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男 孙帅玲 马晓北
中华民族历史上每当发生重大瘟疫流行，中医药都在其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医家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时，都是在继承前人防治疫病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时疫病特点，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与手段，产生防治疫病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最终以著作的形式流传至今。《伤寒杂病论》即为张仲景在东汉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时，根据其诊治过程与施治方药整理而成，提出以六经辨证治疗伤寒。《温疫论》则是吴又可在明末崇祯年间疫病流行时，在以伤寒之法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根据临床观察病证表现大胆创新而成，提出“异气”“戾气”病因说、“邪气初在膜原”病位说以及“表里九传”辨证方法。清代“温病四大家”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提出温病辨病、辨证方法，如叶天士《温热论》“卫气营血辨证”和吴鞠通《温病条辨》“三焦辨证”等，丰富发展了疫病理论与实践。
2002年至今，不断有新发突发传染病小范围或是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如非典型性肺炎、甲型H1N1流感、H7N9型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中医药均积极参与其中并有效降低了病死率。2020年起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至今已持续三年。目前为止，针对新冠肺炎尚没有确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疫苗也还不能完全阻断疫情的传播。新冠肺炎出现以来，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显著地低于国外[1]，中医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二十年有关中医药防治疫病的临床、实验及理论研究繁多，其中有关疫病经典防治理论进行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本文就此做简要评述。
中医疫病古籍文献是数千年中医疫病理论和实践精华的载体，是中医临床证据的主要来源，是中医学术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据。收集和整理中医古籍疫病文献，挖掘现代疫病的共性认识及特点，探索古今疫病理、法、方、药之间的内在联系，能为现代疫病的临床防治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为现代急性传染病的诊疗、防治拓宽思路。张萌等[2]提出基于中医文献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古今疫病文献研究应采取传统文献研究与现代数据挖掘技术相结合的方法。
1.1 应用传统文献研究方法进行疫病文献研究
有学者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陈仁寿等[3]通过对古代有关疫病的非医药文献和医药文献进行了研究，发现古代防治疫病方法多种多样、用药灵活、针对性强。他通过对中医药辨治疫病的历史回顾发现，伤寒与温病中包括疫病的内容，疫病有寒疫、温疫与杂疫之分；
疫病成因有多种学说，如非时说、运气说、乖戾说、六淫说、邪毒说、正虚说[4]。杨荣源等[5]以中医历代文献为依据，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中医防治肺系疫病的学术内涵和理论展开探讨。
有学者基于中医古籍文献对疫病的病名进行了分类考证，如刘珍等[6]认为，历代疫病种类繁多，其病名及内涵不断演变和发展，在各个时代有所不同，存在病名概念模糊、病名不统一的问题。他们基于中医古籍疫病理论，从疫病名称的古籍出处、古籍内容等方面对疫病、疫疠、瘟疫、温疫和肺痨、大头瘟等肺系疫病，痢疾、黄疸等消化系疫病，天花、麻风、鼠疫及动物传染性疫病等疫病名称进行了考证辨析。
1.2 结合数据挖掘等新技术进行疫病相关中医文献研究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研究者需要将传统的文献整理研究方法与现代数据挖掘方法、互联网技术等结合起来进行中医疫病文献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开发。如彭丽坤等[7]收集明清两代部分医籍、医案、医话总共8本559例治疫处方，将其中关于疫病症状、用药方面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及规范，运用因子分析的数据挖掘方法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挖掘，得出疫病与人体体质密切相关，疫病总属热邪为患，最易伤及营血，疫病多属危急重症、病情复杂变化多端等规律。邓雪仪等[8]系统建立了古代肺系疫病文献数据库，发现古代肺系疫病与本次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辨证分型虽不尽相同，但高频用药多为清热药、解表药，处方规律则将泻火解毒改为辛凉宣肺，注重顾护胃气。
中医理论中的每一个概念，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对某个理论的高度概括从而形成其代称，因此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医疫病病名也不例外，它不是简单地作为疾病辨识符号来加以使用。中医疫病病名的确定与使用，实际上与具体的中医疫病理论相联系。换言之，某个具体中医疫病病名就是某个具体中医疫病理论的映照，这就是疫病研究中要首先研究疫病病名的意义所在。
中医学在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在提出具体的诊疗方案之前，首先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即目前所发生的这一传染病在中医学中属于哪一类疾病中的哪一种疾病？这需要医者基于这一传染病的当下临床表现和发病特点，与中医古代疫病经典著作中的疫病命名原则和相关具体疫病的概念、临床表现等进行比照分析，确定其病名，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病因病机，确定治则治法，从而提出治疗方案。因此，正如《伤寒论》中“辨某某病脉证并治”一样，医者在确定针对某一新发突发传染病的诊治方案时，都必须先辨病、再辨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陈仁寿[4]通过对中医药辨治疫病的历史回顾发现，古代疫病的名称较为复杂，又称疠病、天行、时行。刘铁钢等[9]指出，新冠肺炎的中医命名目前有疫病、瘟疫、寒疫、寒湿疫、寒湿肺疫、湿瘟、湿疫、湿毒疫、温疫、湿热疫、肺瘟、风瘟、冬温、风温夹湿之疫疠、木疫等。经分析，该病的中医命名可统称为疫病、瘟疫；
根据病证性质和病机特点可命名为“湿毒疫”，能够反映湿性病证贯穿始终、瘀毒阻滞的疾病特点。杨薇等[10]提出了基于吴又可“杂气说”命名新冠肺炎的建议。范逸品等[11]认为本次新冠肺炎更符合寒疫特征，同时提出本病可分为两个阶段，2019年11～12月属于寒燥疫，2020年1月及以后属于寒湿疫。
对中医经典著作中疫病病名进行考证，梳理中医疫病辨病的原则与方法，结合现代疫病防治研究规范中医疫病病名，可以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诊治疫病确定基本路径。
3.1 研究古代名家名作经典辨治理论，总结古代中医疫病防治相关理论
当代学者通过对于中医经典著作和代表性医家防疫思想、理论和临床经验的深入研究，丰富和完善了中医疫病经典理论方法与实践，凝练出中医疫病防治理论优势与特色所在。
有学者研究了《黄帝内经》中的防治疫病思想。岳冬辉等[12]发现，《内经》中阐述了运气变化与疫病发生的相关性、疫病的病因病机、疫病的发病规律及疫病的防治等内容。黄玉燕等[13]提出，《内经》认为疫病发病与天、人、邪三方面因素有关，人的正气虚又逢气候、运气失常时则易感邪而发病。对疫病的病因病机应根据临床表现分析，也可结合运气学说根据发病时间分析。
有学者对张仲景疫病理论进行了研究。王东军等[14]认为张仲景疫病理论寒温同具，其疫病理论可见于《伤寒论·伤寒例》《伤寒论·辨脉法》及《温热经纬·仲景疫病篇》。有研究者认为，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在疫病发病理论方面与前人相较多有创新[15]，是书将疫病称为时行，将流行性和气候失和作为判断疫病的标准，论及寒温两类疫病，并强调寒温分治。
李董男[16]研究发现，金元四大家认为疫病因正虚邪实而发病，提出疫邪秉天地而成、趁体虚而入、因情志而甚，以扶正祛邪为基本治疫原则。刘完素倡导施用寒凉祛邪，李东垣则强调顾护脾胃、扶助正气、甘温除热，朱丹溪寒温同用。疫病全程需顾护脾胃，谨慎使用寒凉药物，坚持中医“治未病”理念，增强人体正气，调畅情志。
有学者研究了《温疫论》疫病防治思想。赵克勤等[17]认为吴又可明辨伤寒时疫与温疫不同，使温热病从伤寒体系中脱离出来，许多理论和观点对清代温病学家影响极大。张献忠等[18]认为，《温疫论》破除了将瘟疫混同于伤寒的传统理论，极大推进了对于瘟疫的科学认识。
黄玉燕[19]总结了传统的疫病传变理论，提出疫病有多种独特的传变规律，可概以六经传变、表里传变、三焦传变、十二经传变、卫气营血传变等。
3.2 结合新冠肺炎等新发疫病之临床实践，总结中医疫病防治经验与方法
有学者针对新冠肺炎的辨治进行了分析研究。刘淑真等[20]运用伤寒和温病经典理论，分析了新冠肺炎的中医病因，并应用两大理论体系的六经及卫气营血辨证阐述其病机及传变规律，选取有效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方药，结合临床实际效果，分析总结应用于各证型的方剂。赵钢等[21]认为新冠肺炎的病因病机为疫疠之邪犯肺，正邪相争，阻遏卫气，由表入里，发病因素主要包括正气因素、自然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中医治疗以祛邪扶正为大法，分轻型、普通型、重型及危重型，采取辨证论治。李明阳等[22]分析发现，此次新冠肺炎主要以湿毒为主，湿邪影响肺，处方基本以麻杏甘石汤加葶苈子、苍术、藿香贯穿始终，以提高肺宣降功能、祛湿为主。本病各期主要定位均以肺、脾胃为主，通过各期临床症状，进行肺、脾胃补泻，配合相应药物进行辨证论治，并遵循“卫、气、营、血”传变规律进行防治。贾振华等[23]提出新冠肺炎病位在肺，病因为感受“冬温之毒”，从口鼻而入，侵袭肺络；
指出疫毒袭肺、邪热壅肺、毒热闭肺为其核心病机。
有学者针对肺系疫病诊治展开了研究。王永炎等[24]认为，中医学认识肺系疫病应有一定的时间、空间观念，不能被病原体所困扰，而应着眼于病因的产生、病因与机体的相互作用，从病因作用于机体后出现的证候来把握病因、寻求治法。吴兆利[25]认为，应在继承中医经典理论基础上，循于经典，不囿于经典，探析肺系疫病的发病规律，要根据具体疫病的本身演变规律来认识疫病的本质。郑齐等[26]提出，中医肺系疫病诊疗理论经历了在伤寒理论范畴内的孕育、从伤寒理论体系逐渐分化、病机治法理论在宋金元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伴随明清温病理论体系的发展以及西学东渐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五个阶段。
3.3 基于中医疫病防治的经典理论和现代临床实践，发展疫病防治理论
周仲瑛提出以“疫毒”为病机辨证核心，确立疫病的辨治方法，认为疫毒是外感而来，兼夹六淫之邪侵犯人体后引动内伏之邪，可在体内化湿、生痰、致瘀、伤阴，与湿、热、寒、痰、瘀等病理因素相互胶结，构成疫病的复合病机[27]。杨映映等[28]基于仝小林院士诊疗疾病的指导性思想“态靶辨证”，从“态靶”的角度去审视疫病之因，并探讨“疫邪”(对疫病病因的综合性称谓)的致病特征。方邦江等[29]率先提出了新冠肺炎“急性虚证”病机理论，倡导“全程补虚”的新冠肺炎中医防治策略，制定了“急性虚证”病因病机、治疗原则、代表方药等。在中医危急重症领域内有关“全程补虚”的阐述，不仅是疫病治法上的突破，也是对中医外感热病内容的丰富和充实，是中医外感热病理论的新发展。
4.1 发现中医药防治疫病研究的关键问题，明确未来疫病研究重点领域
当代中医在疫情防控中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医疗环境不同于古代。目前，中西医两套医疗体系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此次新冠肺炎的防治就是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并且取得了较好的防疫效果，中医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医药防疫的特色与优势，需要中医临床者认真总结此次防疫中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发现中医药防治疫病中还存在哪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今后的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研究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医临床者需要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进一步优化中医疫病防治的理论和方法。
杜宏波等[30]认为目前传染病的中医预防理论缺乏完整体系，其方法众多但基础研究及系统评价不足。刘辰昊等[31]提出中医药临床证据和中医药疗效的科学评价体系不足，中医药第一时间防治疫病的机制亟待完善，优势资源整合不足，信息化体系建设不够，中医药防治疫病基础保障体系建设亟待加快，中医药疫病防治人才培养不足。何伟等[32]提出，未来中医疫病研究的重点领域及关键问题是坚持中西医协作救治的疫病联防机制、全面规范开展中医药防治疫病临床研究、建立系统的中医疫病学理论体系、探索中医疫病发病风险预警方法等四个方面。
4.2 整合现代科学研究新方法，实现中医疫病理论研究的新突破
古代医家在预防和治疗疫病的实践中形成了许多有效的防治经验，如何将这些经验总结提炼上升到理论上的突破，并在医学界形成共识，就需要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证据，需要引入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现代传染病研究方法与多学科协同交叉研究方法，加强中医疫病理论内涵研究，力求实现中医疫病理论研究的新突破。
董斐等[33]提出，今后研究应着眼于将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整合到中医疫病研究中，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产出高质量临床研究证据，探索中医与西医的有机协同，实现最佳的疫病诊疗效果，提出循证中医疫病学建设思考。谷晓红[34]认为，应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思路，通过加强跨学科和跨部门研究合作，实现知识的汇通和整合，发挥中医疫病学在应对新发、突发疫病方面的作用；
采用多学科技术和手段研究和解决中医药防治疫病的关键科学问题，揭示中医药治疫疗效的关键科学内涵，实现中医特色防治疫病新设备、新工具的应用，提出中国特色的疫病防治康方案。杜宏波等[30]认为，以现代传染病规律为基础，多学科协作，做好基础贮备，可提升中医疫病精准预防及治疗能力，而加强中医疫病理论内涵研究与多学科基础研究储备是中医疫病事业未来发展的方向。邓凯文等[35]认为，通过对隐藏在中医药疫病防治理法方药的超分子作用规律进行分析，探讨其现代化关键科学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有望阐明中医药疫病防治的科学原理，研制出组分中药，加速疫情控制。
中医学历史上，疫病经典防治理论有伤寒和温病两个体系，温病防治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两类，即以是否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而分为温病与温疫两个亚体系。因此在当代中医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就有着多个防治理论体系的选择与实践的问题，迫切地需要新的统一的防治理论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在本次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时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本文认为应该是以临床疗效为唯一标准，探索将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表里九传辨证等融合统一后构建现代中医疫病防治理论新体系。
郭玉琴等[36]提出，传统温疫学派学术思想驳杂而有失系统化。从辨症论治急治标、辨证论治重病位、辨病论治鉴寒温、辨舌论治知应下、辨体论治明常变、审因论治捣病源六个方面，总结温疫学派代表医家的多元辨治思维，尝试建立“症-证-病-舌-体-因”一体化的温疫综合辨治模式。孙伯欣等[37]提出瘟疫辨治理论创新应继承和发扬中医瘟疫理论辨证与辨病施治的优势，贯彻中医“治未病”思想，重视药物配伍规律的研究，以及中药剂型的改革，积极开展对各种传染性疾病的防治研究。结合现代医药技术，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的优势。谷晓红[34]提出要加强中医药核心理论引领，系统整理挖掘宝贵的疫病学术思想及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疫病防治理论体系。杜宏波[30]认为中医疫病理论体系是一个比对数据库，其以经典理论为依托，以现场调研为基础，围绕核心病机配合个体化辨证的防治体系，对于新发传染病的防控是一种成功模式。
在中医防治疫病的历史上，如果说东汉时期《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和明清时期《温疫论》的表里九传辨证、《温热论》的卫气营血辨证和《温病条辨》的三焦辨证分别是中医疫病防治理论的两次重大突破的话，此次新冠肺炎的中医药防治实践，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中医药人防治疫病的一次成功的生动实践。基于已有的中医防治疫病的经典理论，全国的中医药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多新理论与新方药，这就对传统的中医疫病经典防治理论提出了新挑战，需要我们加强中医疫病防治理论的研究。中医疫病防治理论研究应该是在挖掘整理研究中医经典防治理论为核心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传染病防治认识与研究方法，构建中医疫病防治新体系，从而形成中西医有机融合的传染病防治体系，服务于现代传染病卫生防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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