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钧涵
自古以来,乡村始终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不仅承载了农业生产这一关系到民生大计的核心经济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传承并发展乡村文化的重要场域,正确审视并处理好乡村社会的人地关系问题,是保证国家经济平稳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永恒性话题[1]。
“人地关系”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是推动地理学研究发展的关键[2]。相较于城市而言,中国乡村社会的形成与运行更多依赖作为主体的农民与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交互[3],因而要理解乡村这一之于中国而言具有重要地位的社会结构,关注作为主体的农民及其与乡村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是关键所在[4]。尤其中国的地理环境复杂,农村人口占比高,乡村社会的人地关系呈现出了“十里八乡不同俗”的复杂态势。加之乡村社会的变迁在中国的语境中还与国家经济发展、乡村政策制定间有着紧密联系,中国乡村的人地关系因而始终处于一种快速的流变之中,立足语境去解析乡村的人地关系相应地成为乡村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历时性任务[5]。
近年来,在国家积极关注“三农问题”,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国的乡村社会迎来了新一轮的结构性变迁。伴随着商业互联网公司在国家政策倡导下对农村市场的关注度逐渐提升,短视频这一媒介内容形态开始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渗透。赋权曾被文化市场边缘化的农民将乡村文化带入了文化产业市场;
同时也给农民提供了从主体性视角去书写乡村这一地方的机会,为诠释其自我的农民身份与乡村的地方特质提供了新的表达形式与渠道[6]。
短视频对乡村社会带来的深远的结构性影响,背后反映出的是人类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中国乡村人地关系的革新。短视频这一新技术如何影响了乡村的人地关系?当前乡村人地关系在短视频的介入下处于何种态势?对该类系列问题的研究能为考察媒体技术与人地关系提供理论上的贡献,并可为我国乡村政策的制定与未来乡村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乡村的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是一种自人类诞生以来便普遍存在的关系。它折射出的是自然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与限制,同时也体现着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与把握,具体则反映在人类在地化的活动之中。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一批人文地理学者强调人地关系形成的本质并不在于简单地对自然空间进行机械化改造,而是借由把地球变成家,在不同的层次上不断地创造地方,并在此过程中与地方发展出情感上的依附与对土地的根植感[7],即人类在地方之中不断地认同环境,同时也在环境之中定位自己[8]。
人地关系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议题[9]。由于乡村之于中国而言其特殊且重要的地位,中国乡村的人地关系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一方面,部分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将乡村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对乡村的人地关系进行解析。例如,赵之枫从历时性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乡村聚落的人地关系在从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进入到信息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在宏观上经历了从最初顺应自然、逐渐向“顺应-干预”自然、干预自然再到回归自然的互动发展历程[10]。商冉等则进一步指出中国乡村人地关系的变迁在时空维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不同的地理条件、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阶段与乡村人地关系的流变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1]。除从宏观角度来对乡村人地关系进行解析外,以具体地域的乡村作为研究对象来对中国乡村人地关系进行微观考察是另一主要的研究范式。如李玉恒等通过对京津冀地区乡村地区的人地关系演化进行了深度考察,指出在乡村建设用地、耕地与常住人口的日常活动的时空耦合关系中持续的“人-地”不平衡导致了21世纪初起该地区乡村人地关系不协调趋势的凸显[12]。此外,类似的研究还有地区乡村人地关系的考察。
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的研究成果都已较为丰富,其为我们探究与理解乡村的人地关系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成熟思路与框架。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总结,对乡村人地关系的考察基本可纳入两个关键维度中进行,其一是土地的功能,其二则是作为主体的农民在乡村的生产与生活。沿着这样的路径探究土地与人之间的交互,能够有效地对特定历史语境下乡村人地关系的内涵、特征与现实问题进行揭示[4]。
但纵观上述人地关系研究,对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考察上仍集中关注作物生产、乡办企业的日常运作等物质生产过程与农村内部的休闲娱乐等日常活动,自媒体这一影响人地关系的重要因素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在短视频对乡村进行了深度渗透的当下,其本身一定程度的产业化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短视频创作成为乡村场域中一种新型的生产活动;
而同时,短视频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媒介产品也成为农民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型技术与生产方式的短视频,其对乡村人地关系新一轮的革新这一现象还鲜有研究。
此外,从研究方法而言,当前研究集中于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与统计分析等实证方法来对人地关系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揭示,忽视了中国的人地关系还呈现于文本中这一重要向度[13]。
(二)文本与乡村人地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人文地理学开始提倡从文本的角度来对人地关系进行深度解析。这一研究范式打破了传统人文地理学只关注物质世界的传统,开始将以文本为形式再现出来的主体心中的世界作为研究的重点[14],提出现实世界中的人地关系往往并不依靠对其物理特性的呈现来实现,而是依靠文字、照片和影像等文本所再现出的现实世界及其传递出的文化来加以表征[13]。因而文本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对人地关系的反映,同时还可能会组织起甚至控制地方的人地关系[15]。去探究一个时代中流行文本对乡村的反映是考察乡村人地关系的关键向度。
而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资源的匮乏与分配不均使得中国乡村始终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16]。有学者指出在传统媒体时代,“乡村-都市”常常与“落后-进步”“低俗-时尚”等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相勾连,构建出了乡村相对落后的宏观生态[17]。在城乡失衡的背景下,大众媒体的绝大部分传播活动与乡村无显著关联,而媒体中少量对乡村的呈现也是基于来自城市对乡村的想象,乡村、农民始终处于一种被建构、被观看的位置。这样以“他者”视角进行叙述的文本由于缺乏在当地长期生活的经验,对地方的理解也较为粗浅,难以成为以文本向度探究乡村人地关系的合适样本。
唐顺英等通过梳理针对地方性文本的研究后发现,“我者”(创作者自我认同为地方的一员)由于具备在地方长期生活的经历,其创作的文本中往往包含着更为深刻的对地方的理解与情感,也更易成为当地人进行地方认同的对象[18],同时文本的创作过程本身会反映并加强创作主体对地方人地关系的认识[19],分析以我者为核心的地方文本应成为深度理解地方人地关系的关键。近年来,随着短视频这一新型媒介形式的高速发展,其在实现“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基础上,进一步破除了以文字与图片为主流的初代新媒体的知识壁垒,实现了底层赋权,农民开始得以以主体身份对乡村这一地方进行文本创作。蜀中桃子姐、华农兄弟等现象级乡村自媒体的诞生,也开始将农民主体叙事下的乡村带入大众视野,为从文本角度探寻乡村人地关系提供了适宜的“我者文本”。
当前,部分研究虽也开始关注乡村自媒体之于农村社会的重要作用,但大多研究从实用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探索了短视频之于农村发展的实用功能,诸如民俗文化传承[20]、实现乡村基层治理[21]等等。但当前研究对短视频中乡村人地关系这一重要话题的关注度不足,只有部分涉及人地关系的研究结果散落于对乡村短视频的相关研究之中。诸如有部分研究关注了早期乡村短视频中以怪异表演为主的视觉呈现,认为其未能为底层农民的阶层流动带来益处,农民对乡村的认同仍圄于乡村作为低俗代名词的传统印象中[22],体现着作为底层的落后心态[23]。这一类研究大多成型于乡村短视频发展的初期,从中可管窥短视频作为新事物对农民生活的重要影响。但其研究所关注的视频呈现的“低俗化内容”大多脱离于农民实际的乡村日常生活,更多呈现出“表演”的特征,其结论对乡村人地关系的解释力有限,尤其在2020年国家领头整治短视频行业的低俗化倾向后,乡村短视频逐渐已回归了以展现农村日常生活为主的样态。此外另一部分研究则对乡村短视频持以更积极的态度。如有研究认为乡村短视频的底层叙事逻辑构建起了农民集体身份的认同,产出了独立的乡村叙事[6],有助于加深农民对乡村这一地方的理解。同时有研究将短视频放置于对城乡关系的考察中,提出短视频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展演成为农民反抗城市主流商业文化的一种积极方式[24],为城乡关系创造了新型的对话空间[25],但却也难以逃脱最终依附于主流城市话语而被收编的命运[26]。这类研究虽部分地对短视频文本中的乡村人地关系进行了反映,但相对较为零散与浅表,其已经部分注意到了短视频对乡村人地关系的介入,但却未能进一步地深入探析其背后所反映出的人地关系,缺乏在文本层面对人地关系的系统性考察。
基于此,笔者以典型的农村自媒体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通过短视频这一媒介形态建构出了怎样的乡村地方形态,且短视频作为新型的技术与生产方式怎样影响到了乡村的人地关系。而“地方芭蕾”(place bullet)理论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地方芭蕾与人地关系
人文地理学家Seamon的地方芭蕾理论指出地方芭蕾是人类的身体芭蕾与时空常规结合下的产物[27]。身体芭蕾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规性的身体动作,由于这些动作往往具有重复性与连续性,具备着芭蕾舞蹈的规则性和韵律感,因而被称为身体芭蕾;
而时空常规则是指人们在时间与空间中的规律行为。当二者结合,即当人类的身体芭蕾活动进一步地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场域,不同的人在特定的时空,身体芭蕾在特定的社会中进行了交织过后,一个更为复杂的地方芭蕾也就随即产生[28]。如在清晨前往特定的农贸市场买菜等行为在日复一日的规律性重复之中造就了地方芭蕾。地方芭蕾作为生活场域中最为常见的图景之一,也必然充斥于乡村这一以农民为主体的生活场景之中,其反映出的是农民与乡村的一种深度联结的人地关系,一种根植于农民潜意识之中的地方体验[29]。
将地方芭蕾作为生活世界的分析工具,关注某地区的人们有何种文化特质,其又是如何建构起地方,可揭示地方特殊的空间语言与其时空运作逻辑,进而在时空行为中解析人与地方的关系样态[30]。
根据人文地理学对地方芭蕾理论的发展,通过地方芭蕾考察人地关系可沿用以下维度:
第一,地方芭蕾发生的空间,即人们日常生活的地方。地方空间是承载人类活动的场域,也是人类感知地方的主要来源[31]。地方作为一种被观看的对象,本身是人类活动的一种产物,是凸显某地价值观念的重要象征系统。正如当代文化地理学大师迈克·克朗所言,“地方景观本身不仅能被视为物质地貌,还更是一种可被解读的文本”[32]。作为承载地方芭蕾的前提,考察地方空间本身就是在阐释一种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反映出的是深度的人地互动关系。
第二,地方芭蕾的主题。地方芭蕾的主题,即身体芭蕾与时空常规的相遇。西蒙强调地方芭蕾不会独立发生,其运作表现为人类身体和地方高度依赖于本地化的人地关系而进行人地交互,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33]。在空间的基础上,这一维度主要关注人的身体芭蕾通过怎样的方式与空间进行交互,从探究主体无须经过仔细的思考与决策也能在地方中轻松完成的许多例行化的惯性动作来解析主体潜意识中的地方体验。
以地方芭蕾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来探析人地关系,一来其对应了人地关系结构中“人”“地”“人地交互”三个核心要素[2],能够依据其框架系统性地对人地关系样态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勾勒;
二来,地方芭蕾作为一种“惯常”,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人地交互之后形成的稳定模式,其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地关系的外在表现,以其为理论视角,也可避免当前乡村短视频内容生产中普遍存在的“表演”“审丑”等行为为探究人地关系带来的干扰。
此外,随着自媒体对乡村生活的深度介入,农民对其日常生活的展演成为乡村自媒体中的主体内容[34],即使用短视频不仅嵌套进入了乡村的地方芭蕾,成为其一个新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乡村的地方芭蕾与短视频使用之间并非止步于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短视频本身的媒介逻辑也开始作为一种底层逻辑对地方芭蕾产生影响,进而使得自媒体成了建构与影响乡村人地关系的显著因素。基于此,地方芭蕾不再是出于单纯的人自身的生理与精神需要,还蒙上了一层被传播的需要,它突破了传统地方芭蕾理论只关注物理空间的范畴。因而笔者还将进一步探讨自媒体平台的介入对乡村的地方芭蕾带来的影响与对人地关系的塑造,及其为地方芭蕾理论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综上,本研究沿用此分析框架,关注典型的乡村自媒体如何对乡村空间进行呈现?展现了怎样的地方芭蕾主题?短视频的介入对乡村地方芭蕾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而以探析当前短视频介入对中国乡村人地关系的影响,及其所呈现出的人地关系态势。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典型的、以农民为主体进行创作的短视频展开分析。
本文以西瓜视频平台农人频道作为样本选择的渠道。当前国内针对农民的短视频平台较多,如西瓜视频、快手等等,选取西瓜视频平台一来由于其是国内最早专门开设“农人”频道的短视频平台,同时从内容契合度、平台的支持力度与农人视频的社会正面效应来讲,西瓜视频平台都具有较强影响力。诸多初代“农村网红”均从该平台走出,并获得了相关认可。
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较为明确,笔者采取目的抽样的方式对西瓜视频农人频道中的自媒体进行抽取。为保证所获取样本的典型性,以粉丝数达一百万作为基本标准进行初次的账号筛选,再剔除非农民自我创办(内容大多展示不同农村而并非某农户的个体生活)、主体内容并非聚焦乡村日常生活的账号以获得初级样本。同时,考虑到地理区隔与自然节令原因之于乡村的重要影响,本研究以省份作为指标,以整年作为抽样标准对初级样本进行二次筛选,最终确定16个账号在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这一整年间发布的短视频作品作为分析样本。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尽量兼顾地域差异,涵盖东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五大片区,但由于平台投资、地方政策扶持等综合原因,西北、华北地区暂未在西瓜视频平台中产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农人自媒体账号,故在最终的分析样本中并未涉及该两个区域。
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统计截至2021年5月20日)
结合上述地方芭蕾理论对地方芭蕾的空间、主题进行剖析以呈现人地关系的分析路径,并将短视频自媒体平台作为关键要素纳入该框架来对上述样本进行文本分析后得出以下发现:
(一)地方芭蕾的乡村空间:再现与再造中的传统乡野认同与现代化改造
1.再现乡村空间:开敞与闭合切换
文本中的空间形象总是被视为一个地方的精神载体,通过文本再现地方空间的过程可以建立起自我与集体、地方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典型的人地关系的表达[30]。空间作为地方叙事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始终与乡村这一地方的呈现发生着密切的联系[35]。在乡村自媒体再现乡村这一地方的过程中,空间是其围绕其叙事的核心逻辑,乡村地方的视觉形象总是在空间的切换之中被逐渐呈现出来。在绝大多数研究样本中,其对空间的呈现可被归纳到两个主要的类别之中:其一是作为居所或办公场所的乡村建筑,其二是户外的乡村自然景观。这样的呈现方式契合了段义孚提出的开敞与闭合的二元空间感知的方式。在他看来,开敞与闭合是两种明确且对立的空间概念,也提供给了人们两种迥然不同的空间感知。开敞空间总是代表着自由、光明、公共领域与永恒的美感;
而闭合空间则总带来安全、舒适与惬意,是对私密生活和生理需求的保障[36]。开敞与闭合作为一对对立概念,其本身涵盖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二元对立,其在乡村自媒体中的呈现,也彰显着在自我私生活与对乡村公共生活认知之间较强的张力。
在短视频文本中,闭合空间与开敞空间总是呈现出鲜明的对立态势。在对农舍与工作场所等闭合空间的呈现中,总是带有十足的都市化、现代化色彩。如时常出现在“巧妇9妹”的作品中,用于直播与销售当地农产品的工作室乍一看与都市中写字楼的办公室无异,配备着格子间、笔记本电脑、办公桌等现代化办公设备;
而诸多作为居所的农舍内部空间也与都市小区无异,“牛二条”视频中常展示的自家房屋的内部,总贴着精致的墙纸,铺陈着地板,并配备有空调、液晶彩电、抽油烟机等现代化的家电。然而,作为开敞空间的户外却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自然的野趣。种满粮食的农田、林中的野果、杂草丛生的山坡和自由行走的家禽家畜等是乡村短视频中最常见的几种户外景观,并常常配合以风声、动物叫声等声音,使其更显示出自然的质朴。在众多的样本中,闭合空间与开敞空间往往交互出现。短视频通过剪辑的手法,在闭合与开敞的空间切换中创造出了极强的视觉反差。如“巧妇9妹”在《进山寻找蜂蜜》中,镜头从其现代化的办公室立刻转入附近的山林。这样的切换使得城市与荒林、现代与原始等对立的意象在乡村这一地方中得以相遇和融合,又使得乡村具备了一种包容性的色彩。
2.再造乡村空间:传统乡土对现代都市的吸纳
作为动态化发展的地方,其演变的核心逻辑在于人与地方的不断交互。农民对乡村地方空间的再造同样是乡村自媒体叙事中的重要主题,其再造过程主要分实用主义导向与享乐主义导向。实用主义导向的再造以满足农民自身生活与劳作需要为主要目的,如修缮房屋、铺陈道路、搭建牲口棚等;
与之相对的享乐主义导向则以满足自身精神需求为主,如开辟花园、绘制墙画等。
在乡村自媒体所呈现出的空间再造实践之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作为现代化代表的城市对乡村空间再造过程的深度介入。这可体现为来自城市的素材对农民空间再造过程的强势介入。对于乡村而言,作为外来者的城市对乡村的评价总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标准[37],基于城乡之间的差距,这种来自城市凝视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再造农民空间的动力。诸如“蜀中桃子姐”“乡村小乔”“牛二条”等诸多自媒体都曾用十余条短视频记录了自家农村房屋的修缮全过程。其中在装修用材的选择上,均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从城市中“进口”。短视频中总会通过现场采购镜头或对话的形式强调装修用材来自城市,并体现出其优越性。“这个瓷砖看起来跟城里的小区房用的一样”“今天我们专门去城里买新房用的墙纸”。此外,乡村公共空间的改造同样被城市所主导的现代化所影响。诸如“牛不啦”记录了自己村庄的数次铺路过程,采用了《村里街道要翻修,来了三辆大车齐上阵,沥青一铺看着真得劲》《村上几十年的老土路,要修成9米宽的观光路,吸引了全村人去观看》等标题,视频中凸显村民奔走相告,强调“要铺成城里的那种路了”的欢快镜头。私人住宅作为与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空间,对空间再造的过程背后体现的是人对自身理想生活蓝本的描绘。而对地方公共空间的再造,是对作为整体的地方未来发展的一种期许。但无论是哪一种,乡村短视频中呈现出的空间再造都可以看到以现代化都市为代表的空间结构对乡村空间再造的深度影响,同时辅之以强调农民对这种改造的积极情绪,从而折射农民对乡村现代化改造的一种认同与期许。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乡村空间进行都市化改造的同时,另一部分乡村的空间再造活动却体现出了强烈的乡土传统。土地作为承接景观的基础,城市土地资源在随着现代化进程快速溢价,乡村相对较为丰裕的土地本身既成为乡村独特的地方景观,也成为农民景观再造的资源优势。在短视频中,农民往往通过对土地进行空间再造以凸显传统农耕文明,并进而维护乡村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独立于城市的地方特性。其中,传统农耕劳作是再现频率最高的空间再造活动。短视频中常常展现农民拓荒垦地、挖掘水井、打造鱼塘、搭建畜棚、犁田耕地等空间再造的过程,这些过程脱离了城市空间改造的标准化机械生产模式,依靠纯人工的劳动成果呈现出了乡村空间独立于城市的乡土气质。此外,插秧、播种、种植树苗、除草、收割蔬菜等乡村日常活动总是伴随着土地空间的改变,从光秃秃的土地到秧苗满地,从长满粮食的沃土再回到收获完成后的空旷,这样伴随着时间与季节而产生的土地空间的流变构成了乡村的日常,在与城市空间的恒常对比中凸显了乡村农耕文明的独特。更进一步地,创作主体还往往会通过有意与城市进行的对比的方式来维护自我对乡村地方的认同。如“农村四哥”将收获红薯的视频标题起为《农村挖红薯的场面,城里人没见过!》,乡野丫头在视频中解说强调“采摘的这些野菜特别美味,城里人有钱也买不到”。这种空间再造过程中反向的优越性建构,也突出了创作主体对乡土传统的一种高度认同,以都市为代表的现代化产物与乡土的传统在当前的乡村这一地方实现了融合。
(二)乡村地方芭蕾的主题:运动、停留与会遇中的乡村人地关系展演
人地关系不仅体现在人对地方的空间审美之上,感悟地方社会中人的生活状态同样重要。尤其作为长期浸淫在地方生活中的本地人,其对地方的情感往往十分复杂,只能通过惯性行为、习俗等方式来艰难地表达[37]。因而在考察乡村的人地关系时,除关注作为主体的农民如何呈现与改造地方空间这一物质载体外,考察农民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与行为表现等社会性维度的人地交互行为,即地方芭蕾的主题,也十分重要。
地方芭蕾作为一种无须排练而自发生成的地方秩序,人动态化的身体经验促成了地方的显现,同时也在这种常规化的日常生活之中带动了人对地方的熟悉和适应,进而赋予地方以意义。在大卫·西蒙看来,人与地方的深度联结及人对地方进行内化的理解体现在其身体与地方对本地化关系的高度依赖。人的身体芭蕾是由于对于某地的形态与生活韵律的熟练,使得身体可透过熟练的舞蹈肢体动作形成反射记忆,而成为内化于潜意识的对地方做出反应的肢体形态[37]。借由身体芭蕾的概念,再依据运动(movement)、停留(rest)和会遇(encounter)三个形式的运动主题形成一种地方芭蕾[29],即地方芭蕾的主题可体现为人的身体芭蕾行为如何通过运动、停留与会遇和地方相遇。
运动反映的是一种到达与不熟悉。人类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扩展其对远方、地方和经验的知识,从而实现与过去未知和不明确的空间与经验的接续,将新的空间与情境同化于自己所熟悉的世界,实现一种对地方经验的拓展[29]。乡村短视频中地方芭蕾的运动首先体现在农民对与乡村接续的荒野区域的探索,其中“进山”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如“农村四哥”几乎每月都会发布至少一条以进山为主题的短视频作品,主题涵盖着进山砍柴、搞野(野炊)、摘野果、挖笋、找野味等,其内容也往往以背上空背篓从家出发,最后以装得满满当当的背篓作为结束,以呈现大山的馈赠。这样的一种对荒野的探索不仅展现了农民群体在物质生活上仍在很大程度仍延续与认同着“靠山吃山”的农耕文明传统,并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将其构建成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使得进山的探索不仅仅是一种单纯为满足物质生活而进行的运动,同时也成为农民增进亲属关系、愉悦自我身心的一种有效方式。而与“进山”所相对的“进城”,则是另一种乡村地方芭蕾的运动形式。诸多农民选择更迭场所,进入城市这一现代化空间进行休闲娱乐是短视频中另一种高频出现的空间探索行为。所有自媒体账号中均有呈现前往城市进行娱乐的场景,前往商场购物、去电影院观看电影、与城内亲朋好友会晤是最常见的娱乐形式。同时进城这一地方芭蕾运动同样呈现出了其韵律感,往往具有固定的节奏,如“川乡小妹儿”每月下旬的进城采购,“农家小妞儿”与丈夫在周末进城约会等。进城这一空间探索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农民的一种常态化选择,并被乡村自媒体建构成为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进城不再是农民对乡村相对落后生活的一种“叛逃”,而是被内化成为了乡村生活中一个常态化的部分。
作为运动的一种对照,停留则关联着家与安居,其建立在对空间与环境的熟悉上,表达一种人类的基础性需求,包括人对稳定、安全、不受干扰的向往[29]。停留也是地方芭蕾中最常见的一种运动形式,反映在农民的乡村地方芭蕾中,则体现为农村劳作与居家生活这两个重要的身体芭蕾与固定场所的日常相遇。在乡村劳作方面,自媒体中对农民自身劳作过程的呈现有着迥异于城市现代化、高强度工作的田园意象。农民与作为日常劳作地点的田间地头的相遇并不似城市工作者与工作场所的相遇总是朝九晚五般被时间所严格控制,其更多依赖的是大自然本身既有的节律,同时其也可被农民自由地把握与调节。如诸多以农耕为主的乡村大多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原则之下,劳作时间与劳作时长也能够被农民自由地安排与选择。这种非严格的时间控制呈现出一派自由且较为松散的田园韵律。与之相反,与劳作生活相对的居家生活作为另一种典型的停留形式,农民群体却展现了一种脱离于乡村田野的强烈现代感。在短视频中呈现的农村居家生活中,农民总是在自家与城市公寓无异的住宅中熟练地操作着燃气灶、抽油烟机、扫地机器人、投影仪等极具现代化特点的电器来完成一系列日常的家务劳动与进行居家休闲,其生活状态与作为城市对立面的传统乡村生活相去甚远。“农人DJ枫枫”甚至在家拥有一整套DJ装备,在自家的“音乐厅”练习打碟和创作音乐是他日常的休闲活动。在对居家生活这一停留形式的呈现中,可以发现乡村的现代化建设对农民日常生活的显著影响,乡村农耕文明在农人自家的居舍中逐渐被消解,展示了农民对现代化的一种高度融入。
运动与停留是地方芭蕾的显著现象,而偶然的会遇则是不明显的,其在运动与停留之间不断地涉入,并作为一种偏离于常轨的事件给人带来全新的地方体验[29]。会遇虽偏离常轨,但其深层逻辑在于反映人与某地特有的“不确定性”的日常交互,并成为揭示人在应对由于时间、生态等因素造成的地方必然的动态变化时的一种常态化反应而成为地方芭蕾的重要主题。在乡村短视频之中,介于运动与停留之间的会遇往往没有发生在农民前往现代化的都市途中或充满现代化的居家生活中,而是产生于乡野之间。土地作为农民劳作的场所,总是因为天气、温度等自然原因而具有一种不确定性。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往往成为被重点呈现的对象,这样的会遇常被解读成一种生活劳作中的经常性的惊喜。如“渔家皮皮”的短视频作品中常常展示自家田地里突然长出的野菜,每日潮汐后风景各异的海滩与种类各异的海产的特写,并常常配以“今天又发现好东西了”等诸如此类的画外音,使得人的劳作与同一场所在每日常规式的相遇中总能因这样惊喜的会遇而揭示着一种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田园图景。此外,会遇本身作为一种偏于常轨的事件常引发农民的情绪波动并造就一次与地方的深刻接触,这样的经验也将成为其对地方认知的一种完善,并为地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形成认知对照的基础。譬如在进山这一运动过程中,农民们总是会有意外的收获,诸如在路途中发现雨后长出的野山菌、竹笋,或偶遇大片的野菜与野果等。这样的会遇成为短视频中频繁展现的画面,并且往往还伴有续集的解说。诸如“川乡小妹儿”在山中偶遇了一片野菜后,在之后推出了好几期重返该地探查是否长出新鲜野菜的作品。“小六视野”也推出过类似多次去某地采摘野果的作品。这样与乡土会遇的惊喜成为农民构建地方经验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正是这种不断通过乡野给予农民正向反馈的方式在强化着农民对乡村亲近自然这一生活方式的坚守与认同。
(三)从地方芭蕾到媒体芭蕾:叙事常规对人地关系的重塑
当前,短视频赋权底层的机制为乡村的地方芭蕾的呈现带来了全新的渠道。乡村地方芭蕾不再是仅直观地呈现于乡村居民、游客与学者的眼前,而是经由了媒体的编码之后借助短视频这一内容介质来加以展现。正如有学者所言:“一种信息传播的新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绝不止于它所传递的内容,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定义了某种信息的象征方式、传播速度、信息的来源、传播数量以及信息存在的语境”。[38]乡村自媒体与乡村的地方芭蕾之间不是简单的呈现与被呈现的关系,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媒介形式介入到乡村地方芭蕾的过程中,其在反映乡村芭蕾的同时也在以自我的逻辑对乡村的地方芭蕾进行着改造。通过对乡村短视频进行分析后发现,各自媒体基本都形成了一套自我相对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并以其呈现乡村的地方芭蕾。故本文在地方芭蕾的基础之上提出媒体芭蕾这一概念用以回应当前自媒体对地方芭蕾的建构过程,以进一步解析自媒体的介入对乡村地方芭蕾,及其背后所反映的人地关系的影响。
如果将地方芭蕾作为身体芭蕾与时空常规的结合,那么媒体芭蕾在狭义上可以被视为是地方芭蕾与叙事常规的结合,即通过一套固定的、程式化的叙事模式将地方芭蕾进行文本化。固定化的媒体叙事模式是媒体芭蕾的基本特征。在针对乡村短视频的研究中,大多指出了其具有内容重复性强、同质化严重的现象[26],实则反映的是媒体芭蕾之中的叙事常规现象。
图1 媒体芭蕾的概念示意图
首先在叙事的顺序上,时间线性叙事是乡村自媒体叙事常规的首要特征。各乡村自媒体将日复一日琐碎的乡村生活中的日常劳作与休闲生活二者加以串联,将乡村中现有的田园与现代这一对充满着冲突的空间图景在同一作品中加以整合,突出了乡村徘徊于田园与现代之间这一复杂的地方特性。如“农家小妞儿”的大多作品总是以呈现在田间地头的各种劳作开始,以全家人齐聚在自家别墅那装修豪华的客厅中娱乐作为结束。此外,叙事的镜头并没有采取复杂的剪辑,只是沿着时间的先后顺序将一个一个未经复杂处理的片段加以粗糙地拼接,从而构成了一段又一段乡村地方的日常图景。这种粗糙的拼接与线性的叙事反而在当前越发复杂的各类叙事中凸显出了其质朴的气质,增添了乡村和谐的人地意象的真实感。
此外,叙事常规还体现在农民利用固定的叙事技巧来对场景进行意义赋予与固化。短视频中,农民往往会形成一套固定的话术用于对乡村地方芭蕾进行解释,并进一步将其意义进行固定,如“渔家皮皮”总在前往海边劳作前的经典开场白——“退潮了,今天看看又能收获啥”,在收获优质海产品时所发出的惊叹与兴奋的喊叫,以及“蜀中桃子姐”作品中每当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便会立刻响起的《甜蜜蜜》的背景音乐旋律,为乡村地方芭蕾中的劳作生活赋予了一种充满着惊喜、和睦与收获的积极的田园意味。而当内容转向对充满现代化的家庭生活进行呈现时,农民群体固定的叙事话术也为现代化产物介入乡村生活这一现实赋予了积极的正面意义。如“小六视野”在新房装修的过程中,每当购置了全新的家用电器或家庭娱乐设施时,总是以“今天又给家里添置了好玩意儿”作为解说词,“农村四哥”则在作品中频繁地展示自己教年迈的长辈使用新型电子产品,并常强调“这可是好东西,用处大着呢”。在这样的叙事和意义赋予的过程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化的产物本身已经被农民视为了一种提升家庭生活质量的物件而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之中。
此外,经由叙事常规对地方芭蕾进行文本化的过程中,短视频的媒介逻辑本身也介入到了乡村人地关系的建构过程当中。叙事常规在乡村短视频中的广泛应用有其现实原因,即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大多缺乏专业化的媒介生产技能,因而采用固定的、线性化的固定叙事结构能够大大地降低对媒介生产专业化的要求。而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媒介生产逻辑,作为主体的农民出于传播的需要,短视频这一媒介开始对地方芭蕾进行影响,甚至塑造出新的地方芭蕾活动。如广受关注的“华农兄弟”,由于偶然在作品中展示了自己烤竹鼠的视频而意外走红之后,开始将自我在农舍养殖竹鼠与到小河边烤竹鼠作为了其日常的生活活动,并通过短视频的形式频繁地进行呈现。这也体现出乡村短视频本身作为一种媒介产品,其除了出于农民分享自我生活的精神需要外,同时也是重要的消费品,因而其消费逻辑同样影响着地方芭蕾,体现为反响越好的主题,越容易被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在之后的生活中反复实践,从而形成新的地方芭蕾形式。
如何理性地审视当前历史语境下的乡村人地关系,不仅关涉到当代乡村社会结构的优化,也涉及到城市化的浪潮之下游离于城市之外的农民自身作为人的现代化的问题[39]。当前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型信息技术的下沉与移动传播工具的普及使得农民获得了以主体身份来对乡村的地方芭蕾进行媒介化呈现的机会,这为深度考察当前新媒体介入之下农民与乡村的人地关系提供了珍贵样本。
通过对典型的乡村自媒体中的地方芭蕾进行考察后发现,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而存在这一地方观念在当代农民的集体意识中出现了松动。无论是在开敞与闭合的空间切换中所呈现的乡村空间形象,还是在空间再造活动中凸显的传统乡村对现代都市元素的吸纳,抑或乡村地方芭蕾的主题中对运动与停留的展示,都可以很直观地感受现代化都市元素对当代乡村的深度介入以及农民群体对于这样新的乡村面貌与生活环境的高度融入与满足。这印证了在我国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政策背景下所产生的城乡融合趋势[40]。此外,短视频中的乡村地方图景不再是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而存在,其也脱离了传统媒体建构起来的落后、贫穷的负面形象。其中农民与乡村也不再成为部分研究指出的其因作为一种被凝视的“审丑”对象而获得生存空间[22]。当前对乡村极具生活化的地方芭蕾的呈现替代了早期的“审丑”成为当前乡村短视频的主题。农民通过短视频这一内容中介呈现出了一副既能满足人现代化的生活需要,同时又保有传统农耕文明亲近自然与怡然自得特质的新型乡村图景,同时农民将这样的改变吸纳进入其对乡村日常图景的认知当中,并通过对其的融入形成了对当代乡村积极的地方认同。这与既往研究发现农民总是对乡村充满焦虑而对城市充满无限向往[25],并将城市视为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41]不同。本研究发现农民将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成果及其对乡村的融入整合到对乡村这一本体的认知之中,对当下已实现部分现代化的乡村现状形成了高度的认同,并发展出自觉的农民身份认同与对乡村的地方认同。乡村不再是与城市对立的落后区域,而是当前时代下农民主观上的一种栖居的乐土。农民本身已经开始将乡村作为了一个极具归属感的地方来看待,对当前的乡土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同感,甚至对乡土文化产出了自豪感,从而呈现出一种高度和谐的乡村人地关系。
此外,本研究通过在地方芭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体芭蕾的概念来进一步解析当前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自媒体的介入之下对乡村地方芭蕾及乡村人地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发现农民通过短视频这一中介来将乡村地方芭蕾进行文本化的过程中,使得媒介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介入到乡村人地关系的构建过程。其一来体现为媒体芭蕾所采用的固定的叙事模式使得农民本身对当前乡村高度的地方认同得以通过文本化的过程被不断强化,同时媒介的产品属性让媒体芭蕾在不断被观看与消费的过程中反作用于乡村的地方芭蕾活动,使得作为主体的农民与作为地方的乡村在媒介逻辑的介入之下形成了新的交互模式,也带动了乡村人地关系的动态化发展。此外,自媒体作为一项极具潜力的产业,在国家与商业互联网公司推动互联网下乡的过程中本身也作为一项新的农村地方生产活动成为当前一种新型的乡村地方芭蕾。诸如当前“巧妇9妹”等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专职生产乡村短视频作品,“乡村小乔”更是辞去城市内公安局辅警岗位的工作回乡专职创业做乡村短视频产业,这都印证自媒体下乡不仅给农民展示与认知乡村这一地方创造了途径,其本身也开始作为了乡村地方生活的一部分开始对人地关系进行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对当前乡村现状的高度认同也在印证着现代化产物与传统的乡村文明在当前的乡村这一地方正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作为主体的农民并没有对二者进行优劣上的判断,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保持田园农耕的乡村传统同样成为作为主体的农民的一种内生性需求。未来在推进乡村改造之时,需注重对乡村传统与现代化平衡的兼顾。同时,鉴于自媒体对乡村人地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未来在持续推进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媒介应成为乡村政策制定与乡村改造实践中应加以考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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