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婧
關鍵詞：黄侃；
六祝齋日記；
佚文
近代國學大師黄侃以治學嚴謹著稱，從不肯輕易著書，曾言“年五十當著紙筆矣”(1)章太炎：《黄季剛墓志銘》，載司馬朝軍、王文暉：《黄侃年譜》，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頁。。惜其五十而殁，生前出版的專著極少，學術成果多以批注、評點、札記、日記等形式留存。其中，黄侃的日記多爲讀書札記，記録了许多精闢的學術見解，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黄侃日記先後經歷過三次整理出版。最早是潘重規編輯影印了黄侃部分日記，題爲《黄季剛先生手寫日記》，1977年由臺北學生書局出版，但印數不多，很不易得。2001年，經兩代黄門弟子歷時十五載整理而成的《黄侃日記》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起於1913年6月20日，訖於1935年10月7日。2006年，武漢大學主持編纂《黄侃文集》，《黄侃日記》作爲其中一種，再次被全面整理出版，較江蘇教育出版社版新增了1919年4月15日、16日兩天的殘頁日記，係從黄焯所撰《黄季剛年譜》中輯出。
雖然經過了學者們的精心整理，但可惜的是，黄侃日記在其生前即已闕遺，更在抗戰中有所遺失(2)據宋雲彬《開明舊事——我所知道的開明書店》一文回憶：“開明還决定出版黄季剛先生的日記和遺著。我特地到南京去，向黄念田先生取得季剛先生的日記(記得有好幾十本，是否黄先生日記的全部，現在記不起來了)。不久抗日戰争爆發，開明把季剛先生的日記和一部英語辭典稿擱在第二批運送貨物的輪船裡運往漢口，準備在漢口排印，不幸船未開行，就被日軍劫走了。我到現在一想起這樁事情，總覺得對不起季剛先生。”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10卷第31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4頁。，導致了現存日記有大量缺佚。據中華書局版《黄侃日記》書末統計的存缺表，黄侃日記雖起於他28歲訖於逝世前，但這二十二年的日記中，有近十三年的都遺失了。近日，筆者在查資料過程中，發現了黄侃1922年《六祝齋日記》的佚文五則，雖吉光片羽，却彌足珍貴。
黄侃每一時段的日記，常按室名、事項或時間來冠名，1922年上半年日記，因其此時室名爲“六祝齋”(典出《周禮·太祝》“六祝”)，故命名爲《六祝齋日記》，起於1922年1月1日，訖於1922年5月4日。這段時間黄侃生活穩定，讀書時間得到保障，因而《六祝齋日記》絶大部分爲讀書札記，學術含量很高。
可惜的是，今存《六祝齋日記》雖保存相對完整，但仍並非完帙。據黄焯在全面整理《黄侃日記》後的批注所言：“《六祝齋日記》訖於1922年5月4日(夏曆壬戌四月初八日)。先叔祖母田太夫人殁于夏曆五月初八日。前此一月，應有日記。不知何故止於四月初八日，疑有闕遺。”(3)黄侃：《黄侃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60頁。黄侃在母親去世後的兩個月内日記中輟，兩個月後更室名爲“感鞠廬”，隨後的日記也改署爲“感鞠廬日記”。那麽，正如黄焯先生所推測的，在黄母殁前的一個月，即1922年5月4日(夏曆壬戌四月初八日)至1922年6月3日(夏曆壬戌五月初八日)，黄侃尚未經歷喪母之痛，以黄侃的精勤，此時段的《六祝齋日記》也不應中斷，疑似闕遺。
筆者在查找黄侃相關資料時，發現他曾於1924年到1925年間，在《華國月刊》第1卷第7期、第8期、第11期、第12期，及第2卷第2册、第5册、第8册連續登載《六祝齋日記》。其中，1925年《華國月刊》第2卷第8册所登的《六祝齋日記》中，正有1922年5月4日至1922年6月1日這一個月的日記，補全了現有各版《黄侃日記》中《六祝齋日記》的闕遺。
據《華國月刊》在發表《六祝齋日記》時的按語云：“季剛以《六祝齋日記》及《感鞠廬日記》共八卷見寄，其中多述讀書所得，勝義紛綸，不可枚舉，其《稷通釋》《釋鳲鸠》兩篇，已别鈔專載(見本刊第四、第五兩期中)。其餘隨筆所記，有關學術者，即依日記卷次摘出，以饗學人。猶有雜文碎義，當别爲孴輯入雜著中，裂一書爲四五，削足以適履，編者之罪也。”(4)《華國月刊》，1924年，第1卷第7册，第33頁。可知，此雜志並非全録黄侃日記，而僅是摘抄其中有關學術的内容發表，因而1922年5月4日至1922年6月1日這一個月的日記，此雜志僅摘録了5月10日、11日、13日、21日及6月1日的日記五則。下面移録這五則日記，並簡述其學術價值。
取錢獻之《詩音表》，改爲直列，廢其十一篇之名，而始“影”終“微”，每類復依是爲次。錢氏於字母未爲精審，訛誤甚多。又拘於“出”“送”“收”之説，特以“來”爲首聲歸聲，皆不爲允當。若知連語之成，不僅雙聲疊韻，則其誼極韙，爲前人所未發。故重爲正之，使治詩音者，確信有斯一理。往昔取嚴鐵橋《説文聲類》諸部互通之説，亦非謂其分部審音，皆無差繆也。十日(《華國月刊》，1925年，第2卷第8册，第4頁。)
錢獻之即錢坫(1744—1806)，字獻之，號十蘭，錢大昕之侄。《詩音表》成書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之前，爲研討《詩經》古聲而作的古音學專著。其創舉就在於以《詩經》中相續的連字、對字證古聲相諧。具體方法是把這些相續之字，據雙聲等法配比。全書共分十一表：雙聲第一、出聲第二、送聲第三、收聲第四、影喻通出聲第五、曉匣通送聲第六、曉影通收聲第七、影喻同聲第八、本類通聲第九、來首聲第十、來歸聲第十一。
黄侃曾在《聲韻略説·論據詩經以考音之正變》中提道：“錢十蘭有《詩音表》，啓辟之功甚偉，而書未甚精。”(5)黄侃：《黄侃論學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2頁。但並未具體展開説明，此則日記正是黄侃在批閲《詩音表》後所作的札記，其中對錢氏《詩音表》的未精之處，有更爲具體的分析：
一，錢氏於字母未爲精審，訛誤甚多。錢坫在《詩音表》的“雙聲第一表”中列出雙聲二十一位，可以看作錢氏所確定的《詩經》古聲系統，即：
見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邦滂並明非敷奉微照穿床審邪精清從心禪日曉喻影匣來
關於以《詩經》爲代表的上古音，黄侃此時已提出了著名的古聲十九紐，如下表(6)據司馬朝軍、王文暉《黄侃年譜》，黄侃在1913年提出古聲十九紐。此表依據黄侃《音略》《與友人論治小學書》，詳見《黄侃論學雜著》，第69—71頁，第155—156頁。：
喉音影(喻)曉匣牙音見溪(群)疑舌音端(知照)透(徹穿審)定(澄神禪)泥(娘日)來齒音精(莊)清(初)從(床)心(邪疏)唇音幫(非)滂(敷)並(奉)明(微)
兩表對比，我們可以看到，二人的觀點有相同之處，錢坫本錢大昕古無舌頭、舌上之分，將知、徹、澄合於端、透、定，但有所發展，將娘合于泥。又本錢大昕古無輕唇説，將非組合於邦紐。這些觀點也同樣被黄侃所接受。但兩表的不同之處更多，黄侃從他所歸併的古聲十九紐系統出發，自然會認爲“錢氏於字母未爲精審，訛誤甚多”，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 錢坫未將群母併入溪母。黄侃則將牙音中群母併入溪母，但群母是牙音中的全濁音，五音之中候、唇、舌、齒均有濁音，唯獨牙音没有，這是不合理的。
2. 錢坫將精紐與照紐合。此爲其自創，未曾采錢大昕今齒音古人多舌音説，但錢坫此説後人多不相從。後來的研究者在陳澧《切韻考》面世後，考上古聲紐轉而以《切韻》聲紐爲立足點，認識到中古正齒照組當分爲照二、照三兩紐。黄侃接受錢大昕今齒音古人多舌音説，將照三紐“章昌書神禪”歸入端紐。而將照二紐“莊初崇生”歸入精紐，這是黄侃獨有的創見，學界公認的他對古紐研究的重大貢獻。
3. 錢坫將禪母、日母合於邪母。黄侃則將禪母合於定母；
又接受章太炎上古“娘日二紐歸泥説”，將日母歸入泥母。二人所説都有一定道理。只是黄侃將邪母歸入心母，這樣歸併有待商榷。
4. 錢坫將匣母合於喻母。黄侃將喉音喻三(于)、喻四(以)併入影母。兩人之説皆不確。後經曾運乾考證，提出了著名的喻三歸匣、喻四歸定説。
5. 錢坫將來母獨立。錢坫研究上古音聲母是以等韻三十六字母爲出發點，來母是獨立的。後世學者據陳澧《切韻考》認爲來母和端、透、定、泥同屬於舌音。
雖然黄侃的古聲十九紐並非定論，有的歸併明顯有誤，如將牙音中群母併入溪母，匣母合于喻母等，但顯然，從錢坫到黄侃，對上古音聲母的研究不斷深入，錢坫無法吸收到這些研究成果，其錯謬和不合理之處更多。黄侃的評價是公允的。
二，拘於出送收之説。錢坫説：“聲之始發爲出，從爲送，終爲收。五聲各有出各有從各有收，則有三類，是爲三聲。”(7)(清)錢坫：《詩音表》，《續修四庫全書》第2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1頁。出、送、收三聲是以發音方法而論的，實際上即指喉、牙、唇、舌、齒五音的清、濁。但黄侃認爲考求連綿字的雙聲情况，没有必要拘泥於聲母的清濁。
三，特以來爲首聲歸聲，不爲允當。錢坫説“來者，聲之歸宿”(8)《詩音表》，《續修四庫全書》第245册，第512頁。可與各種聲母相通，來紐在古聲中最爲活躍，可與許多聲紐分别搭配成相續之字。居前之來紐則稱爲來首聲，位後之來紐名之爲來歸聲。黄侃則認爲没有必要將來紐特殊化。
雖然《詩音表》有以上種種不足，但錢坫認識到可據《詩經》中兩字相續者以考古聲，即以《詩經》中的連字與對字，作爲驗證與考求古聲的材料，這是一個創舉，爲古聲紐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黄侃認同這一思路，“就《詩》文求聲，較之求韻，其用尤大”(9)《黄侃論學雜著》，第112頁。，故不計錢書之謬誤而有“啓辟之功甚偉”的高度評價。在此則日記中，黄侃還特别指出錢坫有另一重要發明，“若知連語之成，不僅雙聲疊韻，則其誼極韙，爲前人所未發”，即認識到連綿詞不僅包括雙聲疊韻，從錢坫全書十一表的篇目既可看出，錢氏所列舉的大部分連字都不是雙聲疊韻，如來歸聲第十一，是以其他字母與來母相配構成的連綿詞，錢氏列舉了桃李、稻粱、劬勞等等。
鑒於錢坫《詩音表》在思路和觀點上的創新和發明，黄侃决定“故重爲正之，使治詩音者，確信有斯一理。”要按照錢氏的思路，修正錢氏的訛誤，重正《詩音表》，具體方法是：“取錢獻之《詩音表》，改爲直列，廢其十一篇之名，而始影終微，每類復依是爲次。”檢黄侃有關音韻學的論著，有《論據詩經以考音之正變》一文，文中列有“就連字以考聲類相通之常者”“就對字以考聲類相通之常者”，此兩項舉《詩經》中雙聲的連字對字九例；
“就連字以考聲類相通之變者”“就對字以考聲類相通之變者”，此兩項舉《詩經》中非雙聲的連字對字十二例，排比例證的順序基本按照始影終微，符合黄侃“改爲直列，廢其十一篇之名，而始影終微，每類復依是爲次”的描述。只是該文篇幅有限，所舉《詩經》中的連綿詞例證較少，但雖不能確定就是黄侃對錢坫《詩音表》的重正之作，受其影響則是無疑的。特别是黄侃在文末言：“就《詩》文求聲，較之求韻，其用尤大。此在近日乃研究及之者也。錢十蘭有《詩音表》，啓闢之功甚偉，而書未甚精。《黄侃美學雜著》，第112頁。”更可證黄侃《論據詩經以考音之正變》一文是受到了錢坫《詩音表》的啓發。
《集韻》平聲二十五沾，丁兼切下“敁玷”注云：“敁挅(《廣韻》云：敁敠，稱(10)“稱”字原脱，筆者據《廣韻》補。量)，以手稱物，或作玷。”入聲十三末，都括切下“敪”注云：“敁敠，度知輕重也。”案敁敠者，商度之轉語。《漢書·律曆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書·費誓》“我商賚爾”,《傳》“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釋文》“商，徐音章”，是商、度本有章音，故可轉爲敁敠。《匡謬正俗》引當時市井之人謂算料量度爲章估，以爲章估即商估，是唐時尚存古音古字，今則音雖存而字變矣。十一日。(《華國月刊》，1925年，第2卷第8册，第4頁。)
黄侃這一則材料是考證《集韻》中的詞“敁敠”是上古詞“商度”之轉語。證明兩詞爲語轉，必須符合音近義通的原則。黄侃首先從義方面着手，他根據《集韻》和《廣韻》的注釋，得出“敁玷”即“敁挅”即“敁敠”，是稱量、以手稱物、度知輕重的意思。黄侃又指出“商度”一詞在先秦兩漢文獻中的兩處應用：一是《書·費誓》“我商賚爾”,《傳》“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
一是《漢書·律曆志》“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可知“商度”又作“章度”，在這兩處亦有稱量之意。所以“敁敠”與“商度”的釋義是相通的。
根據音轉理論，釋義相通往往是由於讀音的相同或相近，因而，黄侃第二步考求“敁敠”與“商度”在讀音上的聯繫。“敁”的反切上字是“丁”，“敪”的反切上字是“都”，皆屬於端母。據《經典釋文》“商，徐音章”，黄侃認爲“商”“度”本有“章”音，而在上古聲母系統中，章組歸入端紐。因而可以推知，“敁敠”與“商度”的聲母都屬於端母。
“敁敠”與上古詞“商度”聲近義通，當爲一聲之轉。黄侃還加以旁證，他引用了颜師古在《匡謬正俗》中對唐代市井俗語“章估”一詞的考證，颜氏以爲章估即商估，“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11)劉曉東：《匡謬正俗平議》，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69頁。。這表明，“章”字在上古與“商”字有相通的意義和讀音，在“章估”一詞中保留了“章”這個古字，也體現了“商”字具有“章”這個古音。但是，自《廣韻》《集韻》以來，“敁敠”系列的詞雖然保留了“端”母的讀音，而不再用“章”“商”這些字了。
行可來，以《韻辨一隅》(嘉定諸玉衡星五號稼軒撰。取今韻(即佩文韻)字同而韻義各異者，依字典部畫編之爲八卷，補遺一卷。)見示，但列異音，初不詳其正假。又引書頗雜，似未爲佳籍也。十三日。(《華國月刊》，1925年，第2卷第8册，第5頁。)
《韻辨一隅》爲清代嘉定人諸玉衡(字星五)所撰，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書分八卷及補遺一卷。作者撰書的目的，是要闡明“今韻中字同而韻義多異者，臚而陳之，表而出之”(12)(清)諸玉衡：《韻辨一隅》，臺北：經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第1頁。。按筆劃歸字，每字下列相關的音讀和意義。如“勞”字注：“平聲，四豪，魯刀切，音牢，倦也，勤也，病也。又憂也，《曹丕與吴質書》：未足解其勞結。又姓。”(13)《韻辨一隅》，第109頁。黄侃在覽閲之後，認爲這部書“似未爲佳籍也”，一是此書在給字標音時，“但列異音，初不詳其正假”，只是列出多種不同讀音，但是哪個讀音是正，哪個讀音是假借，則並未標出。二是此書“引書頗雜”。
北音及楚中方音，多不能分曉、心者，故西門讀如希門，先生讀如軒生，驟聽之殊可笑，然亦非無徵于古也。《詩·淇奥》“赫兮咺兮”，“咺”，况晚反，曉紐也。《韓詩》作宣，則心紐矣。宣，心紐也。蘐或作萱，則曉紐矣。故知音之變轉，無不有理可言，不知其理，而徒曰正曰訛，皆不根之談也。廿一日。(《華國月刊》，1925年，第2卷第8册，第5頁。)
黄侃注意到在北音及楚中方音中，多不能分辨曉紐和心紐，比如“西門”會讀如“希門”，“先生”讀如“軒生”。黄侃認爲此“亦非無征于古”，可能保留了上古讀音。於是，黄侃徵引了《詩經·淇奥》“赫兮咺兮”，認爲其中《毛詩》的“咺”，《韓詩》作“宣”，兩字爲異文，讀音應當相同。而“咺”屬曉紐，“宣”屬心紐，可見曉、心兩紐讀音應當相同。“宣心紐也。蘐或作萱，則曉紐矣”一句頗不易明，疑有脱誤，不敢臆測。蓋亦通過“蘐”證明曉、心兩紐讀音相同。
但是在黄侃歸納的古聲十九紐中，曉屬於喉音，心屬於齒音。黄侃並没有將兩者歸併爲同一聲紐，恐怕是嫌例證尚不充足的緣故。後來的研究者也都没有將曉紐和心紐歸併到一起的。不過，此則日記的重點似乎不在於對曉、心二紐的關係下定論，而是重點借此來探討方言語音與上古音之關係。“故知音之變轉，無不有理可言，不知其理，而徒曰正曰訛，皆不根之談也。”黄侃指出語音的變化具有内在的規律，不通曉這些規律就無法真正分辨方言語音的正訛，這是被學界普遍接受的論斷。
《開國方略》又稱《皇清開國方略》或《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清阿桂、梁國治、和珅等奉敕編輯的官修編年體史書，成書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該書起於明萬曆十一年(1583)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兵，訖清順治元年清世祖福臨在北京即位，記叙了六十一年間清朝建國的歷史過程。黄侃讀到這部書時，雖然辛亥革命已經過去十餘年，他也早已棄政從學，但由於心底一直懷有深厚的民族情感，這部書不禁又勾起了他對明清易代的沉痛思考。黄侃認爲明王朝之所以被清取代，主要的責任在其自身。一是明王朝放鬆了對清部族的戒備，任由其擴大勢力範圍，更重要的是明王朝内部政治腐敗，失去人心，農民起義，社會不穩，給滿清提供了入據神州的可乘之機。雖然辛亥革命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但黄侃仍感歎清王朝近三百年的統治“凌虐天邑，亦以久矣，悲夫”，表達了極大的悲憤，同時也表明黄侃的革命精神主要是民族主義革命精神。
以上五則《黄侃日記》佚文，或是某些具體學術創獲，如考《集韻》“敁敠”一詞是上古詞“商度”之轉語；
或是對前人音韻學著作的評論，如批評諸玉衡《韻辨一隅》；
或是揭示某種語言學規律，如通過分析北音及楚方音和《詩經》音系中曉、心兩紐的關係，來證明方言與上古音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都是極具啓發性的學術論斷。更重要的是黄侃論錢坫《詩音表》，透露出其受錢書影響的痕迹，有利於探討黄侃古音學的學術淵源；
而黄侃讀《皇清開國方略》後的悲慨抒懷，則盡顯其民族情懷和革命精神，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