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苹
【摘 要】 林语堂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从小不仅接触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而且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深深向往，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为人所忽视的道家思想。本文沿着林语堂的思想演变轨迹，并围绕他在《京华烟云》中对婚姻、个体生存方面的哲学阐释来透视他的道家生存哲学，即在悲剧的现实中如何获得生命及人生的喜剧性的超越，并推衍出“参儒于道”的个体生存方式。
【关键词】 悲剧;喜剧;《京华烟云》;“道家”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2）01-0086-04
道家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思想，难为世俗人所理解，林语堂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和作家，却对道家“情有独钟”，而这与其独特的生活背景和思想性格有关。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他创作出了中国现代第一部具有浓厚道家韵味和掺杂儒、释思想的小说——《京华烟云》。作家在小说中极力向我们展示了在现实和命运的悲剧面前，人如何以一种“自然”、宽容、“退守”的心态来求得生存，以达到一种和谐的“喜剧”场面。作品中的诸多人物试图在以一种喜剧性的精神来应对悲剧性的现实。
一、“和谐”思想的形成
一个人思想品格的形成与其成长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林语堂独特的成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公元1895年，林语堂出生于福建南部沿海地区的漳州市龙溪县（今为平和县）的坂仔村。这个小山村是个山谷，四面围山，云雾缭绕。山之壮阔雄伟深深吸引了林语堂，大自然的神秘莫测让从小好奇心强的他顿觉自然的美妙。无怪乎他在自传中写道：“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不仅这山陵，还有家乡的河都给他童年的记忆抹上了一层简朴而又神秘的色彩。家乡山水的熏陶，使林语堂不仅对大自然有了崇敬向往之意，还有了对自然的哲理性思考。自然山水让林语堂可以远离政治的污浊和功名利禄的毒害，并让他对现实产生了厌倦和退避，使他的思想由激进变为保守和退让，这也是他亲近道家的最初的思想来源。
林语堂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父亲林至诚是当地一位布道牧师，受人敬重。林语堂自认为他的幽默细胞是承袭于他的父亲。他与父亲经常以其幽默乐观的态度来“整”母亲杨顺命。母亲，人如其名，顺应天命，不与人争、不与人斗，忍让、顺从并且善良、宽容，这似乎暗合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从母亲身上学到了母爱的伟大和宽容“退守”的性格。
童年亲人的爱、家庭的和谐幸福、山水的陶冶以及自然的和谐美妙，使林语堂养成了无拘无束、崇尚和谐、乐观幽默的个性。道家思想正暗合了他的性格，而对现实和生命悲剧的参透也让他更靠近道家。
二、在悲剧中超越
爱默生曾说过：“自然的根本悲剧似乎就是‘较多’与‘较少’的区别”。的确，人的欲求往往是阻隔他和幸福的“罪魁祸首”，如果以简朴的心态来应对这世界的纷扰，就能获得内心的平静，那么生命的悲剧就会在你的领悟与超脱中得到调和或消除。爱默生一生向往自然，他认为人如果不给自己的思想输入并不是他自己的困难，那么他的精神生活就可以保持纯洁、健康。人生的悲剧是精神的悲剧，因此如果精神超脱，现实中的悲剧就能在一种喜剧性的精神中转换。
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的人物正是以一种喜剧性的精神来对悲剧进行合理性的超越，并让我们看到真真切切的人在面对命运的无可奈何时是如何以超脱的精神来应对，并从中获得了个体的新生。
（一）婚姻生存之“道”
从小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中国小孩不得不尊从“孝道”，结婚时接受“命”的安排。他们个人的力量无法超越那个时代，因此也造成了许多婚姻悲剧。但是林语堂认为既然“命”中的婚姻不可违背，那我们何不对现实中的婚姻采取接受的态度，共同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呢？林语堂在婚姻上的这种“超然”选择不仅是对“命”的一种服从，更是对婚姻悲剧性的一种超越。在《京华烟云》中姚木兰心里爱的是与她志趣相投的青年孔立夫，而命运却让她与曾荪亚走在一起并结婚生子。因为曾家在木兰小的时候救过她，木兰为了报恩，接受“命运”的安排，嫁给了荪亚。既然是出自自己的选择，她就无怨无悔，努力嘗试与荪亚相处。在现代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大多塑造了一批舍身捍卫爱情的悲剧形象。《家》中的鸣凤为爱情而投湖自尽;《雷雨》中的四凤、繁漪等都是为爱情最终落了个悲惨的结局。这些为爱情所做的斗争只不过是对现实绝望的反抗。
在林语堂看来，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固然好，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也可以开出幸福的花。因为婚姻是以现实为土壤的，而爱情是对异性的一种浪漫主义向往，最终都将归于平淡。他在《红牡丹》中塑造的牡丹形象为追求爱情而勇往直前，无所顾忌，先后和四位男人相爱，但爱情的一个个破灭让她清醒，她最终选择了简单平淡的婚姻。林语堂在求学阶段，曾经对一个厦门富商的女儿陈锦端一见倾心并与之陷入爱河，但最终由于女方父亲的反对，使这段感情无疾而终。后来他在家人的安排下与同是厦门富商的女儿廖翠凤结婚。虽然还对陈锦端恋恋不舍，他却在几十年和发妻相濡以沫的日子里，创造了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林语堂曾说过;“在婚姻里寻觅浪漫的情趣的人会永远失望。”姚木兰虽然没能与挚爱结合，但是她认为这是“命”的安排，是寻求自由过程中的一次“退守”。庄子认为只有在至人、神人、圣人的身上才能看到这种存在于道之本体的自由精神，而凡人的生命很难达到这一点。木兰对婚姻的“退守”，何尝不是对自我的一种解脱，是对自己的重新定位。因为对悲剧的反抗，只是对自己悲剧命运的绝望，对自己精神的无法超越，是自我设限，是造成一切悲剧的根源。就如庄子所说：“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在儒家的道德人格中，智是从属于德和仁的。而在道家思想里，智是超乎于德和仁之上。这里的智慧主要指人在日常生活、交际言行、文学艺术方面所显示的智慧、才藻。姚木兰在面对婚外情这种灾难性的事实后，并没有如大多数传统妇人那样忍气吞声抑或怒不可遏、撒泼闹腾，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应对并解决。她将对方邀至家中坦诚相见，开诚布公，和对方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这一做法，不仅让婚姻有了转圜的余地，而且也没有让任何人丢失面子。这种对婚姻的“智性”处理方法，是对悲剧性的事实的一种喜剧性的超越，是一种“哀乐不入于胸”的大气魄，是对现实悲剧的一种更深层次的认识。事情过后，荪亚对她坦白说明原因，是当时生活上需要一点刺激，需要有点变化。木兰因此通过这段生活的小插曲，更懂得维持婚姻之道，并且不让丈夫感到生活的单调无聊。
姚木兰可谓深谙婚姻的生存法则，她在婚姻出现危机时以一种“退守”的姿態和处理方式，使婚姻在悲剧中重新点燃希望。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木兰拥有道家“水”的性格，水以柔弱温和的姿态可以包容万物，以柔克刚。这就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生存哲学。
林语堂认为：“就原则上，你得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两个不同的人要生活在一起，得有适当的调节配合，配合得好的话，你们中间的爱情将会产生更多的快乐果实;配合不好，则你们中间的爱情，自必日趋萎缩。”林语堂认为婚姻中的两人即使性格相反，也是可以构建和谐美满的家庭。性格相反的人可以互补，而达到一种“中和”的理想状态。他在《京华烟云》中就借用傅增湘之口写到：“人有五种命型，旧用金、木、水、火、土代表。男女婚配，就是这种命型配合的学问，命型配得好，可以彼此相辅，彼此相成。”在作品里，五种不同命型的人代表五种不同的性格，木兰是金命，而荪亚是水命，金入水就金光闪闪。莫愁是土命，沉稳、安静、圆通，而立夫是木命，土养木，木就能滋长繁荣。木兰机智大方，富有情趣，而荪亚迟钝、呆板、世俗。木兰可以推动荪亚，提升他的生活智慧。而立夫激进、冲动，莫愁可以消减立夫的锐气，将他往回拉;立夫可以带动莫愁，将她沉睡的一面激发，使她更加勇敢。当然，双方在此过程中应该有一颗努力维护好婚姻的心，应互相体谅宽容。
（二）个体生存之“道”
所谓“自然”并不是绝对论意义上的完全超脱，而是一种人类意志的影响相对较小的事物;自然主义态度就是一种相对尊重客观规律，淡化主体意识的态度。而死亡是人的正常的生理规律，因此人不能人为地改变它，而应顺应死亡之理，就如道家所言：“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也，天也。”道家认为人的生死是和天道有白天和黑夜一样正常，是一种自然规律。因此人应该对生死抱有不欢迎也不抵抗、随顺从容的态度。这显然与五四精神高扬主体意识、宣扬自我中心论相左。上个世纪30年代，由于启蒙运动的退潮、社会现状的突变，人的自我意识的过度强调，造成了人的自我确认度的降低和人的自我怀疑。因此沈从文、林语堂、废名等开始注重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对死亡采取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死观。
姚思安在他临死前对子女说：“生死是自然的真理，真正的道家会战胜死亡，他死的时候快乐。他不怕死，因为死就是‘返诸于道’。”姚老先生并不认为死亡是一种悲剧;相反，他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喜剧。人死后与自然同一，人本源于自然，归于自然是一种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实现，是一种幸福的归宿，不必为之悲痛。
姚老先生是一个真正遗世独立的人，他对死亡的态度正体现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然之理的遵循以及对人生悲剧的一种喜剧性精神。姚老先生对自身的养生非常重视，他在家练习打坐，放松身心，而不许别人打扰。道家哲学重视养生之道，它是对生命的一种珍视，而珍视生命是一种对天地万物的尊重，因为个体生命也是宇宙间的一个伟大的存在，持自然主义生死观的人才能达到对生命悲剧的超越。在姚思安认为对家庭的责任已尽时，他选择了去云游四方，寻找“道”的至高境界。
姚木兰在经历人事的繁华和复杂后，一直有归隐农村的想法，她想和丈夫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平凡生活。最终如其所愿，他们一起迁到杭州的一个乡野之地，过着“不问政治，不求闻达”的平淡日子。这是木兰对悲剧的现实社会失望后的一次喜剧性的回归。
林语堂对生命的感悟是悲伤的，但是他认为不能因为生命的易逝而怀疑人存在的价值，而正因为生命的这种悲感，才让我们懂得更加珍惜人生。他在《生活的艺术》中写道：“我们的生命总有一日会灭绝的，这种省悟，使那些深爱人生的人，在感觉上增添了悲哀的诗意情调。然而这种悲感却凡是使中国的学者更热切深刻地要去领略人生的乐趣。”
三、结语
在中国文学史上，悲剧和喜剧一直泾渭分明，彼此割裂，人们或陷在悲剧里黯然神伤，或在肤浅的世俗喜剧里强颜欢笑，而林语堂真正做到了在悲、喜剧之间的自由转换，使悲剧在喜剧中深刻，喜剧在悲剧中变得崇高。他看到了人生的实质是悲剧，但并没有在悲剧中沉沦，而是真正实现悲剧的喜剧性超越。《京华烟云》正是这种悲剧的喜剧性超越的典范。作者在其中抒发了对人生的慨叹和对生命无常的领悟。正是因为一切都是“烟云”，作者才以一种玩世的态度来应对人生，但在这玩世中，包含有作者对人生悲剧的无可奈何和对个体自身价值的怀疑。为了寻求他心目中的“自然”境界，他终于脱掉了尘世的“外衣”，返璞归真，在精神的超脱中享受人生。
林语堂在重视道家精神的同时，也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影响。姚思安出外云游，选择在自然中获得喜剧性的超脱后，几年后，又以“道家父亲”的身份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不管是对儿女的眷顾还是对家庭的眷恋，终归是一种儒家的“家”文化深深影响了他，让他还不能超脱于尘世之外，这也是林语堂对尘世的眷恋，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也说到尘世才是唯一的天堂，我们生活的现实只有一个，即尘世只有一个，我们应趁人生的蜡烛还没有燃尽的时候，而尽情地享受它。这当然又掺杂了儒家的入世思想，林语堂是不反对儒家的，他还自认为是行为上尊孔孟，思想上跟老庄。但他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情结和复杂的哲学信仰没有感到茫然，而是享受这种矛盾，他在自传中说到自己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他以自我矛盾为乐。
姚木兰在进入到乡村当一名乡野村姑后，最终也融入了抗日的人民群众中去。因为灵魂的孤寂和现实的压迫使姚木兰的人生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其基本的道家精神是没有改变的。他们还心有所挂，无法超脱于庄子的“逍遥”境界，却也能在现实里徜徉，真正实现了个体生命的轻舞飞扬。但这种儒道融合于一身的现状，其实在现今每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出来，只是哪个的成分更多一些而已。在儒家与道家的和谐融合中，个体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最终自然地结合，体现了个体对生命的执着和对现实的融合，虽然这种融合还带有被动性，但是在当时说明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影响，使这种由己及人、由家及国的精神得到了提升，而这种变化也暗示了他们对个体生存价值的重新考虑，人只有融入到群众中才能焕发出更加生机勃勃的生命色彩。这种“参儒于道”的个体生存哲学直至今天仍然触动和启发着每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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