真且一丝不苟的态度，不仅在茅盾、黄源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提及，而且也可以从实际的刊物编排以及鲁迅所写的日记中看出来。由此，1935 年《译文》惨遭停刊对于鲁迅造成的巨大伤害也就可以想见了。而在“《译文》为何停刊”这一问题上，根据鲁迅的观点，显然以为是郑振铎在背后活动之故。
鲁迅为何将《译文》停刊之责归于郑振铎？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与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有关。因在《译文》杂志问世的同时，由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也于1935 年5 月由同一出版公司——生活书店出版。不可否认，《世界文库》与《译文》都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为重，二者的预期读者群体有着高度的重合性，存在部分竞争在所难免，加之郑氏后来在鲁迅与生活书店之间的热心“调解”终以失败告终，那么一向多思多疑的鲁迅是否会将这二者联系起来，进而猜测郑振铎是为了自己主编的《世界文库》而暗中算计《译文》？二是已被学者论及过的“广告事件”。原来在《译文》停刊之前，鲁迅与郑振铎不仅合编《北平笺谱》，而且为之所作的广告亦是相互协作，关系似乎颇为融洽。问题出在《文学》上刊印的《北平笺谱》广告，因为此次广告为郑振铎一人全权办理，且从头到尾鲁迅的意见都没有产生作用，郑振铎做主之后也未跟他通气。鲁迅在这次的“广告事件”中已经对郑产生了不好的印象，由此可能会在随后的“译文停刊”事件发生时迁怒于他。［34］
实际上，抛除二者之外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应属当时小报或传言的影响。可以注意到，在1935年10 月22 日写给曹靖华的信中，鲁迅提到：“总之，书店似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统制’案，所以不听他们指挥的，便站不住了。也有谣言说，这（指《译文》停刊——引者注）是出于郑振铎、胡愈之两位的谋略，但不知真否？”［35］鲁迅在这里虽称生活书店方面的行为是“文化统制”，但在“《译文》停刊是否为郑振铎背后活动之故”这一问题上，他本人却仍持疑问态度。不过，如果考虑到鲁迅此后几次重提这一谣言，如在1935 年12 月3 日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写道：“《死魂灵》出单行本时，《世界文库》上亦正登毕，但不更为译第二部，因《译文》之夭，郑君有下石之嫌疑也。”［36］又如，在 1935 年 12月19 日致曹靖华的信中，鲁迅再提：“谛君之事，报载未始无因，《译文》之停刊，颇有人疑他从中作怪，而生活书店貌作左倾，一面压迫我辈，故我退开”［37］，以及在给友人曹靖华的书信中多次表达对郑振铎的“不信任”乃至恶感（如在1936 年4 月1 日写给曹的信中，鲁迅声称：“谛君曾经‘不可一世’，但他的阵图，近来崩溃了，许多青年作家，都不满意于他的权术，远而避之。他现在正在重新摆阵图，不知结果怎样）。”［38］在 1936 年 4 月 23 日的信中，鲁迅说：“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指挥的或云是茅与郑，其积极，乃为救《文学》也。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39］1936 年 5 月 3 日给曹的信中，鲁迅又写道：“《作家》《译文》《文丛》，是和《文学》不洽的，现在亦不合作，故颇为傅、郑所嫉妒，令喽罗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40］，那么不难推测，这一“谣言”正逐渐得到鲁迅的默认。
总之，鲁迅与傅东华、郑振铎因“休士访华”“译文停刊”等事件而产生矛盾，在当时已成为上海文坛公开的消息，小报上亦多有文章对此进行刊载。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仅《社会日报》一家，就曾于1935 年在“艺坛情报”栏目分三次进行报道［41］。而论彼时三人关系最详细的一篇文章，当属黑二的《三角文恶：鲁迅，郑振铎，傅东华》，刊登于1936年2 月17 日的《社会日报》，其中详述了鲁迅与傅、郑二人交恶的缘起经过。既有三人的恩怨纠葛在先，加之《出关》中的代表人物关尹喜道出的“优待老作家、提拔新作家”一番话，放诸彼时的舆论环境，又与傅、郑二人主持的《文学》刊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上述种种便构成了“《出关》讽刺傅或郑”或曰“小说中的人物关尹喜是傅或郑的影射”这一批评话语的重要现实语境。饶富意味的是，针对坊间流传的“讽刺傅东华”一说，鲁迅虽在回应文章的开端即对此加以否定，但在后文却又声明傅氏并非不可取材，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没有完全否认小说中有讽刺别人的因素，换句话说，论述逻辑的不严密，恰恰暴露了小说以现实中人作为取法模特（讽刺对象）的叙述意图很可能确实存在，而面对同样流传于坊间的“讽刺郑振铎”一说，鲁迅在回应文章中却采取不予理会的冷淡态度，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鲁迅对于讽刺“郑振铎”的一种有意识“默认”？鲁迅在回应文本中遗留的上述“缝隙”，为从现实讽刺层面解读《出关》这篇小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事实上，在20 世纪30 年代，针对《出关》的有关批评，除了“自况”与“讽刺”二说“风生水起”，获得一定的舆论关注外，鲁迅本人也曾在回应文章《〈出关〉的“关”》中对此篇小说的思想主旨作出阐释，“二说”之外的第三种批评话语——“拒绝道教”由此产生。如果与本文的研究议题相联系，追究鲁迅此种批评方式得以生成的具体语境，关注其自我阐发的批评话语形态产生的实际环境与条件，那么可以说，正是由于拒绝与舆论界的“他者”观点达成共谋，所以才催生了鲁迅本人“拒绝道教”这一主旨观点的发生。可是问题在于，历史小说在文类归属上毕竟属于文学作品，并非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历史文献，其自身存在的审美张力、思想主题等艺术要素，原本就存在多角度、多层次挖掘的可能，更何况“借古喻（讽）今”还是“五四”以来现代作家在历史小说写作中惯常使用的创作技法，深谙其道的鲁迅本人为何只强调自创历史小说中的历史、文化批判，而拒绝承认小说中含有的、放诸彼时语境存在一定合理性的现实“自况”与“讽刺”？此中原因除了鲁迅在回应文章中提到的“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缩得更小，或者简直封闭了”［42］外，或许在当时的语境之下，还有着难为外人道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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