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双 航
(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科技的发展自始至终是以为人服务为目的，但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压抑人的现象。织布工人在大机器生产时代面临失业，机器解放了生产力，却也成了工人的对立面。自1956年约翰·麦卡锡在达特茅斯学院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从计算主义、联结主义到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在快速发展中融入进了各个领域。但其在融入与发展中也带来了一定的担忧与不自由的现象，对于此类现象的分析与探讨也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一大问题。
在研究人工智能异化现象的产生与消解之前，对于人工智能的概念，异化的概念，人工智能的异化这一观点是否成立应做出一定的论证，异化这一哲学概念是否可充分论述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消极现象，成为研究的首要任务。
(一)人工智能的内涵
人工智能自提出至今虽不足七十年，但其发展却已经历专家系统、深度学习、互联网时代等重要时期，并在每一次重要节点中，人工智能的发展都突破了旧技术的桎梏并迎接着新的高潮。同样地，其概念也在不断发展。从内涵上看，人工智能可以分成强弱两类。“弱人工智能”是指在特定方向更超出人类水平，但仅仅是在某一领域。例如其可以整理筛选大量的数据文件并给出分析，但换作其他任务便存在严重不足和缺陷。不管是Siri还是AI智能拍摄，都是弱人工智能的典型应用。“强人工智能”则不在于某方面对人的模拟，它更希望拥有像人一样的心智系统，但虽然发展了这么久，“强人工智能”也仅仅存在于理论假设和科幻小说电影之中。综上所述，人工智能作为科学领域的重要门类，其重点是以机器代替人类大脑进行有效思维模拟，即以人类自身思考能力为摹本，架构包含特定智能行为的人工系统，“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人的思维的模拟”。今天，其已被视为绝大多数生产生活问题解决的至上观念。
(二)异化的内涵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将“异化”定义为一种依附性，即人不自由的状态。黑格尔认为，异化的本质就是精神异化，是物化人类主体观念的本质，或对象化自认实现的自在；
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比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更具有奠基性。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产生了宗教；
人的类本质的外化，产生了上帝。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异化的分析，并借以分析工人劳动的异化。通过对四种关系的分析，分别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关系、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关系、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详细阐述了异化劳动。进而论证异化劳动是一个抽象概念。近代以来，对于“异化”概念的解读，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也就是说A与人相异化(A是人的创造物)，其实也就是说A成了一种与人对立统一的关系。除此之外，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也为理解“异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卢卡奇的“物化”的关注点“从揭示异化的根源，转向揭示异化发生的原则”[1]。卢卡奇在考察“物化”的表现形式中指出人沦为生产过程中被动的客体，即“主体客体化”，并且指出“人的原子化”是“物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即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客体化中被割断，人与人之间变成孤立的“原子”。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哲人，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中认为，“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2]，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变为了极权的社会，社会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人，进而造成人的不自由的合理性。
(三)人工智能的异化
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理论中，“异化”这一概念所表示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劳动之中，作为主体的人创造的客体事物，反过来压抑人的自由，控制了人。卢卡奇与马尔库塞不仅将“异化”的关注点放在劳动之中，也将关注点处于科技发展物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发展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因此，将“异化”的关注点放在人工智能之上存在理论的可行，并且“异化”所表达的现象也与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消极现象存在契合。技术的发展似乎总是带来异化的现象，工业时代生产机器的出现剥削着工人，数字化的时代数据的占有也似乎划分着新的阶级。人工智能具有的强于人的计算储存等能力使得人作为创造者的主体，却在人工智能面前诚惶诚恐，霍金的“人工智能威胁论”也警告着AI的发展在使人丧失主体地位，娱乐至死的时代使得人将自由时间交于智能娱乐设备，互联网的交往使得人与人之间打破了空间距离的限制，却又出现了以“信息茧房”为特征的不自由现象，工具理性的重视为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积极性，但同时却导致价值理性与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因此，人工智能在发展中带来了消极的异化现象，并且这些异化理应克服。
通过人工智能发展的历程及其内涵，以及关于“异化”这一概念的探析，论证了人工智能在发展应用中存在的异化现象。通过卢卡奇关于“物化”表现形式的考察，以及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的人”以及极权社会的观点，对于人工智能异化现象的产生进行分析。虽然当今的时代在很多方面与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时代不同，但他们关于技术所产生的异化论述，在今天正以更加深度的表现形式出现。
(一)“主体的客体化”：主客体异化
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异化”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霍金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威胁论”，“技术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带来人类的全面解放，反而使人类陷入了深刻的异化危机之中”[3]。这便引出了人工智能的第一个异化，主客体异化，即人类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奴役。“技术作为人的有意识的创造物却越来越反客为主，成为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束缚力量”[4]。虽然人类研究人工智能的初衷是用来服务人类，使人们的生活更加高效率与舒适，但许多事实却让我们感到惶恐，当机器完胜冠军，人工智能在梳理、处理、判断信息方面全面赶超人类。在与人类某些能力的“博弈”方面，人工智能占据了“上风”。人类的主体地位面临着机器的挑战。
纵观人类文明史，从农业到工业，原本为了发展生产力的土地、工业机器、资本，最终却对人产生了异化并使人失去了自我。如今进入信息社会，智能作为新的发展工具，却也使人再次陷入为了更强大的智能而失去自我的桎梏之中。既然“每一次的技术进步都会不可避免地给人带来新的不同形式地异化”[5]，那么如何保证在技术的不断进步中人自始至终都是目的，而不至于作为客体的人工智能占据人的主体地位？霍金的“人工智能威胁论”，便是关于这一方面的忧虑。回顾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虽然在发展中会出现困境与“冰冷期”，但新的技术与方向却可帮其突破瓶颈并迎来新的“高潮”。正如“深度学习”的提出使人工智能跨越了“专家系统”的桎梏那样。那么如果技术指数型的不断增长，则必然引来“技术奇点”。所谓技术奇点，正是认为未来会有一台在智能方面全面超越人类的机器，即这个奇点所带来的便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所有超越，也是基于此，让人们惶恐自身的主体地位会在人工智能面前失去。
(二)“单向度的人”：工具与能力异化
正如机器是人们为了更大的生产力所创造的工具，智能也是人类发展所创造的工具，但资本让工人的劳动产生了异化，智能也在人的使用中产生了其第二个异化：工具异化。硅谷科学家皮埃罗·斯加鲁菲指出，我们对技术过于上瘾，技术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控制了我们的大脑了。正如马尔库塞对于“极权主义社会”下技术的进步所导致的对工具理性的“绝对崇拜”，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媒介和方式。“借助理性的技术之力，人可以改变客观世界成为人想使之成为的样子”[6]，这便使得人类更加痴迷于科技的力量，而忽略了对于价值的思考，继而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抑，而人工智能的强大与精确性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
盲目地推崇工具理性便使人们更加依赖技术。那些本是为了人们更加高效工作和缓解人们情绪的智能设备，也反过来支配了人类。作为一种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智能设备，人们却更愿意花费时间沉浸在其五花八门的娱乐中。手机作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代表之一，无论是智能拍照还是Siri，都是人工智能与通讯设备的完美结合，但今天的手机包含更多强大的功能和五花八门的软件小程序，而这些软件早已开始占据人们更多的时间。但这种时间的使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悖，更严重的问题是青少年在使用这些功能时会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在这些功能中所充斥的暴力、色情、庸俗的东西，会误导青少年。盲目追星，“键盘侠”，网络暴力，这些现象越来越多地发生，也提醒我们应更多地去思考对策。
当“工具异化”现象产生后，也就产生了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人的能力异化。随着人工智能愈加融入人们生活，技术更加人性化地演进，人们许多工作开始由人工智能代替，这便使得人使用数理逻辑能力的次数骤减。或许简单、快捷、方便，但是人类的计算能力却发生弱化。更为严重的是对于大多数能力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他们本该处于基础学习阶段，却更多地依赖计算机，严重弱化此项能力；
同样作为人独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信息的爆炸性发展导致人们对知识不求甚解浅尝辄止，缺乏深入探究。除了上述能力之外，人的其他方面，诸如判断力、学习力、记忆力等等，皆由于日常生活的“过于智能”而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而实际上，人工智能本该是人能力进步的主要阶梯。
(三)“人的原子化”：社会交往异化
随着智能手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人们产生了新的交流空间与交流平台。这种形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甚至逐渐占据主流。以前书信很慢的方式已经不复存在。而在信息传播方面，“由主流新闻媒体引导转向了由智能算法引导”[7]，曾经单一的、由上而下传播新闻信息的时代，变成了现在更多智能平台依靠大数据信息推送给读者更加人性化和感兴趣的信息。这是人类的进步。社交平台的交流使人们更加容易获得信息与认识朋友，但其所引发的问题却日渐增多：“低头族”现象的频繁出现；
聚会地点变成了各自玩手机的娱乐场所，而不会使用手机的人如同被“抛弃”一般。人们在浏览信息时也跳进了自我的“信息茧房”，在网络交流中也因相同的兴趣而产生了群体性分化的现象。并且不仅仅是交往方式“异化”，在与有信息交流功能的智能设备的使用中，“人与智能机器的交往日益密切，人就会不自觉地把智能机器当作交往的另外一个主体”[8]，这些为了人们更加高效与缓解情绪的智能设备，反而使人们被其支配，“屏奴”这一网络用语表现了人类与智能手机的关系产生异化，进而使人类社会交往关系产生异化。这样的异化使得人的交往朝向“原子化”的趋势发展，使得智能设备下的人似乎更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虽然这属于间接性的交往，但却违背了马克思哲学中所要求的建立在实践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进而使人们失去实际生活中的社会交往能力。
基于上文关于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异化现象，应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实际给予一定的消解和克服。这不仅是对人工智能和人发展的良性积极作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具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论证。
(一)主客体异化的克服
主客体的异化问题来源于人工智能威胁论，这一理论的“根源在于担忧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过人类智能，以及随之而来的能力上的全面超越”[9]，但对于这种威胁论其本身并不是很准确的：首先，对于计算能力的指数增加是否等于智力的增加，答案是否定的。这是执行任务的能力与提升执行任务能力之间的区别。其次，关于提升智能的方法有凭借更大的数据和更深层次的神经网络来延长机器深度学习过程，但这仅仅是硬件的提升和增大了可参考的数据量，而不是使机器的智能得到进步。并且，每一个领域在发展初期都会有飞速的发展，但随着越来越完善和更多的研究，后续的研究者则会遇到更多难以突破的瓶颈。算法难以从特殊到普遍的局限性；
交叉性的学科研究使得相比开创学科的人，后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与创新；
这些都将导致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再以指数型增长的速度发展，同样也指出所谓的“奇点”还很遥远。除此之外，关于人工智能工具性的诠释，也是对人工智能能否统治人类的一种否定回答。“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人不仅是它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同时也是它的“标杆”和“尺度”。而人工智能对于人而言，则是人的工具。所以影响其真正的因素恰恰是除智能之外的东西，情感等因素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才是其真正威胁人的原因。如同皮埃罗·斯加鲁菲所认为的，人工智能几乎能够帮助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是帮助解决而不是自己解决。
(二)工具异化与能力异化的克服
工具性的论述虽然是对主客体异化的克服，但在工具的使用中由于人们过于依赖技术，将越来越多的理性任务都用人工智能来完成。这的确会带来人的脑力劳动能力的弱化，不过如同前文所说的人不仅是人工智能的创造者，更是其“尺度”。并且人的大脑总是在不停地发展，不仅是人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人对于自然的改造和创造也是在促进人的大脑发展。那么对于人工智能，也有可能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应对，未来也可能出现人工智能为人的脑力提供更好的发展的趋势。既然人工智能与人之间出现了异化而产生了一定的对立的矛盾关系，那么马克思关于将矛盾调节至和谐的发展状态的思想，对二者而言，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无疑是一种良性的方法。正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其他行业的结合，在使行业实现数字化的同时也发展了科技，达到了一种良性促进的作用，并且“人们极其需要维持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10]。这种良性的促进作用，关键在于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控制性使用，并且这也是对人的能力异化的一定克服。
(三)社会交往异化的克服
“随着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为主要标志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平台深度融合，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交往感性”[11]，互联网的发展所产生的新的交往形式是重大的进步，而关于社会交往异化现象的克服，则离不开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应去注重人的主体性，注重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沟通这一关键要素也应重新加以审视和思考，不仅是存在代沟的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还有因为信息各方接受的不全面而产生的“代沟”，以及在新的信息沟通中如何保持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而不至于在虚拟和过于智能的交往中丧失价值观与辨别力。关于网络上充满负面信息等影响人的价值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人工智能工具异化的问题，对信息的审核，对意识形态的加强建设，对智能产品的规范使用，我们也应重新思考，并给予一定的限制和合理的管理。
(四)辩证的态度看待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异化的克服，还须持以辩证态度对待人工智能。必须明确指出，这些现象的实质在于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和使用，因此批判的恰恰是其所带来的异化现象，“而不是将数字技术和数据拒之门外”[12]。第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失去工作，但是不能因此就以反对的态度去抵制它，技术的进步会创造新的工作与更高的报酬，所有技术皆是如此，人工智能也不例外；
第二，媒体等科幻作品增加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但是这些担忧就目前而言很遥远，并且这种担忧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过我们仍应留有一份顾虑，并不是因为人工智能真的就一定会有那么一天，而是理论必须走在技术之前的要求，促使我们应当去考虑人工智能的未来；
第三，纵使其发展出现了不同程度“异化”，但其积极作用仍需肯定，“作为人脑重要的辅助手段，它延伸并强化人脑的机能”[13]，在对海量信息的处理和保存方面，人工智能明显强于人并可帮助人的思考与发展。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中，人工智能恰恰是加深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工具。
因此，要消解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异化，从根本而言是要注重“人”本身。而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确以“人”为主体，并且这一点必须始终贯穿开发和应用过程。其次，“人”之所以是高等动物，就在于我们能重新地认识、定义自身。所以应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给出适当的引导，协调至和谐发展状态，以此保持重新定义人类的可能。此外，人工智能异化的实质是人本身的异化。所以问题解决的总思路应该与克服人的异化的总思路相仿[14]。即需要以实践为手段，在实践中去消解和克服异化。最后，引导人们正确合理地使用人工智能，并且社会应该更加关注青少年的使用状况。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加强，对价值理性的理解和补充，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马克思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人工智能自始至终应是人的“工具”。人工智能的发展应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并且在自然、人与科技之间保证三者的和谐发展。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哲学也应质疑时代中最占主流的思想与形势，从而去做理性的、透彻的思考。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优异应当予以肯定，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所产生的消极现象也不可忽视。“科技异化的漩涡加剧了人文诉求的断裂，褪去了价值理性的关怀”[15]，在技术发展带来的种种优势下，过于重视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的问题也仍去反思。“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实质性地改变‘人’”[16]。而对于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对其做出了分析与解答，更是对自身的补充。人类应永远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并与自然、科技处于和谐的发展状态。在科技进步中坚持理论走在发展之前，坚持人与自然科技三者的和谐发展，仍是当今历史发展的趋势，也将是人类社会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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