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
思想史以“言说”和“观念”为对象，建造史以“建造”为鹄的。与关注建造历史本身的研究角度不同，本文试图反其道而行之，从言说的角度回应“思想与建造的互动”的主题①。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公认，建造是建筑非常基础的部分，也是建筑学科中最核心和底层的内容。然而，在观念史的视野中回顾，我们会发现，在中文语境中并非一直如此，相反，在很长时间里面，对这个话题的讨论甚至在建筑理论言说中长期缺席。本文关注当代中国建筑学中的“建造”观念在“言说”中出现的时刻，从话语史意义上追溯与“建造”相关话语的起源。而这个时刻也是今天方兴未艾的建造史研究成为可能的前提和基础。为此，本文以围绕方塔园何陋轩的言说史为案例，并非为了讨论方塔园何陋轩本身的历史细节，而是希望以此为镜，回顾当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历史中“建造”是如何逐步进入言说，并最终进入了建筑理论话语的核心的。
本文从“建造”在现代中国建筑言论史中的回顾开始，通过在个人史和历史语境中梳理对方塔园的不同言说，分析“建构”话语的引入当代中国建筑观念的深刻影响，最终借着2001 年一次访谈中对冯纪忠先生“建构”角度的叩问回到全文的主题：建造进入言说的过程，恰好伴随着当代中国建筑话语和观念重构的关键时刻。
虽然言说与建筑的实践密切相关，但话语本身有它自身的历史。建筑话语因应社会条件的变化以及职业建筑师群体的实践积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各不相同的概念体系和话语形态或者言说的方式。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初以来现代中国建筑言说的历史，可能会发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30 年代、1950 年代、1980 年代和2000 年代，这些节点构成了建筑话语的几个不同的代表性阶段②。它们分别代表着现代中国建筑话语初步形成、转向、重生、转型的几个关键阶段。每一阶段都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环境、外来影响、社会实践条件变化相关，不同概念和话语系统也型塑了当时人们对建筑的认知。
“建造”是建筑的基本问题，与建造和技术有关的讨论本来不会专业讨论中缺席。然而自20 世纪初到1930 年代，建筑师的职业身份逐渐与工程师分离，与建造技术有关的讨论逐渐从建筑专业期刊中被偏向于艺术性和社会性的内容所取代，新的建筑师阶层由于其所受到的教育和社会身份，话语层面的“儒匠二分”成为一种典型的现象③。1950 年代以后，这种“二分”现象被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以出版延续时间最久的《建筑学报》为例，从1953年创刊以来，即使在1966 年后发刊不太规则，建筑理论的讨论已经基本停止的特殊时期，建造技术的讨论虽未断绝，但是这些讨论内容从来不是主流，而且往往是在相对艰难的经济条件下进行的，讨论空间有限，而且与建筑的理论讨论并无太深入的关系。这个时代理论讨论的核心往往是那些跟建筑思想乃至国家计划方针政策相关的内容，无论是反对形式主义，反浪费的住宅标准讨论还是从1950 年代贯穿到1980 年代“创造社会主义新风格”的争论，实质上一直在围绕着如何处理形式和风格的艺术问题，并不太涉及建造和技术层面。
从建筑理论话语的角度，1980 年代毫无疑问是一个新的起点。随着一批专业杂志的创刊，更加多元化的建筑言说开始出现。在大量引进西方建筑理论的时代氛围下，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概念话语此起彼伏，无论后现代主义、还是新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风格概念，还是符号学、类型学、现象学、地域主义理论方法④。一时风起云涌但也常常转瞬即逝。在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 年代典型的对世界潮流的追赶热情，以及对于未来发展趋势的迫切兴趣。直到1990 年代后，城市发展和市场化带来的巨大建设量的涌现，人们突然发现很多理论话语本身似乎并不能解决建筑问题，反而带来了建造质量和设计水平的相对低下的问题暴露无遗。于是出现了1990 年代开始的、依托艺术界的宣传和推动方式的“实验建筑”现象，但由于和大量性建筑生产的相对脱节，更多表现为试探性的探索或者个体的突围。
从早期略带盲目的大量话语引进到基于本土实践需要的话语体系建立，经历了国内建筑市场化带来的大量经验积累，更与此逐步引发的理论反思有关。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一个转折点，2000 年前后的“建构”话语的引入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后，与新一代建筑师更带有反思性的实践相呼应，由学术界努力推动的一种新的学科知识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理探讨和中国当下的现实找到了稳定的接口。2000 年以来的热词中，不但建构、材料、结构等与“建造”有关的关键词令人瞩目，而且不管是偏重技术取向的结构建筑学、绿色建筑、参数化设计，乃至表皮、遗产保护、环境调控的话题，“建造”都成了非常重要的讨论维度之一。今天，建造更已经成为建筑教学每个学生都耳熟能详、挂在嘴边上的话题，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呢？
为了追溯这段历史，本文尝试以当代中国建筑的经典作品，冯纪忠先生设计的上海松江方塔园和何陋轩为例，以围绕它的言说史来进入话题。作为当代中国建筑的经典，冯纪忠先生设计的方塔园何陋轩是建筑史研究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对象。然而往往被忽视的是，在历史研究的视野中，除了作为物质性存在的，从设计到建造到经过多次改建直至最近面临重建的何陋轩，还有一个作为精神性存在的被谈论、分析、研究的被言说的何陋轩。何陋轩的历史于是就成为并存的两重历史：建造的历史和言说的历史。
2021 年底的何陋轩，面临着建成35年以来第一次全面的重建，这样的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也为本文回顾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锚固点。作为一个建成物的方塔园何陋轩，建成日至今不算久远，历史事实很容易追溯：“文化大革命”后，冯纪忠先生受到上海园林局设计处的邀请，在松江设计一座围绕着宋代方塔和迁移而来的明代天后宫为中心，以“露天博物馆”为特征的现代园林。1978 年5 月，方塔园一期建设工程开始，1980 年底完工；
1981 年，方塔园二期开工；
1982 年5 月1 日，方塔园对公众开放；
1986 年，何陋轩开始建造，1987 年底何陋轩和方塔园二期全部完工。建成以后，最初就作为“露天博物馆”目的的方塔园又经历过一系列计划之中或之外的改变，包括新历史保留建筑的陆续移入，新建筑和道路的扩建以及植物的自然生长和景观方面的诸多改变。何陋轩本身也经历过多次修缮，比如大约两年一次的定期葺草，比如建成后为了抵抗厚重特别增强了屋顶刚度并减掉了中间的两根柱子以增加空间，以及在2009年的一次重要的加固中增加了柱础的铁箍以抵抗越来越厉害的形变⑤；
由于竹结构的耐久性有限，到2021 年，早已超过设计使用寿命的柱结构多年来累积的形变累积，何陋轩不得不第一次整体大修（图1）。
图1：
2021年6月，等待重建中的何陋轩
另一方面，作为冯纪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品，同时也是1980 年代中国建筑实践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无论是设计的思考、设计、调整和建造的过程，还是设计者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以及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启示，也是围绕方塔园的“言说史”的主要内容。回顾这部言说史，可以说方塔园及何陋轩既是一个时代的先行者，也是一个时代变迁中的岿然不动的指针：一方面，方塔园的价值是逐步被学术界认知和普遍关注的；
另一方面，不同的时代也给予了方塔园不同的解读和评价。
根据对各种媒体中相关文章的统计⑥，从1981 年冯先生的《方塔园规划》一文发表开始，一直到2000 年之前，虽然方塔园在很多关注者心目中已经立刻成为经典（an instant classic），但除了设计参与者的几篇文章⑦之外，以此为题的文章的数量却并不多。而且，然而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方塔园还受到了一些不合理的批判⑧。
经典当然不会被埋没。在冯先生1980年代末旅居美国后，1994 年方塔园获得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创作奖，1999 年入选“上海建国五十周年经典建筑”名单（铜奖）⑨。2000 年，冯先生重新回到国内并主持设计松江博物馆（未实施）。次年，他在同济做了题为“门外谈”的演讲，同年接受A+D 杂志采访《关于“建构”的访谈》，他开始系统性地接受回忆性访谈。2002 年冯先生发表《时空转换——中国古代诗歌和方塔园设计》，再次打开了认识方塔园的新视角。2003 年《建筑人生——冯纪忠访谈录》和《建筑弦柱——冯纪忠论稿》出版，开始了学术界对这一话题的新一轮讨论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06年赵冰和刘小虎在《新建筑》上面发表的系列访谈，以及关于冯先生的思想史研究⑩。
这个热潮随着随后开始的一系列活动不断升温。2007 年，为纪念冯纪忠教授从教60 周年，在深圳画院举行的“冯纪忠和方塔园”展，同期进行的学术研讨会，十几位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讨论，成果汇集在2007 年底出版的《冯纪忠和方塔园》一书中。随后，2008 年2 月央视《大家》栏目播出冯纪忠专题片，2008 年6 月，《世界建筑导报》也出版了纪念专辑。12 月，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授予冯先生“杰出成就奖”。2009 年3 月，《华中建筑》推出冯纪忠纪念专题，并开始连载赵冰和刘小虎的“冯纪忠作品研讨系列”文章，全面整理冯先生的设计作品。
2009 年12 月11 日，冯纪忠先生因病在上海逝世，12 月《新建筑》杂志在建筑人生专栏推出冯纪忠纪念专题，2010 年1 月《城市空间设计》推出了冯纪忠纪念专栏。2010 年3 月，第二届冯纪忠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冯纪忠讲谈录”系列丛书出版。2011 年，《时代建筑》杂志纪念冯纪忠先生逝世周年专题。
2012 年以后，随着王澍获得普利茨克奖引起了媒体对“文人建筑师”这个话题比较集中的讨论和关注，冯纪忠和方塔园被很多作者看作20 世纪中国文人建筑师谱系中的重要代表。2014 年10 月，“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在上海OCAT 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内容2017 年正式出版）。2015 年，为了纪念冯先生百年诞辰，赵冰主编的冯纪忠研究系列丛书出版，同年《华中建筑》推出纪念专辑。也是在这一年，王澍主编的《拆造何陋轩》一书出版。
这一系列的研究活动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文献，等待进一步的解读。
笔者曾在参与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时所做的“话语何陋轩：重建文本中的何陋轩”研究中，梳理了近40 年来这些研究文献的角度和内容，并尝试以关键词云图的方式对这些文献中涉及的关键话题进行呈现⑪（图2）。
图2：
方塔园研究文章数量统计（1981—2020年）
在对这些言说进行归类和分析中，我们大体总结出了七条线索，在图中以不同颜色标出，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些不同的主题在时代话语中的出现、起伏、延续与衰落：
（1）江南：乡土、地域性；
（2）传统：中国传统建筑、古典园林传统、文化传统；
（3）现代：现代性、理性；
（4）建构：结构、构造、细部；
（5）空间：设计手法、空间氛围；
（6）社会性：公共性、公民性；
（7）个人性：主体意识、审美表达。
更进一步的理解需要将这些言说置于其本身的历史语境中。从不同的言说主体（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献根据与冯先生本人的远近可以分为三个“圈层”。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冯先生自己对方塔园设计的几次在的解读，主要包括1981 年 的 “方塔园规划”（《建筑学报》，1981/07）、1988 年的 “何陋轩答客问”（《时代建筑》，1988/03）以及2002 年 “时空转换——中国古代诗歌和方塔园的设计”（《设计新潮》，2002）；
中间一层，是从2000 年冯先生回国后，王伯伟、赵冰、黄一如、冯叶等学生、学者或家人对冯先生的采访，以及冯先生本人的回忆；
最外面一层，是不同学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在不同情境下对方塔园和冯先生和作品所做的研究和诠释。如果我们拆解和观察不同话题的相互关联（图3），会发现冯先生的几篇“夫子自道”是这些文献的主要核心，每一篇新的文章发表，都是触发新一轮讨论的重要动力。
图3：
不同文献的相关性和关键词分析
那么，什么是冯先生思考的内在动力呢？我们无法进入他的思想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把冯先生这几篇关键性文章和当时冯先生自己的人生际遇的不同阶段相对照，可能可以更好地理解每篇文章的动机和写作者当时的心态。
我们把时间稍微延长到1940 年代。1946 年，冯纪忠先生历尽艰辛从奥地利回国，先是南京首都规划委员会工作，同时在同济大学兼职任教，并参与上海都市计划编制讨论。1948 年和友人成立群安事务所，1950 年代开始全职在同济大学任教。期间又一些设计作品完成。1964 年他主持“花港茶室”设计完稿，这是他早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然而紧接着在“设计革命化运动”中受到批判，未建成就被强制修改。1960 年代初，任建筑系主任的他在教学中提出“空间原理”的教学思想和计划，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无理批判。1978 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冯先生终于有机会主持方塔园设计，试图回归理性和专业，1981 年《方塔园规划》写于方塔园一期刚刚完成，文章比较直接和客观的交代了设计的思考，并没有太多的阐发和抒情。然而在改革和保守激荡并存的1980 年代初，再次在“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中被莫名批判。1986 年开始设计的何陋轩，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以较低的造价，很短的施工期，完成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重要作品。当时的冯纪忠依然要面临很多质疑，因此才有了为自己辩护意味的1988 年的“何陋轩答客问”，行文之中一主一客，用对话的形式隐含了很多争辩和反驳的意味。之后出国旅美，远离建筑，专心研究诗词，历十年，2000 年回国的首场讲座，做“门外谈”诗。读他这段时间写出的那些解读诗词的文章，他的视野从未彻底脱离一个优秀建筑师的视角，常常带着强烈的“时间—空间意识”作文学意象的解读。但无论如何，这十年中，念兹在兹的是诗歌。十年间，国内建筑气氛变化巨大，方塔园和何陋轩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到，想必冯先生回看方塔园的林林总总，心境也有所不同。回国后的冯先生自然多次被问到方塔园，于是有了2002 年“时空转换——中国古代诗歌和方塔园的设计”一文出炉，开头就说“早经发表过的内容就尽可能从略了”，于是很多新的说法被提出，“对偶”“意象”“情境交融”等。这些固然也是当初设计的时候的思考，但十年读诗对行文的影响也很明显，其中提出的很多概念更成为后来大家解读方塔园必不可少的关键词⑫。
这也成为对方塔园诠释角度中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即，大部分文章中的来源基本上从对冯先生自己的言说的阐发开始，如最常用的概念古今、意动、时空、对偶等，都是冯先生自己首先在文章中首先提出的。此外的另一类文章，则是以当时代的学术风尚为导向，试图运用新的理论工具，对这一受到公认的经典作品提出新的解读。而方塔园本身的多义性，也给解读提供了非常多的可能性，我们会发现，不同时代各种理论都可以在这个作品中找到可以对应的点⑬。如1980 年代的符号、传统、现代，1990 年代的地域、本土、风土、原型，到2000 年以来的建构、材料、公民建筑、文人传统等，都和文章所写的时代风气和特征有紧密的关联，属于借时代之眼回看方塔园，是时代风潮与经典作品的碰撞。
这当然是很自然的现象，但也更看出跳出时代窠臼、具有独立角度的阐发之可贵⑭。
2001 年的《关于“建构”的访谈》，就是这种时代变迁与经典的碰撞。
美学研究领域中有一个有趣的论断，“先有美学史，后有美学”。这句听起来自相矛盾的话，指向的是“引入一个概念”本身的学术史意义。对“建构”的引入的讨论也可以在这样的语境下来理解。正如前文讨论过的，纵观整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建筑理论讨论，核心往往是那些跟建筑思想甚至政策相关的内容，无论是1950—1960 年代反对形式主义，反浪费，设计革命化，还是贯穿了1950 年代和1980 年代的“创造社会主义新风格”的讨论，乃至1980 年代以后的各种理论探讨，一直在围绕着如何处理形式和风格的艺术问题，并不太涉及建造和技术层面。回顾话语史，真正讲“建造”作为一个话题引入理论讨论的，始于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建构”理论话语的引入，而肯尼思·弗兰姆普敦的《建构文化研究》英文版的出版，引介和中译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事件。1996年《世界建筑》上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署名伍时堂（费菁，傅刚笔名）的一篇书评《让建筑研究真正地研究建筑肯尼思·弗兰姆普顿新著〈构造文化研究〉简介》第一次向中文读者介绍了这本书；
1998 年《建筑师》杂志上刊出张永和的《平常建筑》，2000 年《世界建筑》中张永和，张路峰的《向工业建筑学习》等文章⑮，共同展示出对重视造型忽视建造的“美术建筑”的强烈批判，以及对之前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建筑风格理论讨论的厌倦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王群在1998 年《建筑师》杂志上的《空间、构造、表皮与极少主义》以及2001 年《A+D 建筑与设计》杂志上连载的《解读弗兰普敦的〈建构文化研究〉》系列之一、二中得到学理上的呼应和支撑，引起了国内对建构理论讨论的热潮（图4）。
图4：
2000年前后专业媒体中“建构”关键词词频统计
排除掉其他建构意义的义项⑯后，可以看出重要建筑专业杂志中的词频统计中，与tectonics 相关联的讨论在2001 年后开始明显地大量出现。这个时间点与A+D 杂志的文章背后，最不能忽略的是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学者群体的系统工作。赵辰在回顾的文章中说：“当年南大建筑的成立，正是面对当代中国建筑与国际进一步接轨的发展需求，和当时中国建筑学术水准相对落后的现实。出于对常年来笼罩在中国建筑界的‘形式主义’和‘风格论’强烈的不满和彻底的决裂，建构这种对以建造为中心的学术思想，被南大建筑选择而成为共识乃至学术组合的基础。
也正因为出于这种对建筑学术追求的‘初心’，在南大建筑随后的教学与研究之中不断地探索而顺理成章地发展了。从理论上的西方当代建构思想引介、解读，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建构诠释；
从建构思想指导的各种模型试验设计工作坊，到以实际尺度+材料的建造教学；
从传统材料和工艺探讨的建造实验，到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加建造的数字建造设计研究……”⑰
这些系统的工作理论文献上的汇集，是丁沃沃，胡恒主编的《建筑文化研究（第一辑）》 （2009 年），这也是中文第一本建构讨论重要文献专题文集；
《时代建筑》杂志是这段时间翻译介绍相关理论的另一个集中地，2012 年由彭怒主编的《建构理论与当代中国》对这个主题做了进一步的扩展。这也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两本文献集。
“建构”概念引入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在于这个概念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观念性变化。我们统计了2000 年前后一系列概念的变化，可以发现，围绕着建构概念的引入，同时勃兴的是包含着建造、材料、空间、形式、身体、地形在内的一批高度相关的概念群组的出现（图5）。回顾来看，那是一个时代转变的拐点。它带动了一批和基本建筑学概念相关的讨论的大量出现，改变或者重塑了对建筑学的认识。而这种重塑最直接的集中体现，就是对于“建筑本体”的讨论。
图5：
2000年前后专业媒体中“建构”概念群相关性及历时变化分析
关于建筑本质或者“本体”的讨论，是建筑理论的学科性的基本话题。自近代开始，就不停地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1936 年建筑师陆谦受，吴景奇在《我们的主张》中鲜明地提出，“一件成功的建筑作品，第一，不能离开使用的需要；
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
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
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⑱梁思成先生的“建筑作为艺术和工程技术的结合”，更成为一个经典的描述，影响至今⑲。
从1980 年代初开始，在思想解放和启蒙反思的时代氛围中，这个话题又不断被重新提及。刘鸿典在《对建筑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⑳中把“建筑的本质”归纳为“按照人们的意志，利用材料构成一定的空间，使人们能在其中安全与方便地工作，而且可能赋予人们以不同的美的感受”，并认为“建筑的阶级性、建筑的科学性（ 包括技术）及建筑的创作性来作为建筑理论的基本问题”，代表了当时很有转型时代的特色的观点随后一些有关争论也开始出现㉑。1983 年元旦前夕，建设部设计局在天津召开座谈会，西北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黄克武在会上提出，“应当有专家研究，把一些基本概念搞清楚，如什么是建筑”。一时间此类讨论迭出，成为1980—1990 年代建筑理论讨论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延续1950 年代就开始的“艺术/工程”的论述，首先引发的争论的是建筑是否是艺术的话题。郑光复发表《建筑是美学的误区》，之后吴焕加以《建筑是美学的误区吗？》为题反问，一场涉及建筑究竟是什么的争论开始了。此后，相继发表了艾定增的《从后现代到解构——兼论郑光复先生的误区》，陶友松的《话说“误区”的误区——谨向郑光复先生请教》，侯幼彬的《美学误区与“二律背返”》，萧默的《“白马非马”及其他——“建筑艺术”的概念及其属性》 以及郑光复的《负正论：建筑本质新析》等多篇文章，热烈的学术争论说明建筑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关注。李行的观点声援了郑光复“只有扬弃‘建筑是艺术’之说，才能为建筑学的现代科学发展扫清道路”。萧默的观点则代表了对立的一方，“建筑是美学的误区吗？……建筑之于美学，不但不是误区，而且就时下而言，是进入得还相当不够、相当不深的直辖区……我们当务之需，不是去否定否定不了的建筑艺术，而恰在把美学引入建筑，从这个角度和高度，对建筑做一番认真地思索。”而李松年的《建筑，是艺术》以及程庆平《建筑不是艺术》两篇文章，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纠缠到建筑究竟是不是艺术这个话题中的不同观点的针锋相对，一直到 1998年仍然有文章以《建筑就是艺术申论》为题延续这个话题。
文化论与人本论则是在1980 年代新启蒙语境下的另一个新兴的讨论方向。罗小未在1985年的《建筑要面向世界》一文中，借着讨论“建筑”几个层面的含义，提到了建筑作为文化的表征。“它常被理解成国家的一个工业部门——建筑工业；
或被理解成基本建设的一个方面——任何运用建筑材料和技术建造起来的东西；
又被理解成房屋的代名词或简称；
甚至还被当作动词来用，造房子的‘造’……而我这里要谈的是一般称之为建筑学的建筑，即在广义的建筑中，同人、同社会、同环境、同时代的需要等条件密切相关，并真实反映着它们的建筑与建筑文化。”㉒虽然对比1930 年代的说法，这些并不绝对新鲜，但作者把“一般称之为建筑学的建筑”清楚地定义为“同人、同社会、同环境、同时代的需要等条件密切相关，并真实反映着它们”，相比“既是工程又是艺术”说，强调了“人、社会、环境、时代”是建筑的条件因素，并认为建筑是诸多条件因素的真实反映。后来出现的“人本说”可以看作这种思考的进一步延伸：徐千里教授在《建筑何为：本体的追问》是这方面的代表：“建筑的本体论对建筑存在的反思，是对建筑意义与价值的领悟与揭示……也就是说，建筑中真正具有深层意义的问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建筑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归根到底又是人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人的存在的问题……对建筑的反思就必然要把视野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使建筑的批评成为一种文化的批判，一种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批判……对建筑的思考，说到底是对人存在的思考。所以，人文精神和人文尺度就应当也必然成为贯穿这种思索的中心主题。”㉓
不难看出，这些言论中有非常严肃的理论思考，以及深刻的历史经验反思，不过就像1980年代的学术风气和局限一样，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或纠结文字上的完整，或醉心于援引新的思想，较少涉及现实和实践的需要。而建构话语的引入和出现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的。在《向工业建筑学习》一文中，张永和与张路峰表达了对建筑本质的理解，“在中国，工业建筑没有受到过多审美及意识形态的干扰，也许比民用建筑更接近建筑的本质……清除了意义的干扰，建筑就是建筑本身，是自主的存在，不是表意的工具或说明它者的第二性存在。”㉔
正如胡莹在《建构——对建筑本体的还原》中所说，“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我们‘借鉴’了西方建筑在近一个世纪中曾经出现过的几乎所有思潮、流派和‘主义’，却始终没有构筑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出现了今天这种‘拼’立面的现象”，发掘其深层的愿意，认为“主要是由于建筑物在设计过程中抛开了建筑物本体，抛开了建筑首先是建造的实体这一基本认识，而去寻找所谓的风格、主义，偏离了建筑本身的目的……作为一名建筑师，如其在纷乱的风格与思潮中迷失自己，不如回到建筑的本体，用建造的艺术去理解建筑，用建造的逻辑去设计建筑。”㉕“建构”话语引进至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表述的迅速改变。今天，在建筑学院内部和行业话语中，建筑的“本体”已经天然地指向了与物质建造相关的建构话题。可以说，建构话语的大量出现不仅改变了建筑师的实践观念，更重要的是，它直达建筑理论话语的核心，改变了当下中国建筑话语中的基本知识结构。
这种对建筑认识的宏观转变，也反映在建筑界对何陋轩的认识转变中。
2000 年，冯先生回到国内，也重新开始回到建筑设计的工作中。2001 年春，在建构讨论的热潮中，冯先生接受了《A+D》杂志赵辰、葛明两位的采访，访谈记录发表在《A+D》杂志2002 年第一期上。这次采访中冯先生可能是唯一一次正面地谈了他对“建构”的看法。采访的动机显然来自于这个时代以及采访者的学术兴趣，以及在那个时候正在努力推动、后来影响深远的学术事业。所以，建构可以看成两位采访者有意识地、从明确的理论出发投射于何陋轩的一个视角。
前文说到过独立角度之可贵，而建构就是一个新的视角。无论是否直接受到这次采访的影响，这一视角的出现改变和扩展了人们认识方塔园何陋轩的维度。
2012年，王澍在中国美院的教学中带领学生研究何陋轩的建造，并做了“拆造何陋轩”的展览。由于当时施工过程中工匠的随意性，展览中展示了一系列其实不那么规则的节点做法，也和这种视角的出现不无关系。
此后，很多人的研究都会开始诉诸建造，关于屋架结构的体系、节点的做法、漆色与否，以及形式的选择、灯的做法……一切都和这个有关，几乎统治了多数人对何陋轩的理解。于是在这个视角下，越来越多的话题被挖掘出来讨论：草棚建造工艺的时代背景、竹屋架的节点问题、台基的铺地和柱网的落位、北大门的摇摆柱问题、儿童乐园的亭子的结构、东大门和垂花门的色彩、烹雪斋的设计问题、西湖茶室的结构及修改问题……毫无疑问，这些当然都是建筑师在作品中讨论推敲过的细节。然而回归前文中冯先生自己的言论脉络中，不难发现这个访问更是一种“叩问”。在采访中遭遇这个话题的冯先生，云淡风轻地说：“建构的本意无非是提示木、石材如何结合一类的问题。（1）它包含了构造材料的内容；
（2）它要求考虑人加工的因素，也就是说是人的情感在细部处理之时融进去，从而使建构显露出来……在我看来，建构就是组织材料成物并表达感情、透露感情。”过了一会，他继续说，“另外，我一直强调对待学术名词要简单化”。好像在说，其实不必纠结如此。
作为没有机会亲炙的后辈，今天人们对冯纪忠先生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于文本和话语中的重建。然而每一个文本背后都有一个不同的形象。《空间原理述要》的背后，是作为教育家和建筑设计方法论建构者的冯纪忠；
《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背后，是作为规划学家，1980 年代就开始关注旧城改造问题的冯纪忠；
《组景刍议》的背后，是作为景观设计家，深思“旷奥”的冯纪忠；
《人与自然》的背后，作为园林历史观察和研究者的冯纪忠；
《新解偶得》的背后，是作为文学评论者的冯纪忠……而冯先生本人，则像时代漩涡中的方塔园和何陋轩一样，仿佛一个标尺，测量着时代和解读者的变迁。可能，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样，可能，他一直都没有变过。他自己不太谈建构，甚至放给工匠去决定何陋轩具体的竹构的节点程式，“意”“动”“情”才是他的思考和表达方式。毕竟，主人不必为匠，能主之人更为要紧。然而，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在回忆以往经历的时候，冯先生曾经饶有兴味的谈起青年的他在奥地利留学期间的结构计算课程，以及跟着构造技术课的老师去山上敲石头、捡石头的有趣经历；
壮年的他如何在东湖客舍（1950 年）设计中推敲地形、层高、光线和屋脊的组合，在“上海土产展览馆”（1951 年）中如何巧妙的从建造出发，因“材”立意，三天完成设计……对晚年的冯纪忠先生来说，无论是形式构成也好，材料建造也好，这些都是一个建筑师的本分，毋需多言，而他早就超越了这些“物”的层面，进入了建造—意象之间自由来往的思维之境。
从“建造”如何进入“言说”的问题开始，本文在简要的历史回顾之后，开始了对围绕着方塔园的言说史和关于建构的言说史的交叉回访。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纠缠之中，方塔园何陋轩仿佛一个坐标，映射着当代中国建筑言论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转变。之所以要花大量的篇幅讨论“建造”在“言说”出现，除了回应会议“建造与思想互动”的主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今天绝大多数的建筑实践者或研究者来说，这一话题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公认，建造是建筑非常基础的部分，是建筑学科中最核心和底层的内容。然而，在观念史的视野中回顾，我们会发现，在很长时间里中文语境中对这个话题的讨论非常缺乏，且在建筑理论话语中长期缺席。正是建造话题的出现，重构了建筑学科知识的基本结构，也让今天的一些方兴未艾的研究方向，无论是建造史还是环境调控史，成了可能。这也是这个话语/观念话题值得被讨论的学科意义所在。
在思想和建造之间，言说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的作用。思想通过言说对建造发生影响，“建构”话语的出现，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建筑实践的面貌。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建筑师的注意力开始更加关注此时此地建造的具体问题，建筑作品开始不但在建造质量上获得了提升，更从抽象的“理论”和各种“主义”中解脱出来，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一大批真正的根植于本土技术条件的优秀建筑实践作品和思想得以涌现。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从“建构”话语的引入到本地化、知识化，更加意义深远，它标志着百年中国建筑学科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性时刻，那就是当代中国建筑理论从借鉴模仿到本土扎根的转变，建筑话语从泛“风格”话语到“本体”话语的转变，建筑设计从以形式为核心到以建造为核心的转变，乃至某种基于“比附性”的思维到“分析性”的思维转向的端倪，并且重新确立了中国建筑学科的基础与核心价值所在。（感谢王骏阳教授，赖德霖教授，赵辰教授和杨宇振教授在会议讨论和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特别感谢李海清教授在论文写作修改过程中提供的重要支持。）
注释
① 本文基于笔者在2021年12月由东南大学组织的“近现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讨会”——“建造与思想互动”的演讲发展而来。
② 简而言之，不同的时代分别回应了不同的时代条件，1930 年代是留学生群体带来的第一代职业建筑实践群体的出现，建筑学科话语体系的初步建立；
1950 年代回应的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建筑理论话语风格的深刻影响；
1980 年代回应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二次引进西方建筑理论和话语的热潮，大量新的概念被引入和广泛使用；
2000 年之后则回应的是更加市场化的以及国际化的条件下，“实验建筑”一代新的独立实践群体带来的多元话语。相关详细叙述可参见：王凯，王颖. 概念地图与四元谱系：从建筑媒体看二十世纪中国建筑的演变[J].时代建筑，2014，6。
③ 参见王凯.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 北京：中国建工出版社，2015.
④ 参见王颖.理论的焦虑：“后现代主义”在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J].时代建筑， 2019，5（167）.
⑤ 参见缪雪旸，朱晓明.图解何陋轩[J].当代建筑，2020，11.
⑥ 参见：王子潇. 因地制宜——基于地形学解读的上海方塔园设计研究[D].同济大学硕士论文, 2019（指导教师：王凯）.
⑦ 冯纪忠《方塔园规划》（1981年），臧庆生《园林建筑的新探索——松江方塔园北大门》（1984 年，时代建筑）、冯纪忠《何陋轩答客问》（1988 年，时代建筑）、吴伟《方塔园设计研读》（1996 年，时代建筑）。
⑧ 简单来说，方塔园在1980 年代初建成，恰好处在整个社会思想解放过程中，由于还比较僵化紧绷的政治风气的影响，过于超前的代表着现代、自由精神的方塔园受到了青年学生和具有现代意识的建筑学者的由衷赞赏，在1980 年代的几次诸如反对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中被一部分抱持保守观念的人以各种理由批判，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在剧变后19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这一作品再次被注意到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特别是在时代风潮退潮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再次发现了这个超越了时代的作品的独特意义。详参王伯伟编.建筑人生：冯纪忠访谈录[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中访谈的相关部分。
⑨ 关于这次评奖提名的一些过程和细节，可参见郑时龄《建筑批评学》中的相关内容。
⑩ 刘小虎. 时空转换和意动空间——冯纪忠晚年学术思想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09（赵冰指导）。
⑪ 关于本文多次采用的词频统计的方法的说明：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选择19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建筑专业期刊（《建筑学报》《建筑师》《时代建筑》《世界建筑》《新建筑》《南方建筑》《华中建筑》）作为统计的范围，在进行了必要的筛选和辨析之后（例如剔除同形异义词）采用关键词词频统计的方法得出，然后进行基本的可视化表达。这种方法虽然已经在很多研究中被普遍采用，但其方法论的基础仍可以简要说明：词频统计因为受到数据库本身的局限，其实无法做到绝对的详尽和精确，但依然被广泛采用的原因，是它可以作为时代观念状态的表征，特别是在不同时代的比较中，对于我们理解不同时代观念的变迁特别有价值和意义。
⑫ 再后来的2004 年“谈方塔园”，2010 年“与古为新”等访谈中的谈论，或可看作冯先生在回顾一生中对这个盛年中作品的理解和点评。此后，获得公民建筑奖，公民话题的言说也从此而来。虽然实至名归，但更不难看出这不同话语中的时代变迁。
⑬ 而之所以如此之多的解读，可能根源自于方塔园用冯纪忠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回答了在这变化的时代中始终萦绕在人们心中的一个基本焦虑：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可能也是整个20 世纪以来中国建筑的一个最基本的命题。
⑭ 总体而言近年来比较有突破性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关于冯先生设计思想的学术渊源的考证；
方塔园中具体设计手法的历史来源；
方塔园规划和设计的一些历史过程的还原；
以及在历史中方塔园和何陋轩的建造、维护、修葺、改造历程等。
⑮ 张永和.平常建筑[J].建筑师，84，1998，10；
同期有王群：《空间、构造、表皮与极少主义》；
张永和，张路峰.向工业建筑学习[J].世界建筑，2000, 07；
王群.解读弗兰普顿的〈建构文化研究〉系列之一、二[J]. A+D建筑与设计，2001，（1），（2）.
⑯ “建构”一词本来在中文中并非新词，具有constructism的意义，因此排除相近义项是必要的。关于关于tectonics 这个词的翻译，学术界有过不同的意见，有认为应该译成“构造”（伍时堂、刘东洋），有翻译成“构筑”（莫天伟、卢永毅），也有翻译成“建构”（王骏阳）。今天，建构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译法。
⑰ 赵辰：“南大建筑的建造诗学”，《建构设计》，2020.
⑱ 陆谦受，吴景奇.我们的主张[J]，中国建筑,1936（26）.
⑲ 这个表述中无意隐含的二元论思考模式，在特定意识形态语境中被化约为意识形态和技术两个层面，这也成为相当长时期中建筑讨论的主要定势导向。
⑳ 刘鸿典. 对建筑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J]. 建筑师，1981（8）：41-47.
㉑ 相关讨论可参见郝曙光：当代中国建筑界关于建筑本质思考之回顾[J]. 南方建筑，2006（12）：141-145.
㉒ 罗小未. 建筑要面向世界. 世界建筑导报,1985.
㉓ 徐千里.创造与评价的人文尺度——中国当代建筑文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㉔ 张永和，张路峰. 向工业建筑学习[J]. 世界建筑,2000，7.
㉕ 胡莹. 建构——对建筑本体的还原[J]. 华中建筑,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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