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婧 张蔚然
（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天津 300384）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因全球疫情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而面临诸多挑战。为应对新形势下的多重考验，我国提出要加快国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蕴含着天然优势和巨大潜力的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他们深度参与中国发展，回国兴业、带动外资、提供技术支持，作出了重要的特殊贡献。当今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庞大，且有相当多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①高灯明：《新时代海外侨胞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探析》，《学理论》2020 年第9 期。。新时期下思考如何在共襄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充分发掘和有效撬动华侨华人智慧和资源宝库，这是我国一项十分重要且极具战略意义的侨务工作。
有学者曾在研究中指出，我国侨务工作形态类似“倒金字塔型”，越向上面，活动越多、声音越响；
越往下面，活动越少、声音越弱。近些年为更好地落实侨务政策，我国开始提出“大侨务”的新理念，即营造一种“大服务”“大融合”“大联谊”的侨务工作体系，以期在世界范围内加强为华侨华人提供服务和支持的社会网络，并通过这种跨国网络凝聚侨心、汇集侨力①张应龙：《中外侨务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71 页、第143 页。。然而，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跨国迁移的中国新移民大都集中在国外大中型城市并处于原子化特征的散居状态，因此要想真正让侨务事业发展成果惠及每位华侨华人，无疑仍是不小的挑战。而侨团组织一直以来都是为华侨华人提供社会支持的关键载体，也是海外侨务工作的重要助推器和新引擎。不过，由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不容乐观，不少身居异国的华侨华人既承受着高负荷的生计压力又要直面针对华裔乃至整个亚裔群体的偏见和污名化等问题。很多规模小或非正式的侨团因人际关系网较窄、社会资源较少，一旦出现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或内部组织成员的流失等不确定因素，就难免遭遇维系困境和发展瓶颈，所以这些侨团的联结作用也大大受限。
那么，新时期华侨华人是如何为助力我国形成内外双循环发展格局、加强与各国的交流合作保驾护航的呢？各类侨团如何实现对华侨华人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最大化整合、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我国完善大侨务工作添砖加瓦呢？本文将全面解析枢纽型侨团组织在多元新兴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的桥接功能，以期为我国更好地跨越后疫情时代不同国家之间地理与心理双重阻隔开辟新路径。
（一）研究背景
侨团在与华文报刊、华文学校共同构成的华侨华人社会三大支柱中最为关键，以往关于侨团的研究也备受学界青睐、论述颇丰。有学者将侨团定义为移居国外的中国人或华裔组成的民间性社会组织②赵红英、张春旺：《华侨史概要》，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 年版，第412 页。。也有学者谈及了侨团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如古华民、谢树华指出在世界潮流发展和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形势推动下，海外侨团更加活跃和充满自信③古华民：《浅论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八桂侨刊》2003 年第5 期。，并向着运行合法化、建设规范化、侨领年轻化的全新姿态和更高水平持续发展④谢树华：《传承与发展：海外浙江籍华侨华人社团的现状与新趋势》，《八桂侨刊》2021 年第2 期。。侨团既是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纽带，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复兴的重要参与者，更是中外沟通的重要桥梁和黏合剂，为中国和平崛起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⑤张慧婧：《从“职住空间”到“社会空间”——在日中国新移民的生存适应策略探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 年第3 期。。其中，有关侨团功能的讨论大多提到其桥梁纽带作用，尤其是由多个侨团共同构成的联合性侨团组织枢纽功能更为凸显。
在我国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领域中，较早就有学者关注“枢纽型社会组织”，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一方面，尹志刚、李泓主要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围绕“鉴别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标准”展开调查⑥尹志刚、李泓：《关于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调查与思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6 期。；
崔玉开就我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概念和意义进行阐述⑦崔玉开：《“枢纽型”社会组织：背景、概念与意义》，《甘肃理论学刊》2010 年第5 期。；
余永龙、刘耀东针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做出考察⑧余永龙、刘耀东：《游走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探索》2014 年第2 期；
刘耀东：《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行政论坛》2020 年第1 期。。以上研究表明，枢纽型社会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权力转移的背景下产生，承接政府的部分职能，其中枢作用集中体现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服务模式。由于政府主导型枢纽组织管理性强、服务性弱，一般性社会组织对其运作的参与程度不高，导致其在促进组织发展和增强社会活力等方面发挥作用仍不充分。
另一方面，王名、张雪围绕枢纽型社会组织在我国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社会治理转型创新中的角色定位及其功能等问题展开讨论①王名、张雪：《双向嵌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自主性的一个分析框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2 期。；
王鹏谈到因社会需求而民间主导的枢纽组织正在兴起②王鹏：《什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中国青年报》2013 年10 月28 日，第2 版。。王谈、张培发、罗适宜等学者则指出，这类枢纽组织既不是政府主管部门，也不是各类普通组织的领导者或管理者，它们在服务过程中淡化了行政色彩，更多是通过自身能力来吸引其他组织联盟③王谈、张培发、罗适宜：《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之困如何破解？》，《南方日报》2013 年7 月19 日，第1 版；
余永龙、刘耀东：《游走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探索》2014 年第2 期。。然而研究发现，一来目前国内对于社会自发型枢纽组织的认定仍存在很大局限性，二来迄今鲜有针对“枢纽型侨团组织”的专门研究。
本文拟站在组织社会学视角，首先，综合运用弱关系理论、结构洞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等，厘清枢纽型侨团组织的基本属性、主要特点，填补以往学术界关于社会组织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中这方面的不足；
其次，着眼于海外侨团变化趋势、枢纽型侨团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展开讨论，这不仅有助于加强对社会自发型枢纽组织发展模式的探索与经验借鉴，而且也可以为新时期我国侨务工作的开拓与创新提供新思路。
（二）枢纽型侨团组织的属性与特点
本文认为诞生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枢纽型侨团组织”就属于社会自发型枢纽组织。笔者首次将“枢纽型侨团组织”的属性和特点明确如下：一方面，枢纽型侨团组织属于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性组织，具有民间性、自治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点；
另一方面，枢纽型侨团组织并非只像非正式结构的初级侨团、以华侨华人个体心理需求和情感交流为基础结成的小范围亲密关系，而是不同类别、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多个正式结构的次级侨团组织，为了达成某些共同目标和共同事业，基于明确的章程和严密规范而协同结成的规模更大、结构化程度更高、追求更大利益的联合性侨团组织。
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④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68—169 页。，基于亲密关系（强关系）形成的初级侨团主要是连接群体内个体间的纽带，而以合作关系（弱关系）为基础的枢纽型侨团组织则是不同组织间的结点。初级侨团主要满足个体基本安全需求和社交需求，群内成员之间存在着生存依赖关系和精神寄托，但是成员的同质性往往导致信息的重叠性和资源的闭塞性。而枢纽型侨团组织则拥有对较宽广领域的开放性和对各界力量的整合性，是跨越界限传递不同信息、摄取不同资源的有效途径，可以满足华侨华人高层级潜能发挥，对内和对外获得价值肯定和成就认可。
总之，枢纽型侨团组织既可以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调动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也能为加强侨团聚合力、打造侨团联合体，并激发整个族群社会的活力发挥积极作用，因而在众侨团组织中属于中枢地位。更重要的是，具有族群代表性和较高公信力的枢纽型侨团组织，不仅是华侨华人族群与主流社会联系的中间人，也为全方位、多渠道地联通移居国和祖籍国起到关键枢纽作用，有利于推动实现以共享创共赢的共同体发展模式。
（三）枢纽型侨团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网络属性的概念，因此很多社会学者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来进行组织研究。在海外，华侨华人通过组建侨团和从事活动，不断扩展个体社会关系并形成网络；
反之，社会网络的巩固又有利于侨团势力的壮大和族群社会的发展①崔守军、张政：《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与“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构》，《国际安全研究》2018 年第3 期。。早期的中国移民背井离乡来到异国，除了面对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以外，不可避免会遭受当地居民的歧视、欺压和排挤等不公平待遇，因此成群结社就成为互帮互助、维护权益的有效途径。起初的侨团组建多数以亲缘或地缘为联系纽带，华侨华人利用“宗亲会”“同乡会”等重建其在陌生社会的“熟人关系网”。这些初级侨团在我群与他群社会之间构筑起了“缓冲带”，使华侨华人建构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空间，进而削弱来自当地社会情感上的冷漠和不适②王春光：《华侨华人社团的“拟村落化”现象——荷兰华侨华人社团案例调查和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 年第3 期。。由于现代交通和信息发达，人们便于与家乡和亲人保持密切联系，地缘关系的社会作用随之相对减弱，原本有交往的一些熟人关系也渐趋淡化。随着华侨华人社会现代转型，人际互动行为发生从封闭式、依赖性、单一性到开放式、自主性、多样性的显著转变。业缘关系日显突出，地位更加重要，由各行业侨领牵头组织的“商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相继涌现。后来网络时代的到来，又大大拓宽了人们交往和建立关系的范围和领域，而逐步超越过去基于传统性关系的社会互动，形成以学缘、志缘、趣缘等为纽带的各种关系网和各类新侨团。
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生力军的中国新移民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坚力量，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和素质、出生地遍及全国而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不仅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更加多样化，而且对于族群利益诉求的表达也更为迫切。这些新移民不愿意加入旧有的侨团当中，而更倾向于另建新组织。许多新侨团的共同特点就是成员平均年龄低，他们往往习惯使用互联网等互动媒介联络彼此，以前传统侨团的正规餐会形式和筹款方式已经失去吸引力③中国新闻网：《学历傲人行事干练新生代侨领兴起成美侨界新气象》，https：//www.chinanews.com/hr/hr-mzhrxw/news/2010/03-24/2187478.shtml，新旧侨团之间开始出现相互分割的局面。一方面，侨团组织趋向白领化、年轻化、本土化，其职能由联谊互助、协调族群内外部关系，转变为越来越多地参与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活动，使侨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④韦丹辉：《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青田华侨华人社团职能转型分析》，《丽水学院学报》2017 年第6 期。。另一方面，族群社会呈现较高的异质性，新老移民之间、移民与其子代之间、不同社会阶层移民之间的隔阂和差异都在不断加大⑤张秀明：《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 年第1 期。，同时存在着华侨华人对中国文化认同迷茫和疏离的情况⑥张应龙：《中外侨务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99 页。。缺乏与族群内外横向联络的一些侨团常常遇到“弱小散”等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进入21 世纪以后，许多华侨华人社团立足实际、着眼长远，认识到走出小圈子、融入大圈子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开始向着组织规模化、资源整合化、制度规范化、辐射广泛化以及服务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于是具有跨行业、跨区域籍乃至跨国性质的大型联合性侨团组织应运而生。比如“阿联酋浙江侨团联合会”基本囊括了所有在阿浙江华侨华人社团，其组建思路是通过聚众为合、集散为整、变弱为强而使侨团力量得到最广泛动员和最大限度发挥，因此该模式被继续推广到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⑦人民政协网：《浙江首个海外侨团联合组织创下沙漠奇迹》，http：//www.rmzxb.com.cn/c/2017-04-14/1481473.shtml。这类枢纽型侨团重新唤起一般性侨团所具备的创新进取精神，相互支持实现组织目标、灵活应对多变的外在压力。
枢纽型侨团组织采取的团体会员制，其中一些负责召集和主持的人员往往是在其他侨团也兼任重要职务的侨领。侨领本身作为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⑧邢菁华、龙登高、张洵君：《抗击新冠疫情中的海外华侨华人——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民族研究》2021 年第1 期。，就是大量优质信息资源的载体。他们拥有的一定影响力和话语权可以协助枢纽型侨团组织更好地赢得众侨团的信任，更迅速地获取不同侨团的动态，更充分地盘活侨团资源并合理地进行对接输送。于是，知识背景、价值观念、职业地位、身份属性等存在差异性的新老移民打破了固有的华侨华人社会结构，通过枢纽型侨团组织的互惠性合作平台，立存于集体化社会中，在满足个人理想与家庭多元化需求的同时，也在互动关联中扩展了族群社会网络的广度、在共谋发展中加深了同根同源的身份归属和民族认同。
总之，侨团网络是华侨华人获取社会资本、进而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枢纽型侨团组织的聚成正是族群社会资本扩大的集中体现，诸如亲缘、地缘、业缘、学缘、志缘、趣缘等其他关系网都会逐渐融入其中成为一个个交叉点。反之，枢纽型侨团组织的持续发展又会不断增进族群社会资本的供给，同时上升成为经济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网络以及政治网络的重要中心结点。因此，“十四五”时期要力求以构筑“大侨务”工作格局来助力中国实现“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凝聚侨心侨力，重视借力枢纽型侨团组织撬动海外关系网，促进社会资本跨国流动，进而推动构建国内外信息互通、资源互享、情感互动、文化互鉴的共同体。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的暴发让世界意识到人类是一个彼此相伴相依、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有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才能重建安定有序的和谐世界。然而，疫情的持续蔓延也让世界面临着阻隔的危机，既包括了人员跨境流动与双向往来的中断，也包括由于谣言带来的恐慌和误解而造成的一些信任壁垒与心理隔阂。空间阻隔不单单成为阻止人口流动的物理边界，也影响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判断，而变成一种社会空间的阻隔①刘少杰、陈俊峰、王云飞、夏当英：《“疫情防控的社会学思考”笔谈》，《学术界》2020 年第2 期。。针对这种空间阻隔的现象，布特基于网络结构视角提出了“结构洞理论”。根据该理论，若某个行动者在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形式多样的社会网络中，搜寻到并通过占据结构洞位置（关系缺失的洞穴处）将那些断开的弱关系进行连接、搭建传递信息和资源的桥梁，那么该行动者会获得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且使其他行动者高度依赖自己，从而在原有网络结构的基础上，延伸社会网络的联结范围，建立更有效率的非重复性弱关系②[美]罗纳德·S·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任敏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年版，第30 页；
刘伟、彭琪：《结构洞理论视角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振兴》，《江汉论坛》2020 年第11 期。。而枢纽型侨团组织恰恰可以充当“桥接网络结构洞者”，不只是在个体之间、组织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填充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结构洞（见图1），帮助消除沟通与合作的异质性障碍，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③余茜：《结构性位置与能动性作用：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会组织》，《行政论坛》2019 年第6 期。。因此，笔者尝试从以下四个方面，重点阐述枢纽型侨团组织在国家层面如何占据不同社会网络的结构洞并对构建命运共同体发挥多元桥接功能。
图1 枢纽型侨团组织在跨国空间填充“结构洞”的位置
（一）促进异质文化交流、塑造“族际互动仪式共同体”
海外华侨华人为了适应和融入当地并实现在主流社会的向上流动，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移植—结构—重建”的过程。他们愈发认识到良好自我形象的维护和自尊的获得，很大程度是话语建构的结果；
而文化符号恰恰是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是传播信息、建构身份、促进沟通、形成共识的重要媒介。正确选择和使用中国文化符号直接影响着族群面貌和国家形象的塑造①蒙象飞：《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 年版，第1—3 页。，进而影响到华侨华人个体与外界的沟通成效及社会认可度。枢纽型侨团组织通过定期举办中国传统节日或民间信仰相关的庆典活动，将节庆活动转化为一种象征符号和仪式品牌加以传播和弘扬，使各国民众对中国元素和中华文化有了更加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搭建跨文化交流的平台，增进国际社会对华侨华人群体的认识和对中国的了解。
张慧婧在关于日本春节祭的研究中提到，区别于传统形式的中华文化节，“新兴春节祭”品牌活动注重民族化与本土化的融合、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带有产生情感偏好的附加值，其运行模式具有一定普适性并被逐步推广到日本各地，赢得了广大华侨华人与市民的高参与度。随着品牌效应不断积累，中日民众之间建构出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并最终形成仪式品牌共同体②张慧婧：《日本新兴春节祭品牌共同体：生成路径与建构机制探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 年第2 期。。其中，负责活动总策划和组织的“春节祭执行委员会”正是由新老移民侨团（以新侨团为主）自发组成的民间主导型联合性组织，处于跨国空间的结构洞位置，对于促进中日两国的沟通理解和相互身份认同发挥着枢纽功能。特别要提出的是，枢纽型侨团组织的民间性、自治性、独立性可以有效避免以官方身份出现的文化交流活动引起外界误读的可能性。春节祭执委会作为填充中日政府之间结构洞的缓冲器，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价值；
而这种结构洞的保持，恰恰有利于创新赋能、民间先行，因而营造了一种可长久发展的“族际互动仪式共同体”。
（二）推进专业高端对话、营造“智慧共同体”
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各国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以信息交流为基础的社会互动正是构建这种联系的前提条件。现代交通通信手段使跨时空的信息传递成为可能，大大扩展了社会互动的范围和途径，从而构成复杂的社会网络。枢纽型侨团组织定期召集科研领域的专家人才或者拥有一定商业资本的企业家等，通过线下与线上新方式的灵活交替，举行一些专业性强、辐射面广的论坛活动，创建国际对话、助力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议题。现如今，个人知识、技术和信息能力等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加。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智力资本通过对话平台，在共商议题、交流经验的过程中获得较高程度的互动与整合。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由欧洲东北同乡会暨商会等多个枢纽型侨团组织一起联合牵头举办了“中医药抗疫经验分享”视频会，全球共有5 万多人参与了线上会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向世界讲好中医药故事、提升中国智慧在全球的认可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西医学交融互鉴，构建“智慧共同体”③国家中药管理局官网：《欧洲多家侨团联合举办“中医药抗疫经验分享”视频会》，http：//www.natcm.gov.cn/hudongjiaoliu/guanfangweixin/2020-03-21/14110.html。可以说，枢纽型侨团组织有效发挥出结构洞角色功能，实现跨时空、跨地域地凝聚才智、打通联结。
（三）推动资源互助共济、构建“生命共同体”
枢纽型侨团组织往往会建立志愿服务机制，鼓励会员参与公益慈善募捐或志愿者活动，为移居地和祖籍地注入来自华侨华人群体的一分力量。在新冠疫情特殊时期，枢纽型侨团也充分体现出资源传送的中间人作用。起初疫情在中国国内爆发时，这些联合性大侨团积极投入到助力祖国抗击疫情的战役之中，号召和动员各地侨团、侨领、企业会员等共同成立抗疫志愿服务团，有组织地筹款捐钱并输送大批口罩及防护眼镜等关键物资。后来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很多国家和地区发布了相关政策、关闭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不少外国居民遭遇生活物资、医疗物资紧缺的窘境；
此时，枢纽型侨团又主动与中国侨务部门密切联络与协作，牵线搭桥、捐助物资，为所在国的防疫抗疫做出贡献。比如“卡拉奇华侨华人联合会”发挥组织化的优势，协同巴基斯坦侨界为维护在巴华侨华人的健康安全献出侨力。在该联合会的支持和协助分发下，不仅在巴华侨华人收到国内寄来的药物作为备用药，而且还将大量药物捐给巴基斯坦政府用于方舱医院，让当地的本土居民也用上中国药①中国经济网：《华侨华人联合会海外抗疫：助巴铁用上中国药》，http：//cen.ce.cn/zhuanti/20200302/part1/202007/10/t20200710_35299067.shtml。由此可见，枢纽型侨团组织具有跨国性质的桥接作用，将国内外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和集中配送。在全球抗疫中，正因为枢纽型侨团组织扮演的关键角色，让世界人民分享了中国的成功经验，这一系列举措也大大加强了各国民众之间精神上的互动互联互通，有利于消除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和心理阻隔，从而建构资源分享、互帮互助的“生命共同体”。
（四）增加社会资本积累、构筑“发展共同体”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的社会资源。一些小型或非正式的侨团由于人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匮乏，社会资本存量有限，所以面对疫情冲击、经济形势等多种复杂因素的交织，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枢纽型侨团通过将华侨华人个体的行动有机地整合起来、把分散的侨团组织聚集到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中并不断强化其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使华侨华人在充满不确定的大环境中获得一种相对的稳定性。一是枢纽型侨团组织利用弱关系网络，在开放性结构中整合不同侨团的多样化社会资源，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创造出更多社会流动的机会。因此，其不仅对于维护良好的族群社会秩序十分重要，而且可以帮助华侨华人获得竞争优势、提高社会地位。二是枢纽型侨团组织善于利用结构洞，通过与当地社会的持续性互动，建立彼此的信任关系。同时，其通过加深族际之间的交往，加强国家间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使各国联系愈加紧密，在加大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受到各种国际因素的干扰。而枢纽型社会组织对内可以起到安全阀作用，对外也可以作为化解冲突的润滑剂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不断寻找族群间、国家间的共同点，调适各方向共识上靠拢，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性互动和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关系格局，从而尝试开辟国外社会对华侨华人由“经济吸纳、社会排斥”到“整体吸纳”的新的可能性，为建构“发展共同体”扎牢基础。
比如“国际潮团总会”包含逾百个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极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潮团。首先，该组织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定期举办“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发展至今已成为历史悠久的国际性盛会。各界侨团、侨领和侨商等精英人士以会带商、以商促贸，促使中国与移居国之间快速而准确地传递信息，推进资源链接及各项方针政策精确对接，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②中国新闻网：《第二十一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将于2021 年在海南举办》，http：//www.chinanews.com/hr/2019/11-23/9015792.shtml。其次，即使在疫情扩散的国际环境下，国际潮团总会也坚持发挥自身跨国联结功能。2021 年在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合办的线上视频会议中，与会的中方代表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并再三强调中国发展经验对于各国的重要借鉴意义、积极肯定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同时表示将继续为加强全球潮商大团结、大合作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而贡献力量③国际潮团总会官网：《联合国项目署与国际潮团总会举行线上交流座谈会，共同探讨推动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http：//www.teochew1981.com/news/news/254.html。
又如“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简称“欧华联”）自成立20 多年来已发展为由欧洲多国390 多个侨团组成的大型枢纽组织，主要致力于通过凝聚欧洲侨界集体力量，打造为侨服务、促侨发展的大平台。一方面，该组织一直竭力与欧盟深化沟通和强化联络，赢得了欧盟有关部门欢迎、获得欧盟高层官员的正式接见①李明欢：《群体效应、社会资本与跨国网络——“欧华联会”的运作与功能》，《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2 期。，继而与欧洲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以华侨华人族群形象的重塑开启了一道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大门。同时，居于关键结构洞位置的欧华联，也在中国政府和当地政府之间充当了信息桥的角色，对于密切地方往来、促进中欧友好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欧华联借助新兴传媒技术手段，不断拓宽欧洲侨界与中国企业的合作领域、创新协作方式②中国侨网：《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20 届大会召开》，http：//www.chinaqw.com/hqhr/2018/09-05/201042.shtml。可以说，枢纽型侨团组织作为有效沟通的媒介，促使合作双方倾向于考虑长远利益而非短期好处，并且使这种合作形成一种长期政策而保持下来，继而缔造一个各方互信、相互依存的良性发展环境。总之，枢纽型侨团组织拥有一般性侨团所不具备的跨国影响力、社会公信力和政府认可度，因此可以更好地疏通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华侨华人社会、移居国和祖籍国之间顺畅流动，推动实现多方共赢的“发展共同体”。
如果说我国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在政府权力下放的转型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形态，那么海外枢纽型侨团组织则是在全球化浪潮下由华侨华人现实需求而民间自主产生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特殊枢纽组织类型。枢纽型侨团的组织属性定位并不是政府权威性或官方代表性，而是以突出社会自主治理的强大民间力量为根本特征，其组织发展模式和经验可以为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治理转型提供有益启示和借鉴的范本。
“十四五”时期我国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直接关乎广大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关乎“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外的传播与反响，也关乎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等重大问题③刘芳彬：《新形势下海外侨务工作形势分析与展望》，《人民论坛》2021 年第4 期。。本文研究认为：首先，华侨华人自身带有无法抹去的文化烙印，是最直接、最直观展现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名片；
同时他们又十分熟悉移居国的基本国情、历史人文和价值观念。华侨华人自发组成的枢纽型侨团，既可以对外传播本族群和中华民族的积极正面形象，也能够代表华侨华人整体在主流社会获取更多群体话语权、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和公共资源。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作为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认识鸿沟和理解鸿沟的桥接结构洞者，可以帮助消除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交流往来中的障碍、填补间断的关系网，促进民间友好、推动融合发展。
其次，中国在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尚存在较大缺口，这种全方位需求成为华侨华人社团跨境活动的首要拉动力；
同时，中国内需市场空间巨大、前景广阔，也为境外企业带来十分难得的投资渠道和“中国机遇”。这些资本的跨国传输，并非只是一种向内的单向流动，而是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互惠共赢的双向循环。枢纽型侨团组织因其人员规模之大、联络范围之广，故而能有效助推国内与国外市场的对接及资本在国际间循环流动，并在此过程中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互信合作。可以说，枢纽型侨团组织作为海外侨团联络驿站的站长，已经成为并将持续成为我国侨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中枢与关键力量；
其人脉优势对于各城市的对外宣传及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极融入“大循环、双循环”格局也大有可为。
有学者曾谈到，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的诸多区域性、世界性联谊大会由于内容空洞、缺乏新意等共同特征，往往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前景不甚光明①张应龙：《中外侨务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320—323 页。。而本文发现，21 世纪以来的华侨华人社团逐步迈向年轻化、组织化、国际化，以不断更新组织内涵、革新组织结构、创新组织活动等为组织注入崭新活力，不仅组织功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而且组织发展也取得显著成效。正如前文提及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经历了初创期、成长期、发展期而不断壮大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正式组织，于2013 年更名为“总会”，并在香港和深圳都常设固定办事机构和办事地点②国际潮团总会官网：《总会简介》，http：//www.teochew1981.com/about/Introduction/。诸如此类的新生枢纽型侨团组织正在抓住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良机，占据更多新的结构洞来塑造角色优势，因此对于进一步做好海外侨务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总而言之，我国侨务部门借助枢纽型侨团组织的平台优势，可以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当然也必须充分认识到海外侨团组织的民间自治性，同时还应客观看到其局限性、非万能性，要在有意识地扶持和培植而不过分干涉其自主运行和发展空间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施展枢纽型侨团组织在共同体构建中的多样化桥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