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鈺
關鍵詞：《竹書紀年》；
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
清華簡《繫年》；
周平王二年；
鄭桓公
《水經·洧水注》卷二十二“又東過鄭縣東南，潧水從西北往來注之”下有酈道元注：
“《竹書紀年》：晋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1)(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51頁。
該條材料爲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所收，列於《晋紀》；
同時亦見今本《竹書紀年》，附在幽王條下，但頗有異文。爲便於討論，現據黄永年校點版《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一書，謹録如下：
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2)(清)王國維撰，黄永年校點：《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頁。
晋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爲鄭桓公。(3)《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第99頁。
另外，《漢書·地理志》注引“臣瓚”所云一段，與之高度相關。正如李學勤所言：“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指出，臣瓚其人親校汲塚竹書，這裏所説應即根據《紀年》。”(4)李學勤：《由〈繫年〉第二章論鄭國初年史事》，《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第6頁。現亦録如下，以備探討：
幽王既敗，二年而滅鄶，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邱，是以爲鄭桓公。(5)(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544頁。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鄭桓公滅鄶居鄭條”乃鄭國初年史事的重要史料，歷來解者紛紜。清人雷學淇《考訂竹書紀年》、戴震所校聚珍本《水經注》、洪頤煊《校正竹書紀年》、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趙紹祖《校補竹書紀年》、徐文靖《竹書紀年統箋》、朱右曾《汲塚紀年存真》、魏源《詩古微》。近人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人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陳夢家《六國紀年》等各有解説，其中絶大多數邵東方《竹書紀年研究論稿》已述之甚詳。今人林志純(筆名日知)《〈水經·洧水注〉引〈竹書紀年〉——一條千年來誤讀懸案》、邵東方《〈水經注〉引〈竹書紀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條考辨》專論此條材料，而沈長雲《鄭桓公未死幽王之難考》、邵炳軍《鄭武公滅檜年代補正》、蘇勇博士學位論文《周代鄭國史研究》、李學勤《由〈繫年〉第二章論鄭國初年史事》、馬楠《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鄭國早期史事》、劉光《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所見鄭國初年史事研究》、子居《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解析》等諸多論著均因論題相關，對《竹書紀年》此條有所研討。
前人之述已不爲少，亦在諸多方面取得相當進展，頗有足取之處，但各家在文本校定、發生時間、事主認定等根本性問題上仍莫衷一是。而該條材料的繫年問題尤爲關鍵，直接關涉到鄭國伐滅虢、鄶從而東遷的時間節點、在位君主以及鄭桓公是否死於幽王之難等基本史實的認定，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此條《水經·洧水注》引時，“二年”以前有“晋文侯”三字，而今本《竹書紀年》則系爲周幽王二年，與之高度相關的《漢書·地理志》注引“臣瓚”説則繫在“幽王既敗二年”，可以説關於此條材料繫年問題的分歧自其原始出處就已經存在了。
今本《竹書紀年》的周幽王二年説，很早便已有學者提出質疑。清代中葉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與雷學淇《考訂竹書紀年》皆據《水經注》條校改當時傳世的今本《竹書紀年》。而今本《竹書紀年》爲後世僞作，清人崔述、郝懿行、朱右曾、孫詒讓、王國維等已辯之甚詳，近年清華簡《繫年》的出土，更提供了有力的新證。李學勤在《從〈繫年〉看〈紀年〉》一文謂：“今本《紀年》則把古本這一段割裂，分列於幽王五年、八年、十一年和平王二十一年，顯然是不對的。其間還將‘伯盤’回改爲‘伯服’，尤爲不妥，足見其不可信。”(6)李學勤：《從〈繫年〉看〈紀年〉》，《光明日報》，2012年2月27日，第15版。今本《竹書紀年》將此條系於幽王二年當是做僞者爲了合於其以周紀年的體例所爲，其不可信，不待再言。朱右曾意識到今本《竹書紀年》可能爲僞書後，遂另起爐灶，廣搜古書，輯爲《汲冢紀年存真》，此條從《水經注》處輯得，仍從之系在晋文侯二年。後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在此條下所加案語言謂：“傅瓚親校《竹書》，其言又與《洧水注》所引《紀年》略同，蓋亦本《紀年》。然臣瓚以伐鄶爲在幽王既敗二年，以爲晋文侯二年，未知孰是。”(7)《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第16頁。王氏雖稱“未知孰是”，其《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却仍將此條系於《晋紀》下，且在《晋紀》起始時據《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加案語謂：“殤叔在位四年，其元年爲周宣王四十四年，其四年爲幽王元年，然則《竹書》以晋紀年，當自殤叔四年始。”(8)《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第16頁。由此觀之，則王氏似仍傾向晋文侯二年説，但却無法解釋爲何“親校《竹書》”的臣瓚會將此事系在幽王既敗二年。此外，該説仍有較爲嚴重的問題未能解决。
首先邵東方已據《水經注》引書之義例指出：“輯者未曾留意‘晋文侯二年’非謂直接所引文字，實爲表明紀年。”(9)邵東方：《竹書紀年研究論稿》，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6—277頁。即水經注“晋文侯”三字乃酈道元注文，并非竹書紀年原文，《竹書紀年》原文應從“二年”始，《水經注》、今本《竹書紀年》與《漢書》引臣瓚注所系的晋文侯二年、周幽王二年、幽王既敗二年均爲整理注釋者在原文“二年”基礎上依據自身判斷所加。其次，考諸《國語·鄭語》和《史記·鄭世家》，鄭桓公於幽王九年才依從史伯的建議，通過“寄帑與賄”的方式取得虢、鄶附近的部分土地，伐滅虢、鄶顯然只會在此之後，絶不會在此之前。正如李學勤所指出的，“晋文侯二年相當周幽王三年，是不可能有伐鄶之事的”(10)《由〈繫年〉第二章論鄭國初年史事》，第6頁。。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則試圖調和两説，認爲：
案幽王既敗二年，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當晋文侯十二年，則《洧水注》所引本爲“十二年”，脱一“十”字。《存真》、《輯校》列於晋文侯二年，現改列於十二年。(11)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1頁。
此説影響較大，林志純認爲：“近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1981)定之爲晋文侯十二年(周平王二年，前769)，認爲《水經·洧水注》引文脱一‘十’字，這個問題可謂解决。”(12)日知：《〈水經·洧水注〉引〈竹書紀年〉——一條千年來誤讀懸案》，《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1期，第1頁。劉光亦谓：“我們認爲：方、王二先生的校勘很好地解决了《古本竹書紀年》與臣瓚説的矛盾，正確可從。”(13)劉光：《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所見鄭國初年史事研究》，《山西檔案》，2016年第6期，第32頁。
但細審之下，方詩銘、王修齡此説亦可商兑。其認定《水經·洧水注》引文脱字并無任何版本依據，僅是根據臣瓚説之孤證“理校”。包括據宋槧善本爲底本的《永樂大典》本、嘉靖十三年黄省曾刻本、萬曆吴琯刊本、朱謀瑋箋本等早期版本在内的現存各版本《水經注》與現存各版本《竹書紀年》均無作“十二”者，且清人全祖望所見今佚之趙一清手抄本《水經注》、洪頤煊所見今佚之《水經注》另一古本，此條均與今本不同，較今本少一“惠”字，但從未有作“十二年”者。
更爲重要的是，根據近年公布出版的清華簡《繫年》有關記載可證，遲至平王二十一年，古本《竹書紀年》仍以周紀年，而王國維“《竹書》以晋紀年，當自殤叔四年始”之説有誤。前人以爲《竹書紀年》自殤叔起以晋紀年多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與《晋書·束皙傳》所言，現録如下：
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别也。唯特記晋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14)(清)阮元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 中華書局，1980年，第2187頁。
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15)(唐)房玄齡等：《晋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1433頁。
此處杜預僅言“特記晋國”，并未明言以晋紀年。誠如朱鳳瀚所言：“惟《紀年》改以晋侯之年紀年，究竟始於何年，上引杜預説與《束皙傳》似并不明朗。”(16)朱鳳瀚：《清華簡〈繫年〉“周亡王九年”再議》，《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4期，第182頁。而據清華簡《繫年》之記載與《竹書紀年》對勘，可説明遲至平王二十一年，《竹書紀年》仍用周紀年。《繫年》謂：
周幽王娶妻於西申，生平王。王又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盤。褒姒嬖於王，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圍平王於西申，申人弗畀，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餘臣於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殺惠王於虢。(17)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 中西書局，2011年，第138頁。
而《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正義所引《竹書紀年》恰也論及此事：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大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餘臣於攜，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晋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18)《十三經注疏》，第2114頁。
《竹書紀年》此處晋文公顯系晋文侯之誤。正如李學勤所説，清華簡《繫年》“就史事的輪廓來説，與《紀年》所述基本是一樣的，甚至有些語句都很相似”(19)《從〈繫年〉看〈紀年〉》，第15版。。两條材料所載爲同一事件，且皆爲二十一年事，正可相證。而據清華簡《繫年》，“依文意，應是説，攜惠王在位二十一年時，晋文侯仇在虢地殺了惠王”(20)《清華簡〈繫年〉“周亡王九年”再議》，第178頁。。攜惠王乃幽王死後所立，而此處二十一年則顯非晋文侯二十一年，乃是攜惠王在位第二十一年，亦即與之并立的周平王二十一年。不過李學勤謂“《紀年》的‘二十一’年，也應是攜王的在位年”(21)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年第3期，第71頁。，則似猶有未當。蓋清華簡《繫年》與《竹書紀年》二條材料所述事件雖同，而立場則明顯不同。清華簡《繫年》站在攜王立場，在“二王并立”的情况下，在提到攜王時，稱其謚號“惠王”，自然用當攜王紀年。而反觀《竹書紀年》，則站在平王立場，强調平王“以本大子”的正統性；
對攜王則不稱謚號，認爲其“以本非嫡”，其傾向於平王，以之爲正統，自當用平王紀年。李學勤本人也承認：“吟味《紀年》《繫年》這方面的差别，我感覺是反映出两書作者立場的差異。《紀年》是三晋之一魏國人所撰，於東遷以下用晋紀年，實即始於晋文侯。他將‘晋文侯定天子’，擁立平王，殺死攜王一事講得更有理據，是可以想象的。”(22)《從〈繫年〉看〈紀年〉》，第15版。雖然前文已述，《竹書紀年》以晋紀年未必始於文侯，但其以平王爲正統，是很明顯的。
明乎此，則知《竹書紀年》遲至平王二十一年仍用周紀年，而鄭公伐鄶之事遠在此前多年，自更應仍以周紀年，則所謂“二年”必不能爲晋文侯二年，亦必非晋文侯十二年之誤(雖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晋文侯十二年恰與正解平王二年爲同一年)。《竹書紀年》既以平王爲正統，自不會用攜王紀年，理論上説此處之“二年”只有可能爲幽王或平王二年。而據《國語》與《史記》，伐鄶之事，必在幽王九年之後，現録如下：
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23)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60—461頁。(《國語·鄭語》)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説，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後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24)(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0年，第1757—1759頁。(《史記·鄭世家》)
誠如李學勤所言：“《鄭世家》這段話是有所本的，就是《國語》中的《鄭語》。”(25)《由〈繫年〉第二章論鄭國初年史事》，第6頁。據上述記載，鄭桓公於幽王九年看出“王室多故”，試圖在東方另辟領土，於是依從史伯的建議，通過“寄帑與賄”的方式取得虢、鄶附近的部分土地，始在東方獲取一塊前進基地。以常理度之，進一步伐滅虢、鄶顯然只會在此之後，絶不會在此之前。故幽王二年之説亦可排除，從而得出此條材料的“二年”必爲周平王二年，此結論正與前述《漢書·地理志》注引“臣瓚”所言之“幽王既敗二年”相合，應爲確論無疑。
此條材料的繫年，直接關涉到鄭國東遷的時間與過程、鄭武公卒年等問題。但即便確定此“二年”爲周平王二年，根據新面世的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等材料，仍不能確斷桓公是否死於幽王之難，同樣仍無法判定伐滅虢、鄶的到底爲桓公還是武公。
據上文所引《國語·鄭語》與《史記·鄭世家》所載，一般均認爲鄭桓公已在幽王之亂中去世，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亦在幽王十一年欄處書鄭桓公“以幽王故，爲犬戎所殺”。而鄭國伐滅虢、鄶既在此後的周平王二年，則在位國君自當爲其子鄭武公。而正如馬楠所指出的“與此相應，《漢書·地理志》和唐固、韋昭《國語》注，皆以爲鄭武公始取虢、鄶”(26)馬楠：《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鄭國早期史事》，《文物》，2016年第3期，第86頁。。至於材料最後“是曰桓公”四字，林志純则認爲：“以下的‘是曰桓公’不過是把臣瓚自己的話，‘桓公無封京兆之文’的‘桓公’，割裂出來，以續《紀年》，是誤讀。”(27)《〈水經·洧水注〉引〈竹書紀年〉——一條千年來誤讀懸案》，第3頁。此論指出“是曰桓公”四字并非《竹書紀年》原文，而是後人因誤讀而衍入，甚是。考慮到古書并無現代標點的實際情况以及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所指出的大量注文被誤作《竹書紀年》原文的實例，本就不能排除“是曰桓公”本非《竹書紀年》原文的可能。而最關鍵的是《水經·渭水注》中酈道元的一條按語，已將鄭桓公伐滅虢、鄶説定爲“薛瓚之單説”，正可補證此説，現録如下：
余按遷《史記》，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於鄭；
又《春秋》《國語》并言桓公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儈(鄶)之間。幽王霣(隕)於戲，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儈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晋、鄭是依。”乃遷封於彼。《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鄭莊公)謂公孫獲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其能與許争乎。”是指新鄭爲言矣。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隱、闞骃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賢於薛瓚之單説也，無宜違正經而從逸録矣。(28)(北魏)酈道元注，陳橋驛注釋：《水經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6—267頁。
酈道元不以鄭桓公伐滅虢鄶之説爲《竹書紀年》之見，却認定其爲“薛瓚之單説”，則可知“是曰桓公”四字，實非《竹書紀年》原文，而爲薛瓚之説。酈氏既明乎此，也斷無另在《洧水注》中將其納入所引《竹書紀年》之理。由上述可知，此四字之誤讀與衍入，亦必在酈氏書成之後。而李學勤則另據清華簡《繫年》認爲“《繫年》第二章述周的東遷，也只講武公，然後相當細緻地説到武公之後的幾代，包括莊公、昭公以至厲公。可見在東遷過程中如有桓公伐鄶、虢建國的情事，是不可能遺漏的。看來《繫年》作者心目中的鄭國初年歷史，大體與《鄭語》《鄭世家》等類同”(29)《由〈繫年〉第二章論鄭國初年史事》，第6頁。。
然而，即便如此，鄭武公伐滅虢、鄶之説却仍不能被視爲定論。《韓非子·内儲説下》曾明言鄭桓公襲鄶：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内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30)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7頁。
薛瓚桓公滅鄶之説，或即本此。沈長雲在其《鄭桓公未死幽王之難考》中則認爲：“且周王室亡於幽王十一年乃人所盡知之史實，故《鄭語》‘十一年而斃當指周王室之斃，而非關鄭桓公之史實勿庸置疑矣。’司馬遷未遑深考麗致誤耳。”(31)沈長雲：《鄭桓公未死幽王之難考》，《上古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68頁。平心而論，《韓非子》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史書，而衆所皆知，戰國諸子又常爲説理需要，篡改相關事實，其可信度，遠非《國語》《史記》可比。而沈長雲之説，亦不無牽强之處。且不論王室作爲一個整體，是否可與“斃”搭配，即便如其所述，“十一年而斃”指周王室而言，鄭桓公作爲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庶弟，幽王之叔父，時在鎬京王庭任司徒，又豈能被排除“王室”而外？但2016年新刊佈的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却又明言伐滅虢、鄶乃桓公在位時所爲。現録該篇與桓公有關部分如下：
昔吾先君桓公後出自周，以車七乘，徒卅人，鼓其腹心，奮其股肱，以協於庸偶，攝胄被甲，擭戈盾以造勛，戰於魚羅，吾乃獲函、訾，覆車襲介，克鄶，廟食如容社之處，亦吾先君力。(32)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第118—122頁。
此材料出於鄭國“子人氏”太伯之口。一般皆認爲，太伯乃鄭莊公之孫，鄭厲公之母弟，亦即鄭桓公之玄孫。材料不僅明確將克鄶之君定爲桓公，而且還述及參戰兵力以及戰鬥的一些具體細節。
至此，鄭桓公與鄭武公滅鄶两説，目前皆有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支撑，俱非孤證。縱能明確鄭國伐滅虢、鄶在周平王二年，仍未可據以輕斷時任君主已爲武公。爲調和上述矛盾却又暫時無法證僞的材料，目前只能作出两種較爲合理的猜測。其一，即《韓非子》與《鄭文公問太伯》中所記的襲鄶、克鄶與鄭武公最終伐滅虢、鄶是两項先後發生的獨立軍事行動，桓公在取得“寄地”之後，曾經有過一次對鄶的小規模征伐，鞏固、發展了其東方前進基地，却并没有真正滅亡鄶國，而《竹書紀年》所載的鄭武公的軍事行動，才最終伐滅了虢、鄶两國。其二，即是《鄭文公問太伯》中，太伯由於年老臨終，記憶可能出現了差錯，將伐滅虢、鄶之事誤植於桓公身上，亦或《鄭文公問太伯》一文在流傳過程中出了訛誤，將武公誤作了桓公，而這些恰恰又爲傳世《韓非子》所本，并在此基礎上加以演繹、發揮。其中第一種猜測得到了白國紅《鄭國東遷肇始時間考》的贊同，儘管該文仍因將《古本竹書紀年》中的“二年”誤認爲“晋文侯二年”而致結論有誤，但他在研讀《鄭文公問太伯》一文後所論却不無可取之處，該文認爲：“分析簡文可知，鄭桓公‘克鄶’當爲‘勝鄶’而非‘滅鄶’之意，這由桓公此次出戰的兵力‘以車七乘，徒三十人’和最終的戰果‘如容社之處’即可得出這樣的結論。”(33)白國紅：《鄭國東遷肇始時間考》，《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3頁。筆者雖亦傾向於白國紅的解釋，不過在没有新出的更爲堅實證據的情况下，秉承“有一分材料説一分話”的審慎精神，對滅鄶之君究爲桓公或其子武公的問題，不妨仍付之闕如，以俟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