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玉,许 露
(1.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院校数量逐渐增多,质量稳步提升,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人才,这累累硕果都是建立在新中国初期高校改革和建设基础上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学“走了一条非常曲折和复杂的道路”[1]。以1949年底在芜湖合并而成的安徽大学为例(1)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曾经出现两所不同的国立安徽大学。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的国立安徽大学，为国民政府所设，定址于安徽旧省会安庆菱湖附近；
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则为新中国所设。安徽大学和安徽学院合并，定址于安徽皖南行署驻地芜湖赭山南麓。安徽大学合并前后可谓一脉相承——除了菱湖校址(如今安庆师范大学菱湖校区)，几乎都搬迁到芜湖；
且兼并省立安徽学院的师生和教学设备。1950年春，国立安徽大学才完全改名“安徽大学”，仍属国立；
因华东区院系调整，1954年芜湖的安徽大学“一分为二”：师范学院继续在芜湖赭山南麓办学(为如今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农学院北迁合肥办学(为如今安徽农业大学的前身，与1958年在合肥成立的安徽大学没有任何联系)。,当时急需改造原有的教师，裁汰不合格教师,形成教师团队,凝聚各种力量,保障教师队伍更新等。通过多年深入研究,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大学的改革和建设的认识正在逐步加深。本文试图勾勒当时安徽大学教育系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样貌。
为了维护教学秩序,当时在芜湖的安徽大学进行了改革:首先,调整大学结构。原国立安徽大学为“校-院-系”三级结构,大学管理学院,学院管理系科;经过调整后的安徽大学变为“校-系”二级结构,撤销文、法、理、农等学院,大学直接管理系科。其次,以系科为单位进行合并。芜湖安徽大学教育系为原国立安徽大学(安庆)哲学教育学系和省立安徽学院教育科合并而成。再次,紧随学校转型的趋势。随着华东区院系调整,安徽大学向高等师范院校转型,与之相应的“高师院校的教学模式必须因时革新”[2]。为满足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即使充满各种挑战，高校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专业素养改造也势在必行,因为,全面改造教师既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院校合并的实际。
1.政治思想改造。政治思想改造是最为必要,也是最为困难的一项改造。最为必要是因为从社会发展的形势看,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急需推广新思想和新文化。最为困难表现在：一方面,校内不少教职员自小接受“三民主义”,长期受到“三民主义”的熏陶,在短时间内接受新思想似乎存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初期芜湖安徽大学绝大多数教师来自民主党派,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只有极少数的教师来自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改造教师的政治思想,推广新思想和新文化,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而需要有一个过程,其间甚至可能出现反复。[3]
实施政治思想改革，教师必须深刻反省和检讨过去。其一,坦白过去的经历。包括何时、何地进入高中学习,何时、何地进入大学学习,何时、何地从事正式工作(加入国民政府及其相关社会机构),何时、何地加入中国国民党,何时、何地有过不妥的行为等。其二,反省过去的主要观点、文章和著作等。如教育系马客谈副教授就曾登记发表过的期刊文章,并对个别文章中的不合适观点进行自我检讨。其三,公开陈述过去的行为,检讨过去行为的局限性,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4]另一方面,多举措加强教师团结。芜湖的安徽大学是两所高校合并而成,而这又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2)抗战军兴,民国政府西迁重庆,安徽省军事和政治力量转由桂系主导,1940年8月安徽省临时政治学院成立,后升格为安徽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安徽省立安徽学院等,辗转六安、合肥、芜湖等地办学,桂系始终是安徽省立安徽学院的主要支持力量。抗战胜利后,桂系在皖势力式微,1946年1月,停办七年多的安徽大学被批准在旧省会安庆重建,并直接由省立升为国立,国民党党也成为安庆的国立安徽大学的主要支持力量。。1946年,安庆的国立安徽大学在成立之初,部分教师来源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当初离职的教师与留职的教师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矛盾。[4]1949年12月4日安庆的国立安徽大学遵令将“师生、图书、档案资料等迁往芜湖”[5],与省立安徽学院在芜湖赭山南麓合并,最初沿用国立安徽大学之名——昔日存在矛盾的教师又意外汇聚一处。
防止分裂和团结教师是两校合并的要务。其一,确定合并的方式。学校对系科实施直接管理,指导相似学科进行合并,减少合并后产生的内部矛盾。其二,统一教师的职级[4]。大体上延续新中国前制定的职级标准,如新中国之前若被评为副教授,无论是来自安庆的国立安徽大学,还是来自省立安徽学院,合并之后依然被认定为副教授;对所有教授实行严格的资历审查,尤其是来自省立安徽学院,确保其名副其实;若是教授资历不能通过大学审查,则重新确认是否聘任。其三,按照职级高低发放相应薪金，提供与职级相应的待遇。新中国成立初期,皖南行署区优先保障芜湖安徽大学的教师薪金;即使没有足额的薪金,他们也用稻米折合,优先确保大学教师的稻米供应。
2.专业素养改造。大学教师专业素养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造，既开展新思想和新理论的学习,又引入苏联教育理论,还注重教育专业知识的实践应用。
其一,注重新思想和新理论的学习。据档案记载,1950年“本校原有图书计中文陆万叁仟壹佰捌拾柒册,西文壹万捌仟壹佰陆拾陆册;中文杂志贰万零贰佰伍拾陆册,西文杂志壹万捌仟陆佰贰拾玖册,共计拾贰万零贰佰叁拾陆册,多为旧书。解放后西文书籍杂志一律没有增加,中文书籍方面新添了壹仟余册,大部份均为有关革命理论或新文学方面的书刊,全校报纸共叁拾份”[6]，其中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皖南日报》《皖北日报》《学习》《人民文学》《长江文艺》《新中国妇女》等。此外,校内广播每日定时转播权威电台的节目,增广师生见闻,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同时,教育系教师每周集中一处,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学校每月要求系科中推选教师,围绕《反对自由主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纪念白求恩》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汇报学习感受或学习心得。
其二,引入和试用苏联的教育理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芜湖安徽大学已有教授研究凯洛夫,并引入凯洛夫的《教育学》。从1950年9月开始,凯洛夫《教育学》(上)的“教学理论”在芜湖安徽大学速成师范中得到试用,尤其是“教学理论”涉及的教学过程、课程、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业检测等内容。通过详细讲授凯洛夫《教育学》(上)的“教学理论”,程谪凡副教授总结道:“能依据计划掌握教学进度;初步精简了教材内容。”[7]
其三,注重教育专业知识的实践应用。教育专业知识必须为新中国教育服务,促进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因此,安徽大学的教师在当地面向工人、平民开设补习夜校[4],免费为芜湖各厂工人和普通民众提供教育,降低文盲率,提高社会识字率,满足社会对新文化的需求,改善社会文化素养。安徽大学的师生还走入当地中小学的课堂,观摩优秀教师的教学，学习优秀经验。当然,安徽大学的师生也继续推广凯洛夫的“教学理论”,鼓励中小学进行教学实践,观察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以此检验这一理论的实效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合并而成的安徽大学不得不处理如何凝聚教师团队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其中,机构的重新定位是前提,活动的持续参与是关键,外出学习是保障。
1.机构定位谋发展。在“校-院-系”三级结构被打破的背景下,教育系脱离了原先的文学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学机构,它直接管理本系系务以及附属学校的教学工作。在“校-系”二级结构下,教育系持续探索机构定位。
教育系成立之后,马客谈副教授暂代系主任,他主张教育系应以中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关心中小学教育问题,服务中小学教育实践。1950年秋,《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正式公布,国内各高校围绕《决定》,重新设置课程。遵循《决定》,教育系的任务为“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科学的历史的观点,以及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中级教育工作者的品格、知识与技能”[8]。这指明了教育系的新定位。
顺应要求,教育系按学科底蕴组建不同团队,形成团队的向心力,发挥团队的教育功能。从学科底蕴上看,原安庆安徽大学哲学教育学系和省立安徽学院教育科之间存在不同：前者坚持以哲学为基,以教育为用,用哲学指导教育;后者坚持以心理学为基,以教学为用,用心理测量改进教学效果。学科底蕴成为区分团队的重要依据。
既然培养中级教育工作者为教育系的机构定位和工作重心,那么学科建设的思路应当多元——或是哲学,或是心理学,或是经验积累。立足于学科底蕴,马客谈副教授将教育系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小组,这两个小组后来发展为教研组。一组以哲学思辨为特色,马客谈副教授为实际负责人,包括刘藩钧副教授、程谪凡副教授等,关注宏观的教育理论;一组以心理测量为特色,汪德全教授为实际负责人,包括赵宝锐副教授、冯玉金讲师等,聚焦微观的课堂教学。
2.开展活动聚人心。为了强化教师团队向心力、服务人民、建设新社会,校内教师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活动,这是凝聚教师的关键一步。
一是,自愿参加社会上各种政治运动。如1950年11月19日,皖南行署区多达五千余名大中小学师生在芜湖集会,“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游行”[9],教育系教师刘藩钧和程谪凡均出现在此次游行中。
二是,发表对新中国成立的感想和看法。校刊原名《安大生活》,后改名为《人民安大》,教育系马客谈副教授担任校刊编辑委员会委员之一;该校刊设置专栏,刊载校内师生的文章;广大师生借助校刊这一平台,畅所欲言,自由表达对新中国的感触。
三是,群策群力改善本科教学活动。1950年5月20日,安徽大学召开扩大会议,即新中国成立以来该校的“第一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目的是倾听教师心声,吸纳教师谏言,改善本科教学。这场会议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其一,策划时间早,整整提前三个多月,1950年初就提上学校校务委员会的规划。其二,筹备充足,为了召开这一会议,校务委员会专门成立“第一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协调各种关系,确认与会规则和议事规则。其三,筹备委员会包括教师、学生、职员和工人等不同群体,既囊括了学校各个群体的代表,又依靠这些代表深入了解校内各个群体,收集不同意见,撮要誊写成备选提案,并经审查后形成正式议案,予以铅印。芜湖安徽大学“第一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师生员工的主人翁地位；
另一方面,在平等地位上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发生互动。最重要的是,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决议被一一落实,最终“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科学的历史的观点,以及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10],改善本科教学。
四是,参加改善生活环境活动。教师是生活环境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积极地进言献策,规划芜湖安徽大学校园;按系编组,参与劳动基建,深挖便池、新搭厕所,带头植树造林,“我们将前日本的宪兵饭厅改为礼堂,将一栋中等营房改为图书馆,还有一栋被皖南军区借为卫生室”[3]。当时,两校在芜湖赭麓合并,校内人数整整翻了一倍,住房极为紧张,教室即为宿舍,“目前七百三十二人全部占住教室”[11];全校没有一条像样马路,食堂仅一处,厕所仅两个。档案记载:“捌拾多位教职员在校外住宿……在校内住宿的教员一般都是多个人一间房,很多年老及功课重的教员都感觉不便。”[12]在改善生活环境的劳动中,不同系科的教师加强了交往。
3.外出学习求进步。为了提升教师思想,教育系先后选拔多位教师外出学习,这是教师凝聚的保证。教育系教师的学习经历各不相同，有的是留美归来,如刘迺敬和马客谈,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有的是名校毕业生,如汪德全和赵宝锐,毕业于前中央大学;有的是战前省立安徽大学的毕业生,如刘藩钧和程谪凡。不同学习经历会影响他们看待问题的观点和态度。[4]
外出学习主要是为了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强化教师之间的联系。教育系教师主要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3)为华东地区培养新中国干部的高校之一。该校设有多个校区,1949年12月,该校在上海附设俄文专修学校,即今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4)于1949年6月成立;1951年7月和南京市委党校合并,改名为南京市干部学校;不久和苏南、苏北行署党校合并,组建江苏省省委党校。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5)1949年2月创立,后与华北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中国人民大学。等校政治研究院,学习最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通过政治学习,不同教师之间建立了新的友谊，获益匪浅,如刘藩钧表示:“解放后,终日置身于自由民主之环境中,提高政治认识。”程谪凡说:“经过学习,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徐远煐道：“现在正加深政治思想学习,以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培养革命的人生观,增进工作的效能,而为广大人民服务。”[7]
当时对教师外出学习似乎没有制定严格的规定。有的教师学成之后返校，个别教师学成之后并未返校。例如,1949年底胡稼胎教授被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之后申请留在燕京大学,因1952年院系调整,进入北京大学,成为该校西语系教师。詹剑峰教授先被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之后被短暂留在沈阳农学院(6)1949年为国立东北大学农学院和国立长春大学农学院合并而成。1950年,沈阳农学院的主体与哈尔滨农学院两校合并,恢复东北农学院,即今东北农业大学前身;而1952年,沈阳农学院留下的师生和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叶科调往芜湖的国立安徽大学农学院)合并,恢复沈阳农学院,即今沈阳农业大学前身。,1952年调入武汉,因院系调整进入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前身)。
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度的逐步完善标志着教师队伍建设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为人知的一点是,有的制度是由系一级先行实施,自下而上推动的,如教师生活保障、助教引入和培养;有的制度则是由校一级统一实施,自上而下推广的,如集体从事学术研究。
1.教师生活保障制度。新中国建立初期,特殊环境决定了教师“谋生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13]。芜湖安徽大学教师的收入一般,虽然芜湖和南京相隔仅100千米,但两地高校教师的收入却相差较大。1949年底1950年初,皖南行署区政府苦苦支撑芜湖安徽大学,确保“教职员工薪金按南京暂行薪金标准九折发给”[14];无论遇到多大困难,皖南行署区政府坚持满足教职员工薪金需求,即使囊中羞涩,政府也会用稻米折算,优先供给大学教师。1950年下半年,支持芜湖安徽大学经费的上级单位发生改变,从1950年9月开始,南京高教处要求芜湖安徽大学“节约建校”,并且大肆缩减教职员的薪金;1951年开始,南京高教处“要我们将一、二、三月薪金的支出平均,作为以后该项经费的标准”[15],这一做法压缩了实际应付的教师薪金。
可是教师的家庭生活成本没有丝毫降低的迹象。首先,大学没有配套安排教师家属工作,这导致教师家庭的收入直接降低。如教育系赵宝锐副教授的妻子黄慧明女士,原女子师范毕业,从安庆来到芜湖后,闲居在家。其次,教学设施建设优先,没解决教师住宿问题。从安庆东迁的教师,原先在安庆多有基业,结果被完全搁置或荒废,两三家在校内合住一间。最后,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尤其是安徽省受解放战争影响,经济凋敝,社会失业严重,大学教师的亲戚不得不投靠他们,这使教师家庭的生活压力加大。
为了留住优秀的教师,教育系设立了一些制度,保障教师的生活。其一,推荐部分教师家属就近工作,增加教师家庭收入。在芜湖安徽大学设立附属学校之前,具有学历的教师家属可就近推荐至中小学;在芜湖安徽大学设立附属中学和小学后,有学历的教师家属可优先推荐至附属学校工作。其二,分批解决教师住宿问题。教育系租赁过渡房[4],先解决新入职教师的住宿问题;教育系对未使用过渡房的教师予以少额补贴;随着校内住宿条件的逐步改善,多家合住一间房的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其三,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按劳补贴。当时芜湖安徽大学设有速成小学、速成中学和速成师范等,一度直接隶属于教育系,教育系教师有优先从事教学的机会。与此同时,教育系还负责给各类速成学校编纂教材;1952年芜湖安徽大学重新恢复“校-院-系”三级结构,成立师范学院和农学院。为了适应安徽大学师范学院本科生修习的需要,马客谈副教授要求两个教研组合作,通力编纂一套高质量的《教育学》。在教学实践的检验下,原来的教材内容过于宏观,其重心不在“教学理论”,并不能满足培养师范生的要求。因此,马客谈副教授希望心理学教研组能在《心理学系课程草案》的基础上[16],系统编纂《心理学》,使之适合师范学院本科生修习,从微观视角出发,提高各个科目师范生的教学效率。参与以上这些劳动,教育系教师都能得到一定量的经费补贴。
2.助教引入和培养制度。为了实现教师队伍的持续发展,教育系主动探索助教引入和培养制度,这一制度最初是由系科一级试验和探索,由下而上形成。
年轻助教引入的途径多元。途径之一,单位调动。如安徽桐城吴宣童是教育系首届毕业生,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芜湖市工商统计局，但安逸的工作不符合吴宣童的追求，她多次申请回母校从事教学,教育系对其进行综合考核,大费周章才将其引入。途径之二,高师院校的分配,这是年轻助教的主要来源。1952年夏,教育系以安徽大学的名义制定师资需求计划,函告华东区军政委员会教育部;该部从多所名校分配年轻助教,其中四名年轻助教入教育系。以后几年都有年轻助教被分配至此,或教育学,或心理学。教育系对分配来的年轻助教有较高要求,既重视政治身份,又重视学历,从本科提升到研究生。年轻助教的学历与职级直接挂钩,学历越高,进入大学被认定的职级和薪金亦高。途径之三,吸收优秀应届毕业生留校任教。1950年7月11日,毕业生主动申请,教育系推荐,安徽大学召开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郑重决定应届毕业生刘荪钜留校。[17]引进助教具有深远意义:其一,解决了高等师范院校毕业生就业的问题；
其二,促进了高校学术的薪火相传；
其三,缓解了教育系的工作压力,部分年迈教师可以休养,部分年轻教师可以外出进修。
引入只是第一步,悉心培养年轻助教为更重要的一步。在思想上,年轻助教普遍接受了新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勇于批判,但是批判未必深刻。在教学上,年轻助教不得不经历严格考验和漫长等待。入职之后,年轻助教一般接受笔试和面试,优秀者会脱颖而出,紧跟有经验的教师,随堂细心听课;未能脱颖而出的年轻助教被调整。之后半年,年轻助教负责整理有经验教师的课堂笔记,提炼课程纲要,撰写课程教案,批改课后作业,参与教育科学研究;思想和业务表现优异的年轻助教会得到推荐,参与“年轻助教试讲竞赛”，竞赛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种,获得“合格”的年轻助教由教务处公示,具有正式登讲台试讲的资格;登台试讲因人而异,平均持续一年多。在此期间,教务处和系科负责人随时进入班级听课,试讲期间,整体表现优秀的助教将会转为教师。[4]在生活上,助教不得不适应住宿、吃饭、婚姻和劳动等状况,教务处和系科负责人不时予以帮助。
3.集体从事学术研究制度。与前面两种自下而上形成的制度不同,集体从事学术研究是安徽大学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教育系应其要求,探索如何实现集体从事学术研究,马客谈副教授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四个结合”。
其一,教育学组教师与心理学组教师结合。虽然存在两个教研组,但马客谈认为两个教研组不应割裂，并“大力推广心理学教育”[18]；
两个教研组都应聚焦教学问题,从不同视角解决教学问题,推动新中国初期安徽省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在编纂教材过程中,马客谈要求两个教研组教师通力合作,集中全力编纂教育学教材。教育系形成了相互听课、互相评价的风气,教学评价不光来自同行,还要观察学生的反应和态度改变,这是因为师生间“在大学课堂上集中面对面地学习无疑最能碰撞出学术与思想的火花”[19]。
其二,年轻教师与年迈教师结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年轻教师多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培养的人才,往往具有正义性和先进性,但教育教学经验不足;年迈教师多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培养的人才,身上自带一种不可摆脱的时代局限性,但教育教学经验丰富。马客谈主张年轻教师与年迈教师应相互学习,而不是互存芥蒂,教育系规定年轻教师与年迈教师定期举行集体备课以强化联系。
其三,本科教学与专科教学结合。安徽大学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先后编写了三套教育学教材,第一套为教育系学生使用,第二套为安徽大学速成师范学校使用,第三套为安徽大学师范学院各科师范生使用。三套教育学教材服务的对象各不相同,经各教师讨论,一致认为教育学教材不应有本科和专科之分，教材篇幅可存在差异,但教材中的核心观点不应省略,因为无论是面向本科教育,还是面向专科教育,培养的人才都极大可能成为省内各地、各级、各类学校教师。
其四,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结合。学术应为教育实践服务,学术观点应指导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实践问题应成为学术发展的动力。在此要求下,教育系师生定期走入中小学调研,或驻扎学校,了解学校发展状况,积累必要研究素材;教育系教师起模范作用,亲临基础教育实习一线,深入了解当地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实际,从中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从而推动教育学学术进步,形成教育学学术兴趣。
经过数年的建设,安徽大学教育系师资队伍不仅在数量上初具规模,在质量上也得以显著提升,基本形成了一支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满足师范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师队伍，打造出一支特色鲜明的研究队伍,极大地推动了安徽教育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也为新中国初期教育科学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安徽大学教育系教师对当时教师队伍建设感触极深(详见表1)。具体表现为:第一,大学教师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发生了一定变化。他们既满意工作环境,又满意工作内容。为了帮助教师研究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实验,教育系拨出专款,开辟专门的实验室,供部分教师从事实验研究,这让许多教师喜出望外。第二,大学教师逐步卸下以往的政治包袱和思想包袱,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加强,齐心协力地培养中小学师资以满足新时代教育发展需要。第三,大学教师坚持国际化研究视野,转移研究目标,聚焦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经验,从中汲取学术养分,既不坐井观天,也不闭门造车。
表1 1950学年度安徽大学教员登记表[7]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芜湖安徽大学对教师政治思想和专业素养的全面改造,使得教师队伍质量不断提升,教师管理开始转向制度化和规范化。这些措施的落实,切切实实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安徽大学的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随后开展的大学院系调整提供了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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