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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意象批评在类书中的生成与传承——以《艺文类聚》子目“桑”为例

时间:2024-01-29 13:45:02 来源:网友投稿

韩建立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虽然意象批评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源远流长,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意象批评内涵的界定,却较为纷纭,在不同学者笔下表述各异,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张伯伟列举钟嵘《诗品》、张德瀛《词征》等作为例证,指出:“如钟嵘《诗品》卷上谢灵运条:‘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
丽章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尽贬其高洁也。’”认为类似这样的批评方法,就是“意象批评”法[1]。张伯伟给意象批评所下的定义为:意象批评是“指以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者的风格所在”[2]。关于这种批评方法,研究者所使用的称谓却不同。如罗根泽称为“比喻的品题”[3];
郭绍虞称为“象征的批评”[4];
叶嘉莹称为“意象化的喻示”或“意象式的喻示”[5];
罗宗强称为“形象性概念”[6];
廖栋梁称为“形象批评”[7];
谢建中则称为“意象批评”[8]。笔者认为,从诸位学者的命名和实际运用上考察,将其统称为“意象批评”,不够全面,也不太准确。张伯伟、谢建忠所说的“意象批评”,以及罗根泽等诸位学者所说的“比喻的品题”“象征的批评”“意象化的喻示”“意象式的喻示”“形象性概念”“形象批评”等,就其实质而言,均属于印象批评。这些批评方法不同于意象批评之处在于:“印象批评体现了批评者的主观爱好,偏向于描述个人对于作品的感受,而意象批评主要是对作品客体的批评,是一种客观的分析方法。”[9]笔者所使用的意象批评的定义,采自刘锋杰主编的《文学批评教程》,即“意象批评是指以研究文本意象的构成、特征、功能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批评方法”[10]。

本文以《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上”子目“桑”为例,考察植物意象批评在类书中的生成与传承。以往的意象批评多施用于具体作家、作品,且主要用于诗歌研究中,尚未见到用于类书研究的成果。本文不揣浅陋,拾遗补缺,将意象批评方法施用于类书研究,从新的学术观察点切入,以期在意象批评与类书研究方面能有新的贡献。

桑意象最早出现在古代神话中,这也是采桑主题作品产生的文化内涵,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艺文类聚》引《山海经》曰:“宣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叶大尺,赤理青华,名之曰帝女之桑。”[11](1)[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9页。本文所论此书,皆据此本。为避繁琐,不再反复出注。这是最早关于帝女桑的神话。根据描述,这棵桑树足有五丈粗,枝干纵横交错,向四方恣意生长。叶子有一尺长。树身有红色纹理,开黄花,青色的花萼。这棵桑树真是堪称奇树、神树、圣树。

其后,《列仙传》《搜神记》《广异记》等均有关于帝女桑的记述,如《太平御览》引《广异记》云,南方赤帝的女儿学道成仙,居住在南阳愕山的桑树上。正月一日,像鸟一样衔柴草作窝窠。到正月十五日,窝窠终于垒成。帝女有时化作白鹊,有时又变成女人。赤帝见爱女这般模样,非常悲痛,想劝她从桑树上下来,但没有成功。于是用火烧她,逼她下树,帝女在火中焚化升天而去,因此人们把桑树称作“帝女桑”[12]。这是一个与女性相关的悲壮故事,虽荒诞不经,却是人间家庭伦理悲剧的反映,悲剧的主角是赤帝之女。神奇的是,被火烧过的桑树不但没有枯死,反而更加枝繁叶茂、欣欣向荣,人称“帝女桑”,再次强化了《山海经》中桑树与女性的关联。《广异记》的这则故事,可以看作是对《山海经》“帝女之桑”的演绎,使得桑树的远古文化内涵更加具体、清晰;
又可以看作是“帝女之桑”的变体——由地理书中的“写实体”变为志怪小说中的“故事体”。

《艺文类聚》引《搜神记》还记载着“女化蚕”的传说故事,也是有关桑意象的,非常凄美:远古传说,父亲出家远征,家里只剩下一个女儿和一匹雄马。女儿思念父亲,就跟马开玩笑说:“你能够为我把父亲接回来,我将会嫁给你。”马听了这话,便挣开缰绳跑了,来到父亲驻扎的地方,把他接回来。从此以后,马每次见到女儿便发怒。父亲问女儿其中的原委,女儿如实禀告。父亲杀掉这匹马,把马皮晾晒在庭院中。女儿对马皮说:“你是马,却想要娶人做媳妇吗?被屠杀剥皮,是你自找的,怎么样?”话还没说完,马皮突然跃起,卷起女儿飞走了。父亲失去女儿后,在大桑树的树枝间,发现女儿和马皮,都变成了蚕,在树上结网,那茧丝又厚又大,异乎寻常。“邻女取养之,其收亦(亦,今本《搜神记》作“数”)倍。今世谓蚕为女儿,古之遗语也。”较之今天的通行本,《艺文类聚》在“其收亦倍”下少摘录一句重要的话:“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13]这句话很重要,对形成桑意象特有的“伤感、悲叹”基调举足轻重。“女化蚕”的故事,情节较为复杂、曲折,叙述桑蚕的起源,颇有神话色彩。中心情节是蚕马神话,女子和马皮都变成了蚕,又在树上吐丝作茧,这种树被称为桑。女子与桑合二为一。故事虽然发生在“太古之时”,但也混杂有六朝时代的思想观念,使得叙述人与远古价值观交互错杂,呈现出多样化的主题:重然诺,讲信义,对爱情忠贞不渝,以及门第观念等;
而忠贞不渝的爱情将桑与女子融为一体,构成桑意象特有的文化内涵。

《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上”子目“桑”之“事”的部分辑录《诗经》的若干片段,见下表:

《艺文类聚》的摘录《诗经》中的篇名《毛诗》曰:蚕月条桑。《豳风·七月》(《毛诗》)又曰:猗彼女桑。《豳风·七月》(《诗》曰:)春日载阳。爰求柔桑。《豳风·七月》(《诗》曰:)烝在桑野。《豳风·东山》(《毛诗》)又曰:肃肃鸨行,集于包桑。《唐风·鸨羽》《诗》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诗》曰:)交交黄鸟,止于桑。《秦风·黄鸟》(《诗》曰:)星言夙驾,税于桑田。《鄘风·定之方中》

这些包含桑意象的诗,均出自《诗经》的《国风》。《诗经》产生的地域,主要在长江以北。当时,北方广植桑树,采桑与农事有关。在中国古代,农事几乎就是人们生活的全部,桑也就成为民间作者特别关注、重点描摹的对象。《艺文类聚》辑录的《诗经》中的几首诗(片段),描摹桑意象,用意各不相同,但是其中主要的两首诗《七月》《氓》均与女性和爱情有关。《七月》的“春日载阳”,描写农历春二月的太阳开始变得温暖起来。这正是采桑的好时节。“爰求柔桑”是说女子轻轻采下初生的桑叶。“蚕月条桑”是指女子在农历三月里修剪桑树枝叶。“猗彼女桑”是指女子用手拉着桑枝采摘嫩嫩的桑叶。“女桑,小桑也。”[14]自汉代以来,《卫风·氓》的主旨被认为是“刺淫奔”。如《毛诗正义》云:宣公的时候,淫风盛行,男女“遂相奔诱”,“复相弃背”,故作此诗以“刺淫泆”[15]。《诗集传》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16]而现在一般认为这首诗是弃妇诗[17]。对《卫风·氓》主题的理解,虽然古今有别,但是这首诗涉及的题材是爱情,古今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借咏桑(桑叶)起兴,交代时间的转换,也有比喻女子容貌的意思,这与女子的劳作方式——采桑相关联。

文学作品中桑意象的生成,源自《诗经》,桑意象大多又与爱情有关。桑的种植较早,桑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异常密切。《周礼》中有“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18]的记载。在周代,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仲春时节,未经媒约的青年男女可以自由相会,自由恋爱。男女相会的地点,或者在祭祀的场所,或者在桑林,或者在水边。《墨子·明鬼下》说:燕国有祭祀的祖泽,相当于“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一样,这些又是男女聚会和游览的地方[19]。孙怡让说:“桑林,盖大林之名。汤祷旱于彼,故宋亦立其祀。”[20]孙怡让的说法大概来自《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周武王灭掉商后,“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高诱注曰:“桑山之林,汤所祷也,故使奉之。”[21]可见,宋国在桑林祭祀由来已久。燕之“祖泽”和宋之“桑林”最初当是地名。从名称来看,祖泽应该是位于水边;
桑林应该是生长桑树林的地方,或者就是在桑树林里;
社稷是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地方。祖泽、桑林、云梦与社稷,应该是同类性质的地方,即是祭祀之地。“桑林”与“社稷”是合二为一的。这些地方,既是祭祀之地,又是春天男女相会之所。采桑在春季,男女相会也是在春季,又多在桑林,桑林便成为男女恋爱的场所,成为爱情的策源地。《汉书·地理志》说:“卫地有桑间濮上”,男女聚会,“声色生焉”[22],也说明桑林与爱情的关系。

《艺文类聚》辑录的齐宿瘤女、陈辩女,特别是鲁秋胡妻等三个故事,使桑意象的内涵发生变化,由桑林中的相悦相恋,转变为桑林中对非礼之举的严词拒绝,采桑女也成为坚守贞洁的女子形象。

据汪绍楹考证,《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上”子目“桑”之“事”的部分所辑《列女传》之“秋胡子纳妻”一段文字,“有脱文”。因此,故事的主要情节消失殆尽。好在《艺文类聚》运用参见法将这个故事又辑录在卷八十三“宝玉部上”子目“金”之“事”的部分,出处也是标注为“《列女传》”。因为子目标题是“金”,所以只摘录与“金”相关的文字,突出秋胡“吾有金,愿与夫人”的自我炫耀,以及采桑女(实际就是秋胡妻)“吾不愿人之金”的自我表白;
情节有删减,较《列女传》原文简单。《艺文类聚》对《列女传》中《齐宿瘤女》也做了大量删节,只辑录齐闵王出游东郭、百姓尽观,而宿瘤女采桑如故不予理睬的情节,保留其中宿瘤女对闵王责备的回答:“妾受父母教采桑,不受教观大王。”突出宿瘤女的严词拒绝之举。《艺文类聚》中“陈辩女”的故事也是节录。解君甫调戏陈辩女,让她作歌,陈辩女机智作答;
答歌即《诗经·陈风·墓门》。

这三个故事均是节录,为完整体现故事的主旨,我们结合今本《列女传》原文进行考察。《鲁秋洁妇》《陈辩女》《齐宿瘤女》都可以归结为桑林中男子对采桑女的爱悦与追求。《鲁秋洁妇》中的秋胡“见路傍妇人采桑”而“悦之”,进而下车调戏[23]。《陈辩女》中的解居甫“遇采桑之女,止而戏之”[24]。《齐宿瘤女》则稍有不同,没有齐闵王对宿瘤女“戏之”的内容,但“悦之”的内容还是有的,如,“(闵)王大悦之”,“(闵王曰:)‘今日出游,得一圣女’”,“闵王大感,立瘤女以为后”[25]。

三则故事的桑林题材性质未变,均与男女情爱有关,但它们的主旨不在表彰“爱情”,而是用来“劝诫”。《列女传》的“劝诫”主旨,与编纂其书时的社会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习俗日益“奢淫”,后宫“踰礼制”[26]。曾巩在《列女传目录序》中总结说:“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成帝后宫赵魏之属尤自放”,所以刘向“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27]。这就是刘向编纂《列女传》的目的。

《列女传》“劝诫”的主旨,不仅表现在行文叙述上,也表现在篇末的“颂”。按照《列女传》的体例,每篇末尾皆有“颂”,用以评论传主,彰显劝诫、教化之旨。《鲁秋洁妇》的“颂”谴责秋胡“心有淫思”,赞扬秋胡妻“执无二”的忠贞,肯定其“耻夫无义,遂东赴河”的刚烈性格[28]。《陈辩女》称道辩女“贞正而有辞,柔顺而有守”[29]。《齐宿瘤女》赞美宿瘤女“不为变常”的沉稳性格、“谏辞甚明”的智慧,终于被立为王后,声名显赫[30];
本篇旨在表彰宿瘤女做事通达,遵行礼仪,而不是叙述宿瘤女与齐闵王的爱情。

虽然三则故事均发生在汉代以前,但是《列女传》编纂于汉初,编者刘向是有现实考量的,他是想通过表彰采桑女来宣扬一种道德规范,而对采桑女美貌的赞美则退居次要位置,其中“宿瘤女”的外貌则可以说是丑陋的。采桑女义正辞严、机智果敢、从容不迫地拒绝返乡官员、使臣、国王的引诱,这无非是编者刘向操控着男性权力话语对女性的劝诫,告诉她们要守住道德的底线。这三则故事借助采桑女进行说教的意味十分明显。

《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上”子目“桑”之“文”的部分,辑录有诗、赋、赞三种文体,具体如下表:

文体朝代作者作品的题目诗东汉三国魏南朝梁南朝陈宋子侯曹植简文帝吴筠刘邈王台卿徐伯阳《董娇饶诗》《艳歌》《采桑诗》《采桑诗》《陌上桑诗》《万山见采桑人诗》《咏陌上桑诗》《赋得日出东南隅诗》赋三国魏晋繁钦《桑赋》陆机《桑赋》潘尼《桑树赋》傅咸《桑树赋》赞晋郭璞《帝女桑》

这些作品的题目中大多含有“桑”字,是按照“篇题法”辑录的;
只有东汉宋子侯的《董娇饶诗》、曹植的《艳歌》,题目中没有“桑”字,但诗中均语涉“桑”字,《董娇饶诗》有“提笼行采桑”,《艳歌》有“遥望湖池桑”,是按照“子目标题法”辑录的。子目“桑”下辑录的作品,都是采桑主题的作品,展示了采桑主题史发生与发展流变的一个侧面。

《艺文类聚》摘录的采桑主题的作品,分布在东汉、三国魏、晋代、南朝梁、陈,呈现出多样主题:

第一,直接歌咏采桑,即为咏桑(桑树)的诗文。如三国魏曹植的《艳歌》、三国魏繁钦的《桑赋》、晋代陆机的《桑赋》、晋代潘尼的《桑树赋》、晋代傅咸的《桑树赋》、晋代郭璞的《帝女桑》,南朝梁王台卿的《咏陌上桑诗》。曹植的《艳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题作《艳歌行》[31],现存只有四句,歌咏桑树的“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应是残篇。《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艳歌行》名称不一,也称《艳歌》;
《罗敷》等行,“亦皆《艳歌》”[32]。许慎说:“艳,好而长也。”段玉裁注引《小雅》毛传曰:“美色曰艳。”[33]名为《艳歌》,推想是写女子及其美貌,曹植《艳歌》大概以桑树起兴来写采桑女。惜未见全篇。繁钦的《桑赋》先用比喻手法描写桑树,如“上似华盖”“下象凤阙”;
再直接描写桑树,写其“丛枝互出”“微条纤绕”,末云:“玩庇荫之厚惠,情眷眷而爱深。”享受着桑树丰厚恩惠赐予的浓密的荫凉,作者情意依恋,爱之深切。但是,“此篇下笔突兀,疑似断简,而非全篇。”[34]陆机的《桑赋》、潘尼的《桑树赋》、傅咸的《桑树赋》为同题赋作,所咏对象均为晋武帝司马炎所植桑树。杨明认为,陆机的《桑赋》与傅咸的《桑树赋》是“同时之作”[35]。潘尼的《桑树赋》中有“从明储以省膳”句,可知作于太子舍人任上。据《晋书·潘尼传》记载和陆侃如考证,潘尼担任太子舍人的时间是元康二年(292年)至元康六年(296年)(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潘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0页。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46页。。陆侃如将此赋与陆机的《桑赋》系于元康三年(293年)(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潘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0页。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60页;
第752页。。据此可以判断,三篇赋作于同时,是一次同题唱和,在表达上有相互借鉴之处,如开篇均言这棵桑树非同一般。陆机的《桑赋》说它“岂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营”。傅咸的《桑树赋》也说此树非同一般,乃“降皇躬以斯植”,所以“弘茂于圣世”。潘尼的《桑树赋》说这棵“特玮”的桑树,乃“先皇之攸植”。三篇赋以咏桑为主,但又不是单纯咏桑,而是赋予桑树以某些人格上是美质。陆机的《桑赋》赞美桑树是“形瑰族类,体艳众木”的“佳木”,它“依物”“表德”,“跨百世而勿翦,超长年以永植”。傅咸的《桑树赋》赞美这棵桑树的“巨伟”,是“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潘尼的《桑树赋》赞美桑树品行的“端直”,是晋朝的“贞瑞”。三篇赋都夸赞这棵桑树旺盛不衰的生命力。陆机《桑赋》赞其“年渐三纪,扶疏丰衍”。傅咸《桑树赋》赞其“迄今三十馀年,其茂盛不衰”。潘尼《桑树赋》赞其“蔚萧森”“邈洪傭”。这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它各种“美质”的根基。晋代郭璞的《帝女桑》是篇赞体文,帝女桑的来历已见上引。全篇六句,称帝女桑为“洪桑”,它“围五丈,枝相交参”,可见其高大茁壮。南朝梁代王台卿的《咏陌上桑诗》:“令月开和景,处处动春心。桂筐须叶满,息惓重枝阴。”春和景明的美好季节,景色宜人,采桑女心情怡悦;
采得满筐的桑叶,带着劳动的疲倦,在浓密的树荫下休息。既写采桑之“事”,也写采桑女之“情”。《玉台新咏》中,此诗作者为“萧子显”;
桂,作“挂”[36],《乐府诗集》“桂”亦作“挂”[37]。

第二,表达采桑女对时光和命运的感伤。如东汉宋子侯的《董娇饶诗》。董娇饶最初应该是女子的名字,不过此处已经成为乐府诗题。诗借花起兴,引出“提笼行采桑”的采桑女。宋代郭知达说这首诗是“言采桑事”[38],其实并不确切。采桑只是由头,落脚点却不在采桑本身,而是“以花落比盛年之易逝”[39]。“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飏”数句,托兴于花,虚构采桑女与鲜花的对话,道出花朵“零落”可再“芬芳”,而女子的“盛年”一去,则“欢如永相忘”。这里不仅是感叹盛年易逝、盛颜难驻,更是嗟叹色衰爱弛的不幸命运。

第三,描写采桑女的美丽。如南朝梁简文帝的《采桑诗》。关于《采桑》的主题,《乐府诗集》说是“歌美人好合”[40]。诗写采桑女的美丽,运用的是侧面烘托的手法。“春色”四句用旖旎春光、院边梅开、初萍重叠、新花烂漫,衬托采桑女居住环境之美。“忌趺”四句用打扮与着装,衬托采桑女妆饰之美。同时,“讶今春日短”“枝高攀不及,叶细笼难满”等数句,流露出青春易逝、情缘难觅的淡淡哀愁。

第四,抒发采桑女的离别相思之苦。如南朝梁吴筠的《采桑诗》《陌上桑诗》。《采桑诗》,《艺文类聚》卷三十二人部十六“闺情”题作《古意诗》,《玉台新咏》题一作《和萧洗马子显古意》[41]。诗云:“贱妾思不堪”,以至于“带减连枝绣,发乱凤凰簪”,但“无由报君信,流涕向春蚕”,没办法回复丈夫的音讯,只好含着思念的眼泪饲养着春蚕。采桑这一特定行为,成为女子消解相思之情的慰藉方式。《陌上桑诗》借乐府旧题写女子的离愁别思。《玉台新咏》卷六此诗末尾有“故人宁知此,离恨煎人肠”[42],点明诗的主旨。桑树枝条柔长,随风摆动,荫蔽小路,披垂池塘,黄鹂在林间鸣叫,用明媚幽美的景致衬托女子“煎人肠”的“离恨”;
又用蚕饥思食比喻采桑女久别思夫。因“蚕饥”而去采桑,借采桑而望远盼夫归。

第五,对汉乐府《陌上桑》的拟作。自从南朝宋鲍照拟汉乐府《陌上桑》创作《采桑》后,代有拟作。仅以《艺文类聚》摘录的作品就有:南朝梁刘邈的《万山见采桑人诗》、南朝陈徐伯阳的《赋得日出东南隅诗》。所谓拟作,特指那些演绎汉乐府《陌上桑》古辞本事的诗作,而那些只取古辞素材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点敷衍成篇的诗作,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拟作范畴。刘邈的《万山见采桑人诗》的诗意,由汉乐府《陌上桑》化出,只是情节没有古辞曲折,人物形象也欠清晰与丰满,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有细致处。“倡女不胜愁”,点明闺怨;
“丝绳挂且脱,金笼写(泻)复收”的细节描写,泄露出女子心绪的烦乱。相思怀人情感的点染,为古辞所没有表现。最后女子以“蚕饥日已暝,讵为使君留”为由,拒绝使君的挽留。与其他拟作多为五言诗不同,徐伯阳的《赋得日出东南隅诗》为七言古诗,与古辞的情节与人物有较高的契合度。与古辞一样,《赋得日出东南隅诗》渲染、描写了罗敷的美丽,或正面描写:“罗敷妆粉能佳丽,镜前新梳倭堕髻。”或侧面描写:“圆笼袅袅挂青丝,铁钩冉冉胜丹桂。”虽然罗敷的形象刻画得不具体,比较模糊,甚至有些做作,不如古辞的艺术性高,却也是古辞中的应有之义。罗敷夸耀夫婿的内容,是古辞的重点,也为徐作所保留;
尽管脱胎于古辞,却也有其特色。“妾婿府中轻小吏,即今来往专城里。欲识东方千骑归,蔼蔼日暮红尘起。”比较鲜明地刻画出罗敷对使君的轻蔑与鄙夷,以及果敢的性格、应对的机巧与智慧。较之古辞“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43]余音绕梁式的结尾,此诗以“蔼蔼日暮红尘起”的景物描写作结,显得形象、蕴藉,与古辞有异曲同工之妙。

《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上”子目“桑”展现了“桑”作为植物意象在先唐时期的生成与传承,反映了《艺文类聚》编者的植物意象批评观念。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植物,从意象类型上看,桑属于客观意象。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客观意象,桑意象是作者“感物生情”的媒介,是“意生于象”[44]。作为传统文学意象,桑意象的生成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桑意象在《诗经》中所传达出的信息与情感与之相关,即桑意象与爱情直接产生关联。在后世传承中,桑意象的内涵,在基本文化意蕴基础上有所扩展,增加了采桑女感叹时光、悲慨命运、抒发离别相思之苦的内容。本文以类书《艺文类聚》为切入点进行考察,这是为古今研究者所忽略的角度,希望对相关的研究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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