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民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2）
广州十三行以及行商制度肇始于1686 年，即粤海关设立次年①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 年第1 期。，若干商人自粤海关处获得担任贸易居间人的资格，享有对外贸易的特权，是为行商。
至1842 年中英签订《江宁条约》而十三行制度走向终结前，共有数十甚至上百位行商活跃于广州口岸，与为利赴华的西方人存在密切的商业互动，在清前期中外经济交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遗憾的是，仅有部分行商及商行的情况得到学界相对详细的研究考证②有关论著参阅黄启臣、梁承邺编著：《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十三行之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年；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31－302 页；
冷东、赵春晨、章文钦、杨宏烈：《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广州：广州出版社，2012 年；
潘剑芬：《广州十三行行商潘振承家族研究（1714－1911 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陈国栋：《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杨永炎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 年，第233－325 页；
Weng Eang Cheong,Hong Merchants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 1684-1798,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7. pp. 134-175;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等等。，其他诸多或未见文献频繁记载，或仅作个别史料罗列，皆不可窥一隅而见全貌。
藉由挖掘西方收藏的档案文献，包括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结合已出版文献如《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③[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的相关记载，能够对目前仍谓模糊的同泰行及其运作情况进行初步论述，并为清代广州十三行研究提供新的个案。
同泰行商麦觐廷，籍贯和生年尚不可考，中文商名为磻官或蟠官，是其英文商名Poonequa 之音源。
在正式成为行商之前，麦觐廷大抵是一名行外商人，与游官（Youqua）合伙经营茶丝生意①陈国栋：《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杨永炎译，第144、306 页。
游官为Youqua 的音译，也或指蔡玉官。，凭借向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等官员送出将近7 万银元，麦觐廷于1804 年被委派为行商，同泰行由此创立②[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二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464 页。。
商行开业之际，广州贸易的环境已与18 世纪大相径庭。
1794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宣告破产，其对华贸易走向终结；
1805 年初最后一艘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驶离广州，自此不再来华；
1784 年美国商人首次赴广交易，随后迅速崛起成为广州贸易的活跃因素，重要性愈发凸显。
然而，同时包括东印度公司和私商两者在内的英国对华贸易始终蓬勃发展，无疑占有广州口岸最主要的贸易优势。因此，同泰行创立伊始，麦觐廷交易的对象即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英国公司”）为重，此外也跟英国私商有生意往来。
同泰行经营初期在英国公司眼中有良好声誉，主要原因在于麦觐廷对待生意报以守时、专注的态度③陈国栋：《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杨永炎译，第306 页。。
商业态度与自身实力无法等同，同泰行虽在1810 年和英国公司签订大规模的生丝合约，但其仅是例外，实际上从当年开始麦觐廷便被长期视作缺乏资本和经验的小行商之一④[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150 页。。
按行商制度规定和现存史料记载，可知麦觐廷各贸易年度对商行的经营管理包括进行商品交易、充任商船保商、缴纳赋税贡奉等方面。
这些事务最终得以完成，一方面自然体现麦觐廷对商行业务的处理能力，另一方面与英国公司对同泰行的帮助有较大关系，后者又无疑和总商卢茂官、伍沛官常在公司大班面前替麦觐廷代为说项密不可分。1811 年7 月，卢、伍二者向英国公司驻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益花臣（J. F. Elprnstone）致函时便提到麦觐廷“艰苦力更难支”，并且“久承公司相爱有素，现在本年又蒙仁兄厚情格外相帮，得以定办茶叶感激已深。
”⑤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1/52。
十三行行商作为官方与外商联系的中间人，常须传达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对英国商人的告示和谕令，因此麦觐廷的署名也会出现在行商联合发出的公函中，是其参与公行事务的有力证明。例如，1811 年麦觐廷等十家行商向益花臣致函，宣称粤海关监督下令往来澳门经商须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并希望英国公司严格遵守规定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1/67。。
在1814 年十家行商向益花臣发出的函告中，亦有麦觐廷之名⑦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4/54。。
除商行、公行事务之外，麦觐廷还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结交当地文人志士，反映其富而好善、贾而好儒的一面。“洋行有旧存公产房屋一所，在省城太平门外九甫绣衣坊”，1811 年8 月麦觐廷等行商共同决议将此处房屋捐出，永作修濠公所，又在公所之外兴办文澜书院，再将多余房屋租赁，所得租银可用以修理濠道，“将见濠道永赖疏通，又可振兴文运，”⑧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343-344 页。是为行商对于地方公益之捐输。
漱珠岗纯阳观始建于1824 年，其捐款石碑有多家行商捐款的记录，其中“麦同泰行捐款三十五元。
”⑨冼玉清：《冼玉清文集》，黄炳炎、赖适观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212-213 页。而有关麦觐廷与当地文人的结交，据《常惺惺斋日记（外四种）》记载，1826 年9 月，“招姓送至席金，同泰行麦君送席来，”⑩（清）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外四种）》，李若晴等整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220 页。这说明麦觐廷与清代广东文化名人谢兰生有所往来。
麦觐廷卒于1827 年1 月，商行的各项债务随后由其“熟谙行务”之子承担。
虽然其他行商和内地茶商允诺帮助同泰行脱离困境，粤海关监督亦认为商行当年的情况并不至倒闭①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27/5。，但由于后者周转不灵良久，麦觐廷之子面对该困境也选择临阵脱逃②陈国栋：《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杨永炎译，第308 页。。
海关监督只能宣布同泰行破产，故“道光七年，闭歇同泰行。
”③故宫博物馆编：《史料旬刊》第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659 页。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印章印迹能清晰反映主人名称、身份和地位。
对清代广州行商而言，印章更是其进行交易以及与人交往的重要信物。
1817 年麦觐廷与多位英国商人签订债务收据时，便盖有同泰行的印章印迹，因各份收据样式一致，故仅举一例介绍如下④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01。。
首先是收据上的两枚同泰行印章，其中方形印章印文为“同泰行内柜”，篆文，文字上下右左顺序，阳文，边框，印泥红色，盖于契约结尾，为落款章；
长方形印章印文为“同泰行内柜图记”，篆文，文字上下顺序，阳文，边框，印泥红色，盖于钱款数额处，为押款章。
其次是同泰行的专用信封，配有花纹图案和“广兴”字样。
图1 1817 年同泰行的债务收据全貌（左）、印章局部（中）和专用信封（右）（图片来源：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01）
图2 1821 年同泰行的贸易单据全貌（左）、印章局部（中）和专用信封（右）（图片来源：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14）
此外，在麦觐廷向英国公司大班致函的信封上，也能发现同泰行印章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23/5。。
图3 1823 年麦觐廷向英国公司大班致函的信封（左）和印章局部（右）（图片来源：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23/5）
（一）茶叶交易
1805 年2 月，英国公司支付予麦觐廷28734 元以采购贡熙茶叶①[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二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465 页。，这是双方作商品交易之开端。
此后各年，茶叶始终是同泰行向英国公司提供最重要的商品。
各家商行每年负责茶叶的数量由公司分配而定，主要取决于商行自身实力，作为小商行的同泰行虽仅占据茶叶交易总额的一小部分，但依旧较为可观。
据《编年史》记载，将双方各年进行茶叶交易的情况罗列如下：1808 年，2500 小箱其 他茶叶；
1809 年，300 大箱武夷茶、6000 小箱其他茶叶；
1810 年，400 大箱 武夷 茶、13400 小箱其他茶叶；
1811 年，11500 箱工夫茶、400 箱色种茶、3300 箱屯溪茶、800 箱贡熙茶、500箱贡熙骨茶；
1813 年，2250 大箱武夷茶、12000 小箱工夫茶、4500 小箱屯溪茶；
1814 年，15000 小箱工夫茶、4000 小箱屯溪；
1816 年，20500 箱茶叶；
1817 年，15500 箱茶叶；
1818 年，6300 箱工夫茶、2500 箱屯溪茶；
1819 年，2250 箱武夷茶、10000 箱工夫茶、3500 箱屯溪茶；
1821 年，13220 箱工夫茶、3500 箱屯溪茶、5000 担武夷茶；
1822 年，工夫茶14400 箱、屯溪茶3500 箱、武夷茶11000箱；
1823 年，14400 箱工夫茶、4000 箱屯溪茶；
1827 年，14000 箱工夫茶、4000 箱屯溪茶②[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67、118、176、214、231、274、348、392、416 页；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四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11、79、166 页。
由于麦觐廷已在1827 年1 月去世，是年3 月与英国公司签订茶叶合同者应是麦觐廷之子。。
由此可知，同泰行向英国公司所供茶叶包括武夷、工夫、屯溪、色种、贡熙和贡熙骨茶等诸多品种，又可大致分红茶（武夷、工夫）、绿茶（屯溪、贡熙）两类。
红茶产地位于福建、江西两省交接处的武夷山区以及福建安溪县内，绿茶产区则位于安徽东南部的两处地域，一处为屯溪北上经由黄山、太平直达最北端的宁国所形成的条带型地域，另一处为呈倒三角形状的地域，其顶点在安徽最南端现在江西省的婺源③刘勇：《近代中荷茶叶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23－28 页。。
茶商自产茶区将茶叶运到广州之后，被出口的那部分茶叶由行商担任暂时的代为所有人，直到英国公司收受为止，而行商作为英国公司采购茶叶的“上手”，其角色有时为“卖家”即茶叶所有人，为该交易承担盈亏；
有时仅作为“中介者”，签合茶商与英国公司之间的交易，收取中介费用，不负担盈亏①陈国栋：《靝馨茶商的周转困局——乾嘉年间广州贸易与婺源绿茶商》，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十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393－434 页。。
麦觐廷与英国公司作茶叶交易总是扮演前一种角色，同泰行首先从内地茶商处购得茶叶，随后将其转售给公司。
由1812 年4 月麦觐廷向益花臣和特选委员会成员巴利（Parry）的致函可知，同泰行各年通常同时向多位内地茶商采购茶叶，维持较为稳定的商业联系，并在当年与茶商潘萃兰有大量的生意往来，采购“新样大茶一千件、中箱一百二十件、角箱四百件，并杉木箱工夫茶六百件。
”②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2/18。麦觐廷须向潘萃兰支付18800 元作为双方签订茶叶合约的首付款，由于麦觐廷当年正陷入财政困境，这一款项最终由英国公司支付③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2/43。。
与此同时，麦觐廷当年还委托潘萃兰替其代办部分的茶叶合约，总共价值8894 元，也由公司支付④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2/41。。
至少到1818 年，同泰行仍主要向潘萃兰采购茶叶。
是年，麦觐廷收到英国公司大班梅特卡夫（Metcalfe）支付的款项，其中9000 元用作麦觐廷向茶商采购小种茶的首付款，另有6944 元用以支付在内地装箱的武夷茶，并由麦觐廷转告潘萃兰对其负责的茶叶好生包装⑤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8/1。。
鉴于麦觐廷当年送至梅特卡夫的武夷茶样本质量尚未达到英国公司的标准，麦觐廷被要求提供另一份好茶样本，并代为转告当年同未达标的昆水官、谢梧官与梁经官重新提供样本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8/11。。
麦觐廷对此积极反应，迅速将新的武夷茶样本送出，转达并催促其他行商尽快送出茶叶样本，随后在向梅特卡夫的致函中询问新茶样本是否符合要求⑦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8/12。。
烂眼阿根不但好色，而且好酒；
年轻时两斤老酒不在话下，上了年纪之后，喝到半斤光景就很有些醉意了，但从小醉到大醉的间距特别长，他就是再喝半斤也是如此。这天烂眼阿根喝下半瓶酒后，男人婆就把他的酒瓶藏了起来；
烂眼阿根起身去厨房找时，找到的却是男人婆早已准备好的，灌了甲胺磷的毒酒。烂眼阿根这时候已经很有些醉意了，居然喝不出酒中的怪味儿，他把那半瓶毒酒全喝了。
1819 年，茶商联合向英国公司提出抗议，希望在茶叶运至广州时取其中样本送交公司检验。如公司认可，则许可行商挑选品种并再行将茶叶进行检验。
若品种与货样不符，可将其退还茶商，若与货样相符，即认为行商已实行接收茶叶。
随后若当行商将茶叶交付公司时被发现与货样不符，此种错误是由于行商，公司应扣除行商而非茶商的货款⑧[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392－393 页。，包括麦觐廷在内的小行商不得不答应这种要求。
这一方面说明行商与茶商就谁为茶叶质量不符合英国公司要求而承担后果这个问题存在很大分歧，另一方面也反映麦觐廷等小行商在茶商眼中的商业信用不佳，由此导致1823 年麦觐廷无法与茶商签订绿茶合约⑨[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四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79 页。。
是年，麦觐廷仅与多位茶商签订30 份工夫茶合同，各份合同应给2000元的首付款⑩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23/5。。
（二）纺织品交易
广州对外贸易的丝绸产品主要包括三部分：丝绸成品，生丝原料，相关产品如手袋、手帕等，属于行商具有经营特权的大宗商品之一⑪冷东：《清代广州十三行之丽泉行印信与经营》，《地方文化研究》2022 年第1 期。。
在提供茶叶的同时，同泰行亦有从事生丝交易的案例，譬如1810 年麦觐廷曾与英国公司签订合约，负责向后者提供相当数量的生丝。
嘉庆年间，因广东生丝的价格时常高涨，价格更低的湖丝进入广州市场。1811 年丽泉行购得一批湖丝，拟与英国公司交易①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1/58。，而在1816 年5 月向当时已担任特选委员会主席斯当东（G. Staunton）的致函中，麦觐廷同样提到自己受斯当东委托买入总价25000 元的240 包湖丝，并“言定俟公司有银船一只到来”时，再“将湖丝过磅”交予公司②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6/17。。
不过在大部分时间，双方的纺织品交易以同泰行向英国公司买入毛织品为主，种类大致有“大小绒哔叽、羽纱，”③（清）梁廷楠：《粤海关志》，袁忠仁点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459 页。份额依旧由英国公司分配而确定。
1808 年，同泰行占公司总计17 份毛织品的0.5 份④[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67 页。。
随后数年，同泰行获得的份额分别为：1809 年，20 份毛织品占1 份；
1810 年，20 份毛织品占1.5 份；
1811 年，22 份毛织品（不包括羽纱）占2 份；
1813 年，22 份毛织品占2 份；
1814 年，22 份毛织品（不包括羽纱）占2 份；
1816 和1817 年，24 份毛织品（宽幅绒和长厄尔绒）占2 份；
1818 年，28 份毛织品占2 份⑤[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118、176、214、231、274、348 页。。
麦觐廷各年负责毛织品的数量仅可从1809 年的分配情况作粗略估算，当年英国公司共售予十三行行商毛织品269026 匹⑥[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116 页。，麦觐廷占其中1/20，即一万有余。
较之茶叶交易，包括麦觐廷在内的行商于1809 年和英国公司作毛织品交易并不盈利，相反存在亏损。
当英国本土的制造成本增加时，英国公司试图进一步提高毛织品价格，这无疑将损害行商更多利益，行商反之以提高茶叶价格为制衡，因大量增加茶叶的合约将使公司赚取更多利润，茶叶和毛织品的价格皆未上升⑦[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118 页。。
以茶叶制衡毛织品的商业手段并非行商独有。1812 年麦觐廷向茶商购茶时，各家茶商“欲取定单哔叽四百匹，茶价十九两五钱连用，如定单哔叽三百匹，则取价二十两之多。
”麦觐廷认为“交四百匹哔叽似为合算，而各客更易于认真办好茶，”因其“不敢自主”而向英国公司征求意见⑧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2/18。。
然而在另一种毛织品（百支）的销售方式上，麦觐廷的想法与益花臣相左。英国公司当年分配予麦觐廷3217 匹百支，尽管益花臣嘱托麦觐廷平均交给各家茶商110 余匹，价格约定为每百匹785 两，麦觐廷却担心茶商将这些毛织品零星卖出而破坏市场行情，因此麦觐廷计划将同泰行承担的百支“全盘发卖现银”，价格可达每百匹825 两⑨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2/50。。麦觐廷欲作百支交易的情况亦在其1822 年向特选委员会的致函中有所体现。
是年5 月，麦觐廷向委员会主动提出购入上个贸易年度即1821年英国公司尚未售出的9000 匹百支，并承诺十日内交付一半货银，剩余一半在两个月内交清⑩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22/9。，鉴于英国公司业已将所有百支“尽分给各位行友，现在公司并无百支存下，”⑪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22/12。麦觐廷的请求也就不了了之。
除与英国公司作毛织品交易之外，麦觐廷还广泛向英国私商采购棉花，随后再试图将其售出，但这种棉花投机生意使他长期蒙受损失并招致债务⑫陈国栋：《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杨永炎译，第306-307 页。。1813 年，麦觐廷担任英国私商船“思顿”号的保商，并与该船作棉花贸易，其疑似“加价承买”的行为则被粤海关监督责令总商卢茂官、伍沛官进行调查①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3/6。。
（三）其他商品交易
为最大程度地利用公司商船的载货空间，英国公司允许商船指挥及其职员在不损害公司利益的前提下自主买卖货物，麦觐廷由此和这些人员也作商品交易。
1826 年，同泰行购入公司商船“斯科特爵士”号船长的私人货物，包括1835 担槟榔、992 担胡椒、1137 担藤、560 担乌木、109 担檀香木、228 担锡、891 担棉花，并购入该船医生所携带的45 担锡和27 担棉花②[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140-141 页。，明确表明麦觐廷经营商品不只限于茶叶和纺织品，还存在较为丰富的其他各类，如槟榔、胡椒、檀香木、锡等。
此外，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保存有同泰行与多位英国商人的债务收据，这些商人不仅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还包括英国私商，可从侧面凸显同泰行买卖货物之活跃。
1817 年3 月30 日，同泰行收到向多位英国商人采购的货物，但未支付货款，而是与他们各自签下债务收据，并列有所欠“货项番面银”的具体数额，分别欠斯当东8567 元③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02。、剌佛（J. W. Roberts）4603 元④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04。、船长堆林（Captain Tweedale）7197 元⑤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09。、悲令（Baring & Co.）5117.25 元⑥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01。、巴麻（Palmer &Co.）321.5 元⑦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03。、悲（Beale & Co.）13947.5 元⑧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06。、悲（Thomas Beale）478 元⑨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05。、昇（Alexander Shank）1036元⑩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07。、剌臣（Larsen）和基利吉（Keylgaad）3560.5 元⑪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08。、乌利各（Wilcocks）和乞实1966.5 元⑫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10。、压利些达地（Ardaseer Dudy）3984.5 元⑬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11。、金步（Campbell）2261.5 元⑭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12。、罢林臣（W. Bramston）7773.5 元⑮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13。，皆约定至1819 年3 月3 日偿还。
尽管麦觐廷向这些商人购买货物的种类暂时无法确定，却足以说明其在1817 年积极踊跃地进行商品交易。
另一份贸易单据则清晰反映同泰行出售货物的情况，1821 年12 月12 日和22 日，英国商人俾利（Bi Li）分别向麦觐廷支付10000 元和16000 元，用以采购胡椒2000 担，随后于1822 年1 月10日取到货物⑯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1/04/14。。
（一）保商事务
保商制度正式建立于1754 年⑰[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姚曾廙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72 页。，为广州十三行及行商制度的要素之一。
自1760 年公行在潘启官等九家行商联合呈请的努力下由粤海关批准复设始，保商制度的内容更为丰富，规定“外国船抵粤时，先须在十三行中选择一人为‘保商’，保商对该外商及其船舶、水手之一切行动即负完全责任。
因此之故，外商不得不将各项事务完全委托保商之手。
”①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135 页。
同泰行创建之初，英国公司因对其不甚了解而拒绝接受身为新行商的麦觐廷担任公司商船的保商。
至1807 年这种情况得到改变，当年麦觐廷首次担任停泊广州的14 艘公司商船之一“希望”号的保商，该船的建造度量为1200 吨，缴纳船钞2685 两、规礼1950 两，合计4635 两②[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438 页。。
自此，麦觐廷各年都会做英国公司商船的保商，直至去世③可参阅[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439-455 页；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四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418-426 页。。在大多数贸易年度，麦觐廷仅为在华贸易的某一艘或两艘公司商船进行担保，不过在1826 年，由麦觐廷担任保商的商船竟然有四艘，原因在于该年在华的英国公司商船高达31 艘。
此外，麦觐廷也在1813 年做英国私商船“思顿”号的保商。
作为保商，麦觐廷必须管控英国人在广州的商业活动、生活起居等全部行为，若后者违背粤海关规定或行犯罪之事，麦觐廷亦须负责。
整体而言，同泰行开展其保商事务较为顺利，却仍然遇到一些意外情况，目前所知即有两例。
1821 年，由麦觐廷做保商的英国公司商船为“温莎”号、“阿特拉斯”号，后者因鸦片陷入纠纷。是年12 月18 日晚，“‘阿拉特斯’号上的出纳员的中国仆人，携带几块鸦片，从船长梅恩的商馆外运时被捕，据说鸦片是属于该船上的一名英国籍的仆人的。人和鸦片已解入城，人则被监禁。”麦觐廷虽在19 日称“急于用钱解决此事，但不肯收受5000 元。
”至22 日，麦觐廷通知委员会主席，“他付出6000 元解决了此事，这笔款可能是鸦片价值的五十倍。
”④[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四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19 页。
随后的1823 年1 月5 日，由麦觐廷担保的“巴尔卡拉斯伯爵”号遭遇一件企图讹诈事件⑤[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四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68-69 页。。
该事件的详细经过为；
5 日上午，两名中国人划着一艘载有一个形容极为消瘦的病人的小型有蓬艇，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各船的船头或船尾反复徘徊，并在“巴尔卡拉斯伯爵”号船旁停留至少半小时。直至船上一名见习生将一块木头投掷在艇蓬上，其立即掉入水中且未碰及任何人，但那两名中国人立即向那块木头划去，绕过船头，并在到达系有买办艇的船尾时，将快死的病人放在后者的艇上，宣称船上有人将其杀死，并向“巴尔卡拉斯伯爵”号索取3000 元作为赔偿。
是日下午，另一名自称死者的父亲前来，同样索取3000 元，虽最后降低为300 元，但商船指挥仍拒绝支付该数目，而是将索款者监禁并亲自到广州向特选委员会报告。
考虑到对商船的此类控告足够严重，而如果由于船上人员的行动而发生命案，情况则会极其严重，故委员会立即通过麦觐廷向总督正式申诉。
在麦觐廷的努力下，死者父亲在1 月9 日承认“死者致死完全与船上任何人无关，”委员会对此事得到解决感到满意，不过麦觐廷为解决此事所用的款项未见记载。
（二）财政困境
尽管行商凭借可观的贸易利润常能承担在维持设施、应付榨取和奢侈消费等方面的巨大花费，嘉道时期行商破产的情况却频繁发生，关键原因在于他们缺乏资金且财务管理不善，其常年性周转不灵同样是由于资金短缺⑥陈国栋：《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杨永炎译，第133 页。。
现存史料未曾透露麦觐廷被委派作行商之前的资金情况，仅知其为达成目的共付出将近7 万银元，考虑到19 世纪行商拥有的开业资金都非常少①陈国栋：《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杨永炎译，第143 页。，这笔费用或占其身家的相当份额。
然而从成为行商的次年开始，麦觐廷便被迫支付粤海关要求的各种款项。
1805 年，全体行商须募捐20 万两作为筹办清缴海盗的经费，由潘启官负责主要部分②[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12 页。，麦觐廷作为行商一员亦须支付。1807 年，英国公司提到，因官员贪婪和国家灾荒，每年向行商的需索有大量增加③[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68 页。。1809 年，因榜官无力偿还拖欠巴斯商人多剌治（Dorabjee）的债务，两广总督要求全体行商分三年将总额高达24 万银元的借款清还④[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124 页。。
至1810 年2 月28 日，麦觐廷首次欠英国公司款项，总计34822 银元⑤[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143 页。；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同泰行陷入财政困境。
1811 年6 月，卢茂官、伍沛官向益花臣致函，称同泰、西成两家商行由于“大饷开征，无处挪借”而希望分别向英国公司借款六万两，二者的目的实际是替先前已向公司借款却未得到肯定答复的麦觐廷、黎光远说情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1/33。。
7 月，卢茂官、伍沛官再次致函，重申其对于麦觐廷、黎光远借款的支持态度⑦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1/52。。但益花臣并不愿借款予麦觐廷和黎光远，而选择向粤海关监督致函，称“西成、同泰二商屡次到澳求借银两上饷，我等亦念交易多年，皆有相帮之意。
但我公司与此行交易之茶叶预交定银甚多，兹若再交，致碍公司，我等负疚非轻”，随后请求海关监督延长两位行商缴纳税款的时间⑧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1/68。。
1812 年初，同泰行的财政困境愈加严重，此时麦觐廷欠外国私商约60 万两，欠中国商人40 万两⑨陈国栋：《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杨永炎译，第307 页。，其债务之巨促使益花臣在1812 年致卢茂官的书信中透露对麦觐廷的债主闹事的担忧，并质疑向麦觐廷支付茶叶合同首付款的明智性⑩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2/25。。
而在当年致伍沛官的信中，益花臣更是认为“若是他债主生事起来，我们公司不要和蟠官做事”，甚至预设同泰行当年破产倒闭的情况⑪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2/26。。
益花臣致函的用意部分在于希望卢茂官、伍沛官能代办同泰行购茶的事务，却遭二者的一致拒绝⑫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2/29。。
鉴于同泰、西成等多家商行同时倒闭将对英国公司和私商债权人造成更多的利益损害，特选委员会决定自1812 年始给予这些商行克服困难的各种必要帮助，不时提供进口的毛织品和棉花，或出口的茶丝捐税所需的款项以现金，同时重点设法提供行商应缴付给政府的捐税。
私商债权人亦不愿看到这些行商破产，故在1813 年1 月底同意委员会的计划。
对麦觐廷而言，随后的结果是商行的债务由三个受托人即英国公司低级大班莫洛尼、公司驻广州商馆医生跛臣、英国私商马格尼亚克负责处理，条件是停止对债务累加利息，并将商行所得利润指定用以减除其债务⑬[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204、346 页。。
1813 到1817 年，在受托人的债务处理和特选委员会的财政帮助下，同泰行的债务清偿进展如下：1812 年，麦觐廷共欠英国商人741147 元；
至1816 年，麦觐廷共偿还532956 元；
1817 年3 月，麦觐廷尚有208191 元欠款未付⑭[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三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278 页。。1818 年3 月，三位受托人致函特选委员会时称同泰、西成等商行的资金情况已重新稳固，说明公司扶助麦觐廷的政策卓有成效。
不过麦觐廷仍在当年4 月向公司大班梅特卡夫借款以缴纳赋税，后者回复除非收到同泰行此前尚未还清的款项，否则无法提供帮助①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8/3。。
是年5 月特选委员会再次致函，警告麦觐廷等七位小行商不要对公司的财政援助产生依赖，尤其是在他们尚未还清欠款的情况下②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18/6。。
道光年间，同泰行所面临的财政困境依旧存在。
1822 年5 月，包括麦觐廷、潘长耀、梁经国、黎光远、谢庆泰、李万源和关成发在内的七位小行商照例请求特选委员会进行财政援助，使他们能够支付应缴纳的赋税和贡奉③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22/18。，其中麦觐廷需关税和船钞17000 两、人参价银4500 两、黄河治理费6100 两、贡价3600 两，共计42200 两④[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四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60 页。。
随后不久麦觐廷继续向委员会致函，希望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借两万两⑤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22/20。，但这一请求遭到委员会的拒绝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22/26。。
1823 年，麦觐廷等七位行商继续向英国公司请求援助，用以税捐与人参、黄河、规礼、军需等用途的行佣⑦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23/1。。
由于没有付清贡价，麦觐廷当年遭到粤海关监督的监禁，直至委员会提供资金帮助才被放出。
是年8 月5 日，昆水官去世，其所欠英国公司的308565 两债务由公行负连带责任，计入各家行商账户，由麦觐廷负责22 份欠款中的两份⑧[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第四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第79-80 页。。
1824年，麦觐廷继续处于困难境地，并依旧寄希望于英国公司的资金援助，特选委员会虽认可应缴纳的船钞和关税，但不愿再支付那些付予官方的贡奉。
由于棉花生意的失败，麦觐廷在1824 年前后招致15 万元的新债，虽然债权人威胁向政府申诉以收回债款，但这笔债务因伍沛官介入和委员会帮助而暂时得到解决⑨陈国栋：《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杨永炎译，第307 页。。
当麦觐廷于1827 年1 月去世时，其同时欠有粤海关和英国商人的大笔债务。
其中欠粤海关的赋税和捐输共约计11 万两，若由麦觐廷子继续充任行商，通过行商帮允4 万余两、茶商帮允3 万余两、变卖同泰行的栈房和英国公司馆地得银2 万6 千两以及麦觐廷存于英国公司的7 千两可大致还清；
亏欠英国商人的债务有8 万余两，若其子照常与英国商人交易，即可分限清还，随时结算⑩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商馆中文史料，FO 1048/27/5。。但由于麦觐廷之子选择逃跑而同泰行于当年倒闭，其债务最终留给其他行商共同承担。
从1804 到1827 年，麦觐廷苦心经营同泰行有廿三载。
尽管商行的寿命相对短暂，其存续期间在进行商品交易、充任商船保商、参与公行事务等方面却较为活跃。
嘉庆、道光年间，多有行商因拖欠官方课税和外商债款而陷入财政困境并最终遭致破产，麦觐廷诚然长期面临资金周转不灵的窘境，但同泰行倒闭的原因不完全在此，还部分在于麦觐廷去世后无人接管商行业务。1827 年同泰行倒闭，自此退出清代广州十三行贸易，与其他商行相同，留下一个行商家族的历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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