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立足中国实际、面向人类未来发展提出的理论概念与建设方案，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一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以促进、实现和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社会为目标的崭新文明状态。因此，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马凯2013；
黄承梁2018：199；
马艳，刘诚洁，邬璟璟2019）。
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概念化以及话语表征。例如，是将大自然识解为与人类一样具有行为能力的生命体还是将其识解为无生命的机器？这种隐喻性的概念化及相应的话语表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对于自然的态度，影响我们是否采取“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以及制定与实施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Kwa 1987;Liu et al.2019）。
众所周知，任何科学理论的提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生态文明理论也不例外（胡鞍钢2013）。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创新发展成果（黄承梁2018：243），生态文明理论话语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实际经过艰难探索才取得的科学认识，这一探索过程在其机关报——《人民日报》不同时期的各类相关话语中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迹，因为该报是中国最权威的媒介话语平台，在攸关党、政府和人民最重要利益的问题上往往扮演着“定调者”角色（宫效喆，赵新利202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共和国历史，没有人能绕开《人民日报》”（人民日报2008）。然而，迄今鲜有研究利用《人民日报》数据库，通过对以大自然为目标域（本体）、以人类为来源域（喻体）的拟人隐喻进行历时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鉴于此，本文利用“大自然”作为关键词，从“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提取相关表述建立小型历时语料库，通过文本细读识别出以“大自然”为本体的拟人隐喻，根据源域概念类型对其进行归类，并根据中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历史事件将其置入4个阶段进行历时分析，以期揭示生态文明建设核心概念与话语跟中国社会发展之间具有怎样的共变关系。
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继承与发扬中华传统哲学智慧，不断反思、总结、提炼出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性贡献。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五位一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形成了包括自然价值、自然生产力、环境福祉、生态底线、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创新要素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成为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引领世界成功实现从工业文明转入生态文明的发展理论（Gare 2017；
潘家华2018：001）。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尽管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清楚地告诫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恩格斯2012：998）。然而，崇尚经济理性、信奉人类中心主义的工业文明在经济发展、财富积累方面取得的成果对于人类，特别是对于还处在解决温饱问题阶段的后发国家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改革开放前，一方面我们由于工业化水平有限，生态环境的破坏还不是特别明显，因此没有对生态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于工业文明所固有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理论上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本来已经具有的天人合一、与天地参、道法自然等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充分听取行业专家的建议，不断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完善相关立法，生态文明在实践上进入了历史的快车道（胡鞍钢2013；
潘家华2019）。随着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实问题的压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战略，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提出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建设明确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徐曼，张京星2019）。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在战略规划、制度建设等方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两山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的新境界，创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黄承梁2018：236）。
在传统修辞研究领域，拟人和隐喻被视为两种不同的修辞格，隐喻是比喻的一种，而拟人则是比拟的一种（黄伯荣，廖序东2007：184-190），但这两种修辞格实际上都是用与在本质上不同于A事物（本体）的B事物（喻体/拟体）来表述本体A，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1）隐喻要求本体和喻体都出现在表示等同关系的语句之中，而拟人则不要求拟体显性存在于语句之中；
（2）拟体就是具有语言、思考以及行为能力的人，而喻体则可以是包含人类在内的一切事物。例如，以下例[1]、例[2]就是典型的隐喻，而例[3]则是典型的拟人。
[1]大自然是精巧的机器。
[2]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
[3]大自然会给我们无情的惩罚。
在例[1]与例[2]中，“大自然”分别被显性地等同为不同于其自身的“机器”以及“母亲”，而例[3]中“大自然”则被比作具有情感和行为能力的人类，但人类这个拟体没有明确出现。
然而，在认知语言学家Lakoff（1993）看来，上述拟人与比喻两种修辞格式，相互之间具有的差异只是存在于语言层面，在概念层面二者则无本质差别，因为都涉及不同认知域之间发生的跨域映射。这就是说，在概念层面，例[1]与例[2]之间的差异要大于例[2]与例[3]之间的差异，因为例[1]是将属于人造物的“机器”这个认知域（来源域）的特征映射到“大自然”这个认知域之上（目标域）的，而例[2]与例[3]都是将具有情感与行为能力的人所具有的特征映射到“大自然”这个概念域之上的。然而，如果从更加概括的层面来看，以上3个例子在概念层面上都是不同认知域之间跨域映射的结果，从而都是属于所谓的“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所谓拟人其实就是那些将非人客体识解并表征为人类的本体隐喻，其目的是“通过人类的动机、特点以及活动等让我们理解各种非人类实体”（Lakoff&Johnson 1980：33）。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遵从当代认知语言学的常规做法，将上述例[2]、例[3]这样的语言表达以及概念层面上相应的跨域映射称为“拟人隐喻”（personifying metaphor）。
拟人隐喻将人类具有的特征映射到非人类客体之上，使世界万物具有特殊的意义，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以及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采取的行为决策。例如，
[4]Inflation has attacked the foundation of our economy.（通货膨胀袭击了我们的经济基础。）
[5]Inflation has pinned us to the wall.（通货膨胀把我们钉死在墙上。）
[6]The dollar has been destroyed by inflation.（美元被通货膨胀摧毁了。）
[7]Inflation has outwitted the best economic minds inthecountry.（通货膨胀斗赢了全国最高明的经济头脑。）
在例[4]至例[7]中，“attack”“pin”“destroy”以及“outwit”这些关键词从话语产生的角度来看，有效实现了将“通货膨胀”识解为“敌人/对手”的拟人概念隐喻（即“通货膨胀是敌人/对手”）；
从话语解读的视角来看，这些关键词则激活了“通货膨胀是敌人/对手”这一拟人概念隐喻。这一隐喻不仅使得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理解通货膨胀，其在公共话语中的流通则会形成一种大家共享的社会意识，进而“可以导致政府在政治与经济上对通货膨胀采用诸如向其宣战、设定目标、号召人民做出牺牲以及实施一系列新的控制措施等行动，并为这些行动提供合法性”（ibid.:34）。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拟人隐喻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将大自然识解为敌人还是识解为养育我们的母亲，不仅决定着我们的话语方式，而且会影响我们的行为。Liu et al.（2019）的实验研究发现将大自然表征为母亲的拟人隐喻，会导致被试产生更多的亲环境意图和行为。因此拟人隐喻是促进人们热爱大自然，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进而影响社会决策的有效话语与思维方式。因此，考察《人民日报》这类主流媒体话语中以“大自然”为本体的拟人隐喻，无疑是观察我们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及采取的相应行为的一个有效窗口。
3.1 “大自然”拟人隐喻的识别
为了考察《人民日报》中以“大自然”为本体的拟人隐喻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历时共变关系，我们首先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提取所有包含“大自然”这个关键词的完整句子，一共获取1,651条有效数据。具体检索条件是：（1）时间设定为1949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2）“大自然”这个关键词出现的位置为“标题+正文”。然后，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并记录好出版日期以及所在版面等信息，构建了一个小型的历时语料库。
借鉴Steen et al.（2010）提出的MIPVU隐喻识别方法，两位研究者对提取的语料独立进行逐条分析，产生的分歧通过讨论得以解决，一共识别出以“大自然”为本体的拟人隐喻1,204条，在语料库中占比高达72.9%。具体识别过程如下：首先，对包含“大自然”的句子进行细读，识别出可能触发以其为本体的拟人隐喻的关键词；
然后利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并结合具体语境判断该词是否触发了拟人隐喻，同时明确该隐喻的喻体。例如，在“中国也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候人类征服大自然的问题会得到解决”这个句子中，“征服”这个动词在词典中的释义为：（1）“用武力使（别的国家、民族）屈服“；
（2）“（意志、感染力等）使人信服或折服”。无论哪个用法，征服的对象都明显具有人的特征，从而“征服”跟“大自然”搭配时，触发了以“大自然”为本体、以“敌人”为喻体的拟人隐喻。再如，在“气候变化是大自然对人类敲响的警钟”当中，名词“警钟”在词典中的释义为：“报告发生意外或遇到危险的钟，多用于比喻”，由此可以看出，能够产生这种钟声的一般是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因此在这个句子中它跟动词“敲响”一起触发了以“大自然”为本体、以“警告者”为喻体的拟人隐喻。又如，在“慈爱的大自然母亲也为自己的儿女们及时地助了一臂之力”这个句子中，“慈爱”这个形容词的释义为：“（年长者对年幼者）仁慈而充满怜爱之情”。由此可见，“慈爱”是人类才具有的特征，因此在这个句子中它与“母亲”这个指人名词一起共同触发了以“大自然”为本体、以“母亲”为喻体的拟人隐喻。再又如，在“不做大自然的奴隶”中，“奴隶”这个名词在词典中的释义为：“为奴隶主劳动而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常常被奴隶主任意买卖或杀害”，因此可以看出，在这个语境中该词触发了以“大自然”为本体、以“主人”为喻体的拟人隐喻。
3.2 “大自然”拟人隐喻的类型
根据来源域（喻体）的类别，我们将这1,204条隐喻进行归类整理，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人民日报》中，当人们谈论大自然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将其人格化（隐喻表述高达72.9%）。在拟人隐喻触发关键词的作用下，“大自然”被识解（概念化）为“敌人”“主人”“奴隶”“馈赠者”“孩童”“母亲”“友伴”“老师”或者一般的“同类”，这些喻体在更高层次上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四大概念类型：（1）（大自然是）尖锐对立者；
（2）（大自然是）恩惠养育者；
（3）（大自然是）弱小者；
（4）（大自然是）同类友伴，这四种不同类型的概念隐喻分别占比67.44%、20.11%、9.97%以及2.48%。
4.1 “大自然”拟人隐喻的历时分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些成就的取得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潘家华2019；
黄承梁2019；
冉连2020；
王洛中，李建呈2020）。根据生态环境领域发生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大致分为以下4个历史阶段：（1）1949-1977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特征是“战天斗地生态失衡”（潘家华2019：18）；
（2）1978-1991年为第二阶段，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第一次明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92-2011年为第三个发展阶段，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明确下来；
（4）2012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标志性事件为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首次在大会报告中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单篇论述，并将其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一阶段的2017年，十九大报告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提出了坚持新发展理念以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项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略；
另外，这一时期在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以及依法治国思想指引下，我国积极制定并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特别是2018年，“生态文明”被历史性地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徐曼，张京星2019）。
表1：“大自然”拟人隐喻的类型与触发关键词的频次及占比
在4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8类二级与4类一级拟人隐喻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具体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4类拟人概念隐喻基本贯穿了《人民日报》涉及大自然的各类话语之中，但其分布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占比最高的拟人概念隐喻“大自然是尖锐对立者”变化最为明显，从第一个历史阶段（1949-1977）的534例骤减为第二个历史阶段（1978-1991）的140例，然后在第三个历史阶段（1992-2011）与第四个历史阶段（2012-2021）依次递减为95例以及43例。相反，占比排名第二的拟人概念隐喻“大自然是恩惠养育者”则从第一阶段的12例，增加到第二阶段的51例，再到第三阶段的79例，最后到第四阶段的100例。第三类拟人概念隐喻“大自然是弱小者”在四个不同时期分别为0、25、31、64例；
第四类拟人概念隐喻“大自然是同类友伴”在不同时期分别为7、1、5、1例。很明显，第一类隐喻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第二类呈明显的稳步增长趋势；
第三类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第四类不仅总体上占比较小，而且在分布上没有明显的变化。以上变化趋势，在图1中得到了比较直观的显示。
表2：“大自然”拟人隐喻的历时分布
图1：一级拟人概念隐喻的历时变化
4.2 “大自然”拟人隐喻历时变化与中国生态文明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演进
如上所示，将大自然识解为敌人以及控制人类的主人，或者识解为人类能够且需要控制的奴仆，这类表示尖锐对立关系的拟人隐喻是数据库中最为突显的隐喻类型。首先，这类隐喻在不同时期一共出现了812列，在所有隐喻用例中占比高达67.44%。其次，这类隐喻虽然始终存在于数据库当中，但绝大多数出现在第一阶段：一共534例，占该类隐喻总数的近70%。另外，该类隐喻其实包含以下两类二级隐喻：（1）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识解为敌我矛盾的战争隐喻；
（2）将二者之间关系识解为奴役者与被奴役者之间发生的阶级冲突隐喻。在数据库中，战争隐喻一共出现了566例，占该类隐喻用例的69.7%（占总体隐喻的47%），而阶级冲突隐喻只出现了246例，占该类隐喻用例的33.3%（占总体隐喻的20.4%）。
触发战争拟人隐喻的关键词不仅包含了“斗争”这一概述词，而且包含了“警告”“警示”“宣战”“进军”“进攻”“搏斗““战斗”“激战”“战胜”“征服”等表示战前预警、战争准备、军队集结、作战行为以及战斗结果的词语；
另外，还包含了刻画敌人性格以及行为的词语，如：“要与凶恶的大自然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的“凶恶”，“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中的“无情”。由这些关键词触发的战争隐喻有431例出现在第一个历史阶段，占该类隐喻的76.14%；
出现在后面三个阶段的用例分别为59、56以及20例。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是否掌握战争主导权这个标准，战争隐喻可以大致分以下两个类别：（1）表示人类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隐喻，例如，“向大自然进军”“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同大自然搏斗”以及“征服大自然”等表达都明显属于这一类隐喻；
（2）表示人类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的隐喻，例如，“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以及“大自然已经发出了警告”。第一个历史阶段的431例战争隐喻均为这第一类表示人类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隐喻；
在第二个历史阶段59例战争隐喻中，31例属于第一类表示人类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隐喻，28例为上述第二类表示人类遭受报复性军事行动而处于被动地位的隐喻；
在第三个历史阶段的56例战争隐喻中，上述第二类隐喻高达52例（占比92.29%），第一类隐喻则只有4例；
在第四个历史阶段的20例战争隐喻中，上述第二类隐喻也是达到18例（占比90%），其中由“开战”这个关键词触发的隐喻为：“人类必须停止向大自然开战。”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无疑是属于人类主动进攻性的隐喻，但在这个具体语境中，很明显是在呼吁人类必须停止主动向大自然发起进攻。
触发阶级冲突拟人隐喻的关键词主要包括“主人”“奴隶”“屈服”“低头”“摆布”“惩罚”“敬畏”等表示阶级地位以及冲突结果的词语。阶级冲突隐喻包含三个类别：（1）人类想要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要大自然向人类“低头”或“认输”这种人类掌握冲突主动权的隐喻；
（2）宣示人类不愿或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不能“听任大自然摆布”这类表示对双方之间冲突状况的理解或宣示斗争决心的隐喻；
（3）表示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考验”以及人类对大自然产生“敬畏”之情等人类处于被动地位的隐喻。第一类隐喻一共只有74例，其中73例出现在第一个历史阶段，仅有1例出现在第二个历史阶段；
第二类隐喻一共28例，全部出现在第一个历史阶段；
第三类隐喻一共137例，无一出现在第一个历史阶段，出现在第二、三、四个阶段的用例分别为90、37以及20例。
人类在面临竞争、冲突或者困难时，利用战争隐喻来识解以及表征自己的处境，将冲突或者竞争对象视为战争中的敌人，将需要解决的问题视为战争中需要攻克的目标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都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袁影2004；
刘宇红，余晓梅2007；
贾玉娟2015；
张倩2021；
Flusberg et al.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面临了巨大的困难，再加上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因此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成为头等大事。另外，当时国防建设也迫在眉睫，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都需要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因此努力提升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是当时的必然选择。然而，工业化追求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李潇雨，原丽红2021），因为工业文明是基于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强调人类的效用为大，导致“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认识中，人类被认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价值’都是指‘对于人的意义’，人类可以为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而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从而“‘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成为征服自然、无往不利的价值铁律”（潘家华2018：003）。战争隐喻思维的普遍性，工业文明本身蕴涵的人与自然矛盾对立的价值伦理，革命战争年代积累的斗争经验、产生的思维惯性、形成的革命文化，再加上外部战争的现实威胁而产生的安全焦虑都深深影响着那一时期人们对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识解与表征，因此战争隐喻大量出现在经济建设、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不同领域的话语之中（唐皇凤2021；
Yang 2021）。
在第一个历史阶段的1956年，虽然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被确立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同人民实际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复杂环境的影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没有忽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朱力2019），因此阶级斗争话语仍然是当时的主流话语之一（唐皇凤2021）。正因如此，这一时期另一个比较突显的拟人隐喻就是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识解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冲突。因此，为了提高工业化水平，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人民一定要努力成为大自然的“主人”。
数据统计显示，不管是敌我对抗的战争隐喻还是主仆对抗的阶级斗争隐喻，凡是涉及人类向大自然主动发起进攻、以征服大自然为目的的都基本只出现在第一个历史阶段。这类表示对抗性关系的隐喻即便出现在后面几个阶段，在具体语境中要么是呼吁人类停止这种主动对抗行为，更多的则是将人类置于军事斗争或者阶级斗争的弱势地位，以突出人类遭受的“报复”或“惩罚”，号召大家对大自然心存“敬畏”。这一变化充分说明，自1978年之后（即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以后），我们对自身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认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开始对此前的行为进行反思，意识到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征服大自然的，因此工业文明时代“人定胜天”的价值追求与豪情壮志逐渐从我国政策及主流媒体话语中退却。我们认识到，如果不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改造大自然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也只是暂时的，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如果用斗争隐喻来识解，就自然会被视为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以及“惩罚”；
与此相适应，人类对大自然要心存“敬畏”，才能免受其施加的报复与惩罚。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对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认识的提高以及世界范围内生态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认识到只依靠工业文明的技术和资本投入，即使环境基础设施再完善，也不可能解决工业文明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固有矛盾（潘家华2019）。面对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现象，我国政府开始认识到大自然的脆弱性，从而1978年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第一次明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面对新的形势，人们自然会重新思考自身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原来将双方识解为尖锐对立者的斗争框架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认知以及表征需求了，因此将大自然识解为给人类提供恩惠的“馈赠者”或养育人类的“母亲”（表1、2中的第二类一级隐喻），以及识解为需要人类保护的弱小者（表1、2中的第三类一级隐喻）。自第二阶段开始（1978-1991），这两类拟人隐喻逐步受到主流媒体话语的关注，从而在图1中呈稳步的上升趋势，这与第一类将大自然识解为“尖锐对立者”的隐喻呈急剧下降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如此，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二个历史阶段第一类将大自然概念化为“尖锐对立者”的拟人隐喻，在绝对数量上仍然要超过第二类将其识解为“恩惠养育者”以及第三类将其识解为“弱小者”的隐喻。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主要包括：（1）如上所述，战争隐喻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用于理解与表述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框架，几乎无所不在、无时不用；
（2）这一期间的斗争隐喻（军事斗争与阶级斗争）主要将大自然识解为对人类施加“报复”以及“惩罚”的对立者，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跟第二、三类隐喻共同发挥着唤醒人们重新认识大自然，改变自己行为模式的功能；
（3）旧认知与新思想之间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经历一个二者相互交叠、共同存在的过程；
另外，长远的目标与短期的利益之间难免存在一定的矛盾，具体表现为，虽然国家层面在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加强相关立法，但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导致污染加剧也是不争的事实（同上）。这种情况在第三个历史阶段（1992-2011）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首先在这一阶段的早期，第二类将大自然识解为“恩惠养育者”的隐喻，在数量上开始超过第一类将其识解为“尖锐对立者”的隐喻；
第三类将大自然识解为“弱小者”的隐喻，也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开始超过第一类隐喻。2012年十八大召开以来的第四个历史阶段，第二、三类隐喻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一类隐喻，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民自此基本完成了思维模式的切换——不再将大自然视为需要征服的敌人或者需要驯服的奴仆，而是将其视为给人类提供恩惠的养育者，同时也将其视为需要保护的弱小者，因为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仍然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如何正确看待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而隐喻则是人类识解与表征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与表达工具。是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识解为自我与敌人或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尖锐对立关系，还是将其识解为受惠者与馈赠者、子女与母亲、学生与老师、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同类友伴之间的非对立关系？这种将大自然进行人格化的拟人隐喻思维方式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于生态环境的认知，同时也决定了我们表征大自然的话语方式。人与自然的对立是工业文明难以解决的固有矛盾，而生态文明的显著特征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提取《人民日报》（1949-2021）中的以“大自然”为本体的各类拟人隐喻话语，从中归纳出不同层级的概念隐喻类型，并观察各类隐喻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4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分布特征，发现将大自然识解为尖锐对立者的拟人隐喻与不同类型的非对立者拟人隐喻，在历时分布上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历史节点具有高度的耦合共变关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稳步推进，对立型隐喻已经从我国主流媒体话语中急剧减退，号召人类对大自然感恩爱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非对立型隐喻在相应稳步增长。
这一共变关系的揭示从话语与认知的角度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
从话语与认知的视角揭示出，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已经形成了高度共识。与此同时，数据分析显示，将大自然识解为同类友伴的拟人隐喻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隐喻而言相对缺乏，说明主流媒体需要加大这一类隐喻话语的供给，充分发挥话语对于社会认知以及社会现实的构建作用，以便更好推动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