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昕迪 胡鹏辉
近年来，“社交恐惧症”文化在网络上广为流行，诸多青年人动辄以有“社恐症”自称。2020年，光明网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交平台探探就当下年轻人社交情况的调研结果显示，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52.7%的人认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1］。值得注意的是，“社恐症”原本是严格意义上的医学疾病术语，当下却成为很多青年为自己社会退缩行为打掩护的文化标签［2］。而且，正如“佛系”“躺平”一样，“社恐症”在青年群体中关注度最高，青年在社交中呈现出低欲望状态。青年贴上所谓“社恐”的标签，是为了建立起社交边界，求得独处的宁静，不被外界群体所打扰。“社恐”在潜意识中被当作他们隔绝无用社交干扰的盾牌［3］。
“社恐”作为盾牌的背后，是现代社会中青年人对社交边界感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比如，2020年11月，一个名为“日常注重边界感”的豆瓣小组成立，至今已超过10万名成员；
综艺节目《五十公里桃花坞》中，李雪琴和郭麒麟默契地道出了“我不来麻烦你，但请你也不要来麻烦我”的处世哲学，这一强调“边界感”的现代社交潜规则迅速登上网络热搜，引发了4.6亿国人的共鸣；
为了在生活中维系边界感，摆脱无用社交，青年人开始钻研“糊弄学”“推辞学”，有意识地“断亲”，甚至干脆给自己贴上“社恐症”的病理标签。这些现象不得不让我们深入思考，现代社会中青年所追求的社交边界感的理想图景为何？青年对社交边界感的需求是如何形成的？需求满足面临哪些障碍？未来社会又应当如何建构边界观以满足青年对理想社交图景的需求？
社会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但社会性也会模糊原本存在于人类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清晰界限，进而可能引发个体的边界感危机。边界感的建构则可以帮助个体重建内心秩序，减少情感捆绑，维持内心世界的平衡。在社交边界感被重视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首先需要回应的是社交边界感的内涵及其理想图景。
1.社交边界感的内涵
边界感是指个体能察觉出人际界限的感知力，标志着对社交边界的重视程度。其中，社交边界的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社交边界并不单单指空间意义上的身体边界。比起空间上的身体距离，社交边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适宜的心理距离，更多指涉了个体内在的“心理界限”。这种心理意义上的边界会根据人际关系密切程度、彼此之间的情感态度而伸缩，也会决定空间意义上的社交距离。换言之，社交边界是个体思想观念和性格形象的体现，是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个体与他人交往时的自我保护机制。因此，越过社交边界、入侵个人空间的行为会使人产生焦虑和不适［4］。其次，社交边界是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其划分以个体为中心，针对个体之外的所有互动对象，包括父母、子女、配偶等亲属，因此也被称为“自我边界”。在《自我边界》一书中，澳大利亚心理学家乔治·戴德将自我边界直观地表述为“你的事归你，我的事归我”［5］。也即，自我边界是由个体主观确定的范围，用来划分内外世界，将自我与他人区分开。在明确个体的责任与主权的同时，自我边界也确保了个体思想与生活的独立。再次，社交边界并不是社交壁垒，建立社交边界并不意味着拒绝沟通和交流。社交边界就像皮肤，既具有阻止外界侵入的防御性，又保证了与外界交流的通透性，为个体提供良好的内环境，以此来维持个体社会交往的心理稳态。事实上，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个体会通过和他人的互动来不断调整和修正自身已有的社交边界，并最终形成坚实的心理基础。由此，边界感产生于个体的社交实践而又指导个体社交实践。因此，具有边界感并不意味着排斥社交，相反，边界感强的人不仅不惧怕与人交往，反而能够在人际互动中保持独立并丰富自身，享受舒适自由的交往状态。
2.青年社交边界感的理想图景
在现代社会的青年看来，边界感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安全感，社交边界感已经成为青年的新需求。具体来看，此种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个人的边界，二是不侵犯他人的边界。一方面，拥有清晰的个人边界能使人学会评价人际关系，规避掉繁杂人际关系中的迷茫与压力，以及其对个人生活意志的主宰。一个人具有边界意识，意味着他能够注重行事时的分寸感，拥有懂得拒绝别人的社交智慧。很多时候，被他人越界往往源于自己未建立起清晰的边界或没有坚定捍卫自己的边界。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坚持自我独立性的同时能够做到尊重他人的社交边界，才是社会互动中被崇尚的礼貌社交。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像天平一样，公平关系是人际交往中最满意的状态。所以，朋友之间的理想状态是相互温暖而不相欠，同样，亲人之间的理想状态是相互扶持而不束缚。需要强调的是，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彼此之间拥有并尊重边界意识，做到熟不逾矩。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应被允许拥有个人的空间，以“爱”之名的越界，实则是变相的情绪勒索，占有欲与控制欲的束缚会让人喘不过气。
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拒绝亲密，人类需要亲密关系带来的情感支持。正如德国心理医生斯蒂芬妮·斯塔尔在《亲密而独立》中指出：在亲密关系中，人们有情感联结和自主性这两大需求，二者相辅相成，当失去平衡时，关系就会出现问题［6］。人际关系也同样如此。在个体化与原子化的社会趋势下，当代青年注重自己的内心世界，拒绝社交黏稠，在不麻烦他人的同时，也希望个人空间得到他人的尊重。他们在不想被打扰的同时，却又渴望被拥抱。由此可见，为了适应社交需求的现代化转变，现代社会应当树立符合快节奏、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的新型边界观，即一种亲密且独立的人际关系，这也是现代社会青年社交边界感的理想图景。
青年作为现代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价值观念能够反映不同时代群体的社会心态。当代青年成长于深度现代化阶段，承担着现代化转型中的“过渡人”角色，青年生活方式和社会心态的现代化嬗变是整体社会价值转变的“风向标”［7］。青年社交边界感形成的背后影射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心态的转变，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秩序与规律，也将引领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
1.现代化转型下生活方式的变迁
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过程中，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发展在带来经济飞跃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流动、社会分化的后果，衍生出新的社会风险［8］。社会学家鲍曼指出，当今社会的现代性是流动的现代性，原有的社会关系模式不再具有约束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结趋于断裂［9］。尤其是中国，快速的社会现代化历程导致不论是社会流动的规模与范围之大，还是社会分化的速度之高，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10］，这也使得人际联结断裂现象更加凸显。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城镇化与市场化迅速发展，致使大量青年为了求学就业，背井离乡，涌入城市。空间距离的限制使他们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和旧时的邻里渐行渐远。同时，频繁的人口流动也使城市中的地缘关系逐渐式微，人际之间关系疏离，传统“熟人社会”逐渐变为了“陌生人社会”。社会结构变迁下，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也出现了结构性转变，面对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青年只能依靠自身努力，用个体主义的视角看待问题，人际交往也倾向于优先满足自身需求，呈现出个体化倾向。
除此之外，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也弱化了传统社会的互助功能，使青年社交的需求不断减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传统社会给予的社会支持逐步被智能技术和社会服务取代，人类开始步入数字社会。通过网络平台的一站式服务，现代青年的互助需求可以被社会服务满足，搬家、拿快递、跑腿、代驾、送货等各种日常生活琐事动动手指就可以寻求到服务人员的帮助，个体不再需要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也不必承受人情交换带来的负累。这也使得人际交往的个体化程度加深。与此同时，互联网中的虚拟世界还能够为青年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互联网中的“共同在场”让青年感觉自己并非独处，虚拟社交中浅尝辄止的特点，也满足了青年微社交的需求，为青年个体化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展现的平台［11］。由此，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了“断亲”“独居”等个体化的生活方式，个体主义在青年群体中不断被张扬。
2.个体化趋势下社会心态的转变
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使社会呈现出个体化趋势，而个体化趋势下青年的社会心态也将随之转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个体化包括脱嵌、去传统化、再嵌入三个阶段，个体从传统社会的权利与义务中获得解脱，其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规则模式趋于瓦解，接着再次融入新的社会结构之中，重新选择或建构与之适应的行为范式［12］。在现代化转型中，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曾经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面临着解体，新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经过重构，逐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纪元，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进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为青年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机会，让他们能够选择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父辈的人生经历、参照图示和角色原型不再具有借鉴性［13］，标准化的价值观不复存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没有孰优孰劣，每个人经历的都是试验性的生活，个体性和多样化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展示，生活方式的个人化与价值观的独立性显得越来越重要。
个体化的现代社会，一方面强调个体是自身人生的创造者和风险的承担者，个体需要奋斗和选择来塑造自己未来的生活［14］；
另一方面，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富有批判精神［15］，推动个体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心态转变。伴随着思想的解放，边界意识成为现代社会的首要意识而被强调［16］，指出个人边界不容侵犯。一方面，个体化趋势使青年人对自我的需求越来越重视，对自我意识的掌控力也逐渐增强，更能够果断地对黏稠、无用、错误的人际关系及时取舍与调整［17］。另一方面，注重隐私是个体化社会的特性，个体化趋势使青年的隐私意识增强，也越来越重视拥有个人空间。当前青年群体对社交边界感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独立意识和隐私意识的体现，是青年在现代社会中追求个性、渴望自由的情感表达。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青年对社交边界感的需求也反映出现代化转型后的社会心态转变，而青年社会心态的转变还将进一步形塑未来中国社会的社交文化。
3.功绩社会对边界需求的强化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仅用了几十年便走完了西方社会历时三个多世纪的工业化的进程［18］。对此，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用“压缩性现代化”来解释东亚地区复杂性、多元化、急速性的现代化进程［19］。“压缩性现代化”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被高度压缩，处于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因素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存［20］。结果便是，压缩性的现代社会注重结果主义、指标主义和浓缩主义，“快”成为压缩性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整个社会倾向于追求功利，关注结果而非过程，并设法以量化的指标来评估发展的成果。在“压缩性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社会观念消散，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人的幸福感和价值感逐渐丧失，被“物化”为机器的零件，置身于“现代的铁笼”之中［21］。
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压缩性现代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青年在个体化趋势下从传统社会脱嵌，被动裹挟于社会竞争的压力之中。德国新生代思想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指出，现代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功绩社会，项目计划、自发行动和内在动机等政绩命令形成了当今社会新的戒律，并通过让个体自己鞭策自己的方式，加速了个体化的进程。功绩社会的核心特点是积极性，整个社会太过于鼓励人们积极生活，以至于逐渐发展为“兴奋剂社会”。社会中的个体演变为一台效能机器，使功绩达到最大化。然而，这样的积极生活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源使个体处于社交过载的状态之中而疲于应对，更多成就、更高产的社会期待让现代人处于自我剥削的倦怠之中，需要休息和放松以抚慰过劳、燃尽的心灵［22］。
在高度倦怠的现代社会中，边界感成为现代青年自我保护与自我储能的方式。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最早对社交中的边界予以重视，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他将社会生活中的社交距离视为自我与他人“内在关联”的心理距离，这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屏障”，起到屏保作用［23］。在快节奏、追求积极生活的当今社会，频繁的社会流动让现代人每天要不断地与人接触，面对社交过载，如果没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屏保效应”，人们终将会困于烦乱的社会交往中而感到精疲力竭，因此，边界感还为疲惫的年轻人提供了在内卷化社会中喘息的机会。
任何文化现象均有其特定的文化体系，特定社会中的社会交往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长久以来，中国人喜欢“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的宴酣之乐，追求“儿孙绕膝、家人团圆”，倾向于以“聚”为礼，在亲戚朋友中收获情感支持。“熟人社会”文化下的传统社会模式包含情感性黏稠化和工具性黏稠化两大特点，两者分别以“情”和“利”为主导。情感性黏稠化是指由于感情深厚而造成的关系黏稠化，工具性黏稠化是以获取个人利益为社交目的，从而导致的关系黏稠化。情感性黏稠化与工具性黏稠化相互嵌入，工具性关系的建立有利于情感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情感性黏稠化；
情感性黏稠化能够促进社交的工具性目的达成。“熟人社会”文化深深嵌入中国人的性格基因，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交往以“自我”为中心，富于伸缩性，不分公与私［24］。
虽然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变革促使青年追求社交边界感，但传统社交文化在中国人心中依旧根深蒂固。受制于集体主义的文化根源，在中国社会情感性黏稠化和工具性黏稠化的双重作用下，现代青年渴望独立、拒绝黏稠的社交需求依旧难以实现，其追求的个人空间和社交边界与中国社会的社交文化存在矛盾与冲突，使青年越来越受困于这种过于渗透的社交边界之中。要想满足青年对边界感的需求，必须从社会层面建构边界观，推动中国社交文化的改变，而要在中国社会建构边界观，依旧面临着重重困境。
1.农业社会的组织形式导致社交边界意识缺失
作为以农业为基本大业的国家，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固定在土地之上的。农业社会的特征是缺乏流动性，人们被牢牢地局限和团结在自己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聚族而居、守望互助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劳作中，形成了基于“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在日常交往场域中基本上都是熟人环境。
“熟人社会”的群居生活，造就了中国人社交中的“无边界感”。一方面，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血缘与地缘关系形成了人际关系的纽带，群居的生活达到了传统人们理想中的人丁兴旺的效果。乡土社会中没有时间与空间的区隔，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讲究团圆和热闹。在日常的生活起居中有很多典型的例子。例如，中国人饮食讲究共食，全家人围着圆桌，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成了中国传统节日习俗，营造一家人济济一堂、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中国人日常朋友聚会、生意洽谈也基本都在饭桌上进行，通过共食拉近人际关系。在住房建筑中，中国独有的四合院，讲究家族群居，体现家族和美相亲的东方生活姿态。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聚在一起是维系人际关系的基本条件，在群体中通过感情的联络获得人际支持与力量。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相当数量的人口在一个较为固定边界的土地上劳作，共享空间。这也使得人们所感知的个人空间的范围相对较广，群体内部较为开放，社会公共边界模糊。因此，中国人极少认识到个人空间也应该属于人的个人财产，缺乏对空间边界的意识。比如，父母不经同意擅自进入子女房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实则是丧失“边界感”的越界行为。
除了空间边界感，农业社会的组织形式也影响着人际交往边界。传统农业社会中，基于地缘、血缘关系而组成的生活、情感共同体，为个人抵御自然和社会风险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网络，也为个体提供了强烈的情感支持。农业社会中，人们在血缘关系中容易获得稳定的社会支持，帮助人们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25］。中国人家庭生活所养成的基本关系，在向外推广时，会被运用到其他社会关系中［26］。中国社会的交往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交往规范是家族血缘伦理的拓展。因此，农业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倾向于把一切关系亲属化。即使是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人们也会寻求并建立一种类似于宗族性质的关系纽带，将其他关系发展为亲属关系的替代，以获得与血缘亲属网络中同等的情感支持。即便在今天，传统农业社会的组织形式早已发生变迁，但我们还是会用农业社会的家族伦理去审视现代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与交往形式充满了亲情化的色彩。比如，朋友之间关系要好，我们会形容“好的跟兄弟一样”，将社会交往关系进行亲情化预设。因此，在日常社交中，对于边界的认知也被导向私人倾向，追求熟人社会中亲密性的情感表达，将社交中的心理距离趋向于亲密距离。在维系亲密感的同时，个体的公共边界变得模糊，形成“兄弟之间不分你我”的情感状态。
在拟亲属化的人际关系中，越不设边界、坦诚相待的社交越被认为是感情亲密的象征，界限意味着生疏、隔阂与分离。掩藏心事、保持社交距离、追求个人独立，会被认为是“见外”的标志。换言之，拟亲属化的人际关系倾向，导致中国人对于隐私界限没有概念。比如，即使在当下社会，涉及个人婚姻状况、工作收入等私密的信息，也经常被当作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忽视社交边界的人际交往实践，往往使得个体的自我边界被他人入侵，被越界者屡屡默许他人的越界，最终困于无谓社交中，导致自我丧失和情绪负累。
2.关系社会的规则缺失导致社交黏稠化
“熟人社会”也是一个关系社会和人情社会。梁漱溟认为，人生在世需要处理人与自然、人际关系、人与自身的三大关系。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迫切，而人际关系则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中国人重视人际关系的原因［27］。俗话说“在中国社会，没有关系寸步难行”，找关系往往成为中国人办事时的潜意识，看病找关系、孩子入学找关系、求职找关系。当然，找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向效果，那就是交换中人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28］。比如，入学找关系为家校双方建立了信任［29］，看病找关系解决了医患关系间不信任的问题［3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化解了因为资源、信息不对称而可能出现的信任危机。但是，当找关系成为大多数人所内化的潜意识，甚至将其视为社交智慧时，我们需要反思其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结构根源。
究其原因，首先，缺乏严格的组织架构和规则约束为执行者提供了自由裁量权，强者利用关系来平衡感情，弱者利用关系来撬动资源。其次，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生活中，传统的社会规范重视伦理私德，强调情感规训，而极少对公共道德规范约束，每个人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认亲不认理”的观念根深蒂固，致使人们的规则意识淡薄。最后，在前两者的影响下，人们在长期采用“关系”解决问题的习惯中产生路径依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默认找关系的合理性。在这样的关系社会中，人际关系成为人生中的重要资源，受“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交往文化影响，中国人的社交开始趋于工具性黏稠化，使得年轻人困于社交，为维系人际关系而强迫社交。然而，主动迎合吹捧促成的虚伪社交，也会让年轻人戴上假面具，徒增无谓的压力。
随着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社会结构的变迁催生出更深刻和自由的精神需求。在农业社会生产生活中，对于合作的需求使得人们选择群居生活，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趋于同质化，密集交往让人与人之间没有隐私和秘密，自然也就不在意所谓的个人边界。现代文明的发展促进社会意识的变迁，使人的发展趋向于个体化，社会身份的区隔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具有异质性，人们开始树立起自我意识，建立起个人边界。在当下社会，面对传统社交文化造成的困境，我们需要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建构现代社会亲密且独立的社交边界观。
1.观念层面：将边界意识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
建立亲密且独立的理想人际关系，首先应从民众的思想观念入手。只有当边界意识深入内心，个体才能从行为上尊重边界，进而形成具有分寸感的社交文化。
童年时期是培养孩子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关键时期，因此边界意识的树立应当从孩子抓起。为了培养国民的边界意识，西方国家纷纷将独立精神与边界观的培养融入孩子的教育中，例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所推崇的“蒙氏教育”方式，就为每个孩子设立了个人的边界。在“蒙台梭利”幼儿园中，每一个孩子都会拥有独立的工作台，外人未经允许不得插手孩子正在进行的独立工作［31］。来自英、法、美三个国家的作家联袂创作的《别摸我头发》系列儿童绘本，被誉为儿童社交边界培养的经典之作。《别摸我头发》通过讲述小主人公艾瑞儿学会拒绝、保护自己边界的故事，教会孩子树立自我清晰的边界，避免形成“讨好型”人格，告诫孩子在树立自我边界的同时，学会尊重他人的边界。
从西方经验来看，边界意识的教育应当融入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家长应率先垂范，在家庭教育中做到不干涉孩子，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和空间，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做到以身作则，恪守自己与孩子之间的边界，注重边界感的培养。学校教育也应开展相关课程教育，维持好教师和学生的边界感，让青少年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都能做到尊重规则，将边界意识根植于青少年的心中。
2.制度层面：以制度约束推进社会环境的公平正义
关系社会的形成除了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也与制度缺失有关。要打破关系循环和公私不分，使公权力保持中立，必须以制度约束推进行政内部体系健康发展，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以法治化建设遏制腐败源头，使行政人员坚持底线思维，不留关系运作的空间。另一方面，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将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织密行政体系的监督网。通过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破除办事找关系的陋习，打造“制度先行，法治至上”的良好社会环境。
为保证制度的公平正义，在数字技术快速创新与应用的背景下，探索以数字化赋能的方式助推制度的高效运转是关键。当下我国已经步入数字时代，“十四五”规划更是提出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32］。近年来，从数字政府的建设到最多跑一次的治理实践，互联网+政务服务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的一网通办，促进行政效率的提升，极大程度地减少了民众的办事程序，真正做到利民惠民。以往多环节、多部门的办事程序需要依赖熟人社会中的多层关系交易才能寻得便捷，而如今数字化技术推动的行政改革，对于民众的办事需求实现了无差别、一站式办理，让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无从扎根。同时，在数字社会的发展中，使更多的互助需求通过互联网技术满足，通过数字平台为民众提供社会支持，随时随地让数据为民众跑腿。这样一来，让现代青年从人际关系中获得自由与解放，不再被黏稠化的社会交往捆绑，他们得以减少以利益为目的的低质量社交，保留社交中的本真，追求情感互惠的高质量社交。
在现代边界观的建构中，把握好“亲密”与“独立”之间的尺度显得尤为重要。若过度追求独立，生成独立但不亲密的人际关系，现代边界观将会发生异化，人们将丧失内生的社交需求，进而导致伦理关系网络的断裂。更严重的是，发轫于个体社交层面的问题，还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层面的非预期性后果，如：社会人际关系冷漠、道德主义排他、社会信任瓦解，现代化所导致的“陌生人社会”将会陷入道德沦丧、人情淡薄的深渊；
道德责任悬浮化，使社会失去了原有的温度；
社会排斥与社会区隔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断裂，致使现代社会失去抵御不确定风险的力量。因此，我们需要警惕过度强调边界感可能带来的群体性孤独与社交部落主义。
1.群体性孤独：网络世界的虚假狂欢
当代青年呈现出“佛系”“躺平”等低欲望的社会心态，与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能够满足青年社交浅尝辄止的社交微需求密切相关。此种心态也客观上防止了社交黏稠化问题的出现。然而，社交黏稠化的另一个极端是孤立化。若不能把握其中的度，独立但不亲密的人际关系容易使青年产生网络社交依赖，青年局限于自己的空间之中，以自我为中心，摒弃与社会的正常交流，严重损害身心健康并抑制个人发展。
网络社交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个体可以通过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来维系人际关系、彰显自身的存在感。但是，网络社交也使得个体丧失了线下社交的亲密感，促使沉迷于虚拟社交中的“空巢青年”对现实生活失去参与感。青年在虚拟世界狂欢，实则只是“在一起”的群体性孤独，容易使人患上“网络孤独症”。正如美国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指出，现代人能够通过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身体的即时在场，却无法连接起心理的情感，现代青年由于害怕裹挟于亲密的社交之中，选择在虚拟世界进行逃避，然而却只换来内心的虚无与孤独［33］。当代青年希望拥有“不打扰”的温柔，也渴望得到线下的情感体验，但却因害怕被困于无边界的社交而将线上与线下分割。他们看似待在了虚拟交往的舒适圈里，实则却陷入了新型孤独的困境之中。
加拿大作家苏珊·平克在《村落效应》一书中指出，在网络时代，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必须通过面对面的社会交往，近距离与亲人朋友分享兴趣，保持亲密才能让人收获如村落生活般的归属感，在线下的交往中获得精神力和复原力［34］。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边界是在试探性地碰触中建立的，不能因为害怕尝试而选择逃避，而应是建立更紧密的社会联结，收获情感支持和幸福感。在交往中注重边界感意味着自我保护而非社交隔离，更不是袖手旁观，拒人于千里之外。换言之，人与人之间需要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增进亲密感，建立社会信任，以防发生“无缘社会”的悲剧。
2.社交部落主义：社交茧房中的认知偏差
在现代生活中的青年很容易因为追求个性化的兴趣爱好，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树立起“生人勿进”的边界，导致社交部落主义的发生。一旦陷入这种“社交茧房”之中，人们往往容易形成集体认知偏差。这一认知偏差还容易造成人们价值观念产生“内部同质化，外部异质化”的严重后果。因此，人的社会交往不能只在自己的同质圈，不能排斥跟不同类型的人交往。尤其是当今社会，青年人成长于开放包容的时代，应当用多元化的思想观点来武装自己，尊重不同的价值观，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进行差异化社交，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进行观点的交锋和碰撞，使社交符合价值多元的时代精神。
俄罗斯作家邦达列夫曾指出：“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源于边界感的缺失。”在人际交往中，社交边界的清晰与否事关自我保护能力的高低。只有在一个尊重边界、公平正义的社会中，人们才能做到真正自由地去成为最好的自己。本文从现代社会为何需要社交边界感入手，揭示社交边界建立的时代背景，勾勒现代边界观的理想图景，论证青年社交边界感的形成逻辑，阐释在中国传统社交文化影响下建构社交边界观的现实困境，致力于在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制定社交边界观的建构策略，并警惕边界感之外可能出现的群体性孤独和社交部落主义，最终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亲密且独立的社会关系。
古人云：“远而不疏，近而不狎”。远不疏意味着有距离但不疏远，近不狎的意思就是亲近而不亵渎，互相尊重。在时代浪潮下，我们所追求的现代社交边界观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亲密且独立的关系，推崇一种既铸就人格的独立性，又不因此失去丰富的人际关系的社交文化。通过现代边界观的建构，呼吁世人在交往中把握尺度，提倡高质量社交，形成大事有原则、小事有分寸、万事有底线的社交文化，以此推动中国社会中社交文化的现代性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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