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宜泽， 杨竺松
(1.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2.清华大学 国情研究院， 北京 100084；
3.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历经七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1]许多学者认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创造“两大奇迹”的关键要素。例如，周黎安(2019)认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鲜明特色，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过程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
王绍光(2019)指出，历史的、跨国的、当代的研究均表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比较顺利、现代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早的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增强在前、经济发展随后[3]；
杨虎涛、刘方(2019)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模式的最特殊之处不在于经济战略的目标设定和策略组合，而在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及其持续性的保障[4]。如果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强大的国家能力之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可或缺，那么，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从何而来？针对这一问题，既有研究鲜有充分的讨论，尤其缺乏行为主体的分析视角。
本文对国家能力产生学说在中国情境的适用性进行讨论，基于政党中心论视角，分析政党在国家能力建构方面的比较优势和作为独立行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建构的关系。
自“回归国家”学派形成以来，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将国家能力视作自变量，考察的是国家能力对经济社会的潜在影响；
二是将国家能力视作因变量，考察的是国家能力产生的动力、过程和缘由。其中，前者占据主流，后者大致可以总结为两类学说(见图1)。
图1 国家能力产生的两类学说
(一)国家能力产生的两类学说
第一类，“战争驱动学说”将国家能力的起源归结为地缘政治引发的地区冲突或战争动员。其中，最鲜明的观点莫过于查尔斯·蒂利提出的经典命题，即“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蒂利(2012)认为，国家是运用强制力量的组织，而资本可用于购买强制资源，因此，强制力量和资本的积累与集中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国际竞争尤其是战争和准备战争的压力的驱使下，资本和强制资源汇集到了国家层面，从而形成了欧洲早期的民族国家。[5](PP.20～24)简言之，地缘政治压力是国家形成的催化剂，强制能力和汲取能力等国家能力的形成、演进是对战争危机的回应。张孝芳(2019)指出，外国的军事干预与入侵加大了近代中国各类政权的生存压力，抗日战争驱动根据地政权通过军事制度、财税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理性化提高其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护能力，为我国全国性政权即现代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PP.38～40)
自然初始禀赋学说认为，国家能力的形成肇始于自然条件的细微区别。例如，Acemoglu等人(2001)研究了许多曾被欧洲殖民的国家之后发现，它们当前的经济绩效取决于当前的制度安排，当前的制度安排又取决于过去的制度安排，而过去的制度安排则取决于历史上的殖民政策。在殖民地时期，宗主国一般会在适宜人居的殖民地制定长远的保护产权的包容性制度，而在不宜人居的殖民地则制定只顾当前利益的掠夺性制度。[7]换言之，国家能力的形成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其终极根源在于气候和地理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冯晨等人(2021)基于四川过去近两千年的历史研究发现，自然灾害的爆发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契机，长期而言，地震的冲击会对地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产生正向影响。[8]
历史初始禀赋学说认为，国家能力的形成源于漫长的历史演变。弗朗西斯·福山(2015)认为，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强大国家能力源于悠久的、强烈的国家传统和民族认同，这些传统和认同早在与西方世界深入接触的数百年之前便已形成。[9](P.307)关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形成，托马斯·埃特曼(2016)认为，欧洲国家的政治道路不仅取决于战争的密度，而且取决于其参与战争的时机以及原罗马帝国的政治遗产和议会制度的不同形式，不同历史元素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国家，由此决定了国家能力的差别。[10](PP.16～32)Besley和Persson(2009)认为，当前的政策选择受制于国家过往在法治能力和财政能力方面的互补性投资，而决定国家能力投资多寡的是历史时期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政治的稳定程度和制度的包容程度。[11]总之，国家能力的形成植根于其漫长的过去，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和偶然性，不过，国家能力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路径依赖和“复利效应”，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社会初始禀赋学说认为，国家能力取决于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比。乔尔·米格代尔(2012)认为，国家能力的本质是对社会的支配和控制，初始的社会结构将制约国家能力的发展。虽然国家看似是一个庞然大物，但面对部落、宗族等组织构成的碎片化社会格局，国家实际上通常难以按照自身意志改造社会，在生存政治逻辑的主导下，许多新生政权所进行的社会控制集中化的努力最后都归于失败，以至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控制碎片化的局面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12](PP.47～54)Acemoglu和Robinson(2017)认为，国家与社会的竞争推动着国家能力的发展，当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时，将会形成脆弱国家；
当国家力量占据上风时，国家形态将朝着所谓的专制方向发展；
若二者旗鼓相当，国家形态将往包容性方向前进。以上三种情形反映了由弱渐强的国家能力“光谱”。[13]
(二)既有理论对中国情境的适用性及其缺陷
不可否认，上述观点从不同侧面阐述了国家能力的起源，对理解当代中国国家能力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然而，通过回顾以上两类学说不难发现，两类学说在中国情境的适用性方面依然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战争驱动学说”无法解释为何在同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之中，只有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取得了堪称奇迹的经济社会成就；
“自然初始禀赋学说”无法解释为何许多与中国位于相似气候地带的国家，其国家能力的表现却存在巨大差别；
“历史初始禀赋学说”无法解释为何同样秉承悠久国家传统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却长期处于国家能力低端锁定的状态而无法自拔；
“社会初始禀赋学说”强调国家与社会争夺控制权的事实，却忽略了中国古代中央政府与民间组织广泛存在的相互合作共同推动了国家治理的事实。[14]上述理论之所以不具有说服力，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倾向遮蔽了非西方国家的国家能力建构的历史。无论是“战争驱动学说”还是“初始禀赋学说”，都主要以欧洲国家或部分被欧洲长期殖民的国家为研究对象，较少关注中国等其他国家的特殊情况。已有研究发现，暴力冲突与国家能力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其受到国家所处的政治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中世纪，欧洲在政治上长期分裂，单个国家的地理面积有限，而中国则长期统一且国土广袤。面对战争冲突，前者的精英外逃能力及其衍生的议价能力明显强于后者，因此，与中国相比，近代欧洲国家更容易形成代议制度，从而扩大税基、强化税收遵从，形成更强大的国家汲取能力。[15]基于形式模型的逻辑演绎，Besley和Persson(2008)认为，战争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取决于战争的属性，外部战争可以促进更大的国家财政能力投资，内部战争则恰好相反。[16]据统计，10世纪至18世纪，在四分五裂的欧洲主要发生的是敌对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在大一统的中国则65%以上发生的都是内部战争。[15]
第二，强调国家的静态制度结构属性，忽视了国家作为能动行为主体的属性。当前，关于国家如何运作的研究主要存在韦伯—欣策式和托克维尔式两种进路，前者视国家为能动的行为主体，后者则视国家为静态的制度结构。然而，无论是Acemoglu等人(2017)对掠夺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划分，抑或是托马斯·埃特曼对世袭制国家和官僚制国家的判别，都主要遵循的是国家运作的托克维尔式进路，即凸显了国家的制度结构对社会形态的框定和塑造。事实上，国家是制度结构和行为主体的结合，二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事务层面交替发挥作用。在社会平稳运行期，社会结构往往具有主宰性力量，但在某些特殊时期，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机制就有可能会被打破，由此行动者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17]因此，强调前者固然有助于归纳平稳时期国家能力产生的一般性规律和整合性理论，但忽视后者就难以解释特殊时期或转型时期国家能力的动态突变及其背后的动力源泉。
第三，社会中心主义或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过滤了后发国家政党的独特作用。关于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西方国家通常认为是“先国后党”，政党只是现代国家形成之后政治生活领域的一个关键行动者，而后发国家通常认为是“以党建国”，政党在国家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8]因此，既往的以先发国家历史经验为参照的国家能力起源学说遵循的大多是社会中心主义或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往往会自动过滤掉政党的角色。然而，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之后，杨光斌(2016)发现，与英美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和法德日的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不同，俄国和中国是政党主导下的制度变迁。[19](P.271)金碚(2020)指出，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将政党默认为“政府”的一个组成因素，运用政府功能的行为假设涵盖政党的角色和作用，这不仅不是理论逻辑的合理抽象，而且是对客观世界的严重歪曲。[20]一言以蔽之，忽视政党的客观存在或将政党的特殊角色硬塞在政府的框架之内的任何理论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建构而言，都难免存在削足适履之嫌。
利用串口触控的下位机编制人机交互界面、控制方式及指令，并烧录至UART串口触摸屏中.传感器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数据总线送入Arduino uno单片机的动态内存；
此时若在串口触控屏有动作，数据经由Arduino uno单片机自动送入串口触控屏中，经处理后显示在屏幕界面上.
国家能力的形成是由不同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众多要素中，之所以后发国家政党的角色依然不容忽视并引人瞩目，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能力的建构是化潜为显的过程，政党在场有助于调动潜在的影响国家能力的积极因素。在任何国家的自然、历史、社会因素中都蕴藏着国家能力建构的有益成分。然而，对于任何一个政权而言，积极因素都不会自动地暴露出来并发生作用，如果要为国家能力的建构所用，就必须借助于特殊的外部力量来发现之、辨认之、善用之。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外部力量不仅应当是能动的行为主体，还应当具有一定的时代感知力、政治判断力、公共领导力和资源整合力。在现代政治的活动主体当中，作为先进社会思想和时代观念的组织化身，政党是规则、机构与成员等要素有机组合的载体，是政治生活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感召力的组成部分，具有充分调动影响国家能力的积极因素进行国家建设的政治意愿与政治能力，因此，政党无疑是扮演这一化潜为显的外部力量角色的理想选择。
第二，国家能力的建构是多方协作的结果，政党在场有助于整合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强大的国家能力并不体现在独断专行地对社会进行粗暴的干预，而是体现为对社会的深度融合和有效渗透，因此，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例行协商是国家能力建构的内在要求。然而，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如何将国家信念、政策、主张延伸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将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诉求不断地汇集至国家层面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政治工程。在这一政治工程的实施设想当中，国家中心主义或社会中心主义往往执其一端，前者强调国家相对于社会力量的自主性，后者则强调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因而淡化了二者有机连接、彼此协作的现实可能和重要意义。作为利益整合和表达的制度化工具和中介组织，政党构成了沟通国家需求与社会需求的传送带和黏合剂，成为现代国家能力建构中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
第三，国家能力的建构是集体行动的产物，政党在场有助于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作为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国家能力的建构无法依靠原子化、松散的个人来完成，而只能依靠以个人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然而，个人理性的集合不等于集体理性，相反地，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通常不会采取行动实现共同利益，因而集体行动总是难以达成，即形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对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曼瑟尔·奥尔森(2014)指出，较之于大集体，小集体更有可能实现共同利益；
较之于排他性集体，相容性集体更有可能实现共同利益。[21](PP.3～4)相对于由少则百万多则数亿人组成的大集体而言，由其中一部分人组成的政党无疑是小集体；
相对于一盘散沙、偏好各异的个人利益主体而言，政党本身是一个由共同利益或共同信念聚合的相容性组织。因此，在国家能力建构的集体行动实践场域，政党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
如果后发国家政党之于国家能力建构如此重要，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建构国家能力的？笔者以国家能力中最基础的汲取能力和强制能力为例，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建构的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汲取能力
国家汲取能力是国家从社会获取财政资源的渗透能力，其虽非越高越好，但太低则无法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会使国家陷入被动境地，因此，不少研究者将汲取能力的提升视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任务。[22][23]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人均税收仅相当于英国的1%[24]，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行列；
清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超过2%，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德川幕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高达15%[25]。事实上，在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国家汲取能力低下的局面无明显改观。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年均约为3%，1936年达到最高值，约为6.4%；
同一时期，日本、英国的这一比重年均分别约为30.3%和18.1%。[26]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管齐下，在短时间内重塑了国家汲取能力。一是努力开辟营业税、所得税等工商业税源，改变传统的以盐税、关税、土地税等为主体的单一税种结构，并通过国有企业利润的上缴来增加政府收入；
二是留任和改造旧税收系统征税人员与培养既忠于新政权又具备专业技能的新型税务人员并举，塑造了一支尽职尽责、清正廉洁的征税队伍；
三是借助“三反”“五反”等独具中国特色的运动式治理模式，极大地震慑了逃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有效提升了广大纳税者的税收遵从度；
四是发挥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创造性地调动行业协会、居民组织和工人群体等社会力量，进行纳税者识别、纳税义务的分配与监管，弥补了建国初期征税人员不足的缺陷。总之，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和适应性调整，中央政府实现了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构建了独立自主的财政体系，确保了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向中央集中，国家汲取能力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质的变化。1953年，中央财政收入和全国财政收入分别达到177.02亿元和213.24亿元，二者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1.5%和25.9%，其中，前者比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峰值高出15.1个百分点；
1953至1978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以及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年均约为35.5%和28.2%。(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2年2月19日。可见，新中国已将汲取能力提升至现代国家所应具备的水平。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大一统的财政体制，实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制。然而，虽然财政分权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汲取能力有所下降。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2%，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低点；
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2.2%，也处于历史最低区间。面对“两个比重”不断下降的态势，党中央和国务院坚持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双轮驱动。一方面，国家果断采取分税制改革，根据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原则，按税种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
另一方面，国家实施以强化增值税管理为主要目标的“金税工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税收监管，及时地扭转了国家汲取能力下降的趋势。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至55.7%，并且，此后一直保持在50%的水平；
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逐年递增，并于2010年之后稳定在20%的水平。(2)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2年2月19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加强国家汲取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凸显。为此，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国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不断提升国家汲取能力。2016年，国家全面推行“营改增”改革；
2018年，国家启动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合并国税和地税机构，进一步降低税收征纳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税收征管的效率；
2021年，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政府非税收入统一划转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实现了非税收收入的规范化和透明化，强化了汲取能力的合法性依据。
(二)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强制能力
现代国家是在特定的疆域范围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暴力垄断是国家最本质的特征之一，要维持国家暴力垄断，强制能力必不可少。以理想型国家为参照，强制能力似乎只是对一个国家的基本要求，然而，从古至今，不具备充分强制能力的国家却不胜枚举。在近代中国，由于国家缺乏足够的强制能力，农民起义、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断发生，国家面临着“国将不国”的危险。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才彻底实现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重要转变，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从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统一全国的武装力量，集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重塑了国家强制能力。
首先，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并不断巩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开创了军事制度文明的“中国模式”，奠定了国家强制能力建构的政治基础和总体原则。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发动了南昌起义，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对军队实行民主管理，成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运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党指挥枪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1]，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以制度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在思想上，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体官兵，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全军头脑，全面澄清和自觉抵制“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为指南，统一官兵行动；
通过政治整训纯正了军队的政治生态，提高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唯一性、彻底性和无条件性。在组织上，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将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归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创造性地将党的组织与军队建制有机统一，将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深度融合。
除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不变的原则之外，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根据世情、国情的变化进行灵活调整，不断地将强制能力的建构提升至新的境界。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国家镇压反革命并进行社会民主改革，肃清了土匪武装和城市黑社会势力，社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安定局面；
另一方面，按照和平建设的时代要求，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精简整编，完成了由战时体制向国防军事体制的过渡，人民公安沿袭了抗日战争时期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基本原则并覆盖全国，由此初步塑造了全方位的国家强制力量。改革开放后，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党中央及时推动人民军队朝着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改革初期，随着转型时期人员流动的加剧和群体性事件的上升，党领导公安系统以编制和经费为抓手，通过专项行动、权力下放等方式解决了国家经费预算和正规警察力量的不足以及警力分布与实际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国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进行权力集中，统一公安基础设施，加强基层警力部署，规范公安的权力边界，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一味地“往上收”不同的央地之间统分结合的强制能力建构道路。[27]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明确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由此，我国形成了新发展阶段短期、中期和长期相互衔接的强军路径。一方面，党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军队改革，通过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对人民军队体系实现整体的革命性重塑，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的力量结构，改变了国土防御型的兵力布势；
另一方面，国家实施科技强军战略，聚焦关键核心技术，运用新型举国体制，深入实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机制，构建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军事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实现了国家强制能力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协同演进。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可以力挽狂澜，将近代中国从国家能力的整体性危机中摆脱出来，实现中国国家能力由弱转强的历史性巨变？其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政党组织的一般属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人民性政党、使命型政党和学习型政党。这些特殊属性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践行使命担当和适应时代要求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品格，形成了国家能力建构的合力之基、动力之本和活力之源。
第一，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国家能力的合力之基。王浦劬、汤彬指出，组织资源、价值资源和物质资源是构成国家能力的原始质料，三者通过聚合、合法化和延展三大机制转化为国家能力。[28]这一研究是撬开国家能力生产“黑箱”的重要尝试。不过，若探本溯源，仍有一些细节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比如，三类质料源于何处，三种机制又为何有效？笔者认为，其中所有的奥秘均指向人民。人民群众是一切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若非全面扎根于人民、与人民融为一体，又如何能够充分地聚合、合法化以及延展蕴藏在广大人民中间的组织、价值力量和物质力量。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人民的化身，是人民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代表。无论是“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还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政策体系和实践体系中自始至终都有着最厚重的分量。深厚的人民性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同时，正是与人民水乳交融的特殊属性保证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以及由此导致其不敢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和发动人民的局限，摆脱了西方世界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治力量被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所左右的局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能力建设的伟业始终拥有最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实现了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的高度统一，极大地汇聚了国家能力建构的共识与合力。
第二，使命性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国家能力的动力之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与西方国家选举驱动型政党不同，作为典型的使命驱动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凝聚的基础不是共同的现实利益，而是共同的价值信仰。矢志不移地坚守初心使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依然朝气蓬勃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接续推动国家能力建设的自觉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29]。在这一初心使命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通过实施“分步走”战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方向迈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烈的使命感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实现了国家自主，为国家能力建设确立了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烈的使命感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国家能力建设奠定了最坚实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时期，强烈的使命感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国家能力建设推进至一个良性互动、彼此强化的正反馈发展阶段。[30]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前布局，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不失时机地引领国家能力迭代升级，将国家能力的建构推进至一个崭新境界。
第三，适应性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国家能力的活力之源。国家能力是国家意志和国家任务的映射，一旦国家意志和国家任务发生变化，必然要求国家能力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执政党的适应性对国家能力的建构极为重要。作为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赋予了国家能力建构不竭的活力源泉。比如，改革开放前后，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目标均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对内方面，由原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对外方面，由原来的相对封闭开始走向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如果按照国家中心主义“隔离”理论的说法，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多元社会利益主体将掣肘国家意志的执行，从而限制国家能力的生长。此外，按照全球主义范式理论的想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主义和地方主义分别在外部和内部削弱国家主权[31]，国家能力也将不可避免地趋于式微。然而，事实与理论的预测相反，其根本原因在于上述静态理论忽略了国家能力塑造主体的能动性、学习性和适应性。面对内部环境的变化，党中央因势利导，灵活应变，动态调整集权与分权的尺度，加快政府由全能型、管理型向有限型、服务型转变，实现国家和社会关系由紧张割裂型向嵌入赋能型转变，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逐渐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强大宏观调控能力；
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党中央循序渐进，主动把握对外开放的节奏，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不仅成功解决了历次金融危机，还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不断塑造着与国家开放水平相适应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