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方 李云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任务，并将“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之一。《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学者认为，“论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时候只提到了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但是后面有个‘等’字，为其他新型经营主体留下了一定的存在空间”(1)叶兴庆：《迈向2035年的中国乡村：愿景、挑战与策略》，《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第98-111页。。现有理论研究只关注到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2)付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71-90页。，实际上农村还存在与当地的产业深入融合，并且与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乡土企业。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抓住“人、地、钱”，构建要素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的制度体系，而且要构建有效的乡土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
乡土企业嵌入乡土社会，与农民具有天然的利益关联。既要促进乡土企业的发展，又要保障农民利益(3)姜睿清：《为什么农民无法从“公司+农户”中受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54-60页；
李波、张春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对湖北省50个县(市、区)的实证研究》，《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11-122页。，就需要构建一个稳态的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学术界关于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一是建构农业市场。有学者认为，以“巢状市场”为交易和互动的组织形式，能够将生计资源和社会资本转化为农民的收入。(4)叶敬忠、贺聪志：《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137-158页。农业市场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5)王春光：《迈向共同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行动和路径的社会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29-45页。二是缓解相对贫困问题。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共同富裕目标下增加农民收入(6)檀学文：《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6期，第21-36页。，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能够增强农民的市场适应力。也有学者提出共享农庄可以有效缓解相对贫困(7)李灿、薛熙琳：《共享农庄研究：利益联结机制、盈利模式及分配方式》，《农村经济》2019年第9期，第54-63页。，通过放松管制还权赋权、强化农民行为能力、保持社会流动性、未来均等机会的开放以及推进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将有助于相对贫困的治理进而提升农民的幸福感(8)罗必良、洪炜杰、耿鹏鹏，等：《赋权、强能、包容: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管理世界》2021年第10期，第166-181页。。三是建立包容性发展机制。包容性发展旨在消除个体机会的不平等，缩小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保护弱势群体。(9)郭咏琳：《从外部帮扶到内生驱动：少数民族BOP实现包容性创新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第159-180页。不能忽视包容性创新机制在保障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通过农业企业与农民的良性互动，根据市场供需变化，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尤其支持农村灵活就业人员参与农产品产业链。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是提升农民幸福感和生活品质，重点是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如何让农民参与乡村建设，乡村发展红利如何让农民共享。另外，也有学者明确提出具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即利益分配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及利益调节机制。(10)左停、贺莉、刘文婧：《相对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地方实践经验》，《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9页。
对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的研究必须纳入乡村振兴的视野，扩展性地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形态？二是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呈现哪些特征，蕴含什么样的功能？三是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呈现什么样的制度逻辑？本文以鄂西M镇“茶长制”实施过程为案例，对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进行分析。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茶产业的发展历程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能够折射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内在逻辑；
另一方面，乡土企业在推动城乡均衡发展实践中的案例能够比较完整地提炼和归纳乡土企业和农民利益联结的表现形式和实践逻辑。对此，本文从利益联结的视角切入，运用实证调查方法，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构建及优化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
一般来说，利益联结包括创造、分配、保障、协调等几个环节。(11)涂圣伟：《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研究》，《经济纵横》2019年第3期，第23-30页。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主要表现为服务、保护及返利三种形式。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中，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利益分配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及利益协调机制，且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利益分配体现了效率性，利益保障和利益协调体现了公平性。
(一)利益联结机制的内涵和表现形态
何为“利益联结机制”？根据激励约束理论，可以从激励效应和约束效应两个方面来理解。激励效应主要是引起利益主体直接行为的诱导因素；
约束效应主要是规制利益主体行为边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利益联结机制主要是指利益主体之间互相联系、互动交流及其关系调节。
一是利益分配机制。收益在各个利益主体中合理分配，是促动各个利益主体持续合作的正向激励因素。将收益的合理性分配进行制度化安排，遵循了公平的市场环境，构建兼顾效益和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既是市场竞争选择的结果，又是制度设计的巧妙布局。(12)Yuan Fang，Yahong Fan,“Impact of Farmers’ Benefits Linking Stability on Cloud Farm Platform of Company to Farmer Model,”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26,no.9,2020,pp.424-433.从实践来看，当前工商资本和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已经超出了产业化经营领域，在农业发展实践中更多地体现利益分配关系。
二是利益保障机制。在当前中国农业领域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相关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违约事件多发频发态势明显，致使农业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订单式农业以及链式农业发展空间受限。构建利益保障机制，实际上就是建立利益主体长期稳定合作的制度体系，克服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主体投机的弊端。(13)周静、曾福生：《利益联结、选择性激励与联合社的稳定性研究——基于隆平联社的案例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70-74页。政府适时介入农业市场，约束各个利益主体行为，为营造良好的农村经济环境十分重要。
三是利益调节机制。一般来说，一次就能有效实现收益公平分配的市场机制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仍然需要修补和矫正利益分配关系。政府参与利益调节，一般基于两方面情形:一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天然缺陷，以政府更好的作为来促进社会公平和市场更好地运行；
二是保护特定的主体，比如在农业市场中，小农户组织程度较低、市场谈判力较弱，政府需要以一定的方式保障小农户利益。
总之，根据联结方式的紧密程度，可以将利益联结机制分为松散型、半紧密型和紧密型三种类型。松散型利益联结主要是指农民与农村市场相关主体没有订立严格的契约，如乡土企业按照市场价格向农民收购原料，农民对土地、房屋拥有自由支配权，乡土企业根据市场行情选择交易对象和自主经营。半紧密型利益联结是指市场主体之间通过订立市场契约，互相让渡一部分自主权形成市场合作关系。(14)王艳西、谢永乐：《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市场化的经济分析与路径构建》，《农村经济》2022年第2期，第53-61页。紧密型联结机制是指农村市场主体之间订立严格的契约，互相不再是简单的要素交换关系，而是基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形成利益共同体。
(二)双向互嵌：乡村振兴与农民利益关联的理论逻辑
乡村振兴的价值归宿在于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构建稳态的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从而推动乡村发展变迁与转型。从乡村可持续发展实践可以看出，乡村振兴与农民利益联结是一个双向互嵌的过程：一方面，乡村振兴为农民利益关联提供了实践空间和政策支持，传统经营主体、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民利益的联结离不开乡村振兴的实践场域；
另一方面，农民利益联结实践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那些能够有利于丰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组织形态、制度体系的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将会增加实践效度，通过制度化、组织化方式嵌入乡村发展场域。(15)姜长云：《新时代创新完善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7期，第44-53页。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农民利益联结机制的内涵边界并不总是清晰的，它总是和乡村发展实践和政策体系紧密联系，两者是一个双向互动、互相嵌入的关系。在这个双向嵌入和结构化的过程中，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的实践模式与运行逻辑能够清晰地折射出来。
M镇位于武陵山脉与大巴山、巫山山脉的交互处，是多生物交汇渗透中心，为众多地方茶种的留存和繁衍提供了有利条件，是中国南方地方茶种最多的地区之一。茶产业已经成为M镇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首选产业。作为湖北茶的主要产区之一，M镇茶业规模化种植经历了漫长的路程。在多年的探索实践下，成功实现良种研发的新突破和基地建设的优质化。经过多年的试验和推广，成功选育了季节早、品质优、产量高、耐高寒的毛坝早、鄂茶1号、中茶108号、白茶、金萱、梅占等优质茶树品种，还有稀有良种冷后浑、黄金叶等优良品种，成为中国名茶之乡。为了推进镇域茶产业高质量发展，M镇于2021年4月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行“茶长制”(16)“茶长制”的实施过程表现为党政主导形成镇、片区、村委会、村民小组四级责任体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以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方式，围绕茶园管理、农技指导及惠农保障等方面从源头保障茶叶品质。，构建茶产业工作长效机制。从产销网络化、服务与资源供需适配、契约化治理等三个层面看，M镇在“茶长制”工作推进中主要构建了三种利益联结机制(见图1)。
图1 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的逻辑关系
(一)镇村融合：延伸区域产业链和生产网络
《意见》提出，“实施以镇带村、以村促镇的镇村融合发展模式，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镇村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重要一环，尤其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来说，乡镇和村域融合发展十分重要。通过镇域规划，充分挖掘村庄产业发展潜力。只有每个村的产业充分发展起来，构建区域产业链，尤其是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生产网络，才能形成乡镇发展的合力。但是每个村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在全镇的统筹下，避免各村同质产业产生非良性竞争，各村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开发有市场潜力的产业项目，延伸产业链，扩大生产网络，呈现以点带面的产业辐射效应。随着区域产业链的延伸和生产网络的扩大，就会形成特定的利益分配模式。农业龙头企业、农资供应商等市场主体与茶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都会与农民产生较为紧密的利益联系。通过日常互动和农产品交易，相关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就会形成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尤其是形成利益分配机制。镇村融合一方面可以培育产业、建立产业网络，另一方面能够破解农产品质量源头监管的困境，由“反应型监管”向“自主型监管”(17)所谓“反应型监管”就是发现问题后进行管理；
而“自主型监管”通过基层自治机制，嵌入乡规民约和熟人机制，实现原料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的自动化互相监督。转化。
M镇镇村融合的利益分配方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乡村多元主体联动，形成“茶业”共同体。M镇以全域实施“茶长制”为契机，延伸产业发展合作链，建立多主体合作的生产网络，打通市场、社会和农民联系的堵点。构建茶产业发展共同体，以市场带动社会活力，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比如，M镇茶业协会积极参与茶长制推进工作，经常对各村茶企和茶农进行技术指导。第二，适时供给乡村公共产品。M镇政府和茶企出资修建村庄道路，定期改造茶园，建立符合卫生标准、有一定规模的厂房。另外，还要适时监测土壤质量。第三，界定清晰的利益分配方式。基于“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理念，M镇飞强茶业公司与帮扶村大杉树村建立了“3331”利益联结机制，即农民土地经营收入入股占30%，村级集体经济占30%，飞强茶业公司占30%，村民委员会占10%。从而保障各方利益，促进茶产业发展。飞强茶业公司、硒红茶业公司、广东恩施商会共同参与，大杉树村逐步完善了“龙头企业+村级经营公司+基地+贫困户”的利益共享机制，并制定了《茶业基地管理制度》。第四，建立乡土企业合作机制。M镇主要存在三类乡土企业。一是茶叶加工小作坊，直接收购农民“鲜叶”，企农联系比较松散。二是乡村较大规模的茶企，这种茶企一般有自建的小规模茶园基地，基地规划中的茶园需要根据茶厂的要求进行管理，对茶叶的品质要求较为严格，同时也会购买基地外散户的茶叶，但主要购买符合品质要求的茶叶及“放心”农户的茶叶。乡村的熟人社会结构使茶企对本村农户的茶叶品质较为了解，不过这类茶企收购茶叶数量有限。三是乡镇茶厂，属于规模最大的乡村企业，引领和统筹全镇茶业发展的市场方向，主要以两种方式收购茶叶原料，一种是收购企业所属茶园基地的茶叶，另一种就是收购散户茶叶，或者收购小作坊粗加工的茶制品。三类企业互帮互助，共同促进茶产业发展。为此，政府、茶业协会与农民进行有效互动，建立了紧密的茶业利益分配机制。
(二)“茶、旅、文”结合：引导服务和要素供需适配
乡村振兴工作的重点是盘活农村资源，精准发展农业产业。对于山区农村来说，良好的自然环境就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比如，利用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自然条件，充分开发旅游资源，同时挖掘地方特产加工业，将旅游与农产品结合起来。另外，深入挖掘当地文化资源，本地经典传说、革命故事、淳朴民风民俗等都是宝贵的资源。农特产品、旅游、文化融合开发，建立服务和资源要素供给和需求的匹配机制，能充分挖掘本地资源，除了能延伸产业链，还能打造当地产业闭环。资源的交叉融合，形成全产业链，让农民充分受益。乡村振兴的价值归宿是增强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产业的融合发展和资源的供需适配能够保障农民的利益。在资源开发中形成的各类乡土企业，与农民产生密切的联系。农民将土地、房屋、人力资源作为“本钱”，参与乡土企业的发展，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由于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发展的积极性，就需要保障其利益。在形塑农民与乡土企业关系中，将服务和要素根据市场原则进行匹配，找准两者的利益均衡点，实现保障两者利益的目的。
在M镇调研发现，当地为了推进“茶长制”全面实施，实现“六口茶”(18)M镇为了发展有力的茶产业工作长效机制，推动全镇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六口茶”目标：绿色兴茶、质量立茶、品牌塑茶、科技强茶、文化润茶、全民护茶。的目标，充分调动各类资源，建立乡土企业和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
第一，实施“一村一品”，夯实村集体经济基础。通过明确各村产业优势，整合资源，确定每村的重点开发项目，以项目清单化的形式建立长效机制。M镇根据每个村的地域特点和茶叶种养优势，整合茶叶种类和茶产业品牌，每个村依托茶业发展一个产业项目。总的来看，M镇通过全域规划，主要发展农业观光、绿色民宿以及茶饮展览三类产业项目。一是以农科村为代表的观光农业项目，该村于2019年改造茶园100亩，2020年改造120亩，建设绿色标准化基地500亩，依托鸿达茶厂、富生茶厂、龙凤茶厂、农科茶厂等四家本村乡土企业，在打造“蕊都香芽绿茶”和“甘草茗露”的基础上，通过茶旅融合，发展观光农业。二是以夹壁村为代表的绿色民宿项目。该村于2019年改造茶园150亩，2020年改造茶园200亩，建设冷后浑第一代母本园基地，依托纪元茶厂、青岩茶厂、中兴茶厂等三家本村乡土企业，主要打造“星斗山利川红”与“生耕农社绿茶”两个茶品牌，通过建设旅游观光路线，重点发展民宿。目前本村有7家民宿，吸引了武汉和重庆的游客来旅游、品茶，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发展。三是以田坝村为代表的茶饮展览项目，于2019年改造茶园150亩，2020年改造茶园200亩，依托众益茶厂、九龙茶厂，打造“碧上早牌绿茶”，签订出口茶销售协议，大力发展茶饮展销项目。以茶业为基础，延伸产业链，推动了茶企发展和保障了农民利益。
第二，产业帮扶，服务入户。一是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送技术下乡。同时，组织茶农参加技术培训。向茶农宣讲茶园管理知识，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指导茶园冬管，督促茶农修剪通风道、施有机肥和清园消毒。茶种植技术十分重要，关系到茶叶治理和茶产业发展。M镇分管茶产业的副镇长陈某说，“好茶是制出来的，更是种出来的，亩平2000株茶苗，行距1.5米，田间自然形成通风道，不长虫子，芽头个个肥壮，这样的一亩茶园，产出的原料可制50斤左右优质干芽茶”。二是召开现场协调会，及时解决茶企和茶农的困难。现场协调会一方面可以发现问题，比如茶园管理是否合规，茶叶销售渠道是否畅通，另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困难，尽量保障茶企和茶农的利益。三是“尖刀班”下沉帮扶。由政府工作人员、社会组织、市民组成的“尖刀班”在精准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巩固精准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尖刀班”继续下沉村组，帮扶茶产业发展。四是以购代销，畅通多元销售渠道，促进消费增收。M 镇茶叶远销欧洲和非洲，同时通过推广茶文化宣传和建立抖音、快手等网络方式扩展销售渠道。茶农张某说：“春季，福建、山东老板在M镇收购。一般收购的是价格100元以下的粗茶，转手出口非洲和欧洲。”
第三，实行保护性收价，发挥政策性“兜底”保障作用。一是建设高收益的有机茶园，实行不低于市场价的保护性收价。比如，M镇与利川飞强茶业公司进行合作，一方面通过与村域茶企合作建立基地，降低小茶企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保障了茶农的利益，使茶农每亩茶叶年收入不低于7000元。二是多措并举，推进茶基地标准化生产。M镇陆续制定了《新建茶园建设标准》《茶叶初制加工厂建设标准》《低产茶园改造操作技术规程》等技术标准，出台了《茶叶产业扶贫奖励办法》《关于加快“利川红”茶产业发展意见》等政策支持，每年拿出专项资金支持茶叶产业发展，逐步形成了“星斗山红茶谷”“郁江画廊茶产业带”等茶旅融合示范点，推动茶叶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M镇积极加强与中茶所、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绿肥间作、豆菜轮茬等新技术的引进、试验和示范;通过开展绿色食品生产技术培训班、送科技下乡、发放绿色食品宣传手册、举办电视讲座、广播会、宣传车宣讲等方式，实现了基地农户绿色发展宣传全覆盖。三是树强品牌，提升茶业品牌效应。M镇实行“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发展模式，鼓励和支持企业采取股份合作、兼并、租赁、转让等形式，整合资源和品牌，扶持和壮大了一批规模大、有潜力、市场竞争力强的茶叶生产骨干龙头企业。利川红公共品牌也得到了广泛宣传和传播，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显著提升。其中利川市星斗山红茶有限责任公司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表彰为“全省农业产业化工作先进集体”，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为“全国扶贫攻坚先进集体”。
(三)相机治理：资源重置与契约带动
相机治理主要是指企业根据财务状况，调整业务流程，改善经营状态。(19)Paul Strebel，“The Case for Contingent Governance,”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vol.45,no.2,2004,pp.59-66.由于农业产业的特殊性，需要根据村庄地域特征和资源特性适时调整资源盘活机制，重点是协调参与农业产业项目的各个主体的利益，探索利益均衡的切入点。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构建乡土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协调机制，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制约因素。一是创新驱动动力不足。现阶段，正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期，乡村发展的动力必须由依靠要素拉动转为创新驱动。二是城乡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财政投入城市偏向制度的历史因素影响，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表现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农业基础还不稳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三是乡村消费潜力没有充分开发。农村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农产品原料的单向供给者角色，农民收入有限，消费乏力，城乡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消费市场。因此，基于乡村振兴的契机，需要建立相机治理机制来盘活农村资源，建立常态化的长效利益协调机制。第一，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由资源项目注入和资源禀赋带动来发展乡村转为以科技、人才和组织创新赋能乡村发展。第二，寻找农民务农增收与外出打工、在乡创业的收入均衡点。优化城乡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实现城乡和区域高水平动态平衡。第三，锚定国家整体消费市场，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通过厘正城乡内循环就是建立地域性城乡物流体系的偏识，研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与消费需求释放的适配性，实现城乡市场的供需适配和消费潜力充分释放。
在建立茶企与茶农利益协调机制的过程中，M镇采取了什么样的相机治理方式呢？通过对M镇的“茶长制”实施过程的调研发现，当地采取了以下几种策略。
第一，实施契约化管理，建立“企农”信用机制。在市场机制下，茶企和茶农都有机会主义倾向和一定的道德风险。如果两者行为突破了市场规则的边界，双方必然引发信用危机，继而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需要以合约的形式，帮助双方建立信用机制。一是签合同控制农残。让茶农签订《M镇茶叶农残控制告知承诺书》，将茶园农残控制纳入村规民约，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强化群众监督。二是协议化开拓市场。签订出口茶销售协议，与国外茶业代理商建立常态化联系，比如2021年M镇与德国茶商签订1000万美元的茶业购销协议。三是引导茶农购买茶叶保险并协助理赔，降低市场风险。四是五户联营控制茶叶品质。M镇让五户茶农组成一个互相监督小组，在农残控制、茶叶加工环节以及茶园改造等方面互相监督，并采取举报有奖的制度。
第二，实施四级茶长制，畅通茶业协调路径。M镇镇长任总茶长，联系片区的班子成员担任区茶长，村支部书记任村级茶长，小组长任组级茶长。总茶长领导镇域茶长制工作，履行总督导、总调度职责。片区茶长领导片区茶产业的管护工作，主要做好惠农保障和引导投保工作。村级和组级茶长主要了解茶农、茶园情况、宣传政策。一是茶园管理。推动老茶园改造，实施土壤改良，优化品种选育，推广新兴栽培技术。二是茶叶自然灾害监测和防治。发现病虫害及时上报，组织茶农开展生产自救。
第三，建立绿色管理模式，建立“企农”利益协调长效机制。只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才能推动茶产业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一是施用有机肥。用有机肥替代化肥，有利于保障土壤品质长期适合茶树生长。鼓励乡村茶企建设茶园基地，建立有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质量有保障的产品可追溯体系。二是严格茶叶加工卫生监督。引导茶企开展清洁晒茶、清洁加工，不准露天晒茶。鼓励茶农、茶企生产加工使用电力等清洁能源。通过以上举措，保障了茶叶质量，协调了乡土茶企与茶农的利益关系，推动了茶产业发展。
总之，M镇“茶长制”实施中，突出了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中蕴含的利益分配、利益保障、利益协调等三种利益联结机制。其中，产销网络化形塑了利益分配模式，服务与要素供需适配形塑了利益保障模式，相机治理形塑了利益协调模式。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更好保障乡土企业和农民的利益，需要进一步优化“企农”利益联结机制。
从M镇“茶长制”实施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乡土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遵循着独特的制度逻辑：一是产业延伸的市场网络主导逻辑；
二是利益平衡的基层政府引导逻辑。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产业振兴和保障农民利益，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政府对农村发展进行了全域式规划，尤其是基层政府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很多鲜活的、具有示范性的乡村振兴实践案例。毋庸置疑，农业龙头企业对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保障具有较大的辐射作用(20)邓宏图：《从合作社转向合作联社：市场扩展下龙头企业和农户契约选择的经济逻辑——以山西省太谷县某龙头企业和土地合作社为例》，《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第111-128页。，这类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政府引导和乡村能人的参与。为了让农业龙头企业更好地发挥产业发展和收益增加的扩散效应，除了需要从宏观方面建立市场和社会的联结体系，还需要从微观方面构建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M镇乡土茶企成为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的枢纽，从资源匹配、产业网络、利益格局塑造等方面，与农民建立了深入的利益嵌合关系。但是，乡土企业与农民互动中往往会出现利益分配失衡、基层治理脱嵌等问题。因此，基于M镇“茶长制”的实践逻辑，可以从紧密型利益嵌合机制、可持续的稳定契约以及形塑基层政府行为模式等方面优化乡土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
(一)建立紧密型利益嵌合机制，培育乡土企业引领带动能力
利益分配机制贯穿农村发展的全过程，稳定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品质保障的重要条件。部分地方的乡土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仅仅限于农产品的买卖关系，实质性的利益带动和联结不多。农资需求与农产品供应缺乏有效的衔接平台，致使农业效益不高、农产品售卖渠道有限。(21)吴新叶：《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企业角色及其调适——以贵州乌蒙山区乡土企业X茶园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67-77页。小农户的分散经营无法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价格低、风险大等状况突出。因此，需要培育和发挥乡土企业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引领带动能力，使乡土企业与农民紧密合作，形成紧密嵌合型的利益分配关系。一是探索共享农庄模式。比如，M镇以拥有“利川红第一村”美誉的兰田村为中心，依托星斗山自然风光、以利川红茶产业为契机，发展茶园体验、产茶参观、休闲度假、土家文旅，将楠木村及其周边区域打造为星斗山利川红茶产业特色区域、恩施土家族特色民宿示范基地，形成村域内外两个利益共享圈层。村域内形成农民、乡土企业、基层服务组织以及村干部的交互关系，建立多元盈利模式、利益分配和调节的村域内循环机制。在村域外，主要是基层政府、市民社会、市场网络等主体与村域产生联系。从而形成村域内和村域外利益共享双循环模式。二是推动乡土企业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工作。M镇鸿达茶叶公司参与帮扶农科村43名脱贫户，强化农科村与茶产业品牌建设，并融入区域茶品牌体系。该茶企适时调整脱贫村帮扶工作模式，总结前期经验，融入乡村振兴大局。尤其注重企农联结的惠及面和可持续性，从长远和全局着眼，注重整体效果。三是培育专业化的市场服务组织，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比如M镇茶产业协会，为本地茶业发展提供全程的社会化服务，注重服务联结，帮助农民节本增效。M镇茶产业协会与乡土茶企和农民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参与茶产业发展，增强茶产业引领和带动能力。
(二)构建可持续的稳定契约，形成“阶段递进”利益联结模式
稳定的企农合作关系，有利于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久增收。现阶段，一些地方时常出现农业企业或者农民违约的情况，实质是影响了农业发展的整体信用体系。(22)付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146-165页。对此，一方面可以创新性地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结合各个村域实际，设计一套盈利和分配方案。同时，尝试建立“三农”领域的征信系统，将企业和农民的市场行为纳入基层治理范畴。另一方面建立“阶段递进”利益联结模式，发挥农业经营主体的合力。“阶段递进”主要是包含时间和资源两个层面。从时间上来说，在每个阶段的产业发展、经营主体数量等会发生变化；
从资源上来说，主要是结合各个经营主体的优势，优化资源配置。
具体来看，一是乡土企业与农民建立契约型、股权型利益保障机制，拓展农民参与发展的机会。农民参与乡村产业项目，与乡村企业建立紧密的契约关系，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M镇上坪村春露茶叶公司通过与村民签订无公害茶叶管理、生产、销售协议，采取帮助建设有机茶园、实行不低于每亩5000元保护价收购、免费提供技术指导等具体措施，带动村民参与茶叶产业发展。二是将资本优势与资源优势有机结合。龙头企业在经济实力、市场信息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在产业发展和农产品原料和价格中处于主导地位。龙头企业与农民的直接联结中，容易产生“企业控制产业”现象，使农民在利益分配中处于边缘地位。(23)叶敬忠、胡琴：《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主要挑战与重点回应》，《农村经济》2022年第2期，第1-8页。乡土企业作为龙头企业和农民的利益联结中枢，发挥了中介和利益矛盾缓冲的作用。比如，M镇双溪村众益茶厂、青岩村纪元茶厂、夹壁村中兴茶厂与龙头企业飞强茶业公司合作，建设标准茶园850亩、完成入园路9千米、建设高标准农田及酸化处理1000亩。乡土企业一方面与龙头企业具有紧密的资本和业务联系，另一方面直接面对农民，能够将农民的需求、原料和产品信息及时传达给龙头企业，与龙头企业和农民之间建立紧密的利益关系。
(三)形塑基层政府行为模式，建立农民“节本增效”长效机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协调机制的实践探索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经验。不管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践探索，都需要坚持民本逻辑，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因此，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强化市场思维和服务意识，有利于增强基层政府对农村发展的领导力，进一步构建农民节本增效的长效机制。
一是谋划利益协调长效工作机制。M镇以“茶旅融合”的思路，推动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形成利益联结长效机制。具体来看，第一产业以高标准茶田、楠木种植、冬桃种植等为主的现代农业种植为基础；
第二产业以现有茶产业为基础，利用“利川红”品牌优势，做大做强茶产业；
第三产业以特色民宿、采茶体验园、加工体验区、茶产展览馆等休闲旅游活动为主，结合茶产业、星斗山资源开展旅游项目。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保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蹴而就的短平快产业项目往往难以在农村“生根”，也不会给农民带来长效收益。增强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关键在于秉持以民为本理念，着眼长远和大局，创新农业经营主体利益保障的长效工作机制。从微观上来看，就是需要持久保障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尤其是形塑两者之间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二是培育农业经营主体“互信”关系。M镇基于包容性合作理念在全镇大力控制农残，应对出口茶叶标准化调整，同时指导乡土茶企与村民加强订单式茶叶种植、加工和销售合作。乡土企业与农民互信关系的建立，是构建良好产业生态的关键环节。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互信”的核心理念是乡土企业与农民关系的动态平衡，企业适应市场发展及对接农民的需求。在互动中建立良性循环模式，主要包括企业指导、联结帮扶与内生驱动三个阶段。三是党建引领农产品项目开发，凝聚全社会合力。M镇成立镇茶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框架，凝聚外部支持和内部推动的动力资源，督促乡土茶企、茶叶商贩、茶叶农贸门市、茶农严格遵守《湖北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监督茶产业管护工作的良好氛围，为乡土茶企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尤其是优化村支部班子结构和提升村支部工作人员素质非常重要。夯实基层党组织力量，一方面可以奠定产业发展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能够保障乡土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协调长效机制的形成。
保障乡土企业与农民的利益以及建构两者利益联结机制，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衔接”的实践样态。从湖北M镇“茶长制”实施的实践模式来看，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主要包括利益分配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三者互相关联，共同促进乡土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关联。乡土茶企与农民的利益联结紧密程度，与乡村发展水平和长效性息息相关。M镇乡土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具体体现为镇村融合的产销网络关联、服务与要素供需适配以及契约化治理。但是，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常常出现“裂痕”，需要建立利益嵌合机制、长效稳定的契约以及形塑基层政府行为模式。
从湖北M镇“茶长制”实施中探析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的实践过程和制度逻辑，发现通过构建两者利益联结长效机制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考量新的因素。第一，合理配备村支部班子，加强人才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引导和人才的支持。两者对于乡土企业与农民利益保障和联结非常重要。村支部是农村发展的“火车头”，班子成员的素养十分重要，尤其是村支书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M镇茶塘村为了发挥党员干部、群团的带头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激发村域内生动力，成立了红色党员分队、蓝色脱贫分队、粉色巾帼分队、绿色青年分队等四支茶旅融合助力志愿分队。“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因此，需要科学培育选拔村支书及村支部班子成员。同时，引进农业专业技术人才。主要引进有志于服务于“三农”工作，懂得农业技术和城乡规划的人才，提高其待遇，为其创造发展环境。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第二，关注村域产业动态演化和村企平衡发展。一般来说，每个村只有一个主导产业，同时延伸出多元产业。在一定阶段，成立一个主要的乡村企业来开发主导产业，同时不拘泥于这个主导产业。基于主产业，积极开发第二产业，形成产业集群，产业之间互相支撑。适时调整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关联模式。比如，实施“三乡”工程(24)“三乡工程”是指湖北省从2017年8月开始为推进乡村发展，实施的“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工程。，以及M镇兰田村改造村民住宅、完善基础设施、创新经营模式来提升村综合服务能力，建立乡土企业与农民紧密的利益联结长效机制，实现产业转型和农民增收。第三，要发挥产业合作社的实际作用，让乡土企业和农民与合作社形成紧密的利益关联。M镇苦茶村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茶园、林地统一流转建立村集体联合农场，进行茶叶产业专业化管理。同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不符合成立条件的合作社或“空壳”合作社的监管，引导产业合作社、乡土企业和农民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紧密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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