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启和 王代静
摘 要：浙江丽水市和江西抚州市作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试点城市，都围绕着“绿水青山”可量化、可交易、可转化和可持续来探索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但是，由于它们所处地域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同，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与特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广度和深度不一样。为了进一步推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发展好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关键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地域模式;丽水市;抚州市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20300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所实施的制度创新，旨在激活沉睡的自然资源、打破“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的现实尴尬，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2]浙江省丽水市和笔者长期关注的江西省抚州市作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试点城市，都在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并取得了试点工作的多方面积极成效。[3-5]结合2021年暑期在浙江丽水的调研，笔者从比较视角对这两个试点城市的实践模式进行分析。
一、丽水市、抚州市实践探索的共同之处
丽水市生态环境良好，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期间，曾八次深入丽水调研，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丽水来说尤为如此”。抚州市则是江西省唯一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市、全国第二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二者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两个试点城市，都致力于依托良好的自然禀赋，积极探索“两山论”的转化通道，因而有着许多相同之处。
一是首先做到摸清生態家底，实现“绿水青山”可量化。针对生态系统功能类型多、属性差异大、量化评估难的问题，丽水市创新出台了全国首个山区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办法，发布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地方标准，开展市、县、乡（镇）、村四级GEP核算。同时，丽水以价值核算与实践探索为基础，研究制定了《关于促进GEP核算成果应用的实施意见》，推进GEP进规划、进决策、进项目、进交易、进监测、进考核。建立GDP和GEP“双考核”机制，制定了《丽水市GEP综合考评办法》，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专项审计，明确各地各部门在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方面的职责。
抚州市完成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建立生态产品数据库，对全市域土地、林木和水资源等生态资产实物量和价值量账户进行统计。编制出台了《抚州市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与核算方法》，初步核算出抚州市2019年生态产品价值为3907.35亿元，是当年GDP的2.59倍。制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传统村落（古建筑）生态产品评估指导办法，成立了专门生态资源资产评估机构和专家库。与国家标准化研究院、华中认证集团合作，制定了江西省地方标准的《生态产品标准和认证体系方案》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评估与核算技术规范》，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量化提供了“抚州方案”。
二是积极探索构建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体系，实现“绿水青山”可交易。“绿水青山”价值算出来之后，还要通过市场来交易，这就必须构建市场交易体系。丽水市以公共生态产品政府供给为原则，建立了基于GEP核算的生态产品政府购买机制，明确政府向“两山公司”等市场主体购买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制定出台了丽水市（森林）生态产品政府采购制度，统筹省财政奖补资金和市、县配套资金，建立“资金池”保障和推进生态产品政府购买。与此同时，丽水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创新培育“两山公司”实现生态产品供给有主体，破解市场主体缺失问题;创新市场交易制度体系实现生态产品市场有需求，推动生态产品利用型企业对项目生态溢价付费;创新组建“两山银行”实现生态产品交易有平台，推动组建市、县两级“两山银行”服务体系。
抚州市围绕“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加快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打通生态产品与资本市场的通道，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水域养殖权、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抵押融资模式，大力挖掘生态资产蕴含的金融功能和属性。抚州市乐安县金竹畲族乡以山林资源入股，与社会资本合作开发生态旅游，享有景区门票收入30%的分红。推动绿色信贷产品创新，推出了古村落金融贷、沙石收益质押贷、林农快贷、云电贷、“生态e贷”等多种金融产品，开展农垦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林地经营权、公益林和天然商品林补偿收益权抵质押贷款等改革尝试。截至目前，抚州市东乡区已获批为全省农垦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农行抚州分行获批为全行“三农”产品基地。当前，抚州市正在和兰州环境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投资组建“抚州绿色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已确定组建方案;正在牵头组织将全市各县（区）农垦农场资源、林业资源等生态资源注入农投公司，做大农投公司融资平台。
三是聚焦区域公共品牌打造，实现“绿水青山”可转化。丽水和抚州都立足于当地良好的自然禀赋，做特做优绿水青山。丽水市以“丽水山耕”“丽水山景”“丽水山居”等“山”字系品牌培育和生态产品标准化建设，提升生态产品附加值。创立了全国首个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的地级市农业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有效提升了产品质量、生态溢价。以“丽水山景”为主打品牌加快发展全域旅游，建成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23个，打造瓯江山水诗路黄金旅游带。注册全国首个民宿区域公用品牌集体商标“丽水山居”，全域化布局、多样化推进、品质化提升民宿产业。2020年，“丽水山耕”连续3年蝉联全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榜首位、营销总额达108亿元，平均溢价30%以上。
抚州市依托汤显祖文化品牌，推动生态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做好生态“变现”文章。目前，全市共有1个国家5A景区、16个4A景区，打造了大觉溪田园综合体、曹山农禅小镇、竹桥古村、仙盖山等一批农旅、文旅项目。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打造“赣抚农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充分挖掘农产品中蕴含的绿水青山价值，涌现出态何源生态养殖、乐安绿能农业、润邦田园综合体等一大批现代农业模式，推动生态资源“价值变现”、生态产品“溢价增值”。比如，态何源生态养殖公司采用“食藻虫引导水生态修复技术”，将三、四类水净化至一、二类水，打造立体高效农业，亩均收入达2万元以上。
四是完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体系，实现“绿水青山”发展可持续。要可持续地利用“绿水青山”，就必须保障可持续地供应生态产品，这就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体系。丽水市着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推进自然资源优化配置和资产保值增值，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系统推进百山祖国家公园创建，发布“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推进“花园云”“天眼守望”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产品空间信息数据资源库，实现涉水、涉气、污染源排放等生态治理数字化协同监管。与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顶尖科研院所合作推进“两山智库”建设，建立“两山智库”人才科技集聚平台。
抚州市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先后颁布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办法、湿地生态补偿办法等地方性首创法规，出台了《绿色金融支持抚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方案》《抚州市“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方案》《抚州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两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金实施方案》《抚州市远期林业碳汇权益资产备案登记暂行办法》《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等绿色制度，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断夯实制度基础。与此同时，抚州市积极推进生态公安、生态法庭、生态公诉、生态律师服务团队等工作，加强生态综合执法。
二、丽水市、抚州市实践探索的各自特点
虽然丽水、抚州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试点城市在实践探索过程中有上述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它们所处地域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同，也形成了一些各自不同的做法与特点。[6-8]
一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广度不一样。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种主要方式，丽水和抚州都构建了生态补偿机制，但广度不太一样。丽水市不仅构建了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还通过山海协作，构建了异地开发补偿机制和飞地、互飞机制，拓宽了生态补偿机制的范围，而抚州更多是局限于区域内的生态补偿。丽水市的景宁是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国家重點生态功能区，产业发展受到多方面制约。丽水市政府在丽水经济开发区划出4 km2低丘缓坡，作为景宁的补偿式发展平台，“飞地”扶持景宁的发展，实现“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持的转变。与此同时，丽水与上海、杭州、宁波等地建立“生态飞地”“科技飞地”“产业飞地”，通过政策互惠、以地易地模式，合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异地转化。目前，抚州市更多是流域、湿地、森林的生态补偿，没有开展异地、飞地的补偿。比如，推行抚河流域县（区）横向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对全市主要河流出入境断面水质进行每月监测、动态考核，根据水质变化实行补偿。2017—2019年，市、县（区）共同出资2540万元进行考核补偿，抚河流域Ⅰ～Ⅲ类水质断面（点位）比例达90%以上。
二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深度不一样。动员激发公众参与，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丽水通过构建生态信用体系激励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经济刺激模式，从而创新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丽水以村（社）、企业、个人为重点，构建包括生态保护、生态经营、绿色生活、生态文化、社会责任五个维度的生态信用体系，建立生态信用行为正负面清单，实行“绿谷分”（信用积分）动态量化评分管理，推出“信易游”“信易贷”“信易购”等10大类50余项守信激励创新应用场景和“一码通城”平台，“人手一码、集成应用”，无形的信用成为群众看得见的有形价值。2021年5月19日，黄埔—丽水“信游长三角”服务正式启动，通过“绿谷分”，丽水守信市民可以享受上海商家提供的优惠服务，两地诚信市民互认场景近30个，“绿谷分”实现了异地漫游。抚州市探索实行“绿宝”碳普惠制，是政府主导下的运营机制，利用商业激励市民践行低碳生活，更多还是一种经济激励举措，体现的是以经济回报为主的应用场景。市民可通过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社会公益和绿色消费4大类13种具体绿色行为积累碳币，有效衔接了低碳行为惠民惠商惠农、绿色生态共建共享共赢的循环链条。目前，实名注册用户37.3万人，碳币积蓄量近2000万个，碳普惠联盟商家达480余家。在“绿宝”碳普惠制实施过程中，碳积分的主体更多以公众为主，并且公众实施与自身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绿色行为偏多，而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等改善公共环境的绿色行为相对不足。丽水的“绿谷分”体现的主体更为丰富，既有个人，也有村（社）和企业，具有集体属性特征的村级和企业的生态积分信用机制更能推动公共环境的改善。
三、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思考
如何让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关键是要推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丽水和抚州两市先后开展试点，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做了有益探索，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与挑战。[9-10]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谈谈关于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些思考。
一是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生态产品的外部性、非排他性和产权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生态产品的供给主体不明、需求缺位和“生态有价、却无偿使用”，难以自发形成交易市场。这就需要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要把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结合起来，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政府要加强对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强对农村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通过生态产品价值来带动乡村振兴;要强化对生态产品经营的发展规划、质量管理和市场秩序维护，与此同时，生态产品要得到认可和实现离不开市场，由此，就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推动生态产品进入市场，持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生态产品与用能权、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等发展权配额之间的兑换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通过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才能确保生态产品算得出、卖得了、管得住，可持续。
二是要发展好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加快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2021年2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进一步强调，要把“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作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关键内容。这充分说明，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过程中，要切实抓紧抓好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所谓“生态产业化”，就是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当然，也不能超出生态系统承载力，要避免打着生态产业化的旗号行过度商业化之实。所谓“产业生态化”，就是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要求，利用先进生态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绿色化发展;同时又发展资源利用率高、能耗低、排放少、生态效益好的新兴产业。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其实就是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强大资源，金山银山是绿水青山的价值源泉。在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同时，让“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提升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良性循环。
三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公共生态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生态产品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增长点。在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必然会引来大量社会资本的涌入。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要警惕借着经营性生态产品开发利用，乱开发、胡开发，搞过度的生态产业化，影响公共生态产品的生产提供，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必须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投入到生态产品价值开发的社会资本必须接受社会主义制度的驾驭，所释放的生态红利要用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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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 凯）
（英文部分下转第25页）
（上接第12页）
Regional Models and Comparison of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HUA Qihe， WANG Daijing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Lishui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Fuzhou City of Jiangxi Province，as the pilot cities of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for ecological products in China， both explore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hrough focusing on the quantifiable， tradable， transformable and sustainable aspects of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With different practices and characteristics resulting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loc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value realizations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two cities are different in breadth and depth.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we must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governments and markets， and develop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ecology.
Key words：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regional model; Lishui City; Fuzhou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