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海
(安徽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61)
汪楫(1636—1699)，字舟次，号悔斋，一号耻人，晚号觉堂居士。祖籍徽州休宁，占籍仪征，侨寓扬州。其著有《悔斋诗》《山闻续集》《观海集》《京华集》①等，“名沸大江南北”[1]。与同里汪懋麟并称“二汪”，尤与著名诗人吴嘉纪相友善。汪楫之所以能成为当时诗坛名家，与众多清初诗歌选本大量选录其作品以增加其影响力不无关系。很多选本为名家选定，选本的大量刊行不仅让所选作品流播范围更广，也有力提升了被选作品作者的知名度。选本作者同时兼任了读者和评论家双重身份，更是以评论话语参与了文学作品创作，对原作者形成一定影响，也深刻影响了作品究竟以怎样的面貌流传于世。选本通过选择符合选本立意的作品干预了时代艺术审美、创作思想，建构起一部部集体“记忆”，蕴藏着很多珍贵素材。这些选本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有仅收同游师友之什者，又有以征启辑录作品于全国者，卷帙繁简不一。清初百余年间诗歌选本尤可被珍视，因为上自名公巨卿，下自学士大夫、山林隐逸、缁流、羽客、闺秀之作，无不入编。最值得注意的便是选本有意表彰诗作者的当代意识，作品反映了明清之际“集体意识”的转变：饱受天崩地陷后的历史创伤渐愈弥合，转为表彰文治、润色鸿业。虽然各选本质量不等，但是仍然具有诗学和史学研究价值。如果以一位诗人及其作品作为研究个案，探究选本对其作品的编辑加工情况，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作者创作过程，还可透过选本评语管中窥豹，获悉时代的风气与思想。如果将选本作品文字与作者作品刊行本进行对比校勘，可以追溯作品原貌，还原作者真实的创作历程。通过清初诗歌名家汪楫个案，比勘诸多清初诗集选本，勾稽诗歌评论文字，旨在探究选本如何借助评选话语体系影响文学创作，进而管窥清初诗学思想发展状况。
编纂同时代人诗歌选本在清初近百年间(1644—1761)颇为流行，数量之多远超前代。虽然清初诗选多如牛毛，难以搜尽辑全，但可从目前较易获得的版本和选录汪楫诗歌的清初诗选集中，选择较为知名的选集②来描述清初诗选歌选本汪楫诗的基本情况。各选本③选录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清初诗歌选本选汪楫诗统计
由表1统计不难发现，有部分诗被重复选入，譬如《过山溪石壁》(4次)、《九云屏》(4次)、《青莲谷》(3次)、《荆树行为无可大师赋》(3次)、《登青原山寺归云阁》(3次)、《登燕子矶》(3次)、《过鹊起矶(故黄将军败左师处)》(3次)、《登清凉山(同龚半千吴野人仁趾)》、《同澹归师曾旅庵李九洪徐孝持诸公登宜楼》(3次)、《三峡桥》(3次)。其中出自汪楫《山闻诗》共有50首，分别是：《送吴冠五归里》《登清凉山(同龚半千吴野人仁趾)》《赠别萧尺木》《过鹊起矶(故黄将军败左师处)》(《国朝诗的》题为《游鹊起矶》)、《登燕子矶》《中秋夜施愚山先生招集龙山(限龙山中秋四字)》(《感旧集》题无“限龙山中秋四字”，且四首中选其三)、《西山纪游六百字呈同游施愚山少参高阮怀同学》《暮抵香城山寺有怀周伯衡观察徐伯调陈伯玑诸子同愚山阮怀限中字》(选本没有“同愚山阮怀限中字”等语且四首选其三)、《峡江逢陆冲默舟不得泊却寄》《同愚山阮怀登香城旧址》《荆树行为无可大师赋》《赠别澹公》(3首)、《同澹归师曾旅庵李九洪徐孝持诸公登宜楼(次澹师韵)》(选本无“次澹师韵”语)、《李九洪徐孝持入青原观瀑布歌以送之》《同罗饭牛方载歌饮取亭》(《清诗大雅》题为“仝罗饭牛方载歌饮取亭”)、《晓入青原》《登青原山寺归云阁》《白鹿洞歌》《玉渊潭》《三峡桥》《青莲谷》《九云屏》《九叠谷》《栖贤寺观舍利歌寄石公》《欢喜亭同玉明上人观云海》《玉川门还幻修上人拄杖》《晚过烂泥坑抵凌霄崖》《三叠泉有怀同学诸子》《出谷》《凌霄崖台上作》《舟中七夕》《晚发甓社湖(同周栎园先生吴野人高康生吴仁趾诸子限韵)》《隄上谣(范水道中)》《江上阻风》《泊三江口》《访阮亭先生袁浦官署》《刘考公勇见示夏峰老人书卷属题长歌》、《入栖霞山宿宜谷与眼闻上人》《庚戌初冬送魏冰叔还章江绪怀人遂成》(6首)、《秦淮月夜集施愚山少参寓亭听苏崑生度曲同郭汾又杨商贤吴野人赋》(《诗观二集》题为《秦淮月夜听苏崑生度曲》)、《送蒋绚臣归闽中》《哭栎下先生》(《清诗大雅》题为《哭栎园先生》，且原为十二首选录“其八”)；
选自《山闻续集》8首：《再过郑村桥》《下新岭宿九里阬登祥云洞寻亭子故址》《过山溪石壁》《登白岳宿榔梅庵兰谷山房》《香炉峰》《白岳天门歌》《天门楠树歌》《渐江墓》；
选自《悔斋诗》4首：《登康山有感》《过甓社湖》《寻影园旧址(同郝山渔赋)》(《天下名家诗永》题为《寻隐园旧址》，小注云“郑超宗读书处”，《清诗大雅》题为《寻隐园故址》)、《再登康山》；
选自《观海集》4首：《铁尚书歌(东昌城下作)》《出五虎门同石来次前使萧给事韵》《黯淡滩》《长史郑弘良以王命请余画像留国中口占答之》。
综上可知，各选本选汪楫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各选本一共选出68首诗(包括同题组诗)，重复频率并不算高，最多被复选4次，少则2次，大多为避免重出而分别从汪楫《山闻诗》《山闻续集》《悔斋诗》与《观海集》中择录，而汪楫另一诗集《京华诗》则并无一首入选(该集刊于雍正年间)；
二是所有出处以《山闻诗》一集选入诗歌最为可观，共录有50首，占各选本总录的74%之多，而康熙刻本《山闻诗》共有195首，选本所录约占原本26%，数量可观；
三是所选诗体以五律最多，次为七律，再为五古和七古，再为五、七言绝句等；
四是，从诗歌题材要素看，大致可分为“纪游”类22首，唱和“次韵”类16首，“写景”类22首，其他8首，主要表现诗人与友人游历豫章、归游新安以及与友朋相聚唱和的丰富生活场景。此外，从选者来看，有的是汪楫好友，譬如王士禛、邓汉仪；
有的选者如《骊珠集》编撰者吴江顾有孝，虽没有证据表明他与汪楫有交往，但该集选清初江、浙一带诗人和反映该地区文化活动的诗颇多，汪楫是当时活跃的作家而且成名较早，故应在选之列无疑；
其余选本作者选取汪楫及其诗作应该与私交友好无关，而是出于诗作本身符合被选标准，或是基于能够反映清初诗坛概貌的原因，选本几乎囊括了全国的诗人作品。清初诗歌选本中有些为数量庞大的某地域选本和郡邑诗选或诗话，显示出强烈的地域视角，体现了区域性视野，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创作实践中地域性特征[2]。诚如拉布拉什所说：“一国的历史不可同国人居住的地域相脱离。”[3]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往往造成某种地域文化的相似性，譬如江南一带地理环境气候与社会习俗文化等相一致，必然影响了从创作、理论到批评和选辑的相近性，由此透露了其中蕴涵着的地域意识和文化特质。汪楫及其友人时常携游、共同创作，由具体感知转而深化了对自身所属徽州—扬州文化区传统的体认，促进了自我认同的构建。这种特有的文化传统观念对这一群体人们的审美趣味以及创作观念是有极大影响的。这些诗歌选本其实就是地域传统观念的渗透和地域文化意识的体现，反过来借着批评也强化了地域中创作群体的实际创作与理论的趋同形成。由选本对汪楫诗歌作品的选择可发现，选本甄选了诗人创作较为成熟的作品，也恰好是诗人广泛游历获得诗名阶段的作品，这些作品获得过诗人友人众口一词的称赞，应该都是诗人的上乘作品，充分体现了选本选家的独具慧眼。由此可见，从选本的角度考察汪楫所处扬州区域文化圈以及相应作家群也是一种较好的视角与途径。透过诗人个案与选本之间关联，可以很好了解文学作品在传播时如何被再创造加工、如何接受时代文化风气熏染，与此同时，时代的审美趣味怎样引导创作、流行的诗学观念对诗人与作品施加什么样的影响等也可以得到部分彰显。
选本对于研究诗人作品具有文献价值自不待言。通过各选本流播还能明晰以下情况：选家与评论者俨然融入了作家的创作过程。因为作者的私人书写一旦被刊行流传于世便演变为公共文化产品，所呈现的文本并不一定都是原作者的原作。因为少量文字可能会被选者加工，评论者的点评也影响着读者阅读欣赏，同时也会反馈给作者。通过这样的互动交流途径，选家或评论者同作者一道建构了作品创作的场域。选本里的作品因为再次加工创造获得另一种存在形式，由此通过这些选本或可真实地了解到作者及其创作的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审美趣味等。
首先，通过选本或可还原作品原貌，保存或被历史湮灭的佳作。譬如《国朝诗别裁集》所录五古《怀曾庭闻》，今遍检汪楫诸诗集，并无此题，而实为《庚戌初冬送魏冰叔还章江绪怀人遂成》十首中第七首，然此与原本略有出入，录写如下：
有客吴江来，传君忽为僧。(《山闻诗》自注“曾大庭闻”)不信温泉中，一朝结为(《山闻诗》为“寒”)冰。十年骑塞马，一(《山闻诗》为“意”)气何骁腾！马蹄踏白骨，月照光崚嶒。上书虽不报，谁谓君无能。激昂遂出世，夫岂忧缴矰？呜呼壮士肝，永夜为摧崩。(《怀曾庭闻》，《国朝诗别裁集》卷十一)④
王士禛《感旧集》中所录与《国朝诗别裁集》文字相同，今可据此校勘。曾庭闻(1621—1677)是曾畹的字，清江西宁都人。崇祯间乡试不遂，远游边徼，曾寄籍西安。魏禧撰有《曾庭闻文集序》曰：“庭闻之文句格法昌黎，而苍莽勃萃矫悍尤多秦气。”又云：“文章视人好尚，与风土所渐被。古之能文者，多游历山川名都大邑，以补风土之不足，而变化其天质。”[4]所以汪楫诗中说“十年骑塞马，一(意)气何骁腾！”对曾畹的边塞英勇气质进行描写和赞颂。此诗艺术风格在汪楫以田园闲适为主的诗作中并不多见，因而为我们全面了解汪楫及其诗提供了宝贵的材料。选家独到的眼光让诗人真正的佳作得以保留，可以说选本使原本可能没有生命或湮灭于历史故纸堆中的诗作重新获得生命、得以流传，这对于原作品是一种再创造。
其次，可能因为选家是作者故旧、诗友，创作上交流密切，直接介入诗人创作，这就会因文字有别而产生同一个作品的两个不同版本，阅读者也可从两种版本中获得不一样的审美体验。这在文献版本学方面具有校勘价值，而从诗歌创作角度看，实则是对作品的再创造。例如王士禛《感旧集》与邓汉仪《诗观》所选汪楫诗最多，一方面因为王士禛、邓汉仪皆与汪楫有交，关系较密切，王士禛与汪楫更是亦师亦友；
另一方面，他们应该都属于清初江南文化圈内知名的作家，意气相投、趣味相近。也因为上述原因，王、邓二人选诗时自然而然对诗进行了加墨与润色。
选择《感旧集》《诗观》所选较有代表性的部分作品与汪楫诗集原刊进行比较，可发现以下两个特点：
(一)选本或原刊补苴罅漏， 恢复原貌
选本与原刊对比校勘后，可以互通有无，补苴罅漏，尽可能发现作品原貌。比如《感旧集·栖贤寺观舍利歌寄石公》：“乃知造化著灵异，寿世毕竟资文章。石公归来幸相示，好记作歌人姓汪。”其中“石公归来幸相示”句是《山闻诗》(康熙刻本)里所没有的，可能是刊刻遗漏，幸得《感旧集》保存，原诗作才完整。当然，也有原诗作里文字完整，选本存在遗漏的现象，比如《山闻诗·玉渊潭》：“盘盘万夫石，其下玉渊潭。沸汤飞大镬，势若不可探。聚则为奔车，散或如呢喃。侧闻太古水，及此多泓涵。”《感旧集·玉渊潭》里却少了两行“聚则为奔车，散或如呢喃”，再如《山闻诗·出谷》：“阴谷送悲风，白昼声凄凄。温语慰同游，行行相提携。平慎崄巇间，莫听哀猿啼。”《诗观二集·出谷》与原作一模一样，但《感旧集·出谷》则缺少“温语慰同游，行行相提携”两句。上述三例可说明将汪楫诗集原刊与选本校勘，可获悉诗作原貌。诗文集在刊刻过程中出现遗漏衍文实属正常，借助选本做参考，可以探究诗人原创情况。
(二)选家加墨原作，润色创作
清初选本有一种风气，就是喜欢对原作文字加墨删改，从创作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再加工、再创作的过程。例如《山闻诗·登燕子矶》中诗句：“突兀大江东，苍茫曲磴通。”《感旧集·登燕子矶》改“苍茫”为“登临”。“苍茫”为形容词，与“突兀”对仗，“登临”为动词，描写动态情景，两句诗因为一个词不同，诗境也不一样了。再比如《山闻诗·欢喜亭同玉明上人观云海》：“ 拊掌通樵语，飞绵变客装。松风响何处？涧水下鄱阳。”《感旧集·欢喜亭同玉明上人观云海》则将“拊掌通樵语，飞绵变客装”改为“俯槛衣裳湿，鸣钟虎豹藏”。
总览《感旧集》与《诗观二集》，其所选诗篇与汪楫原刻文字存在一定出入，具体说，《诗观》与原作大致相同，而《感旧集》文字互异处则较多些⑤。像五律《出谷》，《感旧集》删去原作“温语慰同游，行行相提携”二句，似也能成篇。再如《泊三江口》，中诗句“自是吹笳地，人摇卖酒船”，《感旧集》将“自是”改为“列戍”，直接表明防守要塞的意思，好像改后略好些，而将表动作的词“人摇”改为“黄芦”，暗含一种苦闷心境，白居易《琵琶行》中有“黄芦苦竹绕宅生”，便是暗喻白居易被贬江州时不得意的心境。因而此处删改显示了王士禛卓越的诗才。
然而，选家有时也有改了之后未必如原作高明的，像《玉渊潭》中两句“聚则为奔车，散或如呢喃”，刻画了瀑布的动态和声响，笔者认为描写得较为生动，亦非赘述，然王士禛在选入时恰将其删去，令该诗失色不少。再如《欢喜亭同玉明上人观云海》，描写在山上亭中赏云海，诗人描写了身在云海中的情景与感受：“拊掌通樵语，飞绵变客装。”用陆游“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典，这里作者因山完全被云海笼罩，只能通过击掌回响才能听到山中打柴人的反应，下联将云海比作“飞绵”，比喻较新奇，“变客装”是指被云雾缠绕包裹，犹如穿上衣装的意思。然而王士禛改为“俯槛衣裳湿，鸣钟虎豹藏”，只是写了凭栏俯视的观者衣裳被云打湿，云海之中的深山或藏有虎豹等野兽，完全改变了原意，少了原作蕴含的趣味。以王士禛在清代诗坛之地位，当然影响力远超汪楫，其在《渔洋诗话》中亦称汪楫为其“门生”，列为王氏弟子，从现存文献来看，汪楫虽尊重王氏却并未以师侍之，即便曾就诗学求教于王，但仅从上文所举数首诗篇来看，汪楫诗才并不在王士禛之下。可见名家未必一生皆才华，而不名者往往亦有其闪光之处，读者惟有不盲从所谓浮名，回到文本去直接审美，方能得到阅读之乐。
综上所述，诗人的创作是动态、开放的过程，这符合精神类文化产品的生成规律。汪楫上述两本诗集在其生前刊刻完成，于朋友间流传甚广，像上文选本就二集中所选诗歌的数量便可知。友朋间针对创作的语言文字进行切磋交流，本身就是文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人们创作的艺术风格不尽相同，甚或所持诗学思想也大相径庭。然而，正是对诗作语言文字、意象表达进行细致比较，才有可能获得语言表达背后真正的审美思想和价值取向。所以上述各选本除了对诗人汪楫作品研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外，对清初诗歌创作理论的进一步了解也是大有裨益的。
有些清初诗歌选本录有对所选诗歌作品的简短评语，虽然并不详尽，只是三言两语的点评，但通过评语信息可窥探出评选者的诗学观念，结合作品实际，进而获得对清初诗学思想发展的整体感知。与此同时，经过分析这些评语，我们还能推测诗人创作时所处的时代氛围，作者如何将当时的诗歌创作理论贯彻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分析清初辑录汪楫诗歌选本中的评语，可获得以下五个方面的认识：
(一)直觉把握艺术风格，重印象式批评
中国古典文学评论多是印象式批评，感悟居多，尤其是对诗歌的艺术风格评论多采用比喻和悟道式语言，因极富个性化而颇具特色。一是采用以景喻境的评价。例如邓汉仪评《晓入青原》：“笔端苍茫，全是烟雾。”这样的评语与魏禧《山闻诗序》中的总体评价极为相似，魏曰：“舟次《山闻诗》秀爽之中加以深厚奥衍，如层峦叠嶂、烟云不穷。”可见诗人已成功将眼中之景化为笔下之境。这是将人们对自然景色的感受迁移到对诗的感悟式把握。邓汉仪评《出谷》：“写得十分悲飒，如闻猿啼虎啸。”运用比喻让读者产生丰富的想象。此评与张贞生序《山闻诗》所说“汪子诗峭折遥深”的评语异曲同工，不约而同地指出了汪楫诗的总体风格。从传播角度看，这样的评语或许比较玄虚，但是直觉把握的类比和引发联想的途径可以拉近阅读者与作品的距离，使读者借助评语更好理解作品。
二是以人格喻指作品，认为诗如其人。如邓汉仪评《入栖霞山宿宜谷与眼闻上人》：“一味幽闲友，是山中人语。”评《同澹归师曾旅庵李九洪徐孝持诸公登宜楼》：“气体高洁。”实际上是指汪诗冷澹意境。诚如近代学者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评：“楫之初志，未尝不慕高逸也。”气质高洁应该是大多数评家对汪楫诗的看法。又如邓汉仪评《暮抵香城有怀周伯衡观察徐伯调陈伯玑诸子同愚山阮怀限中字》：“气格不伤而意议矫出，固为绝作。”形成这样的艺术风格与汪楫狷介孤傲的个性密切相关。其友朋评曰：“(汪楫)性简介不妄交人，意所不可虽尊贵未尝以言狥，而惟才贤是与友谊敦厚。”[5]王士禛也说：“楫之人如此，其诗如此，其论诗又如此。”[6]可见诗如其人，文学创作实为人性的外在显现。语言表达其实就是思想的表现，语言是外在形式和基础材料，思想性格则是内在存在和灵魂主旨。从选本对汪楫高逸、冷澹作品的喜好上，不难看出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审美取向，这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时代对人性的塑造和影响。
三是与前代名作作类比，指明诗人追摹学习的对象。如邓汉仪评《诗观二集·西山纪游六百字呈同游施愚山少参高阮怀同学》：“诗篇虽长，然其中层次曲折了了如画，令人读之如置身千岩万壑间，惟恐其尽。比于老杜《北征》未或相让。”还有，王士禛《渔洋山人感旧集》(乾隆刻本)卷七“汪楫”条卢见曾按曰：“扬州藏书之多无如先生及玲珑山馆主人，余每借观于二家。因题所寓为‘借书楼’，《赠其文孙祓江》云：‘弓衣织遍海东头，博奥曾闻贯九邱。犹喜遗编仍藻绣，更番频到借书楼。’”《赠秋玉》诗云:“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荆州。”[7](亦为《扬州画舫录》卷十所引[8])此处记载使得我们对汪楫生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选本里的文字不一定是诗评，但只言片语却向我们透露了很多历史信息，可能与作品审美无直接关系，但是因为涉及历史文化背景、个人生平经历，对于深刻理解作品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对作品整体评价最能展现时代风尚，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
(二)重诗歌结构，评谋篇布局
诗歌文字虽短，亦讲究谋篇布局，层次脉络。评语往往从诗歌结构入手，如沈德潜评《出五虎门同石来次前使萧给事韵》：“对结是结语，令读者不觉其对，此法从少陵出。”评《长史郑弘良以王命请余画像留国中口占答之》：“东坡赠子由出使契丹云：‘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起句盖用之也，通体不亢不卑，何等身分。”该诗起句是“岂是中朝第一流”，后云：“稍喜文章堪报国，谁凭骨相取封侯。”沈氏盖指此，其实也道出了汪楫的个性。这里如若不是选评家引出典故，恐怕普通阅读者很难有此感悟。这就证明清初的选本适应的阅读对象绝不仅仅是作诗的文人圈内这么狭小，而是面向愿读书的整个群体。因此汪楫诗及其他诗人的作品就有了流播广久的可能。
邓汉仪评《三叠泉有怀同学诸子》：“起结但为叙，置中段，电掣雷轰、风起涛立，大奇，大奇。”评《荆树行为无可大师赋》：“写荆树废兴之际奕奕神王，非沉酣柟树老柏，诸篇安能有此？”评《李九洪徐孝持入青原观瀑布歌以送之》：“是送人游青原却是自己作游青原。诗格局又变。”这些评语都是从诗歌的结构格局来分析。从上述诸篇来看，汪楫诗歌创作较为重视谋篇架构，而且注意诗的层次变化。这与汪楫游历山川不无关系，其常常观摩山川重峦叠嶂与流水之曲折应有所顿悟而有所得。另外不可忽略的是，汪楫本人还是位擅长楷书的名家，擅长的同样也是讲究间架结构和虚实布局的艺术。这些来源于生活与艺术的体验一定会对其诗歌创作有所影响。故评家称之为“大奇”。这些对诗歌结构的剖析事实上也开启了后世以文章之法援助诗歌创作及批评的先声。
(三)剖析语言文字，推敲锤炼
诗歌本身就是语言艺术，锤词炼句是诗家的本领。汪楫诗有很多看似拙朴浅白的表达，其实都是经过诗人缜密思考和锤词炼句所获得。例如《送吴冠五归里》，《诗观》评曰：“窄字斜字都入妙，全诗俱仆老。”评《登燕子矶》曰：“一字不溢。”《三峡桥》评曰：“数语形容，曲尽耳畔，如闻雷霆。”沈德潜评《欢喜亭同玉明上人观云海》：“予于庚午春游黄山，雨后亲见此景，故知三四语之妙。”(该集录诗与汪楫原作同，而与《感旧集》异)，评《黯淡滩》：“传写过滩之险，字字惊心怵魄。”像这样的评诗方式极为普遍，评家通常拈出一联或一句稍加评析，点评文字，关注诗人语言表达能力，表现了评论者对诗歌语言艺术的极其重视。其实诗歌的流传也往往得益于其中的精彩诗句，诸如“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意枝头闹”“僧敲月下门”之类的名言便是因为一句一字而传世。王士禛认为汪楫的诗以古诗为宗的评价是准确的，古诗虽不似格律诗追求音律，但是于古质淳朴中见出语言功夫。看似寻常的文字往往需要更深的功力与修养。
(四)解读思想内容，直指人心
邓汉仪评《过鹊起矶》：“此作真是诗史。”以诗纪史惟杜甫最盛，此为儒家诗学传统之一。但是诗人眼中之史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叙事也没有忘记“诗缘情”的抒情性特色。比起史家撰著，诗人眼中的历史更丰富，这是由文学能全方位生动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特色决定的。如该诗中“将军勤社稷，司马急荆襄。銕礮功何补？铙歌奏可伤。”诗题自注：“故黄将军败左师处。”黄将军指黄得功，明末史可法部下，封靖南侯。清军渡江南下，他率军决战板子矶，坐小舟督战，仓卒中流矢，知事不可为，于是拔箭刺喉而死[9]。清人古世余《板子矶怀古》亦云：“黄家战血楚江流，故垒萧萧烟水浮。北望孤忠空拒左，南驱遗恨失吞刘。鼓声夜壮北青峙，荻影风摇白马洲。一代将军无麦饭，丹崖片石已千秋。”[10]汤燕生《江上吊黄靖南》：“长风爽气散江沱，壮士空悲敕勒歌。……不有将军称后死，千秋遗恨汉山河。”[11]这些都是同题材诗篇，叙同一史实。值得注意的是，汪楫诗中提到“銕礮”，即铁炮，说明清初战争中，明军已使用较为先进的枪炮。此诗可为佐证之一。王尔纲《天下名家诗永》则评《过鹊起矶》和《寻隐园旧址》曰：“二诗感慨近事，具见深心卓识，诗之具史才者。”汪楫的另一首诗《铁尚书歌》(自注：“东昌城下。”)，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评曰：“叙东昌战事，毛发欲动，读去凛凛有生气。”此亦为“诗史”。可见，汪楫所撰这些反映近事的诗歌颇受选家重视，而其诗亦被评为具有“史才”的“诗史”。
又如邓汉仪评《登清凉山》曰：“眼前景，古来事一一写尽。”评《白鹿洞歌》：“山水间作如经术文字平流。”以上这些评语皆是从内容题材方面做一概括和解读，特点是往往一针见血，一旦被刊刻传播，便于读者理解诗的真髓。另一方面，汪楫生活的年代距大明灭亡不远，明末清初之际的天崩地坼，神州沉沦的时代感慨、思想沉淀对清初康雍阶段的文学创作、文人心态仍然产生巨大影响，借典故、历史暗暗抒发内心情感，发思古之幽思也是当时创作的常见现象，不过康熙朝的诗歌也正渐渐远离了遗民思想与心态也是不争的事实。恰恰因为选家的精辟点评，又将读者引向历史的反思，评论者不仅是第一读者，还是作者的知音，作品的内涵与价值也因为诗歌评语而得到彰显。
(五)传承与变革的选择，建构诗风
各选本在选择诗作时主要选择创作上较有特色的作品，何以上述选本对汪楫早期诗集《悔斋诗》选择较少呢？对于这个问题，邓汉仪有过一段解释，邓氏在汪楫诗选末段总结云：“舟次与予订交有年，论诗亦最合。辛亥予客广陵，至始刻《诗观初集》，舟次尽以同人稿见属，而其所自制《悔斋诗》□□欲予刻其一字，今春乃以《山闻集》见寄，朴老之中益遑□浑真，有如愿亭所云‘龙攫虎搏易其平常者’，然则舟次之不轻刻其诗，意良足畏！吾安能测其所至也？”由此可知，汪楫起初并不愿将早年诗作急于刊刻，在忘年交周亮工的勉励催促下，方才付梓，故而，上述各选本多采自其《山闻诗》一集。事实上，汪楫创作最为鼎盛的时期就在康熙十八年之前，即举博学鸿词科前，而《悔斋诗》《山闻诗》《山闻续集》即作于这一时间段，而且像《山闻诗》所收作品大多为游历豫章、庐山、新安、青原等地，这也是他广泛交友的时期，较之《悔斋诗》大多拘囿于扬州一地，创作《山闻诗》时其眼界显得更为宽阔。再加上游历豫章数月间，汪楫还偶遇并结识了像方以智、金堡等明末清初著名僧人和抗清斗士，这为他的人生无异平添了许多“奇遇”，现存《山闻诗》及《续集》中有不少关于他与这两位大师的交往作品，这些经历都极大刺激了汪楫的诗歌创作。再如邓汉仪评《登青原山寺归云阁》：“俯仰江山别有心眼，乃得此奇旷之作。”评《玉川门还幻修上人拄杖》：“真而趣。”由于眼界拓宽，激发了创作视角的多变，所谓“别有心眼”“奇旷之作”“真而趣”都无一例外地说明诗人在阔大的自然之境中培塑了自己豁达的艺术境界，也因为人生的众多不平凡经历，使得他别具文学家的眼光和敏感体验。这同样得益于创作上学习古人，在学习中求得变化，在多变中创造奇旷的意境。虽然汪楫本人并没有较为完整系统的诗学思想表述，但是在创作中充分说明了他的审美倾向与诗学实践。
其实，汪楫欲以变革来突破对古人的模仿，是明末清初以来众多文学家的共同发展思路。清初的唐宋诗之争便是例证。但是如何学习古人，汲取前贤的优良传统则是求变的基础，如王岩撰《悔斋诗序》：“(汪楫诗)盖出入盛唐大家而上溯汉魏，不蹈袭古人，字句皆出机轴，纵横变化，无所不可，长庆而下所不屑也。汪子之诗若此，岂犹他人之诗已哉？”明确道出了他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又不蹈袭古人，实现自己的个性创造。对于汪楫向杜甫诗学习的评价，邓汉仪评《秦淮月夜听苏崑生度曲》：“全仿少陵丹青剑器篇。”评《西山纪游六百字呈同游施愚山少参高阮怀同学》：“诗篇虽长，然其中层次曲折了了如书，令人读之如置身千岩万壑间，惟恐其尽。比于老杜《北征》未或相让。”此处，邓氏将汪诗比作杜甫的《北征》，可谓评价甚高，同时也表明，汪楫学习古人尤其是长篇歌行体古风，十分注意汲取前人在长篇巨制上的优长。关于这一点，其好友王岩在与汪氏通札中提到，其云：“但从令兄处得读近所作《西山纪游六百字》，老来气衰力竭之时甚望而畏之，足下意何不善至此，直欲两《北征》、二《南山》矣。几月不相见，作此惊人伎俩，真不虚却远游也！吴野人诗格日长，其意便欲多毁却从前诗，弟谓却似不必也。譬如舂米，精麤不同，要之皆是米，粒粒从辛苦中得来，何忍弃之？若是稗子则断不可存耳。足下以为何如？”[12]友朋读到汪楫这首《西山纪游六百字》都有相近的感受，反映出汪氏从学习杜甫而成就此篇的创作实践，学古人也要构建自己的个性，即学古而不摹古，以求继承中有所变革，诗人有此意，选家、评论者等同时代作者也有这样的创作理念，这个时期的诗风也由此逐渐建构而成。
清初选家选本众多，如何既避免重复也能保证其质量，体现并贯彻选家的诗学思想，这是颇费脑筋并不得不面对的。像上文所选出的选本，便有十数首汪楫诗是复选的。邓汉仪《诗观》与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皆按照汪楫《山闻诗》的刻本顺序择录，而像王士禛《感旧集》则未依原本依次选入，但无论怎样，上述选本一定是有自己的选择，那么究竟依照怎样的标准进行选择呢？换而言之，汪楫的诗篇符合什么样的诗学思想而被选入各本？事实上，这是同一问题的两面。
(一)取材于古而纬以己之性情
邓汉仪《诗观初集》自序云：
《十五国名家诗观》之选成，予反复读之，作而叹口，嗟乎！此真一代之书也已。当夫前朝末叶，铜马纵横，中原尽为荆榛，黎庶悉遭虔戮。于是乎神京不守，而庙社遂移。有志之士，为之哀板荡、痛仳离焉。此其时之一变。继而狂冠鼠窜于秦中，列镇鸱张于淮甸，驯至瓯闽黔蜀之间，兵戈罔靖，而烽燧时闻。此其时为再变。若乃乾坤肇造，版宇咸归，使仕者得委蛇结绶于清时，而农人亦秉耒耕田，相与歌太平而咏勤苦。此其时又为一变。夫惟变之之极，故其人之心力才智，亦百出而未有穷。其历乎兴革理乱、安危顺逆之交，中有所藏，类不能默然而已。以故忧生悯俗、感遇颂德之篇，杂然而作。一时公卿以迄今韦布，其号为能诗，沉雄古丽，安雅柔淡，以几于汉魏四唐之盛者，盖指不胜屈。而世之选者，顾乃遗大取小，专采大一二花草风云釐祝饮宴闺帏台阁之辞，以是谀说时人之耳目。而于铺陈家国、流连君父之指，盖或阙焉。乌在追国雅而绍诗史也。予生也晚，然适当极乱极治之会，目击夫时之屡变。而又舟车万里，北抵燕并，南游楚粤，中客齐鲁宋赵宛洛之墟，其与时之贤人君子论说诗学最详，而猥蒙不弃，其以专稿赐教者，日盈箱笥。爰因家居寡营，乃发旧簏，取诸名家之诗，芟繁就简，汇次成书。不意此选之遂，足纪时变之极而臻一代之伟观也。(下略)
本书一出反响非凡，李邺嗣《答邓孝威先生书》云：“闻先生方卧选楼，遥接其墠。《诗观》一出，风动海内。”[13]邓汉仪一生醉心诗酒山水之间，与当时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周亮工、冒襄、杜濬、余怀、吴嘉纪、黄云、孙枝蔚、丁耀亢、王士禛、王士禄、汪楫、宗元鼎、尤侗等等交游唱酬。广游历多交友，使得他编撰《诗观》成为可能，清初诗人通过矫云间、竟陵之弊而易明成为风尚，表现出要建立清人自己诗学思想的自主意识。邓汉仪对于时代风尚的变化把握精准，如上文《序》中所述，所以他在选编是集时有意展现时代的变迁，生动表现社会思潮的演变。纵观诗集，其不拘囿宗唐或宗宋，凡是言之有物、具有真情实感的篇章皆入选其中，这充分表现了他宽阔的视野，不拘于门户之见。他强烈反对“专采大一二花草风云釐祝饮宴闺帏台阁之辞”，认为那样在“谀说时人之耳目”，提倡“铺陈家国、流连君父之指”，旨在“追国雅而绍诗史”，由邓汉仪选择汪楫的那些诗篇来看，也恰好与自己的好游历不谋而合，皆为“取裁于古而纬以己之性情”的优秀诗作，十分欣赏汪楫学习古人而又超出古人，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
(二)振风俗于衰敝之际
邓汉仪自康熙九年庚戌(1670)选《诗观》初集，到十三年甲寅(1674)选《诗观》二集，再至二十四年乙丑(1685)编选《诗观》三集，前后长达二十年。所编入选的诗歌则从顺治初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凡三十年。此正是大兴文字狱之前，是诗人思想较少受到思想禁锢的时期，更是清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也是清初清人选清诗的诗集尤其繁荣的客观原因，也可说是清人在一片尚且安定的环境里被激发了无限的创造与灵感。没有诗人的大量创作与优秀作品的产生，如邓汉仪《诗观》那样的皇皇巨编何以诞生？而由汪楫个人身上的学诗特点，即学习魏晋直至盛唐，在努力汲取古人的基础上尝试变化，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清初的诗人也在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不断建构清人自己的文化，经历着国变之后，文人的文化自觉意识陡然增强，也是一种痛定思痛式的文化反思的结果。
再譬如蒋鑨《清诗初集》序曰：“初也者，祖也，必然之理也。此予于国朝诗选定以初名，顾将使当代之知所宗，而后起之知所守，义至矣。”另一选者翁介眉序曰：“我朝定鼎以来，数十年间，群才毕出，璀璨当时。不惟起五季宋元之衰，并且超轶前代，大有过于王杨卢骆，虽以初名，实盛矣。”这些表述足以见出清初清人的自信与急迫，亟待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也是振风俗于衰敝之际。
抱有同样宗旨的还有魏宪《诗持》，其自序曰：
故余是集之选，总其名曰‘持’者，盖将持之于其盛也。持之于其盛，而逆有以振其衰也，其于名教风尚之间，不能无窥管之讥，杞忧之诮矣。然知之故为之者，何也？盖余于是集也，其体裁必正，其丰格必高，其性情必深，其意旨必婉，其讽诫必微，典实必确，其缭绕于笔端，逗留于言外者，必逶迤而清峭，庶几可以告无罪于天下焉。若夫世道之醇薄，人心之邪正，则惟赖在上诸君子，崇经学，育人才，有以倡起而持之，非愚之所敢知也。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诗选的目的就在于风教天下，致使社会风俗淳，此言论秉承了儒家诗教观。对于读书人来说，编选者认为都应该有所“持”，即有所担当，敢于承担社会风尚向醇正转变的重要责任。
(三)“神韵说”“肌理说”的倡导与实践
还有一些选本更强调了文学本身，注重以诗系人，如王士禛《感旧集》，书前朱彝尊序曰：“感时怀旧，辑平生故人诗，存殁兼录，凡五百余首，而以哲昆考功终焉。入是集者，山泽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旧识。其诗或往日所见，谓为无足异；
兹讽咏之而信其可传，传之更久，后之嗟咨叹赏，宜何如矣？”卢见曾序曰：“窃谓此书传我朝之诗与人与俱传矣。盖治、熙之交，正当我朝诗人初盛之会，遁世之遗老，兴国之硕彦，无不萃会一时。先生以应运星精，诞发介胄，蚤登坛坫，宏奖风流，自非淹雅鸿儒，即无由登龙门而长声价。是故我朝之诗人虽不尽于是集，集中名家之诗，亦非是集之所能尽，而人之以诗鸣于我朝之初盛而必传于后者，已囊括而无遗。”由此可知，王士禛交友广泛，所选诗人也确为清初胜流，基本反映了顺治、康熙两朝诗坛现状，不过邓汉仪跋语指明了该集所持审美标准，其云：“渔洋论诗，专主神韵。兹集所选，盖取其较近乎己者。诸家所长，不尽在此也。”此语甚为客观，与《诗观》包容并蓄选择相比，是集确实有所局限。重要的是，邓氏还指出：“其书是贵，当不待问矣。字句间与专集微异，则所搜者初稿，后来刻集，又有改订。翁方纲辈乃谓出渔洋手改，奉为不刊之典，是则拘执之见，通人所不取也。”该集多半亡国之音，乾隆后抽毁钱谦益、屈大均数条。能保存一些明末清初遗民诗作，虽仅三百余首，仍能尝鼎一脔，亦可知味。故而上文校勘之处便可断定，乃王士禛手改而非汪楫原作，然诚如上文分析，改订并无正确与舛误之分，而却有超轶或不逮之处，如邓汉仪所云：“此盖为神韵说主脑裁定。”从上文修改之处也可见一斑。经过选家再加工修改后的汪楫诗或许也可为后世提供另一种不同的解读，至少是汪楫同辈师友阐释语境里的汪楫诗，同样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至于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则自云唐调为主，实乃“理趣”为尚，“故有功业理学可传，而兼工韵语者，急采之”。尤可注意的是沈氏于《凡例》中说：“前代臣工，为我朝从龙之佐。如钱虞山、王孟津诸公，其诗一并采入。准明代刘青田、危太朴例也。前代遗老，而为石隐之流，如林茂之、杜茶村诸公，其诗盖不采入。准明代倪云林、席帽山人例也。亦有前明词人，而易代以来，食毛践土既久者，诗仍采入。编诗之中，微存史意。”可见，明末遗民即完全不与清廷合作者，沈氏该集不予录入，其所持标准已十分清晰。另一位汪楫同乡后辈汪观编撰有《清诗大雅》，其论次清初诗家以“温柔敦厚”之旨，不过其选诗亦颇具个性，比如“岭南三大家”别为一集，而“江左三大家”则反姑置之，王士禛以下名家或选或不选，选择寥寥数篇，像朱彝尊仅录《鸳湖棹歌》百首，独搜罗野逸，发微阐幽。其自叙《凡例》：“诗到，随选随梓，不序前后，照《诗观》例。登选宁缺毋滥，照《诗观初集》意。”由此可知邓汉仪《诗观》付梓后对清人选清诗的影响之大，而选择标准又不尽相同，恰恰因为文化现象的多元化，才显示出文化的真正价值。综上所论，以上各选家不论持何种标准，出于怎样的诗学思想，汪楫作为清初名家，其诗作赖之各选本而得以广泛流播，其诗既表现了隐逸高士的冷澹生活，同时也具有杜甫“穷年忧黎元”一般温柔敦厚之旨，故而上述各选本在不尽相同的标准引导下，仍然能从汪楫诗集中选择符合其各自衡量标准的数首诗来。由此，为后世去研究清初那个时代及在此环境中成长的诗人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与可靠的资料。
当然上述诸多清人选诗也并非皆是精良，有的选家为了抬高选本价值，不惜乞求当时达官来撰序。像以明遗民自处的曾燦(1626—1689)辑《过日集》二十卷，请龚鼎孳、沈荃、施闰章作长序，当然这三位大吏也是著名诗人，尚自有说。但如汪观《清诗大雅》则请了一些如窦容恂、李周望和沈一葵等于诗无所知的俗吏，欲借这些人权势为选本增价，其心显然。还有的选家像倪匡世《振雅堂汇编诗最》书前罗列“参校诸先生姓名”竟是所选诗家的近两倍之多，更是善于“造势”，等等[14]。所以，据学者调查的这些现存世的五十五种清初选本中鱼龙混杂，而上述摘录选有汪楫诗歌的也是其中一半，另还有一些未录，就是从诗歌本身艺术角度选择那些本人即是诗家，且与汪楫有交或较了解汪楫的选家的选本作定量分析，以期获得较为客观的内容。这些诗人选家的评点和选择本身就是很好的诗学思想展现。
注释：
①汪楫作品有：《悔斋诗》六卷，清稿本；
《悔斋集》，六卷，清康熙间刻本；
《山闻诗》，清康熙间刻本；
《山闻续集》一卷，清康熙间刻本；
《京华诗》一卷，清康熙间刻本；
《观海集》一卷，清雍正间刻本；
《悔斋集五种》，十卷，清代诗文汇编影印清康熙雍正间刻本。以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
②该选本目录参考谢正光等主编的《清初诗选五十六种引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③各选本的版本信息皆在该表中注明，文中有引自这些选本的文献不再注出处与版本信息。
④据龚炜《巢林笔谈续笔》卷下“国朝诗选奉旨删辑”条：“长洲沈宗伯进呈《国朝诗选》，奉旨删辑：凡明臣而仕本朝者，都不入集。圣主重文教，励名节，不独操觚家知所法则矣。前修《江南通志》者，盛称洪承畴诸臣，亦义在必删，是所望于续修者。”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由此可知，清人选诗诸本不仅受限于编纂者审美观念的选择，还拘囿于时代风气与政治的干预，当然这种限制乾隆以后更为明显。
⑤清人选诗喜加墨，王士禛《感旧集》亦不免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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