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帅 甘 泉 李 彪 陈 贝 张 迪 周 冬
1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12；
2武汉市心理医院抑郁病区 湖北 武汉 430012；
3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产后抑郁（postpartum depression，PPD）在精神病命名中被严格定义为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1］。PPD 是一种常见而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与母亲痛苦有关，且可能对后代产生不良影响。产后的前6 个月可能是抑郁的高风险时段，患病率估计范围为13%～19%。在许多研究中（包括治疗试验），自我报告测量常用作临床评估［2］，例如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产后抑郁症筛查量表（Postpartum Depression Screening Scale，PDSS）或其他抑郁量表［3］。目前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夫妻关系、妊娠期的不良情绪、睡眠质量、创伤是产后抑郁的主要危险因素［3］。而本研究关注的是除了以上因素之外的孕次和产次对产后抑郁的影响。
1.1 研究对象抽取某湖北省武汉市某三级妇幼保健专科医院，将所有符合纳入标准的住院分娩孕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具有正常的理解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②自愿参加本项研究。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病史或家族精神病史；
②阅读理解能力不足以致不能正常完成问卷填写者。本研究获得了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方法本研究为现况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孕妇产后抑郁现状并进行相关因素分析。调查人员经培训后进入病房进行调查，并向研究对象介绍本次研究的具体目的和注意事项。所有问卷检查合格后当场收回，共收回问卷1 243 份，合格问卷1 211 份，问卷有效率为97.43%。
1.3 研究工具产妇的一般情况资料采用研究者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收集，包括年龄、居住区域（1=中心，2=非中心）、婚姻状态（1=已婚，2=未婚，3=离异，4=丧偶）、分娩方式（1=顺产，2=剖宫产）、慢性病史（1=有，2=无）、过敏史（1=有，2=无）。本研究的主要变量为孕次、产次和抑郁程度。抑郁程度采用EPDS，总分≥13 分表明产后抑郁筛检结果为阳性，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重。
1.4 数据分析问卷回收后，由双人录入Epi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24.0 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百分率、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采用Pearson 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的描述，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
2.1 一般情况和主要变量本研究中产妇平均年龄为29.44 岁，其中有92.4%常居住在中心区域，绝大部分为已婚状态。其中超过一半（60.4%）的产妇选择剖宫产分娩胎儿，7.9%的产妇有慢性病史，8.0%的产妇有过敏史。EPDS 量表结果显示，有38.4%的产妇已经表现出产后抑郁，见表1。
表1 一般情况和主要变量（n=1 211）
2.2 产妇抑郁程度的相关分析Pearson 相关系数显示孕次和产次均与产后抑郁呈正相关（r=0.078，P＜0.01；
r=0.082，P＜0.01），即孕次和产次越多，产后抑郁程度越重（见表2）。
表2 不同特征的产妇抑郁程度的相关分析
2.3 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将EPDS 产后抑郁得分作为因变量，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进行共线性诊断后最终进入多因素回归方程的只有产次。因此回归方程为：EPDS 产后抑郁得分（Y）=9.989+0.975 产次（X），表示产后抑郁会随着产次的增加而加重。
3.1 产妇产后抑郁的患病状况严重产后抑郁已备受关注多年，国内外均有大量的研究。O"Hara 和McCabe 的研究［2］中的一般患病率为13%～19%；
Woody 等［4］的研究显示围产期妇女抑郁症的总体患病率为11.9%；
2019 年珠海市香洲区产后抑郁患病率为16.75%［5］；
2016 年乌鲁木齐市二胎产妇产后抑郁的患病率为34.71%［6］。武汉市是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武汉市常住人口为1 232.65 万人，了解武汉市内产妇产后抑郁的患病率对促进产妇身心健康有重大意义。在本次研究中，患有产后抑郁的产妇占比为38.4%，远高于其他研究中的一般患病率，应予以重视。
3.2 孕次与产后抑郁的关系本研究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孕次与产后抑郁有正相关关系。首先可能是因为怀孕次数导致了就业或职业上的困难。有研究显示无职业是孕妇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6］。在我国，对怀孕、生育和哺乳的女性的就业保护并不完善［7］，这会给怀孕女性的经济和情绪造成压力。其次怀孕这个事件本身就会造成女性产生多种心理变化［8］。怀孕次数多意味着女性要反复经历上述情况，持续对其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3.3 产次与产后抑郁的关系从之前的研究可发现经产妇产后抑郁患病率要远高于初产妇［6］。分析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激素原因。分娩会导致产妇体内的激素发生巨大的变化，分娩最显著的生物学特征之一是伴随着几种类固醇激素的显著减少，包括雌二醇、孕酮和皮质醇，比如妊娠期间和产后期间雌二醇水平的波动可能通过破坏血清素系统的稳定而导致脆弱妇女的抑郁症状［2］。二是产妇身体变化。产次对身体的部分指标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一些妊娠并发症的发生。例如比较同一年龄层次不同产次的孕妇妊娠糖尿病的发生率后发现，初产妇的妊娠糖尿病发生率低于经产妇［9］。费丽晓［10］发现早产率随产次增高而增高，产次≥3 次的产妇早产率明显增高。华中科技大学的队列研究［11］发现，随着产次的增加，女性BMI 值、LDL-C 等心血管危险因素也随之增高。产妇若感知到自身的身体状况变差，可能会产生焦虑和担忧等不良情绪。三是社会支持和家庭原因。产次的增加，住院时间也在增加，妊娠分娩导致产妇不得不暂离工作岗位，如此反复，会造成其就业和工作的压力增大。且经产妇对家庭成员支持和情感的需要较高，影响因素在既往研究中有婆媳关系、配偶支持等［6，12］。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三孩政策的开放鼓励，孕次和产次为一次以上的妇女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本研究可为后续的干预方法探索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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