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涵琪 钱丝诗 卢鲭宇 胡一梅
（1.成都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7；
2.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四川 成都 611137）
2020 年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这一政策文件指出要通过发挥评价“指挥棒”的作用，释放科学评价能量，正确地选拔与使用人才，促进人才发展[1]。
中医药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指挥棒”的教育评价能否引导中医药大学培养出中医药创新人才从而高水平服务“健康中国”建设，支撑和引领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中医药原始创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这是急需审视和回答的问题。本文将中医药人才考评体系从古至今的发展作为牵引，以此来探究中医药人才考评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结合中医药事业发展分析不同时期的考评内容与形式演变的核心要义，探究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考评改革方向，提出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中医药高等教育评价改革路径，以期推动中医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2]。
1.萌芽期（西周至东汉时期）
西周时期，中医药在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影响下，逐渐改变在夏商时期医学与巫术一体的局面，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出现专职医生与医学考核制度，即医学考核的开端。当时政府垄断教育，政教不分是当时教育的主要特点[3]。西周中医师考核进行了分科和分类设置。根据《周礼》记载，考试内容分为六科，每一科试题均分为三类：一是论题,出自《灵枢》《素问》,要求阐明经络藏府、五运六气、寒热虚实、补泻逆从之理；
二是解题,出自《神农本草》《金匮要略》,考订药性病变制方之法；
三是医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验否,及用此方治此病之意。每年年终考核一次并根据考试整体情况进行评价，考核标准为“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4]，通过评价结果来确定等级升降与来年的俸禄。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政治剧变，政府对教育的垄断衰弱，政府不再独自占有文化资源，医学教育开始移向民间，师承教育广泛兴起。该时期的考核全权由师傅负责。考核内容包括中医经典的阅读理解、临证施治能力、学习态度和潜力、医德医术等。考核形式是笔试与面试相结合[5]。东汉时期，医师考核方式虽仍延续前朝，但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与“有教无类”的育人思想，使得考核内容进一步丰富，考核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这一时期，医学与巫术分离，医学开始独立发展，师带徒的教育模式应运而生，相应的考核模式也同时出现，可以发现萌芽时期在对中医药人才考核内容和形式的设置上，都立足于中医经典，体现了对中医经典知识和中医思维的重视，这同时也是现行中医药人才考核的要点，该时期为后期中医药人才的考核选拔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2.形成期（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南北朝时期设置太医署，是政府主管医学教育的专门机构，形成了医学院校教育的雏形。到了隋唐时期，太医署由行政、教学、医疗和药工四部组成，医学教育分为医疗与药学两方面，形成了较完善的医学教育机构与医学教育体系。这一时期考核非常严格，学生入学后必须学习《素问》《神农本草经》等基础课程，并参加每月、季及年的考试，根据成绩优劣分别录用，规定学习九年仍不及格者,即令退学。考试内容主要为所研习的中医经典，考试题型主要为：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7]。
这一时期从师带徒的教育形式发展到官办院校教育，学院式医学教育正式兴起，使得分散性的医学知识交流扩大到全国，弥补了师带徒教育知识受限、难以形成规模等缺点，加强了对中医师的培养与考核，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与考核体系，这是中医药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同时也对宋元时期中医药教育的成熟发展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3.成熟期（宋元时期）
宋朝时期设太医局，将其从太常寺中分出，太医局专门管理医学教育，各州仿照太医局开办地方医学校，促使中医药教育迅速发展。太医局实施“三舍法”来选拔医学人才：将学生划分为三个等级，初入学者为“外舍”,一年后考核通过者升为“内舍”，录取率不到40%；
“内舍”升“上舍”,录取率不到70%。崇宁兴学后,考核分为补试、私试、公试三类。学生补试通过后即入学，之后每月进行一次私试，每次私试分三场进行，第一场为三经大义五道，第二场为方脉科考诸科脉证大义三道，运气大义两道；
针、疡科考小经大义三道，第三场为假令病法三道。公试则是每年进行一次。最后综合补试、私试、公试三次考核成绩分为“优、平、否”三等，凭此来决定等级升降[3]。太医局还注重实际临床技能的训练与考核,通过记录学生为病人治疗的过程与结果,年终根据记录来评定，标准为：全为上,十失一为中,十失二为下,依次递补,失其五者开除学籍[8]。同时该时期还十分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学生除学习中医经典外，还要求兼治五经中的一经。
元朝时期，加强了对民间行医资格的考核，首先提出要以考试来决定是否具有行医资格。该时期每三年由政府进行一次大考选举，中选者入太医院学习深造，收为内医。这也是现代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雏形。除此之外，政府从医者中选择有能力胜任教学的人成为教师并对其考核。教师考核内容主要为医学专业知识与教学能力等，由太医院拟定题目后下达各地，参考人员在三年内选作若干题目，作答后上交，由考试成绩优劣决定升补[9]。
这一时期开始注重对实践技能与教学人员的考核，让考核内容与考核对象不断丰富与扩大，使得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考核紧密地联合起来，为培养综合性中医药人才提供了一定的契机，而对教学人员的考核，对保障与提高医学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期开始实行的行医资格考核，则为之后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
4.改革期（清末至民国初期）
清末，西方医学通过传教士传入我国，出现了西医近代医学堂，医学考核内容也增添了西医考试内容，中西医兼并。伪满时期发布《汉医考试令》，规定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考试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包括中医学和洋医学；
实践技能分为临床考试和中药鉴定。考试优秀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获得汉医认许证[10]。
民国初期，实行中医师全国统一考试，在审查认可合格的中医院校修习中医学并经实习，通过考试，成绩优异者，可授予毕业证书[6]。考试科目分为三种：一是必试科目,包括国文诊断学、药物学、方剂药；
二是选试科目，如内科、外科、儿科等任选其一；
三是口试[11]。
这一时期西医的融入，不但丰富了我国中医教育的内容与培养人才的方式，还进一步加快了中西医结合的步伐，这对于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保障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5.发展期(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医学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医学院校在管理体系、办学层次、专业设置等各方面进行了系列变革。随着医学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医学考核也随之发生重要改革，不断丰富与完善，如医学院校毕业生统考、执业医师考试、中医专业自学考试、标准化考试的推行、职称晋升考试等。
1985 年国家成立国家医学考试中心，该中心承担执业医师、药师、护士的资格考试等[12]。1998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该法规定了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考试分为医师和助理医师两个等级，每级分为临床、口腔、公共卫生和中医四类，其中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又分为中医专业、中西医专业、民族医专业三类，考试形式为实践技能考试和医学综合笔试。1999 年11 月, 医师资格考试在全国31 个考区首次举行, 标志我国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建立。
医师资格考试经过20 多年的发展，不断进步与开拓创新，取得显著成绩，为引导医学教育、评价医学教育质量、培养与选拔出大量优秀中医药人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是中医药人才培养评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1.历代均重视考核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
回顾西周以来的历代医学教育发展历程，我国中医药人才考核制度一直是选拔与任用医学才贤的主要形式之一，从元朝时期形成的行医资格考核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形成的执业医师考试，再到后来出现的中医专业自学考试、职称晋升考试等，考核种类与形式的不断丰富无不体现出我国医学教育一直以来对于人才考核的重视。
2022 年召开的二十大提出要深入贯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将人才作为发展的第一资源，通过人才来引领驱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人才。在中医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才是其宝贵财富，对于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医学人才数量越多，质量越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就能得到更高水平的保障。而医学人才考核既是指导教学改革的有力杠杆，又是教学评估的一项客观指标，也是保证向社会提供合格医生,防止不合格人员混入医学界的有效武器[16]。伴随着当前我国对中医药人才质量与数量需求的不断提升，我们要继续重视考核在中医药人才选拔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健全人才考核机制，提升考核质量，严格进行考核，为选拔出优秀的中医药人才提供有力工具，为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效机能。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中医药人才考评的重要形式
对历代考评形式与内容的研究表明，从宋朝开始对于中医药人才的考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考核，而是在理论考核的基础上融入临床实践的双重考核，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考核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当前医学发展日新月异, 很多新技术无法在基础理论中有所体现,而且学生在未来的医疗工作中也主要以临床操作为主,因此将临床实践加入到教学与考核中有着独特的作用与意义；
基础理论则是临床实践展开的基础,学生必须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才能更好地投入实践[13]。可见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对于中医医生来说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当前中医药院校在考核过程中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甚至有理论教学与临床教学脱节的现象。历代中医人才考评中理论与临床并重的特点启示我们，学校与教师应当认识到将二者融合的重要性，通过对教学方法的丰富，来推动二者结合，只有将二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够推动中医药人才的全面与综合性发展，满足社会对中医药人才的需求[17]。
3.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相结合的评价体系是两者重要的融合路径
西周以来的医学教育是以师承教育为主，进入南北朝时期院校教育初见端倪，1956 年以后，院校教育成为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但随着医疗需求的不断进步，对中医药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升，院校教育的弊端日渐显露，师承教育的一些长处也得到更广泛的认同，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互结合成为了当前最符合中医药教育规律的教育模式，也是当前中医药教育的最佳模式。进入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高等中医药院校开始推行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一方面充分发挥院校教育系统、批量培养人才的优势;另一方面通过传统的师承学习模式，把校内外名老中医独到、隐形的临床经验与学术予以传承[14]，各个学校都探索出符合自身院校特点，满足人才需求的中医药人才教育模式。但在考评体系方面，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都有其各自较为成熟的单独考核体系，而在二者融合的综合考评体系建设方面还较薄弱。
因此应加快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模式二者融合考评体系的构建，让两种考评模式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建立更适合于中医药人才的独特考评模式，筛选出更为优秀的全能型中医药人才，为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储备更坚实的后续力量。
4.“通人文、重经典”是传承至今的考核要素
中医学是一门延续千年的医学，中医经典是中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与精髓，是继承与发展中医的重要内容[6]。通过研究发现中医药教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但每一时期都十分重视中医经典的学习与考核，譬如从西周开始就将《神农本草》等中医典籍作为学习与考核重点，可见我国中医药教育对于中医经典的重视是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一直沿袭至今的，无论是从基本理论、中医思维还是临床诊疗等各方面都将其作为重点，是中医药人才传承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中医药不仅是一门医学学科，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名中医人不但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有中医的文化底蕴，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宋朝开始学生除需要学习中医经典外，还要求兼治《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中的一经，所以在当代中医药教育过程中也应注重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中医药人才考评体系中也应将其作为中医药人才考评的重要点位之一，这将有助于在不断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其中医理论造诣，更好地贯彻“通人文”这一培养目标。
5.过程性考核是体现人才评价“成长性”的重要环节
从宋朝时期对中医药人才所进行的补、私、公三试就可以看出医学人才的培养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一名医者从中医思维的养成到临床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一发展历程是需要一个过程性评价来进行贯穿的。当其经历一个阶段性教育后，需要对各方面的掌握情况与发展状况进行判断与总结，为未来的学习做出方向性、路径性、策略性引领。
因此对医学生进行过程性的考核与评价应贯穿其学习生活的全过程，以便弥补结果性评价的不足，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将对促进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科学的探究精神，推动学生学习成长和全面发展发挥重要作用[15],从而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6.教师教学能力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
师资是中医药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但是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还是影响教学质量与效果的重要因子。元朝时期开始注重对教师进行考核，该考核较为严格,内容涵盖了专业知识与教师教学能力等多方面，考核结果直接影响教师的晋升与淘汰；
但其又是灵活的，因为它让教师在三年内自主选题发挥，使其能够较好地展示教师个人特长，这是较为合理的[18]。
当前的考核主要是着重对学生进行考核，较少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考核，多以竞赛的形式进行优秀教师的展示。现代医学教育是关于生命的教育，关乎人类生命健康，医生是人类健康的“守门人”，而教师则是“守门人”培养过程中主要的引领者，如果教师自己都不具备应有的专业知识与技能，那么医学教育质量则无法保障[18]，所以对师资队伍的建设与管理应更为严格。首先在教师队伍选拔上，应在多方面综合考评的基础上择优录取；
其次定期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与考核，设置考核目标，以此来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构筑教师人才“高地”，使得教学活动能够保质保量。
中医药的发展关键在于人才，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考评体系至关重要。本研究对中医药人才培养考评体系开展溯源研究，回顾我国中医药考核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这一历程中我国中医药考核对象范围不断扩大，从对学生的考核扩大到对教学人员的考核；
考核内容与考核形式也不断丰富，在着重对中医经典考核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对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的考核，从单纯的理论考核拓展到对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核等。在这一过程中顺应时代呼唤，汲取历史经验不断完善我国中医药人才考评体系，以此来更好地发挥出评价“指挥棒”的作用，促进中医药人才队伍的良性发展，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使得我国中医药事业不断地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