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洁，王 硕，〔日〕小幡佳菜绘，刘 晴
（清华大学 外文系 北京 100084）
提 要 考察语言与新媒体研究发展进程，可以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入手，探讨已有研究是如何解释和评价新媒体环境中的语言使用、互动交际方式，以及使用者之间关系构建的。在研究视角层面，语言与网络新媒体研究从早期对网络语言进行分类、描述其特征，转向关注网络新媒体环境中交际模式的变化，以及信息的生产、传播、接收方式的重构等更为深入的研究。文章着重从人与语言、人与群体、人与社会3个方面分析网络新媒体研究中的语言身份认同构建、线上共同体构建、舆情检测与语言治理。在研究方法层面，语言与网络新媒体研究既承袭了社会语言学的经典研究方法，又根据新媒体的特征不断进行拓展和创新。文章重点讨论线上民族志研究，因其重视线上空间的复杂本质，可以对动态的、发展变化中的网络语言生活进行尽可能全面准确的观察、描述和分析。相较国外，中国线上语言研究发展迅速，形成了语言与网络新媒体研究的中国特色：（1）将网络语言纳入生活，提出线上语言生活状况研究；
（2）注重对网络语言的追踪和汇总，词典编纂成绩显著；
（3）重视网络新媒体中的舆情监测与语言治理。
作为信息全球化的一部分，网络新媒体①本文以“网络新媒体”统称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等渠道，以及电脑、平板、手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媒介。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在移动客户端阅读新闻、获取资讯，在朋友圈发布图片和文字，在购物网站进行日常采买；
网络社交平台成为我们与朋友联络、与同事沟通的重要渠道；
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和短视频成为人们重要的休闲和社交方式；
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疫情期间，人们把教室、办公室和会议室“搬到”线上，尽可能保持正常的工作和学习节奏。这些都在影响着疫情期间乃至后疫情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网络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在线上空间的延续。
语言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的创新性使用，及其所反映的语言生活变化，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焦点。从网络新词和表情符号的快速传播，到“淘宝体”“甄嬛体”等网络语体的流行，再到“火星文”“抽象话”等亚文化语言在年轻人中间的使用，网络新媒体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语言生活，其中一些词汇和用法从线上走到线下，成为人们面对面交际互动的一部分。当互联网走进人们的生活，尤其以个体参与度高、交互性强为特征的网络2.0成为主流应用时，人们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和消费者，也是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还可以是更大范围内公共话语和舆情的关注者以及推动者。这就使得当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移动互联为表现的网络新媒体区别于以往的媒体形式，展示出独特的语言和传播特征，不但改变了人们的语言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交际模式乃至生活方式。
本文从网络新媒体语言研究的发展出发，探讨不同研究视角下网络新媒体中使用者与语言的关系（身份认同）、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共同体构建），以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语言治理和舆情监测）。在研究方法层面，本文对这一领域的主要语言收集、数据分析等方法进行回顾和梳理，着重讨论网络新媒体中逐渐成为主流研究的线上民族志方法，并分析这一研究方法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虽然网络新媒体研究已经开展近40年，但是由于新技术、新现象层出不穷，研究人员仍需密切关注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不断进行理论、实证和研究方法创新，并结合我国线上语言生活状况，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与网络新媒体研究，以揭示和分析其对语言生活带来的深刻改变。
互联网环境中独具特色的语言使用催生了第一批互联网语言研究。早期研究有20世纪80年代的Murray（1985）和Severinson Eklundh（1986）等。90年代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计算机媒介交际期刊》创刊（1994），Herring（1996）编著的《计算机媒介交际：语言、社会和跨文化视角》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关注网络环境中的共时模式（如即时信息）与历时模式（如网络论坛）中语言使用的区别，强调媒介给语言带来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语言特征，比如表情符号的使用、网络新词的构成、口语与书面语的混杂等。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语言研究由媒介导向转为使用者导向，即在认可互联网技术对语言带来影响的同时，反对技术决定论，不再对“电子邮件语言”“博客语言”等以媒介为分类基础的语言使用进行描述性研究，而是将研究重点转为互联网技术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下对人们的语言使用产生影响，以及语言资源怎样帮助使用者在具体情境中实现交际意图。比较广为人知的研究成果包括Crystal（2001）《语言与网络》，Aitchison & Lewis（2003）《新媒体语言》，Androutsopoulos（2006a）的专刊《社会语言学与计算机媒介交际》，以及Danet & Herring（2007）《多语互联网：语言、文化和在线交流》。
十余年来，语言与新媒体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研究从不同视角和研究传统出发，分析人们在网络新媒体中的言语行为，并聚焦网络2.0时代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特征，深入探讨网络新媒体的理论构建、研究方法和研究伦理规范等问题。其中，Tannen & Trester（2013）从语篇分析视角研究网络2.0对人们的互动和交际方式带来的冲击，讨论这一新的媒体形式对语篇分析中语境构建带来的改变；
Androutsopoulos（2015）通过民族志研究分析社交媒体上的多语实践，提出“网络多语”概念并强调人们通过对语言资源的选择从而展现自我和构建社会网络；
Georgakopoulou（2017）分析网络环境下的“语境折叠”（context collapse）现象，即网络信息受众的扁平化现象，并探索新媒体研究中逐渐显现的伦理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De Fina & Perrin（2019）则从叙事学出发，对网络新媒体中的叙事、互动以及新媒体叙事学的理论发展等进行探索。在这一时期，布洛马特（Blommaert）及其团队在一系列网络新媒体研究中，尝试将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如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加芬克尔的社会秩序等概念运用于网络新媒体研究，从而描述和解释线上环境中人们的自我表达、关系构建和社会秩序的保持等现象。他们的研究不仅涉及以英语为主的欧美网络新媒体环境，而且包括以中文、荷兰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为媒介的线上平台；
不仅对微观网络语言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而且致力于理论创新；
不仅进行实证研究，也开展方法论的讨论，为语言与网络新媒体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如Blommaert 2017b，2019；
Blommaert & Dong 2020；
Blommaert & Varis 2013a；
Dong & Blommaert 2016；
Maly &Blommaert 2019；
Szabla & Blommaert 2017；
Varis & Blommaert 2015）。
本文从网络新媒体使用者与语言的关系、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使用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3个角度探讨这一研究领域的新发展。身份认同、共同体构建、语言治理和舆情监测是语言战略研究、语言政策和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命题，在互联网不断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今天，这些命题在线上空间的呈现，与它们在线下空间的区别，以及它们对语言生活的影响，都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的人与语言：身份认同构建
人们在交际互动中运用多种语言、语言变体以及细微语言特征，展示、构建和协商不同的身份，并实现不同的交际目的。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人们的交际空间，线上的语言使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独特的交际环境、多样化的交际资源以及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都使身份构建的过程更为复杂（Blommaert 2017a；
Al Zidjaly 2019）。一些新型身份也在互联网的使用和发展下顺势而生，比如网络“水军”（罗兵，杨衡2012）、游戏玩家（Manning 2013，2020）、直播博主（Li & Blommaert 2017；
王丽，李理2018）等。为了全面认识网络新媒体中语言身份的构建，社会语言学者们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索，其中既有交际互动（如Donath 1998；
Jonsson & Muhonen 2014；
Spotti 2019）、语言变异（如Jaffe et al. 2012；
Paolillo 2001）和语言接触（如 Sebba 2007；
Warschauer et al. 2002）这些社会语言学传统子领域的研究，也有对上述研究传统在不同程度上的交叉结合研究（如 Androutsopoulos 2006b，2007a，2007b；
Leppänen 2007；
Leppänen et al. 2009；
Manning 2020）；
还有一些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范式，而是聚焦网络新媒体环境下身份构建过程的流动性、多中心性和复杂性等特征，进行理论和研究方法创新（如Blommaert 2017b，2017c；
Blommaert & Varis 2012，2013b，2015）。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的身份认同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首先，线上语言身份认同研究聚焦网络新媒体交际环境的特殊性、语言资源的多样化和异质性，论述它们对于个人和群体身份构建的影响。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网络交际环境的虚拟性，为构建虚拟身份带来了较大的自由度（Leppänen 2008；
Manning 2020；
笪玉霞，柴磊2015；
罗兵，杨衡2012）。boyd（2014）认为，交际双方在线上环境中由于无法直观地看到对方的面貌、表情、体态等外在特征，因此增加了身份确认和协商过程的难度。在这种环境下，不少网络用户通过运用特定的语言特征来构建特定的身份。比如人们可以选择带有性别特征的网名以及相应的语言特征，从而构建与自身不同的性别身份认同；
再如平时比较内向、安静的人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中也许会表现出活跃、外向、敢于表达或其他性格特征。不过，这些虚拟身份并不是“虚假”的，它们通常是真实“自我”的不同侧面，是人们在线下环境中难以表达的自我，或是其更理想、更希望拥有的身份认同。这些虚拟身份往往与线下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并在不同层面的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第二，互联网凭借其跨地域的可访问性为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提供了新的公共话语空间，人们可以创造性地使用多种语言和符号资源，从而构建和协商不同的身份（Androutsopoulos 2006a；
Deumert 2014；
Tannen & Trester 2013）。一些多语多文化群体，如跨国移民、在线游戏玩家等，在网络新媒体交际中展现出的语言选择、语码转换、语言混合等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构建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Li& Juffermans（2011）研究了荷兰华人移民，尤其是移民二代在社交媒体上的语言使用和互动情况，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荷华人青少年群体的线上语言经历了从以粤方言和繁体字为主，到目前的以普通话和简体字为主的转变过程。他们认为这一变化符合线下语言变化的大趋势，并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快速、便捷地进行全球移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也随着他们一起来到了移入地社会；
同时，通过互联网技术，移民群体可以随时随地与家乡的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并使母语得以保持，因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就变得更为复杂，由此而构建的身份认同也呈现出更为多样性和动态化的特征。
其次，网络新媒体身份认同研究注重考察和反思特定群体的在线互动模式，认为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构成方式都带来了改变，人们的身份认同也随之发生变化。Maly & Varis（2015）通过探讨“微群体”（micro-population）这一概念，描述了语言超多样性时代人们通过获取特定的文化特征，形成以该文化特征为核心的群体，从而构建身份的过程。Dong（2017）对某品牌汽车的车友会成员进行调查，发现购买和使用该品牌汽车只是加入其车友会的“敲门砖”，成员还需要通过特定的话语展示出他们对该汽车的了解、对其品牌文化的认同、对该汽车的推崇等等，从而构建微群体身份。网络新媒体环境使这一现象更加突出，涉及范围更广，微群体成员可以进行跨国、跨地域、跨文化的交际互动，在某些情况下，线下微群体可以走向线上，线上交际互动也可以延伸到线下，因此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身份认同构建模式。Blommaert（2017c）探讨了网络新媒体中展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潮流，认为互联网为其使用者提供了构建特定身份认同的语言和符号资源，比如告诉人们如何谈吐、如何着装、吃什么食物、读哪些书，就可以成为所谓的“潮流人士”。诸如此类的身份构建话语被称为“如何”（how to）类型，即以特定的言语行为模式为目标，通过向网络新媒体使用者展示这些言语行为模式特征，以及与网络新媒体使用者进行互动，从而将其培养成可识别为某一类型的人（Blommaert & Varis 2012）。与下文中“轻共同体”概念相关，群体成员通过关注细微的语言身份特征以及凭借点赞、分享和转发等在线互动方式，构建具体化、风格化的“轻”（light）身份，从而补充并超越了以传统社会学意义的国籍、性别、种族等因素为基础来定义的“重”（thick）语言身份（Blommaert 2017c）。尽管单独来看，许多“轻”身份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它们数量大、形态各异、动态性强，可以通过网络媒介嵌入到线下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从这一角度来看，在构建语言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互联网是一个规模大、具有明确指向性和规范性的语料库，可以被用于收集和传播特定形式的知识和信息，并形成特定身份话语的公共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身份认同的构建也呈现出更加复杂、多维度和多层级的样态。
总体而言，在语言身份构建层面，网络新媒体给人们的交际资源、交际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产生了新的身份实践，这为学者们全面探究身份认同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尽管本文回顾了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但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身份认同构建也更加趋于复杂化，新现象和新问题不断涌现，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创新，以及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
（二）网络新媒体中的人与群体：线上共同体构建
“共同体”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人们通过语言使用与他人进行交际互动并形成共同体。个体的语言变化需要得到共同体内部一定程度的认可和使用才能成为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从多个角度对共同体概念进行讨论，并且不断完善相关理论，在语言与共同体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董洁，等2021）。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和本土社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时空限制，与远隔万里的人们进行实时沟通、获取资讯。因此社区和共同体概念在全球化语境中面临一定挑战，也得到相应拓展。互联网使人们能够与现有共同体联系，并在日常的线上语言使用中不断创建新的对话者共同体（Morgan 2014）。近年来，“虚拟共同体”“数字共同体”等研究不断涌现，本节统称为“线上共同体”。
线上共同体研究通过应用和扩展现有的共同体概念，探索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的共同体构建。“言语共同体”是社会语言学中重要的共同体概念之一，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其内涵得到进一步阐释和扩充。经典的言语共同体概念主要包括以Hymes（1962）为代表的交际视角，以Gumperz（1964）为代表的互动视角，和以Labov（1972）为代表的变异视角。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守一定的语言规范，成员和非成员之间可以通过语言的使用进行显著区分，且成员共享解释言语行为所遵循的准则。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共同体成员的言语规范呈现出新的形式和意义，并且共同体成员身份和共同体边界也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Danet & Herring（2007）认为在线上互动中，语言使用者可以同时属于一个或多个言语共同体，他们在线上空间的交流过程中通过共享知识、价值观和对语言规则的解释方式从而构建共同体。总体来看，与传统意义上的言语共同体相比，线上共同体的边界更为模糊，具有更强的不稳定性。
此外，“实践共同体”和“想象的共同体”也应用于线上研究。线上实践共同体借鉴和拓展了温格（Wenger）等人关于实践共同体的定义（Lave & Wenger 1991；
Wenger 1998；
Wenger et al. 2002），指在时间和地域上分离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关注点、相似的问题或者同样的爱好，在网络环境下分享经验、交流思想，从而获得在某一领域知识或专业技能的提升（张丽，张际平2011）。从这一视角出发的语言研究将线上语言使用视为一种实践，通过这种语言实践构建的共同体就被视为线上语言实践共同体（Angouri 2016；
King 2019；
Newon 2011，2016）。Newon（2011）应用实践共同体的概念，研究在线互动游戏中用户如何同时使用语音和文本进行沟通，构建共同体成员身份，并在线上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协商共同体内角色和相应的责任。Angouri（2016）通过分析线上病患交流平台语料，指出线上共同体中，成员们通过在线沟通病情、提供建议和情感支持构建共同体，并依据病情程度、对治疗方法的了解程度、以及在线上共同体中的活跃度协商共同体内部角色。可以看出，线上共同体不是实践共同体向网络环境的简单迁移，也不是“在线共同体”与“实践”的简单叠加。线上环境虽然对实践共同体的互动交际方式有一定影响，但它也可以使共同体较少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在线实践拓宽实践共同体的范围和意义。同时Anderson（1983）的“想象的共同体”也得到了应用和发展。boyd（2008）将这一概念扩展为“想象受众”，她对使用MySpace的美国青年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民族志研究，并提出由于不能面对面看到网络参与者，人们通过在社交网站上传个人资料等方式进行印象管理，向想象的受众“提供一种想象谁应该在场的必要方式”。由此而产生的想象受众也许与实际受众不同，但是仍然会对网络使用者的言语行为、互动方式等产生重要影响。
一些研究探讨线上共同体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受众扁平化等特征，并提出这一领域的新概念。与上文讨论的“微群体”身份相关，布洛马特及其团队应用“轻共同体”（Light Community）概念，探讨人们通过关注细节和“细小”（light）的事物，如网络新媒体中的多模态资源、模因等，利用特定的在线互动模式构建“轻共同体”，这就与民族、国家、社会阶层等“重”（thick）共同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Blommaert 2017b，2019）。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既属于不同的重共同体，也通过线上的语言实践构建多个轻共同体，比如在我国“虎扑”线上体育社区中，人们按照不同的体育爱好组成了不同的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共享一套特定的体育话语，如在足球社区中用“总裁”指代“C罗”，用隐晦的幽默语言开只有共同体成员才懂的玩笑等。其中有些体育社区需要严格的资格审核才能成为其中一员，而另外一些社区则是相对开放、通过语言实践进行构建的。总体来看，与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相比，轻共同体的边界比较模糊，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轻共同体概念旨在解构线上和线下语言实践环境之间的区别，从而构建一个相互渗透的线上-线下联结点（online-offline nexus），在这一联结点上，人们既需要融入“重”共同体，也需要构建“轻”共同体。
在线上共同体层面，网络新媒体带来了独特的语言使用和共同体构建方式，推动线上和线下空间形成互嵌关系，使我们重新认识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动态、多元和复杂的关系。线上共同体研究从现有理论概念出发，运用和拓展了言语共同体、实践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等概念，并从多个角度表述线上语言实践共同体的特征，从而推动了理论的进步，提出了如“轻共同体”等超越线上和线下二元对立的创新概念。
（三）网络新媒体中的人与社会：舆情监测与语言治理
针对社会热点事件，人们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资源，进行“围观”、表达观点、追踪事态发展。在纷繁复杂的声音中，如何通过网络进行舆情监测，又如何通过网络舆情制定科学的语言政策，是社会语言学的热点议题之一。
舆情是民众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的总和，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温度计和晴雨表，是民意的综合反映（魏晖2017）。舆情是通过语言进行的意见表达，因此与语言息息相关。通过观测人们的语言生活动态，政府和相关组织可以借舆情了解社会，调整政策与语言规划，维护语言健康发展和语言生活和谐（赵世举2016）。可以说，在新媒体时代，舆情监测和语言治理密不可分。强化网络语言舆情的监测与分析，全面准确地把握语言生活舆情动态，对于推进政府语言政策决策模式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张挺，魏晖2011）。
国内外学者在舆情监测与语言治理方面的研究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舆情监测聚焦于语言舆情，分析舆情中的元语言特点和规律，讨论语言舆情与语言规划、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与危机鉴别的互动关系（屈哨兵2011；
张平2014；
祝峰，杨明宏2020）；
微观层面则侧重于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中的语言现象，探讨新媒体语言对于使用者语言能力的影响，为语言规划制定者提供参考依据（Leppänen 2007；
Plester & Wood 2009；
Cunliffe et al. 2013）。宏观层面注重社会因素对于新媒体语言的影响，微观层面注重语言在新媒体框架下的使用规律与特点。两者互为补充，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舆情监测与语言治理现状及社会语言学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在宏观层面，为了及时全面地了解和客观科学地分析语言生活动态，21世纪以来我国的学术研究机构进行了全方位的语言观测体系构建（赵世举2016）。2009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了语言舆情研究中心，专门开展舆情案例分析、舆情监测与汇集方法等研究。《语言文字应用》期刊于2017年第4期推出语言舆情研究专栏，刊登了相关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此外，在国家语委的支持下，国内涌现了一批针对网络舆情与语言规划的研究，或从理论的角度探讨语言舆情的特点，或从具体语言舆情出发，分析舆情与语言规划之间的关系（张挺，魏晖2011；
张平2014；
赵世举2016）。张挺和魏晖（2011）对语言文字网络舆情进行研究，发现多元文化的博弈、新媒体的特点以及网民对于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的渴望组成了语言文字舆情事件发生的背后机理。魏晖（2017）梳理了语言舆情与语言规划之间的关系，认为基于舆情的语言规划有利于提高语言规划的有效性和公众对于语言政策的接受度。张挺和武超（2017）分析了多起国内自媒体语言舆情事件，总结了语言舆情传播过程中的4个特征，即在新媒体环境中，语言舆情发生更加迅速；
参与者多为普通群众；
传统媒体的跟进使得舆情快速发酵；
听任其“自生自灭”是舆情消失的常见途径。在案例研究方面，屈哨兵（2011）分析了2010年5月至8月广州地区发生的“撑粤语”事件，探讨普通话推广过程中，普通话与方言、文化与方言等的关系。他提出在新媒体时代，政策制定者应该调整语言政策，引导语言教育，坚持语言普及，完善语言服务。此外，Yan（2013）分析了新浪微博上关于“英语蚂蚁在汉语长堤打洞”的相关博文，探讨了汉语语言净化争论中的语言意识形态问题。他发现微博用户通过多种比喻和互文手段，强调了“一个民族和一个语言”的意识形态。高一虹和孟玲（2019）选取了网名为“走饭”的大学生自杀身亡前3个月在其主号和附号两个微博账号的近千条原发微博，分析其话语特征，特别是自杀倾向的表达。文章发现，这些微博中频繁使用符合抑郁症特征的表述，使用死亡隐喻和意象，进行去语境化和碎片化的表达。该研究从个案出发，总结分析了新媒体平台中死亡话语的特征，为相关机构从宏观层面及时干预青少年自杀行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微观舆情监测和语言治理层面，学界对于新媒体语言是否需要治理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新媒体语言是否危害语言的纯洁性是争论的焦点之一。部分学者认为新媒体语言稳定性差、不规范、追求标新立异等特点对语言学习者产生了负面影响（钱明2017；
乔月2019；
李国，等2020；
陈欢欢2021）。同时，新媒体语言中低俗用语和语言暴力现象增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张挺，刘靖文2012；
刘晓萍2017；
罗譞2018；
刘敏2019）。另一部分学者将新媒体语言视为一种方言和变体，认为这种创造力很强的语言不仅不会危害主流语言，反而会对读写能力的提高起到辅助作用（Plester & Wood 2009；
张薇，王红旗2009；
Chen et al. 2011；
Ghazali 2020；
Lai & Tai 2020），比如Plester & Wood（2009）以短信语言为例，探讨短信语言对于英国小学生读写能力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学者发现短信语言的使用与传统读写能力发展呈正相关。相比从不使用手机的学生，广泛接触短信语言的学生在单词拼写和语音方面表现更好，并且学生也能够区分短信语言与正式的书面语言。
Chen et al.（2011）构建了新媒体读写能力模型，认为新媒体读写能力包括接受和产出2个维度，囊括传统读写能力、技术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3个方面。掌握新媒体读写能力意味着新媒体使用者可以通过网络，在遵守社会文化规约的情况下，使用语言与他人进行顺畅交流。从这个视角来看，新媒体语言是在一定语境下，创造性使用的一种语言。因此，新媒体语言并不会影响传统读写能力。Ghazali（2020）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受访者在问卷中认为使用社交网络有助于他们提高英语口语和交际水平，但对于提高语法和写作的作用有限。Lai & Tai（2020）通过对香港565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新媒体上进行社交有助于增强他们学习中文的动机。总体来看，新媒体语言中低俗用语和不规范使用等现象会对语言使用者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新媒体语言使用者具有自主性，可以对语言的使用进行自主判断并对使用场景进行区分。
在舆情监测和语言治理层面，网络新媒体的普及提出了新问题，也带来了新挑战。人们在多种多样的新媒体平台上表达观点，畅所欲言。对于语言研究者来说，将新媒体语境纳入研究范畴，监测人们在新媒体环境中的语言生活，并批判性地对新媒体语言使用进行治理，不单单是我们了解社会、了解语言的渠道，也是让学术研究产生社会效益、回馈社会的重要方法。
在网络新媒体不断普及、线上语言使用日趋多样化的同时，研究方法也得到了相应的拓展和创新。有些研究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扩充，以适应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的语言特点；
另一些则通过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交叉融合，在样本采集方式、语料类型、数据规模和分析工具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在量化研究中，鉴于网络新媒体存在信息容量大、种类丰富、轨迹可追踪等特征，研究人员可以快速收集或者挖掘大量语料，形成语料数据库，构建更为精准的语言使用和变异模型（Danesi 2020）。特别是大数据的出现，使得人们对语料数据的掌握和分析达到了一个高峰，在揭示语言变化规律、预测其趋势以及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功能。如Lanchantin et al.（2012）收集并分析了32名13岁学生的即时信息，发现这些学生通过字素认知将声音转化为字母或表达方式。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该研究认为网络新媒体中的书写实践影响了或是决定了研究对象的书写结构。Tagliamonte & Denis（2008）选取了71位15～20岁母语为英语的青少年发送的即时信息，对这些总量达100多万词的网络新媒体语料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研究对象通过传统方式书写的文本与网络新媒体文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对于这一结论，Baron（2010）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网络书写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传统书写对词汇的复杂运用，这就使得网络书写与传统书写产生了很大区别，并且会进而影响其对于意义的表达。
Huang et al.（2008）研究了216条即时信息中表情符号的使用，并发现表情符号对于人们在线上交际中的情感交流、所交换信息的丰富性和有用性等方面都会产生正面影响。他们提出表情符号并不单纯起到装饰性效果，而是可以使交际双方在情感交互层面和认知层面都充分参与到线上互动中来，这与传统的线下交互方式有很大不同。此外，Zappavigna（2011）通过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竞选获胜24小时内收集的45 000条社交媒体推文进行语言学分析，认为话题标签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语言学现象，使得话题可以被其他网络新媒体使用者搜索到，并通过对同一话题的讨论和互动形成线上共同体。这一用法背后的含义可以解释为网络新媒体使用者“搜索我、认同我的观点”等深层次的内在需求（Danesi 2020）。
在质性研究中，网络新媒体的语篇分析、会话分析和内容分析比较普遍。近年来，线上民族志对网络新媒体语言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重要的语言使用变化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从而获得了质性研究学者们广泛关注和越来越普遍的使用（Varis 2016；
Blommaert & Dong 2020）。因此本文重点关注这一既传统又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线上民族志（online ethnology）也被称为互联网民族志（internet ethnography，boyd 2008）、数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logy，Murthy 2008）、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logy，Hine 2000）。本文使用“线上民族志”这一概念，并认为线上空间是线下生活的延续，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新媒体获取资讯、交际互动、开展工作和学习，线上与线下生活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生活空间（Blommaert & Dong 2020）。线上民族志承袭经典民族志中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原则，根据网络新媒体空间的具体特征进行调整和反思，探讨在线上环境中开展民族志田野工作所面临的困难，解决相应问题，力求使线上民族志能够更好地适应网络新媒体环境的研究需要。
线上民族志聚焦实际生活中的语言使用，反对将语言剥离出其具体语境，抽象地进行研究。同时，线上民族志重视研究者的积极参与，并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层级性，因此需要通过长时间、全方位的田野工作，才能对人们在线上空间的语言生活进行充分且准确的分析（Varis 2016；
Blommaert & Dong 2020）。同时，网络新媒体也为民族志研究带来新的挑战。首先是网络新媒体中“气泡效应”所导致的信息偏差（Blommaert & Dong 2020）。在互联网研究中，气泡效应是指由于算法原因，人们获取的信息是根据他们此前在网络上浏览、搜索和互动推算而来的，因此会造成互联网使用者信息窄化，其态度和观点不断被强化，减少了他们获取不同信息或接触不同意见的机会。其次是研究对象的身份难以确定。经典民族志注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进行长时间、频繁密切的接触，从而对他们进行参与式观察（Herring & Androutsopoulos 2015）。然而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研究者只能远距离观察研究对象的线上活动而难以准确判断其身份，这就使田野调查者变为旁观者，从而失去了传统民族志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构建的紧密关系。再次，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的“田野”应如何界定。在传统的民族志研究中，田野调查的场所相对确定，场所中人们的语言和行为逻辑也具有可预测性。然而随着互联网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互嵌过程进一步加深，线上和线下空间逐渐融为一体，相互塑造，这就使得民族志田野难以准确定义，为民族志研究带来新挑战。
虽然面临困难和挑战，但是线上民族志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扎实的实践积累，成为网络新媒体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Leppänen et al.（2009）对芬兰年轻人群体进行线上民族志研究，发现他们通过在网络新媒体平台上的多种语言和文字的使用，构建了超越地区、民族、乃至国家界限的身份认同。Coleman（2010）通过线上民族志研究调查了数字媒体土语化现象，认为线上语言符号，如网络模因和它具有独特网络特征的语言正在形成一种数字土语，在网民中得到广泛使用和发展。Blommaert及其团队在推动线上民族志研究的发展中也作出了不懈努力。如Li & Juffermans（2011）调查荷兰华裔青年在网络新媒体平台中的多语使用情况，以及他们构建的多语身份认同；
Dong & Blommaert（2016）的线上民族志研究提出通过运用网络新媒体的非正式学习已经成为人们自我发展、语言身份认同和社区构建的重要部分；
Maly（2017）研究线上小众媒体平台中的文化品位话语，并通过话语分析揭示他们的共同体构建过程。我国学者也对线上民族志投以持续的关注（如张娜2015；
郭建斌，张薇2017；
孙信茹，王东林2019）。
民族志研究重视线上空间的复杂本质，采用多种方法对动态的、发展变化中的网络语言生活进行尽可能全面和准确的观察、描述和分析。对于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挑战，线上民族志研究采取相应措施，调整方法策略，拓展理论基础，对所面临的难题进行深入反思，并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发展，从而更好地适应网络新媒体时代的研究需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互联网逐渐得到普遍应用，并催生出一系列互联网环境下语言使用的相关研究。在过去10年中，国内外语言与新媒体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层出不穷。这些研究聚焦网络和移动互联环境中线上用户的参与性和互动性特征，深入探讨网络新媒体的理论基础、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下面我们就网络新媒体研究中呈现出的两个主要问题进行反思，并根据前文对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层面进行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与新媒体研究方向。
第一个问题是新媒体语言研究的必要性。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新的语言现象层出不穷。有些语言现象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从出现到在线上环境中广泛使用，再到逐渐消失的过程，而另一些则有着更强的活力和更长的生命周期。新媒体语言更新迭代速度快、稳定性低，我们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呢？虽然这一领域的学者通常认为该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些论述往往在本领域内部获得支持，而跨学科、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有限。我们认为研究新媒体语言不仅可以了解新语言现象的出现、传播和消失，更能够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当一些新媒体语言现象消失后，还有更多的类似现象不断涌现，因此对其生命周期和传播模式的探究和分析十分必要。此外，有些新媒体语言现象从线上走向线下，成为人们日常交际互动的一部分。对于这些成功保持了使用活力的语言现象，深入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显得尤为迫切。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快速迭代更新的还是长久使用的新媒体语言，都可以高效、直观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和新趋势，从而成为语言学者研究当今社会生活的重要切入点。
第二个问题是网络新媒体的“虚拟”属性。网络新媒体也被称为“虚拟”空间，由此而来的还有“虚拟”身份、“虚拟”社区等。因此有学者质疑，对“虚拟”的新媒体语言进行研究有何现实意义。通过对国内外主要文献的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人们在网络中有一定隐匿身份的可能性，但是虚拟空间中的言语交际或多或少保留着他们在线下交际互动中的特征，因此完全的“虚拟”是比较少见的。同时，人们在网络中的言语活动通常会留下痕迹，对这些痕迹的追踪使得人们在新媒体环境中的身份不能完全匿名。另外，网络新媒体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完全割裂的，许多线上流行的语言现象走向线下，也有不少线下形成的社区挪移到线上，线上和线下空间形成互嵌关系。如果统计一下人们每日在网络新媒体上花费的时间，或者问及他们因为不能上网或是没带手机而产生的焦虑，我们就不难看出，网络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线下生活在线上空间的延续。可以说，新媒体语言与“现实”的语言生活或许各有特点，但是没有本质区别。
我国语言资源丰富，线上语言研究发展迅速，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与网络新媒体研究。早期的网络语言研究集中在网络新词方面，比如谐音（斑竹），数字（666），缩略（不明觉厉），中英混杂，古字、旧词新义（囧）等。随着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加，使用者日趋年轻化，网络语言使用情况呈现复杂化的趋势，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也更加多元，比如“火星文”和近年来的“抽象话”，都在短时间内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又因其负面形象而迅速退出人们的网络交际互动。当前的语言与新媒体研究逐渐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将网络语言纳入生活，提出线上语言生活状况研究。近20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国家语委组编）持续关注和探讨网络语言研究，刊发相关文章，如《网络语言状况》（2005），《网络语言热》（2008），《火星文现象》（2009），《过好虚拟语言生活》（李宇明2011），《微信里的语言生活》（毛力群，张安澜2014）。线上语言生活状况研究将网络语言根植于生活之中，并提出现实与虚拟网络语言生活的双维转向。第二，注重对网络语言的追踪和汇总，词典编纂成绩显著。虽然国外也有《牛津因特网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Internet）这样的严肃词典，但大多数仍然属于《城市词典》（Urban Dictionary）等娱乐性的网络用语列表及相关解释。而我国学术领域一直对网络语言认真对待，编纂出版词典10余部。第三，重视网络新媒体中的舆情监测与语言治理。舆情是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情绪、意愿、态度的总和。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政府和相关组织通过观测网络舆情可以了解社会动向，调整政策规划，维护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发展。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繁多，舆情监测与语言治理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
总体而言，网络新媒体虽然具有强烈的即时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但其催生的一系列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具有普遍、持续、线上线下相互影响等特征。可以说网络新媒体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的线下生活场景延伸到线上空间，一些线上空间的语言现象也走向线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得以使用。随着“元宇宙”等概念以及相应科技手段的发展，对网络新媒体空间中的语言使用、交际互动模式、社会形态的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成为时代赋予社会语言学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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