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女，生于山西霍州，祖籍山东。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自1999年起供职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著有《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深度对话鲁奖作家》《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等，获全国第六届报人散文奖。
高建国，男，职业军人，山东青岛市人。中篇报告文学《本世纪无大战》获“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和《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散文《冰湖上的小木屋》获《人民日报》与中国作协举办的“中国故事”征文优秀奖;散文《连接历史的此岸与彼岸》获《光明日报》新闻奖专刊副刊类文章一等奖;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作为民族史诗中的一个重要形象，经历半个世纪的时代转换，依然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
焦裕禄精神是如何炼成的？其间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在人民依然呼唤焦裕禄的新时代，怎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让焦裕禄精神焕发出新的光彩？
写作《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军旅作家高建国倾尽全力，几乎动用了自己全部的经验和积累。
他先后16次赶赴河南寻访、挖掘、查证，跑遍了焦裕禄工作生活过的大连、哈尔滨、博山等地，到中央档案馆和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尉氏县、民权县、博山区档案馆和焦裕禄纪念馆查找资料，与知情者和见证人扎根恳谈、深度沟通、据实核查，拿出了记者采访挖掘的敏感和韧劲，加之领帅机关修得的宏观分析与把握能力，做实际工作磨砺的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大河初心》完成了，这部58万字的著作艺术而全面地还原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跨世纪接续铸造焦裕禄精神的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奉上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
在北京举行的《大河初心》研讨会上，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说，读《大河初心》这本书，他无数次泪流不止。“这部作品太直抵人心、太感人肺腑、太净化灵魂了！我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读到的最感动人心、最直抵人心的报告文学，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完美的报告文学。”
焦裕禄许多动人事迹和细节还不为人知，读者了解的焦裕禄形象还是片面的，这是高建国写作最初的动因。
舒晋瑜：早在20世纪60年代您就读过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什么半个世纪之后您想到再写焦裕禄？
高建国：创作《大河初心》，于我而言，是对党和国家精神大河的一次壮丽回溯，也是对自己人生奠基岁月的深长回眸。我最早知道焦裕禄，是在1966年春天。那一年，我11岁多一点，从父亲订的《支部生活》杂志上，读到了穆青等人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完全沉浸在他感天动地的事迹中了。特别是当我读到焦裕禄生命垂危时，在医院对前来看望他的领导同志说，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后希望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时，禁不住热泪涟涟，哽咽失声。精神的种子一旦悄然入心，焦裕禄便始终与我同行。从2000年起，我辗转河南军营十几年，得以走进梦萦魂牵几十年的兰考。我随部队到黄河兰考段参加过抗洪抢险，带机关到焦裕禄墓前上过党课，还与焦家子女有过接触。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在河南期间，我就留心搜集有关焦裕禄和黄河的书籍、材料，写《大河初心》时全用上了。那时我就发现，一些人笔下的焦裕禄不完全符合历史真实，而他的许多动人事迹和细节还不为人知。这或许就是我写这本书最初的动因吧。
2014年5月，我写了5000多字的散文《焦裕禄的家风》，《解放军报》加编者按全文发出。军报一领导说，看到这个稿子有喜出望外之感。创作这篇散文是我重写焦裕禄的一次小试身手，读者反响热烈也为我著书埋下了伏笔。
舒晋瑜：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就诞生的先进典型，描写焦裕禄英雄事迹的相关作品很多，焦裕禄已经被反复书写。在确定重写的时候，我想您一定有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和信心。写作之初，您是否为自己设定了目标？
高建国：2017年夏，我即将达到最高服役年限。退下来后时间多了，写点什么呢？那些日子，我仿佛置身时光隧道，少年时嵌入心中的焦裕禄的形象又清晰显现眼前。文艺创作喜生厌熟。我不是不知道写熟悉的老典型的难度和风险，也清楚这是一次输不起的创作，但这个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偶像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私底下分析我有四点优势：一是做过党委书记，熟悉党委会的议事决策程序和书记的工作方法;二是做过新闻工作，容易体察当年发现和宣传焦裕禄的不易;三是从小生活在县委、县人委大院，熟悉党在农村一线指挥部的工作和生存状况;四是在焦裕禄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河南、山东工作了40年，人地两熟，便于采访。这些别人未必具备的有利条件，坚定了我写出不一样的焦裕禄的信心。
作家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支持我的想法，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报请中国作协，经专家评议、书记处批准，《大河初心》列入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几位著名作家、评论家与我切磋交流，出了很多好点子。创作中，当我看到一些写焦裕禄的书有虚构杜撰和各种差错时，我知道自己在占有史料和材料上已经走在前列了;写作中我常常热泪奔涌，我就知道这部作品肯定能打动人。
焦裕禄通讯作者之一、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不顾年老体弱两次接受我的采访，扶病审阅书稿。他的女儿在电话中告诉我，老人家有空就翻看书稿，想到的意见在书上作了很多标记。我第二次见到冯健时，问老前辈对书稿有什么修改意见？他说没有。我很意外，问：“女儿不是说您作了很多标记吗？”他翻着画满红线和绿线的书稿對我说：“她理解错了，我是看到你写得好，才在上面画线的！”
有文章表示，高建国对焦裕禄精神层面的开掘前所未有。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的评价更为直接：“你采访的深入扎实，远远超过了我们职业记者。”
舒晋瑜：16次到河南，最长的一次超过了1个月;还到过焦裕禄工作生活过的大连、哈尔滨、山东博山等地，包括中央档案馆、各地相关档案馆和纪念馆;15次到兰考，有14次去看望病中的兰考县委原新闻干事刘俊生……您还现场采访焦裕禄爱人的弟媳、焦裕禄的侄媳妇，甚至采访给焦裕禄治过病的中医专家的儿子……《大河初心》是一部走出来的报告文学，采访和叙述的耐心来自什么？
高建国：报告文学重在报告，贵在文学。重写焦裕禄要突出重围，首先要为读者奉上令人耳目一新的真材实料，使他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阅读愉悦。这样，作品才没有鲁迅说的“谋财害命”之嫌，老题材才能陡生新意、满目璀璨。
风景绮丽常在于险远。经验证明，越是疑窦丛生、山穷水尽之际，越是可能有大突破和丰厚斩获之时。采访之初我就发现，焦裕禄1962年底代理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主持县委工作，1964年1月27日才当上县委书记。此时，离他去世仅剩3个月零17天。他1963年5月任县委第二书记时，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建议派张汉儒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焦裕禄的兰考上任之路为何这样漫长？期间发生了什么？张汉儒又来自何方？熟知内情的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刚以98岁高龄谢世，健在的老兰考谁也说不清，偏偏河南竟找不到焦裕禄一份完整档案。我对在省、市、县三级档案馆和山东博山焦裕禄纪念馆找到的4张任职报告表进行综合分析，终于弄清了焦裕禄上任之路一波三折的过程，老战友也帮我从省委组织部查明了张汉儒的情况。穆青等人写的焦裕禄通讯，通过罕见自然灾害、干部队伍中消极错误思想和自身严重疾病3种考验，成功塑造了焦裕禄光彩照人的高大形象。搞清焦裕禄为何赴任兰考1年2个月方实至名归，第四种考验——岗位与职级的考验又豁然在目。这些新的发现和书写，不仅填补了中共党史空白，而且成为直抵人心的精彩内容。
采访中破解重大疑难问题，是一个脚力脑力交替并用的过程。我用双脚勘探未知，用头脑搜寻遗珍，在聚沙成塔中静候一个看上去毫无新意的题材从量变到质变、从老套到新颖。这种期待和渴求，成了我锲而不舍坚韧前行的动力。
冯健看了我反复修改的书稿后，欣慰地说：“我喜欢看京剧，如果说，当年我们采写的焦裕禄通讯是京剧的一折，那么，你这个稿子就是京剧的全本;当年我们掘地一尺，你掘地百尺。你采访的深入扎实，远远超过了我们职业记者。”
舒晋瑜：有评论家认为，您对焦裕禄精神层面的开掘和内容设计是空前的，对焦裕禄精神层面的认识和理解高于以往对于焦裕禄的书写。您认同吗？您认为这种“高”是缘于什么？
高建国：焦裕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带有基础性、标识性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跨世纪接续铸造、在新时代闪发出更加耀眼光辉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五句话，是我们党对焦裕禄精神最全面、最深刻、最精辟的概括，生动反映和体现了党铸造焦裕禄精神的最高水平与最新成果。躬逢盛世的《大河初心》正是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站在时代高峰对焦裕禄精神成长史纵深回望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上个世纪60年代对焦裕禄模范事迹的宣传，为刚刚摆脱三年自然灾害阴影正在“爬坡”的共和国注入了强劲精神动力。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党着眼新的使命任务和自身建设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并切实践行焦裕禄精神，正是党在治国理政中牢牢把握“国之大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体现。主旋律作品作为党的意志、人民意愿和时代精神的反映，必然会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对党的精神谱系的崭新创造及其引领下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作出反映，这是时代发展和党对焦裕禄精神铸造不断提高到新水平的必然结果。《大河初心》对焦裕祿精神不同于以往的开掘、设计与书写，对焦裕禄精神新认识、新理解的艺术呈现，归根结底来源于此。
置身新时代书写新铸造，需要有崭新的视角。这就要跳出写传记、生平的窠臼，集中写我们党铸造焦裕禄精神的长周期过程，从这个窗口进入，打开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对党和国家几十年的历史作一个纵深透视。如此谋篇，一个人与一个政党、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格局和气象就出来了。
书中写焦裕禄兰考岁月的第三章，属于“正面强攻”。穆青等人写的焦裕禄通讯早已成为经典，再写焦裕禄如何献身兰考，无异于“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我坚持缺失的内容写全、概略的内容写细、相同的内容写新，既不与焦裕禄通讯“离经叛道”，又凭借新材料、新认知写出读者闻所未闻的兰考往事与新风新貌，使这一章得以跃上书中的高地。
舒晋瑜：这部书立体全面而且完整地展现了焦裕禄的人生轨迹，从家族写起，材料详实，能看得出来您写作背后所下的功夫。但是在爬梳材料、辨别真伪上，也有一定难度吧？
高建国：我是怀着赓续党史的敬畏之心，重返历史现场沥沙拣金的。创作中，坚持吹糠见米、去伪存真，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焦裕禄在兰考不坐县委的小汽车留给老干部坐，自己骑自行车下乡，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我从兰考老同志处了解到，当时兰考并无小汽车，河南省委明确规定，县里不配小汽车。焦裕禄前任用县交通局一辆嘎斯51卡车，换了一辆电影《南征北战》里国民党张军长坐的那种美式吉普，走到哪儿老百姓都喊：“张军长来了！”该书记坐美式吉普刚刚3个月，就被开封地委发现将车收走。我在兰考县档案馆找到当年县交通局给县委、县人委打的报告，说局里账物不符，少了一辆卡车，恰好印证了此事。我摒弃了这些附加给焦裕禄的虚假的东西，书中关于兰考小汽车的故事，另有看点。
有部写焦裕禄的电影，人为设置了县委副书记、县长工作中给焦裕禄使绊子的虚假矛盾冲突。我调查掌握的确凿史实证明，与焦裕禄搭档的两任县委副书记、县长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否则，焦裕禄也不可能站住脚并迅速打开局面。曾与焦裕禄共事的县委副书记、县长程世平撰文说，传记影片是纪实的，电影里写我这个角色跟焦裕禄对着干，叫人家怎么看我老程的人品呢？有个剧团为焦裕禄创作了一台戏，在兰考演了3场就被老干部叫停，问他们根据什么把县委副书记、县长写成焦裕禄的对立面？编剧说是根据电影写的。老干部说，你们去问问县里的老同志和村里的老支书，没有副书记、县长的真心支持，干部群众能拧成一股绳齐心治理“三害”吗？焦裕禄这个典型能宣传出去吗？剧团与老干部座谈并分头下去听取意见，回去认真作了修改。《大河初心》出版后，兰考老同志给剧团编剧和饰演焦裕禄的演员捎去两本书。两人看完书后给老同志发微信说，他们很受感动。编剧后来听了《红船听书》播讲的《大河初心》，慨然写道：“历史最终是由人民写的！民心所在，英雄不死！”
由于年代久远，一些老同志的回忆难免会出错甚至“穿越”。这就需要认真核查。兰考县委原新闻干事刘俊生回忆，1963年6月，焦裕禄为推动抓典型召集公社党委书记开会，会上两次拿出《河南日报》，指着上面刊登的兰考有关社队的报道，启发大家要学会典型引路和抓两头带中间的科学工作方法。我到《河南日报》查阅存报，未发现刘俊生讲的那些报道，便把那段时间《河南日报》关于兰考的报道全拍回来与刘俊生对照回忆，使有关报道与焦裕禄例举的社队“对号入座”。对这些历史过往，我坚持秉笔直书，为焦裕禄精神成长史留下真实的文学记录。作品出版后，兰考老同志托人给我发来微信：“最喜欢看的文章是穆青、冯健、周原写的焦裕禄通讯，最喜欢读的书是高建国的《大河初心》。”
采写中，高建国奔赴多地进行挖掘与查证，以新的视角为焦裕禄精神寻根立传，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去伪存真。
舒晋瑜：焦裕禄当武装干部、搞地雷战，当乡长、当区长时对付土匪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这些内容我想多数读者大概第一次看到。我们都知道报告文学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既要还原历史又要把握好虚与实的分寸，您的原则是什么？
高建国：坦率地说，我不赞成报告文学创作借用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理念。我认为，真实，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虚构文体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报告文学的魅力和命脉所在。如果失去了真实，报告文学的生命就结束了。
魏、蜀、吴三国时期，芜湖天门山以西长江上曾发生孙权挑战曹操水军的故事。《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引注《吴历》载，孙权屡屡挑战曹军，曹操坚守不出，孙权乘船从濡须口（今安徽无为裕溪口）进入曹军水寨察看，曹操命弓弩手不得放箭。孙权行五六里始归，并向曹军击鼓奏乐。《魏略》写道，曹操见孙权乘船而来，乃令万箭齐发，孙权见船一侧中箭多开始倾斜，便令船掉头，使“箭均船平”，安然驶去。两书的记载，当属那个时代的报告文学。《三国演义》把孙权到曹操水寨探营的事安到诸葛亮头上，演绎出诸葛亮为心胸狭窄的周瑜所迫，立下3天造好10万支箭军令状，借20条上置草把子的船，趁大雾到曹军水寨前擂鼓呐喊引曹军放箭，成就了“草船借箭”千古佳话。这种移花接木显然是小说笔法了。可见，古时纪实与虚构就是泾渭分明的。
我认为，真实生动的细节是报告文学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基石，在事实上不容许想象和虚构。如果你以“小事不拘”为由编造细节，纵使感人，总有知情者，人家怎么相信你这个作品的真实性呢？这个口子一开，杜撰势必如脱缰之马，报告文学最本质的文学特征——真实，便被戕杀了。
诚然，报告文学作家在信息获取和文学转换时，难以完全避免还原和呈现中的“损耗”。但杜绝虚构以保证作品真实性，是作家的艺术良心，也是一条必须恪守的重要原则。我在挖掘焦裕禄迁葬兰考材料时，发现一些回忆文章说法不一。焦裕禄一位女儿也告诉我，当时，由于父亲的棺木已破损，听说在外面又套了一个新棺。事实究竟如何呢？焦裕禄长子焦国庆给我提供了一个细节：1966年2月，父亲从郑州迁葬兰考时，大约是下葬时淋了雨，从墓穴中挖出的棺材已经损坏，修补后在棺材上打了三道铁箍，重新刷了朱漆。兰考焦裕禄纪念館有一张照片，从中可见焦裕禄灵柩放入迁葬兰考的墓穴后露出一角，大小属正常尺寸，上面有一排铁箍，证实了焦国庆回忆的准确。资料显示，焦裕禄墓穴长2.7米、宽1.1米，这个尺寸是放不下一口套棺的。我在兰考县档案馆翻箱倒柜找到一沓账单，记载当年为焦裕禄购买棺材开支288.7元。这个数字使我意识到，之前所见所有关于焦裕禄棺材价格的回忆（有的讲花了400元）都是不准确的。另外，也没有发现再为焦裕禄购置新棺的凭证。综合分析以上情况，我写迁葬这一段排除了“套棺”说。有意思的是，我在兰考档案馆发现的账单，还颠覆了一个曾赚了我不少眼泪的细节：电影《焦裕禄》有一个镜头，焦裕禄的棺材放入墓穴后，录音特技着意渲染铁锹铲土砸在棺材上的“咚咚”声，撼人心灵。不过，兰考的账单显示，当时为焦裕禄修水泥墓开支270元。原来，棺材放进砖砌抹灰的墓穴后，上面还要盖水泥墓盖，然后再覆土，墓穴成为一个密闭的空间。因此，入葬后的棺材是不接触土的。这一发现，减损了我心中电影下葬覆土情节的感人效果。你看，细节真实多么重要！
毋庸讳言，在战争硝烟飘散70多年、见证人均已谢世的今天，要真实还原焦裕禄的武装斗争生涯，是困难的。我认真查阅地方党史和有关军史，从总体上坐实大的背景，依据相关文字记载，理出问题定向求证。包括实地踏勘旧战场和故事发生地，听取同焦裕禄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后裔和烈士亲属及当地焦裕禄纪念馆专家介绍情况，两次赴济宁访问第一本《焦裕禄传》作者、1994年曾采访过熟悉焦裕禄早期斗争经历的老人及亲属的作家殷允岭，听他回放当年的采访实录，之后还就一些时间、细节反复与他沟通。我还数次到河南省尉氏县查阅档案资料，同专家和文史工作者切磋交流，到焦裕禄战斗过的村庄实地考察。过去尉氏县习惯于说焦裕禄1948年在该县三擒三纵黄老三，我经过查证，决定宁可牺牲一点故事性，也要如实写三擒两纵黄老三。
不放过一个疑问，孜孜矻矻在历史风尘遮蔽处寻觅，所涉之处力求野无遗珍，是我创作中始终秉持的信条。山东省商河县和惠民县各有一个油坊张村。1947年，焦裕禄先后在这两个村参加过土改复查和南下干部大队整训。有位研究焦裕禄的专家在惠民县油坊张村未找到人证，便认定焦裕禄参加整训是在商河县油坊张村。我翻阅焦裕禄南下战友的回忆文章，都讲是在惠民县油坊张村，便到该村找3位最年长者座谈。生于1938年的老党员张秀俭说，当年宣传焦裕禄，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昌告诉他，焦裕禄在村里整训就住在自己家。焦裕禄出生后没改过名字，报纸宣传他时登出照片，张玉昌自然会认出来。一段悬疑终于破解。
舒晋瑜：您笔下的焦裕禄，是一个可亲可信又可敬可爱的人，他并不完美，也有缺陷、不足，您在写作中没有回避问题和争议，写出了立体、真实、饱满的焦裕禄，在写作中，您秉持怎样的理念？
高建国：焦裕禄不是天生完美的楷模，他也有血有肉，成长过程中和普通人一样有过缺点不足，走过弯路。他被日寇抓到东北挖煤死里逃生回到家乡，为解决生计和找队伍打鬼子，误打误撞被同乡领到“第四方面军”，但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支鱼肉百姓的汉奸队伍，第4天早上就从厕所翻墙逃走。参加革命后，工作中比较急躁，还有些粗疏。就是在他已经成熟并担任兰考县委书记后，也还因同意动用救灾代食品顶换粮食补助干部，受到省委通报批评。我觉得，英雄也食人间烟火，即使对他们的缺点错误，也没必要回避。过去有些文艺作品写焦裕禄为救助群众铤而走险，违反国家粮食统购政策派人到丰收地区买粮，受到上级通报批评。这种“为楷模讳”而有悖历史真实的写法，不是报告文学作家应取的态度。我看到河南省委的通报原件，开始也感到挺棘手。缺衣少食的困厄年代，人民公仆从饥肠辘辘的百姓口中夺食，这事儿怎么写啊？后来我想，焦裕禄不是此事的始作俑者，当县委副书记、县长程世平根据地委“在安排好灾民生活的同时，干部有困难也要解决”的指示，提出拿出部分粮食补助机关干部时，焦裕禄想到县直机关27名干部因病饿非正常死亡，在壓力很大的情况下，便在常委会上同意了这一提议。不过，此议未及付诸实施，即被上级调查此事的工作组阻止。焦裕禄病重入院后，主持工作的程世平顶风发放补助粮，铸成大错。当我看到省委通报发出之日距焦裕禄辞世仅有两天，顿觉百感交集。在党和人民共度时艰的困难岁月，作为重灾区的县委书记，要在严守政策规定与从实际出发的两难选择中走好钢丝，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真是太难了！如实写出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不仅不会损害焦裕禄形象，反而会使读者感到更真实、也更感人。
书中写到了焦裕禄第一次婚姻的变故，而且恰与开国后干部队伍中出现的“离婚潮”同期。对一个堪称道德模范的典型人物来说，写婚变显然是个敏感点。我查阅有关材料，详询当年宣传焦裕禄时曾到博山采访过其前妻的刘俊生，同听焦母讲过离婚内情的焦裕禄侄媳妇交谈，弄清焦裕禄南下3年才回到家乡，准备把前妻接到河南时，前妻提出离婚。焦裕禄不同意，但前妻去意已定，当晚就把家中物品收拾一空。焦裕禄向组织报告经批准离婚后，前妻很快重组家庭。显然，婚姻破裂女方起主导作用。我从走出十万南下干部大军的山东省档案馆发现，1947年到1948年，山东解放区党组织因执政资源匮乏，无力兜底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妻子逃荒要饭、被迫改嫁乃至非正常死亡导致家庭破裂，几成南下干部之殇。书中写了1948年4月，山东一批南下干部带着“忧妻”重负到达河南濮阳随营学校，当兼任随营学校校长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给大家作报告时，收到台下传上来的一把条子，其中呼声最高的居然是带着老婆去从军！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婚变，既真实感人，也于英雄无损。
舒晋瑜：全书结构非常讲究，前三章讲焦裕禄的人生历程，后四章围绕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和传播展开，能谈谈您在布局谋篇的构思吗？
高建国：这部作品的总体构思与框架搭建，既有因形就材的“巧雕”布局，也有进退维谷的无奈选择。可能您已经注意到了，本书的序章很长，一般都没有写这么长的，这是由作品内容的特殊性决定的。兰考东坝头是黄河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大改道之处，也是毛泽东主席1950年代两次莅豫考察黄河登临过的地方。这些材料很珍贵，但全放在书中不好处理，于是决定写一个大序章，以黄河和东坝头为意象，从185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开篇，以黄河中下游的历史人文为衬托，倾情泼墨书写毛主席1952年10月和1958年8月两次考察兰考东坝头的经过，接着以写意与工笔相结合的手法，写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在兰考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亲临东坝头视察的情景。时隔一个甲子，党的两代领导人为了人民的福祉与安康，先后考察见证了黄河苦难与新生的东坝头，向天下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安澜中一肩系天下安危的博大胸襟和耿耿初心，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这一章还利用东坝头与焦裕禄的因缘际会，把他与党的两代领导人自然联系起来，奠定全篇的基调，既提升政治站位，又赋予作品浓重的黄河文化底色。序章这样处理是形式服从内容的需要，是对特殊材料的量体裁衣。
前三章写焦裕禄的人生历程，是一个自开笔以来令我纠结至今的安排。前两章写焦裕禄青少年时代和投身工业战线的奋斗历程，虽然有参加武装斗争和由外行变内行等比较新鲜的内容，但难以摆脱传记作品容易产生的“人物成长的长胡同”的影子。我曾多次考虑打乱重构，一、二章的内容不单独立章，序章之后直接进入第三章内容，用倒叙、插叙和闪回的办法，把一、二章的内容穿插在第三章以后的部分。这样结构上比较紧凑，全书字数也可减少。但问题是需要回过头来说的东西太多，反复切换难免给人以凌乱之感，有些生动的故事和细节也要忍痛割爱。现在结构的好处是，人物发展的脉络很清晰，利于展现主人公及其精神的成长。有些评论家和许多读者感到，焦裕禄的武装斗争生涯挺新鲜。《北京晚报》《天津日报》连载都是从第一、二章开始的。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认为，高建国有很丰富的非常扎实的党的领导工作经验，这对于写焦裕禄是特别重要的。
舒晋瑜：作家柳建伟认为，《大河初心》是迄今为止文艺作品对焦裕禄精神最全面、最真实、最深刻、最有力度之集大成式的阐发。对焦裕禄的经历、事迹和精神层面，有如此绵密的深入的体会和开掘，完成后您是不是觉得写透了焦裕禄？
高建国：这是知名作家对我的鼓励罢了。前面说过，习近平总书记五句话的精辟概括，是对焦裕禄精神本质最集中、最准确、最透彻的阐发，丰富了党的宗旨和精神谱系的内涵，是形神兼备、呼之欲出的大河初心。努力反映中国共产党铸造焦裕禄精神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是《大河初心》创作的题中应有之意。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读者感到作品有裨于他们对焦裕禄精神形成过程的了解特别是精神实质的理解，这首先得益于书中对党的最新铸造成果的形象化诠释，同时也是以此为指针奋力开拓的结果。
创作中，我努力发挥后发优势，力求站在巨人肩上瞻前顾后，沿着穆青等名家“笔落惊风雨”的焦裕禄通讯开辟的道路，进行新的拓展和创造。为了真实还原历史，我走遍焦裕禄所涉物理空间，还努力向焦裕禄精神辐射的更大范围探求，做到寻访无禁区、踏勘无空白。我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把许多新的发现和矫枉成果展现在书中，但不敢奢言已经写全写透。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书写。作家不是这种书写的终结者，他只是精神传承链条中的一环。
探访挖掘中，高建国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廓清了若干模糊不清的不实之说。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认为，这部作品是对焦裕禄精神展现得最新鲜、最独特、最精细的一部书。
舒晋瑜：最令我出乎意料的，是人们认识焦裕禄的过程竟然如此曲折。在采写过程中，您是不是也有很多意外？写完这部58万字的作品，您愿意如何评价焦裕禄？
高建国：焦裕禄是深受兰考人民爱戴的好干部，省、地领导对他英年早逝十分痛惜，1964年5月16日，焦裕禄在郑州下葬时，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率有关领导同志冒雨参加追悼会。不过，焦裕禄是第一个未经各级党委推荐、由记者发现并走向全国的重大典型。1965年底，焦裕禄事迹通讯初稿形成后，穆青等人向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汇报并得到支持，但未及与开封地委和宣传部沟通。1966年1月，修改后的焦裕禄通讯送到河南征求意见，地委某部部长和兰考县委书记持反对意见。这种分歧在“文革”中演化成一场严重斗争。大河奔流从来不是笔直的，伟大精神的形成和问世也不是一帆風顺的。作品真实再现这段风雨历程，意在帮助人们了解并加深对焦裕禄精神和党的精神图谱形成规律的认识，具有独特的文史和文学价值。书中对历史是非曲直不简单臧否，而是设身处地写出反对者的理由及思想转化过程。对他们26年后联袂赴兰考悼念焦裕禄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些曲曲弯弯的支流终将汇入波澜壮阔精神大河的世道人心。
对这段历史曲折，开始我想回避。第七次去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的县人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兰考县委原副书记樊哲民对我说，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没有焦裕禄，就没有张钦礼！这使我感到震撼。我重新审视这段悲剧性的历史，发现这场绵延几十年的争论和斗争，实际上是鉴别和淬炼焦裕禄精神的交锋，也是焦裕禄精神在历史螺旋中不断升华进而春风化雨洒江天的过程。拂去岁月风尘，你竟会看到那么多令人或惊愕、或沉重、或感慨的历史片段，掩卷沉思，可以更好地理清伟大精神的前程来路，从而更加珍惜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再现这段历史还利于在沧海横流中凸显人物性格，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英雄模范浩如星辰大海，但像焦裕禄这样时隔半个多世纪一再被历史唤起并至今为人民所深情呼唤的楷模，却并不多见。书中写到，比起当年“那些为了解救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活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敌人干，死时肠子被敌人扯出来挂在树上也不皱眉”的“铁疙瘩似的共产党”，兰考老百姓觉得焦裕禄“似乎更善解人意，更知冷知热”。他“喊着爹叫着娘为百姓服务”的嘉行懿德，闪发着民族美德和人性的光辉。所以我认为，焦裕禄是把党的宗旨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完美融合的典范。
舒晋瑜：作品的细节丰富，情节生动，情绪饱满，写得跌宕起伏，既有报告又有文学。您是如何把握细节的？与过去的创作相比，在创作手法和技巧上是否有所突破？
高建国：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报告文学以情动人，不是靠作者率性抒发，而是要把深沉的情感寓于富有感染力的细节中。思想为王，细节制胜，最纯洁的灵魂、最真挚的情愫都蕴藏在细节中。我翻阅过一箱两千多万字的丛书，在一份影印的残缺不全的录音整理稿中，发现了张钦礼1966年在广东省军区作报告讲述焦裕禄母亲的一个细节：
焦裕禄在郑州病逝和下葬时，李星英没哭。县委领导来看她，相约谁都不许哭。见面后，大家问声“老母亲好”，泪水就憋不住了，一个个竟然呜呜地哭出了声。老人劝几个县领导：“同志们，不要哭，哭是没有用的。”
过了几天，老人问县领导：“裕禄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了吗？”县领导说：“完成了，完成得很好，很出色。”老人又问：“裕禄对得起毛主席了吗？”县领导说：“对得起啦，很对得起毛主席啦！”老人点点头，眼圈红了。
过了一段时间，待老人心情稍稍平复后，有人问她当初为啥不哭？老人说：“俊雅还年轻，又带着6个孩子，将来所有的事都要靠她一个人。我在那里哭，俊雅怎么活呀！”
这个细节写入书中，与前面写焦裕禄迁葬兰考时，李星英强抑眼泪，一直紧盯着几欲头撞棺材随焦裕禄而去的徐俊雅，迁葬仪式结束后，李星英让孙儿们用一辆架子车拉着她重返墓地，抱着儿子冰冷的墓碑，嘶哑而无力地喊着：“禄子，这是咱娘俩最后一次在一起说话啦！娘老啦，走不动了，以后再也不能来看你啦……”的场景，还有焦母返回山东老家，在博山八陡火车站一下车就瘫倒在地，手抠黄土哀号“我的儿呀……”的痛哭组合书写，打造“两哭两不哭”的情感板块，在对比和关联中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不仅成功塑造了英雄母亲的感人形象，而且使英雄的美德有了来路和根。
创作中我更加注重细节的采撷与运用，借鉴诗歌“复沓”修辞手法，择取细节在书中不断重现。如多次写到焦母从小给孩子哼唱的“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歌谣，形成层层递进的“细节潮汐”，收到了轻涛舐岸、润物无声的效果。
在两个100年交汇的时候，特别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发扬焦裕禄精神，这就是焦裕禄精神在当今的重要意义。
舒晋瑜：阅读《大河初心》，不亚于一堂全方位的党性教育课，给读者提供很多宝贵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当下，如何传承焦裕禄精神，您有什么建议？
高建国：传承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建设永恒的课题，也是全社会民族精神和道德教育的一项长期任务。这方面，我有三点建议：首先，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以身示范当好表率，形成头雁高飞群雁随的良好效应;其次，要建立和形成有效促动机制，树立先进典型，完善评价体系，形成有利于持久有效传承的制度保障;再就是，要利用现代传媒搞好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传播。要拓宽宣传内容，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搞好对行业和青少年的教育，我自己就是少年时学焦裕禄的受益者。3月份开研讨会时，有专家提出记者要读《大河初心》，学焦裕禄精神也学穆青无私无畏宣传楷模的风骨，这不失为传承焦裕禄精神的好渠道。
舒晋瑜：作品通过丰富详实的资料和脉络清晰的叙述，描述焦裕禄精神成长和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您怎么看待焦裕禄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
高建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途中，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繁重的任务和光荣的使命，人民也热诚希望有更多焦裕禄那样的优秀领路人和孺子牛，带领他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百姓谁不爱好官？”习近平总书记《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中的这句词，道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始终在深情呼唤焦裕禄的根本原因，也彰显出焦裕禄及其精神的当下价值与意义。
兰考有1963年9月焦裕禄手扶树干照过相的“焦桐”，这棵中国存世时间最长的泡桐王，被视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成为人们心目中扶正祛邪的“神”。中国历史文化中，那些被神话的英雄人物，总是以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形式，传导和折射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心理，从而具有了永不衰竭的价值和恒久的生命力。焦裕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在他身上最彻底地体现着党的宗旨和初心;焦裕禄是贯通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一座桥梁，党员干部都像他那样竭诚爱民、勤政为民，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焦裕禄是最具人格魅力的道德模范，党员干部像他那样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就会引领和带动社会风气向善向好。世代企盼清官善治的淳朴善良的人民对焦裕禄式的人领导干部的热烈憧憬，焦裕禄精神蕴含的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密码，都寄寓在神州大地海晏河清的美好图景中，成为激励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深厚力量。
多年的工作积累与生活甘苦，成为高建国与历史和人物对话的底气。
舒晋瑜：作为军旅作家，您认为部队生活给您带来了什么，先前的《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也获得很多好评，可否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高建国：我也曾是个文艺青年，1974年开始在报上发表一点杂文和散文。1977年，我为一位老领导代笔，在《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頭条发表散文《红日照征途》，还写了散文《延河朝霞》和报告文学《桑榆情》。1985年写了中篇报告文学《小靳庄的沉浮》，翌年写了中篇报告文学《绿色罗曼》，后应作家出版社之约扩展为长篇，以《当代中国军人婚姻透视》为题出版。1988年2月，我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中篇报告文学《本世纪无大战》。《文艺报》头版头条消息写到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徐怀中对这部作品的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作品梗概，《解放军报》发表署名谭健的评论文章。大约23年后，我在北京开会遇到《解放军报》总编辑谭健。一问，他正是当年那篇文艺评论的作者。1988年10月，《本世纪无大战》获百家期刊“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同年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此后我转入党委文秘部门易地笔耕，业余创作戛然而止。这一去，就是27年。2015年我重温旧梦，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此间还写过一些短篇报告文学和散文，但《大河初心》之前真正的热身之作，还是《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我当了一辈子业余作者，青年时代虽未能遂愿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但多岗位历练丰富了阅历、开阔了视野。对于写作者来说，人的所有经历都不是多余的。每个作家的书写，都会留下自己的人生屐痕和职业印记。职业军人对于党和国家及人民的责任，参加抗震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锻铸了我的忠诚、坚毅，锚定了我写红色题材的文学坐标，也赋予我严谨求实和守正创新的追求。写《大河初心》时，多年的工作积累与生活甘苦，成为我与历史和人物对话的底气。写这部作品要求有一点政治和经历资质，作为出场入戏的“导演”，我没说外行话，这得益于岗位和工作经验的馈赠。
舒晋瑜：我想您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您几十年的积累有关。您觉得自己的创作多年来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高建国：我始终是徘徊于文学殿堂之外的“门外汉”，驳杂的人生赋予我丰富职业积淀的偏得，而写这本书就是对我人生历练和修养的综合检验。我差不多动用了自己全部积累，包括当记者采访挖掘的敏感和韧劲，在领帅机关修得的宏观分析与把握能力，做实际工作磨砺的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对策，等等。正像一位写过焦裕禄传的作家说的，写焦裕禄这类题材是双向选择，作家选择题材，题材选择作家。
如果说，这些年自己的创作有什么变化，恐怕最大的变化还是更加注重思想的锻铸，并作为一种文化自觉来强化。作家首先是一个思想家。重大题材报告文学要坚如磐石、深邃厚重，最终还是需要借助思想的力量。这就需要作家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问题，有独到犀利的眼光，能够洞察历史流变透视和剖析各种社会现象。现在有的作品看上去散，恐怕不光是个结构问题，而是与缺少思想力量有关。没有遒劲思想红线的贯穿和宽广思想平台的盛放，那些林林总总的材料势必会成为零珠散玉，光靠外在的结构框架，是无法把作品浑然一体统御在一起的。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借助语言才能飞起来。这本书写作中使用过多种风格的语言。比如，在写书中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变奏时，就使用了政论、哲理、文学三金铸一的语言。因为不这样写，就缺乏表述命运沉浮的力道和况味。
舒晋瑜：可否谈谈您接下来还有怎样的创作计划？
高建国：我会选择熟悉和有价值的题材，写些中短篇作品，还将写一部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像写《大河初心》一样，积数年之功，磨一剑之利。我将为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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