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东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承袭至今，节庆文化已经成为壮族乃至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作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壮族节庆文化不仅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凝聚了壮族文化内核，承载了壮族人民的精神信念和价值追求，还发挥着较强的社会与经济功能。但是，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壮族节庆文化空间发生了鲜明的现代转向，进而对其现代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现代社会语境下，需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壮族节庆文化空间内涵及外延，进一步思考和总结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向及影响问题，以更好地促进壮族节庆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文化空间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其进行了研究，如法国学者布迪厄在其著作《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运用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要素来阐释文化空间的生产和运行；
国内学者对我国的公共文化空间和民俗文化空间进行了诸多探索，如学者向云驹就曾两度撰文分别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学的视角讨论民俗文化空间问题。壮族节庆文化空间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俗文化空间，其内涵与外延也应置于民俗文化空间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理解与深化。
（一）壮族节庆文化空间内涵的双重向度
关于文化空间内涵的阐释可以追溯至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该条例将文化空间（又称为“文化场所”）定义为“一个集中了民间与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以及“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以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1]。学者向云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的“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的本原意义，指一个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而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意义是“有人在场的文化空间”，强调“物理空间”“文化场”“人的在场”三个要素[2]。后来，他又对人类学本体（所指）意义上的文化空间进行了哲学思考，认为文化空间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文化圈理论、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空间、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与互置。基于上述理论，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核心内涵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壮族节庆文化空间是壮族人民进行节庆文化传承、互动和意义再生产的文化场所。“空间的存在是由场所和地点决定的，空间只有通过场所和地点才具有生活的特性和存在的立足点”[3]。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存在必然以物理实体——节庆文化场所为前提，如举行节庆仪式的村寨广场、庙宇和田间地头，进行对歌的大树下、路边和小河边等都是壮族节庆文化场所。正是这些节庆文化场所为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生成、意义的生产和交换提供了土壤。壮族群众在这些节庆文化场所中，通过开展诸多文化活动完成了乡民之间的信息交换、情感交流和文化互动，并通过这些活动实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再生产。所以，节庆文化场所的这种传承性、互动性和再生产性机制使其成为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核心内涵之一。此外，节庆具有周期性和反复性，它可以脱离空间，使其文化空间成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在此语境下，它将时间定义为空间，并通过文化时间的反复循环和周而复始来建构文化空间。但该文化空间中文化时间所反复和重复演示的文化内容也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场所来呈现，如每年南宁蒲庙的壮族花婆节的一些仪式活动会在五圣宫和花婆庙进行，尽管会有一些其他形式节庆活动场所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但是作为物理实体的文化场所始终是节庆文化空间的承载体。简而言之，这种由文化时间所构成的节庆文化空间凭借节庆的周期性、季节性和循环性等特性模糊了时间的线性特征，将时间进行了空间化，并在这种空间化的时间中，通过时间在固定或者不固定的文化场所进行节庆文化内容的展演，进而实现节庆文化的传承、互动和意义的再生产。
其二，壮族节庆文化空间是壮族群众的精神家园。海德格尔认为，人与空间的关系在于栖居。学者向云驹从这一关系出发，进一步将文化空间的内涵指向“人的诗意栖居”[3]。由此可见，文化空间必定与人身体的栖居和精神的栖居相关联。栖居必定要建造，而精神的栖居就是要构建人的精神家园。因此，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根本意义和核心内涵正是在于壮族群众精神家园的建构。壮族节庆文化作为一种少数民族文化，其节庆文化空间不仅是壮族群众进行文化传承、互动和意义再生产的物理实体，也是壮族精神的载体，始终维系着壮族群众精神世界的统一与稳定。
（二）壮族节庆文化空间外延的多重维度
壮族节庆文化空间在其核心的文化内涵指向以外，也存在诸多繁复的外延空间形态，呈现地理仪式、娱乐多重维度的空间指向。
其一，壮族节庆文化空间表现为一种地理空间。壮族节庆文化发生并存在于一定范围的物理空间中，它既包括节庆文化场所如仪式发生的庙宇、村寨广场等，又包括一些景观性空间如民居、村落和环境等。事实上，二者存在一定的交叉与重叠，并且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一些景观性空间也可能成为节庆文化场所。正如前文所述，节庆文化场所作为节庆文化活动的发生空间只具有相对稳定性。在某些节庆文化空间中，文化场所也可能发生更迭。如“壮族三月三”的对歌环节就可能发生于民居中、田间地头、树荫下，甚至在路边，并且每年的对歌场所可能也会有所变化。但是总的来说，壮族节庆文化的地理空间不仅为其节庆文化空间划定了边界，明晰了空间群体，还为其文化内涵的生成、意义的交换和再生产提供了土壤。
其二，壮族节庆文化空间表现为一种仪式空间。仪式空间起源于原始社会，并随着人类感官的不断发展与进化而逐步完善。“这种原始的空间是一个视觉的空间、触觉的空间、听觉的空间、嗅觉的空间，以及一个行动的空间”[3]。就壮族节庆文化的仪式空间而言，其也是伴随着壮族人民的感官经验在实际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发展与进化逐步构建起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凝聚了壮族群众的精神内核，象征着壮族群众的精神家园，始终在推动着壮族社会向前发展。尽管众多壮族节庆文化空间历经时间洗礼，节庆文化的仪式空间产生了诸多变迁，如仪式场所、程序和内容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其核心的节庆文化精神却始终未曾改变，始终象征着壮族群众的家园精神和精神家园。
其三，壮族节庆文化空间表现为一种娱乐空间。众所周知，我国诸多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其节庆文化活动不仅是展示、传承民族文化、加强社会交往的有效途径，而且还通过众多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来实现“群体的狂欢”，体现了较强的娱乐性。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人民不仅能歌善舞，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和民俗活动，而且在节庆文化活动中通过这些民俗活动来实现民族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社会互动，增强民族凝聚力、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这些节庆文化活动不但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意蕴，而且表现了壮族人民较强的娱乐精神。例如，在“壮族三月三”中就包括对歌、抢花炮和抛绣球等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这些节庆文化活动既表达了壮族人民对先人的追思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表现出丰富的娱乐精神。因此，在这些节庆文化活动场域中构建了以传统民俗活动为中心的娱乐空间，并基于此空间，壮族人民加强了情感沟通与社会互动，完成了文化的传承与意义的再生产。
其四，壮族节庆文化空间还可以表现为一种经济空间。经济空间是伴随着商品交换行为而发生的，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演化、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壮族节庆文化空间都可能对外表现为一种经济空间的存在，只有少数文化空间存在经济空间形式。譬如，传统的“壮族三月三”又称为“歌圩节”，“圩”是壮族群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具有商贸功能。每到圩日，许多壮族群众就会自发前往圩市进行商品买卖（又称“赶圩”）。在圩市中，人们通过商品买卖行为，不仅满足了自身的日常生活需要，还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社会交往，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以圩市商品贸易活动为基础的经济空间。因此，经济空间对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向具有重要影响。
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3]。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发展，整个社会环境都会产生较大演变，这导致壮族节庆文化空间发生明显的现代转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地理空间的延伸
一直以来，文化生成的场所（空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开放、流动中，否则文化就无法进化与发展。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语境下，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其流动性更加凸显。由此，壮族节庆文化空间在现代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伸延，这种伸延首先表现在地理空间的延展上。换言之，在现代社会语境下，壮族节庆文化空间已经突破了传统社会的地域限制，将其地理空间边界进一步向其他区域延伸。
首先，地理空间的延伸表现在节庆文化场所由乡村延展至城市。在传统社会，壮族节庆大多产生于乡村，地区间的联系也较为松散，多在自己生活的村寨广场、河流边或者田间地头等较为宽敞的空间中进行，那时的节庆文化地理空间与壮乡人民的生活空间几乎是融为一体的。壮族节庆文化也正是在这种生活空间中，经由不同文化互动而生成。进入现代社会后，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乡村人口迁入城市，传统的生活空间与节庆文化空间逐步分离；
另一方面，媒介技术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加强了地区间联系，促进了区域一体化的形成。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4]换言之，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节庆文化空间中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反过来也形塑着节庆文化空间，导致了节庆文化地理空间的进一步延伸。因此，在现代社会语境下，壮族节庆文化地理空间已经从乡村延展至城市，节庆文化场所也从村寨广场、田间地头等生活空间拓展到城市中的休闲广场、文化中心与体育馆等公共空间中，逐步形成了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复杂的融合性节庆文化地理空间。
其次，地理空间的延伸表现在空间群体的扩大，族群性节庆转变为公共性节庆。在传统社会里，壮族节庆文化地理空间中的主要群体为壮族，其节庆有着鲜明的族群特征。但是，随着媒介技术不断发展，区域间联系也逐渐加强，这促进了壮族节庆文化地理空间向外伸延，将更多的区域和人群纳入其节庆文化的影响范围，壮族节庆文化逐步突破了原有的族群范围。尤其是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条件下，节庆旅游成为一种新的形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不同群体进入节庆文化空间中，促使壮族节庆从族群性节庆转变为公共性节庆，而这种族群性质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节庆文化地理空间的伸延直接导致的。
（二）网络空间的开拓
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壮族节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依靠现代媒介技术开拓了基于现实空间之外的虚拟网络空间，进而塑造了一种“无界”空间。在传统社会，边界作为客观存在的界限，是文化传承与传播中难以逾越的鸿沟，致使诸多民族文化只能在其生活的较小范围内传播，而且可能随着民族的分散迁徙而逐渐消失。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正是边界的存在才形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保证了文化的多样性。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被缩短，而且现代社交媒介的发展也消弭了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难以突破的地域限制。在此背景下，“无界”空间已经成为现实。特别是在当下新兴的“云节庆”样态下，它完全突破了传统的节庆文化空间，依靠信息技术建构了一个信息传递迅速化、高度互动化、空间群体多样化、内容与形式多元化的超现实节庆文化空间。处在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人们可在网络空间中以虚拟的独立个体体验同一节庆文化内容，进入共通的意义空间，实现多元文化交流、互动与意义再生产。
（三）精神空间的重塑
壮族节庆文化精神空间的重塑是要在保留其核心民族特性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精神重心的偏移，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变迁。
要推动文化精神空间从娱神为主到娱人为主，应弱化宗教功能，增强世俗功能。壮族节庆大多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仪式活动，其节庆内容也以祭祀活动为主，并试图通过祭祀仪式来取悦神灵，达到调节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因而它蕴含着浓厚的宗教仪式文化。当然，作为社会主要群体的人也是整个宗教仪式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娱神仪式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并在仪式活动之外举办相应的庆祝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以达到娱神和娱人的目的。这样的节庆文化精神空间主要以娱神为主，娱人为辅。进入现代社会后，一方面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启蒙和解放，对宗教仪式、神灵等超自然之物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不再盲目崇拜，转而关注个体和个体的现实需求；
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为人们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而且也促使人们对满足自身现实需求进行深刻思考。在此种背景下，壮族节庆文化空间中的诸多文化活动已经不仅是单纯地为了娱神，从某种程度上更多是在娱人，并且随着娱人精神的强化，其宗教功能也在逐步弱化，相应的世俗功能在逐步增强，更加关注世俗世界中人的主体性和现实需求。
（四）资本空间的扩张
伴随着节庆文化产业的兴起，经济空间已成为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常态化形态，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资本空间，且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
进入现代社会后，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对于精神需求的渴望更加迫切。同时，随着社会环境变迁，部分壮族节庆文化的生存土壤逐渐消失，一些节庆文化濒临消失，进行现代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在此社会背景下，我国掀起了文旅融合发展热潮，文旅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壮族节庆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以“壮族三月三”为代表，积极融入文旅融合的时代热潮，以谋求转型发展。其利用先天的经济文化因子融入旅游业，将壮族节庆打造成为一种融合商品贸易、文化旅游、民族文化展示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节庆，并充分激活了经济文化因子的活力，以民族文化旅游带动商品贸易发展，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节庆经济形态。在这种节庆经济中，各种资本运营商的介入使得节庆文化经济因子的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些节庆文化的主要功能演变为经济贸易活动服务，甚至成为经济贸易活动的附庸，从而导致传统节庆文化空间中以小范围、小规模商品交换行为为基础的经济空间转变为以大范围、大规模资本运作为主要内容的资本空间。除了“壮族三月三”，其他壮族节庆如蚂拐节、渡河公节和花婆节等也积极融入文旅大潮，以资本运营的方式来进行节庆文化的生产，建构了独特的节庆文化资本空间。从这一层面上讲，壮族节庆文化空间是以融入文旅融合大潮为契机，以引进资本为基础，并以资本运营为手段，进而逐步建构并扩大其资本空间，以实现其现代转型发展。
空间从来不是消极被动的物质容器，而是一种社会建构[5]。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转向必然会导致节庆文化生产的演变，而这种演变并非是单一的、正向的，亦处于一种矛盾的、复杂的融合发展状态之中。
（一）丰富节庆文化内容
首先，商贸活动成为节庆重要事项。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整个社会不再以生产为主导，转而为以消费为主导，此时消费“并非是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从而导致“富裕的人们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6]。这一社会语境下的壮族节庆文化空间转向在内容上的突出表现形式就是商贸活动全面进入各大节庆文化活动中，成为节庆文化生产中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说，在资本空间的扩张下，“节庆活动的功能和价值也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娱乐、祭祀、交友转向服务于文化消费，经历了一个从节庆文化到节庆经济，从节庆经济到节庆产业的发展过程”[7]，同时也为节庆文化活动吸纳了诸多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丰富节庆文化内涵。
其次，娱乐元素凸显。随着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转向，多元文化得以进入节庆文化空间之中，与其产生一定的交流与融合。其中，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娱乐性文化促使壮族节庆文化内容生产中的娱乐元素得到凸显。第一，节庆活动从远古到现实以致未来都是人们进行生产生活、寄托精神、表达欢乐、沟通天地人神的理想化活动[7]。换言之，节庆自古以来都始终发挥着娱神娱人的社会功能，娱乐性是节庆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壮族节庆文化也是如此，且在现在社会转型中得到进一步彰显。例如，天等霜降节歌圩对歌中已经出现了争取奖金和名次的比赛型对歌形式。第二，节庆文化空间的转向也使得一些现代娱乐性项目融入节庆文化空间中，成为其节庆文化内容之一。随着大众文化、娱乐文化的深入发展，壮族节庆文化内容中也不断吸纳一些契合当下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消费需求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如广场舞、篮球比赛等，以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提升大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二）增强节庆文化表现空间
同样，随着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转向，节庆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在互联网语境中，现代媒介塑造了虚拟化的网络空间。在这一虚拟的、“无界”的网络空间中，文化的传播与生成都是以电子信号的形式出现，脱离了原来的物质载体，在统一的网络空间中以声画并茂的形式实时呈现节庆文化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不需要完全依靠自身肌体去接收信息，只需要运用一些电子设备就可以以一种虚拟身份进入这一网络空间，并在这一共通的意义空间中参与节庆文化交流、互动和意义再生产，进行超现实的文化体验。譬如，2019 年的“壮族三月三”采用了5G+VR 技术，进行了节庆开幕式直播，场外的观众可以通过VR 技术进入节庆现场，通过滑动直播页面进行720 度的全景观看。“与传统方式相比，‘云节庆’虽然少了现场氛围，但它辐射广泛、创意迭出、高频互动，创造了异彩纷呈的节庆新景观”[8]。因此，在壮族节庆文化空间转向下，这种虚拟化的呈现方式，既给予了壮族节庆文化更多的表现空间，契合了当下社会发展趋势，也为当代壮族节庆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外部推动力。
（三）遮蔽与消解民族文化特质
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向既给其节庆文化的生产带来了诸多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节庆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遮蔽和消解了民族文化特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具有凝聚、整合、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9]，而“传统的各种功能的核心指向，就是保证整个社会生活变迁过程的连续性”[10]。因此，文化传统乃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能够充分体现民族心理、民族品质、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等特质的文化内容。但是，随着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向，一些蕴含壮族文化特质的节庆内容和形式濒临消失，导致少数壮族节庆正在逐步丧失独特性和多样性，向同质化和扁平化方向发展。如壮族蚂拐节铜鼓的流失，节庆文化传承人的断层以及少数节庆不顾自身实际情况盲目进行商业化等，皆是例证。虽然“任何文化为了更新自己或影响其他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失去一些自身的东西，不再像原来那样纯正而有了很多的‘杂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去除民族性，而是表明了民族文化的发展”[11]，但在实际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情况与此并不完全符合。相反，随着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转向，众多节庆文化由于所处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而陷入发展困境。在寻找转型发展之路的过程中，少数壮族节庆为追求短期效益，不顾自身实际情况，盲目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与自身长期赖以发展的文化传统断裂，进而遮蔽和消解了民族文化特质，失去了发展之根。
（四）导致节庆内涵流变与异变
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向给其节庆文化生产带来的另一挑战是节庆内涵的流变与异变，集中表现为技术主义的渗入、娱乐主义的膨胀和商业主义的泛滥。
首先，技术主义渗入。本雅明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技术复制时代[12]。但事实上，科学技术发展至今天，或许早已超出了他所说的技术复制时代，反而更像是进入尼尔·波兹曼所认为的技术垄断时代。换言之，技术主义已经融入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壮族节庆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向也难以脱离技术主义的影响，在一些节庆文化内涵中流露出浓厚的技术主义色彩。具体来说，当前一些壮族节庆文化中大量使用技术元素，如庆典中的电子屏和镭射灯等，呈现鲜明的技术主义逻辑。
其次，娱乐主义膨胀。尼尔·波兹曼曾认为，电视全方位进入社会中，一切事物都以娱乐的方式进行表达，最终会导致人们习惯沉浸于当下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13]。虽然在传统时代里，众多壮族节庆活动是以娱乐化的形式进行文化传播与交流，但是娱乐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形式，呈现其本质还是节庆文化的互动与传播。但随着娱乐化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个别壮族节庆盲目迎合部分的娱乐化需求，导致娱乐主义思潮侵入节庆文化内涵，消解着节庆文化的本真。
最后，商业主义泛滥。事实上，在传统社会里，商业主义在一些壮族节庆活动中早有萌芽。然而，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商业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语境下，少数壮族节庆为了摆脱生存和发展困境，过度吸纳商业文化内容。同时，在现代商业主义影响下，节庆文化中蕴含的商业因子也被进一步激发，导致商业主义的泛滥和节庆文化内涵的异变。更有个别节庆本末倒置，已经从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节庆文化活动演变为披着文化外衣的经济贸易活动，导致文化内涵的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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