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春波
（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长期以来，中外翻译研究的重点是文本、标准、技巧等方面，翻译家本身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过去已有的翻译家研究，一般多集中于对其翻译活动和翻译观的介绍。由于儿童文学翻译在译学研究中没有一席之地，儿童文学翻译家也就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虽然儿童文学译者数量少，但译文读者数量大，而且童年时期的阅读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因此，优秀的儿童文学翻译家不可忽视。Robinson 认为人是翻译研究的中心［1］113，这一说法即便有待商榷，但是翻译活动与人息息相关，译者是翻译活动最重要的主体，所以对译者特别其译德的研究，应该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百年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科技发达并不能解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如何促使人们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健全发展，值得深思。人文精神无法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有人文精神所培育的责任伦理、公民意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形成精神世界的偏枯，使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那么这个社会纵使消费发达，物品丰茂，也不能算是文明社会，而且最终必将衰败下去。”［2］97
目前，我国翻译事业繁荣发展，然而，唯利是图、沽名钓誉之风盛行，出现了令人忧愤的情况，比如“中译中”、“抄译家”、“虚拟译者”等乱象频发。［3］因此，有必要以道德规范指导、约束翻译行为。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它通过人们的自律或一定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进行约束。研究道德的学问叫伦理学，也叫道德哲学、道德科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门古老的科学衍生出了一个分支，即应用伦理学，主要指伦理学在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应用，与人类的各种行为密切相关。［4］应用伦理学又衍生出政治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生物伦理学等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旨在解决各自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以规范本领域的行为。目前，面对译界种种不道德现象，翻译伦理学应运而生。
谈到译德，不能不谈到译者，因为译者是翻译实践的操作者。随着人类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交往增多，翻译的作用日益重要。译事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译者自然就是一个重要群体，其道德就是重中之重。“道德也和法律一样，通过个别案例的丰富细节来不断发展。”［2］99因此，有必要对杰出翻译家的职业道德进行研究，丰富翻译伦理学的内容，并对译者的从业行为有所约束。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原名任根鎏，广东鹤山人，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资深编辑。1923年出生于上海，1927年随父母前往广州，在私塾曾熟读《三字经》《千字文》《论语》《孟子》等典籍，奠定了扎实的国文基础。1937年小学毕业，旋即于“七七事变”后回老家鹤山县旺宅村避乱，次年返回上海。1942年进入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哲学名著。1946年毕业后在《新文学》创刊号发表第一篇译作《黏土做的炸肉片》。1947年真正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在《儿童故事》杂志和时代出版社陆续发表和出版译作，如《小鹿斑比》《柳林间的风》《彼得和狼》《亚美尼亚民间故事集》。50年代至“文革”结束，主要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比如《古丽雅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改革开放后，就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译介欧美作品，如瑞典作品《小飞人》三部曲和《长袜子皮皮》三部曲、意大利作品《洋葱头历险记》《假话国历险记》《木头奇遇记》、英国作品《彼得·潘》《铁路边的孩子》《魔堡》《地板下的小人》《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玛蒂尔达》、丹麦作品《安徒生童话全集》、美国作品《精灵鼠小弟》《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任溶溶也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主要有小说《我是个美国黑孩子》《丁丁探案》、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小孩子懂大事情》《给巨人的书》。2021年，20 卷本《任溶溶译文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
任溶溶曾多次获得重要奖项，如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等奖项、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22年5月19日，中国作协致信任溶溶先生，向其百岁华诞表示祝贺。①
任溶溶的翻译活动贯穿其70 多年的文学生涯，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是中国从事儿童文学翻译时间最长的译者。他能使用英语、俄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后三者为自学），知识渊博，译术高明，译介了300 多种国外儿童文学作品，而且体裁广泛、时间跨度大。这不仅为中国儿童提供了丰富、有趣的阅读材料，伴随其健康成长，“也为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提供了走出封闭、融入世界的地标和航灯。”［5］130他联手国外作家，为国内儿童文学提供了健康有益的成分，是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家最杰出的代表。本文从热爱翻译事业、翻译动机良好、慎选待译文本、坚实“忠实”标准、忠实其他主体等五个方面论述任溶溶的译德。
（一）热爱翻译事业
只有热爱工作，才能兢兢业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毫无疑问，它是职业道德的一部分。作为译者，只有热爱翻译事业，才能投入全部精力，精心选择待译文本，对其深刻解读，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忠实传递原文的基本信息和审美信息，为读者提供最好的译品。
任溶溶对翻译事业的热爱，从其从事翻译的时间即可看出。从上世纪前半叶翻译第一篇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到21世纪初仍未放下译笔，翻译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他说，“译儿童书是我的工作，又是我的乐趣。要问我休息时候干什么，我就是译儿童书。”［6］任溶溶在耄耋之年仍活跃于译坛，继续为中国小读者介绍优秀的国外儿童文学作品。
由于过去外国儿童文学方面的报道很少，任溶溶感到有责任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访求这方面的著作。在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杂志时，他有意多报道些这方面的信息，每年第三期，赶上“六一”儿童节，还刊登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旨在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努力使其在文学世界有一席之地。
热爱翻译事业，自然不可忽视译文读者。任溶溶深知，作为儿童文学翻译家和作家，应该熟悉儿童的一切。为此，他乐意“和孩子交朋友，跟家里的孩子交朋友，跟周围的孩子交朋友，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就是小时候的自己。”［7］
（二）翻译动机良好
正常人的行为是由某种愿望诱发的，即人们的行动是有动机的。动机属于思想范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应该接受道德的约束。译作如果出版发行，翻译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就关乎他人利益，要么符合道德，要么违反道德。优秀的译者绝非仅仅具备必要的业务能力，还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从事翻译活动时怀有良好的意愿。
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不外乎两点，用鲁迅的话来说，一是“别求新声于异邦”，二是借鉴“异域文术新宗”。易言之，就是为了吸取外国文学中的新思想和新形式，以促进本国文学的变革和发展。［8］257但是，对于儿童文学翻译来说，则有所不同。除了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儿童文学翻译还应该发挥思想和语言教育作用。
任溶溶翻译其他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希望为国内儿童文学工作者提供借鉴，使其开阔眼界，获得灵感。他本人也正是通过阅读和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学会创作的。更重要的是，他要让中国儿童获得艺术享受、接受思想教育，还希望对其进行语文教育。比如任溶溶翻译了《飞翔的鸟拒绝忧伤》，是要告诉孩子们，忧伤无济于事；
他翻译了《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是要告诉他们不要做任性、自私、禁不住诱惑的孩子；
他翻译了《铁路边的孩子们》，是要告诉他们，家遇变故，要互相帮助，互相信任。［5］130儿童正处在语言学习阶段，一篇短文，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向他们进行语文教育。但是，任溶溶选择国外儿童文学作品，不仅看重其教育意义，而且重视原作的趣味性、娱乐性。这些作品通常语言生动活泼，情节巧妙离奇，能够唤起儿童的好奇心，激发其想象力。如果文学作品能少一些说教，多一些趣味，“润物细无声”，发挥潜移默化之功，儿童就会喜爱阅读，在语言和思想方面皆可受益。儿童文学家梅子涵认为，一个孩子的房间里，多几本任溶溶翻译的书，对一生都有用。［9］
（三）慎选待译源语文本
因为翻译涉及决定和取舍的问题，所以也就牵涉到道德问题。［10］147学者们通常把翻译过程分为三个环节：理解、表达、校对。这只是拿到待译文本后所做的。实际上，每个译者要走的第一步，是对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对于文化交流与文化建设，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也可以产生消极影响。引进什么样的图书进行翻译，直接关系到我们文化的建设问题。［11］83在很多情况下，原文由他人提供，比如赞助人、组织者、出版商，但是译者有权决定译或不译，这也是一种抉择。他应该挑选符合本民族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文本，能让译文读者受益的文本，能让译语作家借鉴的文本。
“文革”前，任溶溶对作品的选择没有太多自由，主要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但只翻译这些，还是太狭隘了。世界儿童文学中的杰作林林总总，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绝非屈指可数。“文革”后，作为出版社重要成员，任溶溶重点介绍“安徒生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他翻译了凯斯特纳、罗大里、格里佩、林格伦、涅斯特林格、杨松、德容、福克斯等人的代表作。在编《外国文艺》杂志时，和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有联系，接触了不少国外文学资料，对他选择作品进行翻译很有帮助。
（四）坚持“忠实”标准
忠实“是翻译具体操作过程中译者应该遵循的最根本的职业道德标准”［10］191。我们通常说的翻译是狭义的，即语际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转述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意思。译者转述原文作者的意思，自然应该原原本本。解构主义这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后，虽然忠实观遭受质疑与挑战，但是译者不是作者，翻译不是创作，而是传达他人信息，增减、歪曲原文内容与翻译的本质相忤。
任溶溶不善理论，但是，凭着大量的亲身实践，通过翻译多个国家不同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总结出了自己的翻译原则。任溶溶认为，译者好比一位演员，要揣摩不同人物，表现不同风格。演员投入一个角色，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原作尽可能贴切地翻译过来。原作者风格各异，翻译的时候也应保留原来的风格，他觉得翻译就是一个字——“信”，不但文字，整个作品都要忠实于原著。［6］
译者最难的就是要隐藏自己的风格，展示作者的风格。村上春树既是作家也是翻译家，他认为，翻译的时候就应该撇开自己，可自己是怎么也撇不开的。［12］226而任溶溶的回答是：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7］他用“尽可能像”这一说法，表明自己深知绝对的忠实无法企及，但也应朝着这一目标努力。
（五）忠诚于其他主体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主要关注“忠实”（faithfulness/fidelity）问题，也就是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是否传递了原文信息，是否再现了原文风格。这一点当然重要，但却忽视了翻译活动中的人。后来有的学者将“忠实”的概念扩大，将faithfulness 或fidelity 改为loyalty，即“忠诚”。也就是说，翻译研究不再仅仅主张译文忠实于原文，还应主张译者“忠诚”于翻译活动各方。“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13］195在选择源语文本方面，任溶溶有较大的自由，可以说他是译者兼发起人，因此，这里论述其对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忠诚。
1.忠诚于原文作者
法国解构主义代表人物罗兰·巴特尔曾提出“作者死了”、“文本没有终极意义”的观点，以此否定作者意图，否认文本具有确定意义。然而，如果文本没有确定意义，文学就不可能发展，翻译也就不可能成为跨文化的桥梁。人类语言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传达意义。翻译则是要用另一种语言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忠诚于原文作者，忠实传达其作品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和语言风格。因此，忠诚于原文作者可以说等同于上述的坚持“忠实”标准。
2.忠诚于译文读者
译文如果不能达到读者期待的标准，不能得到接受，翻译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译者应该忠实于译文读者。读者也是一种翻译主体。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翻译，但他们的存在，对译者和译文产生重要影响。“特殊性质的读者预示着特殊的译文功能与翻译目的性，因此，翻译的践行策略与操作原则自然也要做出相应调整。”［14］326
儿童尚处于语言学习阶段，对于陌生词汇的接受度比成人读者低得多。［15］32因此，为儿童翻译，要控制词汇量，还要避免复杂的语法结构。年龄较小的儿童接触文学作品，要从听开始。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常常需要朗读出来，可朗读性非常重要。［15］109鉴于这一事实，任溶溶将口语化作为翻译原则，尽量使用口语，“给孩子翻译的书应该让他们听得懂。”［16］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共性，也就是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富有美感。［17］任溶溶设身处地，为儿童着想，除了语言浅明，还在译文中使用丰富的拟声词、叠音词和语气词，“不仅再现了原文的音韵节奏和声响效果，而且符合译文交际对象（中国少年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18］
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维持着人类文明的存在。人们意识到，有必要用规范、准则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以确保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规范、准则就是道德。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系统，有大大小小的子系统，也就是大小不一的群体。这些群体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有相应的道德规范。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译者遵守了译德，才能使得个人之间、社会之间和谐交流。长期以来，在翻译研究中，译者这一主体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译德。对翻译家任溶溶的译德进行研究，可以丰富译学理论研究，也可将其发扬光大，对后来的译者产生积极影响。
注释：
① 参见：中国作协向任溶溶先生百岁华诞致贺信--儿童文学--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0518/c404071-324242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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