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杰 王学振 彭 英 何静可 刘翠静 赵凤青△
自杀一直是一项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自新冠(COVID-19)流行以来，全球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检出率进一步上升[1]。自杀在我国初中生群体中十分凸显，近期研究表明初中生自杀意念和行为的检出率高达20.9%和10.8%[2]，远超疫情之前的检出范围[3-4]。处在青春早期的初中生尚未形成成熟的心理功能和应对方式，抑郁焦虑等情绪困扰频繁出现[5]，自我伤害行为也时有发生[5-6]，这些因素都会提高自杀的风险。自杀风险既包括自杀意念和尝试，也包含自杀想法的表露和实施的可能性，常用于衡量个体所处的自杀危险状态[7]，被视为生命安全的重要警示信号。因此对初中生的自杀风险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这一群体的自杀问题，为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有力依据。
以往有关初中生自杀风险的研究大多是在变量层面进行探讨[8-10]，尽管采用总分或临界分数能够解答自杀风险的水平、检出率和影响机制等问题，然而这一方法忽视了群体内的异质性，例如，即使自杀风险水平相同，不同个体在不同自杀维度上的得分并不一致，而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已得出的相关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有必要根据个体在具体自杀风险项目上的表现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进而进行深入研究。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LPA能够从连续的外显变量中揭示潜在的类别，其基本原理是基于相似的项目反应将同质的个体归为相同的亚组，异质的个体归为不同的亚组[11]。作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统计技术，LPA已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12]。基于潜类别分析方法的自杀研究较为匮乏，仅有的文献只分析了我国中学生和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潜在类别[13-15]，尚未有研究涉及自杀风险这一广义问题。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开始关注并重视自杀的保护因素。自杀的缓冲假设(buffering hypothesis)认为一些心理结构可以为面临压力的个体提供缓冲，降低自杀风险，其中认知和信念系统是能够为个体带来心理弹性的重要来源[16]。后续研究也证实了认知与信念范畴内的积极心理品质对青少年自杀的保护性，如控制感[17]、生命意义感[18-19]、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20]等。控制感指个体对自身掌握和管理生活事件的感受[21]，生命意义感强调个体对自我存在的本质和价值的主观感知[2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则看重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信念[23]。然而，这些保护因素与自杀的关联研究皆是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当考虑自杀风险的异质性时，保护因素对所有潜在类别的个体是否仍然能发挥保护作用？各因素的保护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先前研究未曾深入探讨。
针对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提出两个主要目标：首先，采用LPA探索并确定初中生不同的自杀风险类别群体。其次，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考察3种自杀保护因素在各风险类别中的作用。
1.1 对象
使用G*power 3.1估算样本量，设显著性水平α=0.05，保证中等效应量(f2=0.15)和高统计检验力(1-β=0.95)，得到需要的最小样本量为153。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于2021年5月对洛阳市某中学7、8年级的学生发放纸质调查问卷1858份，回收有效问卷1849份(99.5%)。学生年龄11～15(13.63±0.76)岁，男生943人(51.0%)，女生906人(49.0%)；
农村1305人(70.6%)，城镇544人(29.4%)；
初一961人(52.0%)，初二888人(48.0%)；
有留守经历880人(47.6%)，无留守经历969人(52.4%)。
本研究通过了研究者所在单位的心理伦理委员会的审批。调查之前，研究人员讲解研究的目的，内容和保密性，获得被试的知情同意后进行施测。施测过程被试可中途退出，时间约20分钟。
1.2 方法
1.2.1 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uicide Behavioral Questionnaire-Revised,SBQ-R) 采用Osman等人编制，赵久波修订[24]的SBQ-R评估初中生的自杀风险。SBQ-R包含4个项目：项目1评估个体的自杀意念和行为史，“从你记事起，你曾考虑或尝试过自杀吗”；
项目2评估个体近一年内出现自杀想法的频率，“过去的1年中，你有多少次认真考虑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项目3评估个体对自杀想法或企图的表露，“你曾经告诉过别人自己打算或可能自杀的想法吗”；
项目4评估个体未来实施自杀的可能性，“你将来实施自杀的可能性有多大”。问卷的得分范围在3～18，总分越高代表自杀风险水平越高。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1.2.2 控制感量表(Sense of Control Scale,SCS) 采用Lanchman和Weaver编制，李静修订[21]的SCS评估控制感。SCS由掌控感(4题)和限制感(8题，反向计分)两个分维度组成，采用1～4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控制感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
1.2.3 生命意义感问卷(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 采用Steger编制，王鑫强等人修订[25]的MLQ测量生命意义感。MLQ由拥有意义和寻求意义两个维度组成，每个维度包含5个项目，按1-7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感知到的生命意义水平越高。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1.2.4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Scale,RESS) 采用Caprara等人编制，文书锋修订[26]的RESS测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SS由12个条目组成，分为3个维度：表达积极情绪的效能感(4题)、管理沮丧/痛苦情绪的效能感(5题)、管理生气/愤怒的自我效能感(3题)。量表按1～5点计分，总分越高表示情绪管理的能力感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3 统计处理
使用Mplus 8.3进行探索性潜在剖面分析。从建立只有1个潜剖面的模型开始，依次添加潜剖面数目，通过模型拟合和评价指标确立拟合最优且分类最精确的潜在剖面模型[27]。模型拟合指标包括：信息准则AlC、BIC、aBIC和信息熵Entropy。其中AIC，BIC和aBIC值越小代表数据拟合越好，Entropy取值在0～1，越接近1表明分类越精确，Entropy>0.8表明90%以上的个体分类准确。模型评价包括Lo-Mendell-Rubin检验(LMR)和Bootstrapped Likelihood Ratio检验(BLRT)。根据LMR和BLRT的P值比较k类模型和k-1类模型之间的拟合差异，P<0.05表示k类模型拟合优于k-1类模型，反之则表示拟合较劣。
在LPA分类的基础上，使用SPSS26.0进行后续数据处理。首先，检验每个潜在类别在人口学特征以及研究变量得分的差异；
其次，在控制协变量后，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不同自杀风险组内保护因素的作用。
2.1 自杀风险的潜在剖面分析
如表1所示，3类模型的AIC，BIC和aBIC值均小于2类和4类模型，且Entropy值最大。3类模型LMR和BLRT的P值显著，而4类模型的检验不显著。另外，3个自杀风险潜类别(C1,C2,C3)的初中生归属为相应类别的概率均超过92%(见表2)，故自杀风险的3类潜剖面模型是最可靠的。
表1 自杀风险潜在剖面模型拟合信息
表2 3个自杀风险潜类别的归属概率
各潜类别的初中生在自杀风险4题目上的得分情况见图1。C1在自杀意念和行为史、一年内出现自杀想法的频率和自杀可能性上得分最高，在自杀表露性上得分最低，因此被命名为高风险组(214人，占12%)；
C2在自杀意念和行为史、一年内自杀想法频率和自杀可能性上得分低于C1，在自杀表露性上得分最高，被命名为中风险-表露组(307人，占17%)；
C3在所有项目上得分最低，被命名为低风险组(1328人，占71%)。
图1 3个自杀风险潜类别在SBQ-R项目上的平均得分
2.2 不同自杀风险组的人口学特征和研究变量得分差异
如表3所示，在3个组别中，性别和生源地的分布有显著差异，年级和有无留守经历的分布无显著差异。3个组别的平均年龄无显著差异。控制感、生命意义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自杀风险得分在3组中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进一步表明：高风险组和中风险-表露组的控制感和生命意义感得分显著低于低风险组；
高风险组、中风险-表露组和低风险组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依次递增；
高风险组和中风险-表露组的自杀风险得分显著高于低风险组。
表3 3个自杀风险组的卡方检验与方差分析
2.3 不同自杀风险组内保护因素对自杀风险的多元回归结果
控制协变量后，在每个风险组中以控制感，生命意义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自杀风险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见表4。低风险组中保护因素均显著负向预测自杀风险，预测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控制感、生命意义感。中风险-表露组中保护因素均显著负向预测自杀风险，预测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控制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生命意义感。高风险组中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自杀风险存在显著负向关联，前者的关联强于后者。控制感与自杀风险的关联较弱，为边缘显著。
表4 保护因素对自杀风险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研究首次根据SBQ-R的4个自杀维度考察了初中生群体自杀风险的潜在类别。结果表明初中生群体中存在3个自杀风险的潜类别。近三成的初中生具有中度或高度自杀风险，说明疫情期间初中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自杀风险群体。疫情常态化下，人们的户外活动和自然体验受到限制，学生之间不得不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既疏远了人际关系也可能导致诸多情绪障碍的产生[28]，这些负面影响会提高自杀的风险。此外，中风险-表露组和高风险组的初中生在行为模式上具有显著差异。中风险-表露组的学生倾向于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自杀想法，是自杀危机干预的重要识别信号，对预警信息的及时准确识别可以有效降低自杀风险。但对高风险组的初中生而言，不仅经历过频繁的自杀意念或尝试，而且还有着极高的自杀可能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个体向外界释放求助信号的倾向性最低，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自杀的潜在危害和可识别的难度，未来的自杀评估工作有必要进行精确甄别，可以将自杀意念和尝试发生频率作为重要参考指标，相关教育部门也应密切关注此类学生群体。
本研究对自杀保护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高、中、低三类自杀风险群体而言，保护因素与自杀风险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与先前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7-20]，这支持了自杀的缓冲假说[16]，即积极心理品质对青少年的自杀具有缓冲作用。然而在本研究中也发现，不同组别中保护因素的独立贡献存在差别。首先，控制感对初中生自杀的保护作用是有限的，其在低风险组和中风险-表露组中能够发挥保护作用，而在高风险组中的保护作用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影响自杀的负性事件(如虐待，同伴欺凌)在青少年的初中阶段频频发生[29-30]，当外部风险超越了初中生主观感知到的对生活事件的掌控范围时，初中生更多体验到的是对生活事件的失控感，控制感无法再提供额外的保护作用，这一结果类似于Luthar等人提出的一种弹性因素的保护模式--某些弹性因素的保护力会随着外部风险因素的增加而不断减弱[31]。其次，生命意义感的保护作用随着自杀风险的递增而逐渐增强，即在低、中风险组的保护性弱于控制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但在高风险组的保护性最强。在日常生活状态，人们可能更少去考虑生命的意义和自我存在的价值，对于在控制范围之内的应激事件，更可能通过自我情绪调节进行应对。当面临的危急事件强度增加时，个体会倾向努力寻求其意义感[32]，进而感知到生命存在的重要价值并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更可能将遭受的负性事件看作是人生的短暂经历甚至是磨练和考验，从而降低负性生活事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果。此外，对生命意义的体验本身也会提升主观幸福感[33]和生活满意度[34]，这些都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的自杀风险水平。最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对所有自杀风险类别的初中生都有着较为稳定且重要的积极影响。这一心理品质既可以通过调整情绪状态也可以通过调节认知水平来提升个体的健康状况[35]，其对初中生的自杀风险可能存在多重缓冲：管理沮丧或痛苦的效能感可以有效降低自杀相关的负性情绪，如绝望感和心理痛苦等[36]；
管理生气/愤怒的效能感有助于调节个体在愤怒时的情绪状态，减少冲动性行为(如自杀尝试)的发生几率；
表达积极情绪的效能感可以促进更多正面情绪的产生，而积极的情感体验会拓宽认知和注意范围[37]，帮助个体摆脱适应不良的思维(如自杀意念)。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推断涉及更深层次的自杀保护机制，需要在以后的研究进一步检验。
本文基于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分析了初中生自杀风险的类别特点，中风险-表露组和高风险组初中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两类群体，两组学生的自杀表露性差异最为显著。此外，本文依据自杀缓冲假设考察了认知与信念范畴内的自杀保护因素对各组别自杀风险的独立影响。生命意义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中、高自杀风险组的个体具有重要保护作用，提示初中生的自杀预防和干预工作不仅可以从增加控制感维度开展，还可以从培养并提高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等心理品质方面着手。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研究的被试群体只包括初一、初二学生，未来研究可以纳入其他年级或其他人群来完善。第二，本研究仅在横断层面考察了自杀风险的潜在类别及保护因素的影响等问题，后续研究可以采用纵向方法(如潜在转换分析)进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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