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北京 10002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围绕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问题谈到了三个着力，“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1]。这为明确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思路，即高质量发展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了指导方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和着力点。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外环境，系统研判当前面临的外部风险和内部挑战，是积极寻求着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基础，也是探寻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的重要突破口。
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蔓延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加速重构与调整，呈现以本地化、短链化、数字化、绿色化等为新特征的发展趋势[2]，进而对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横向分布上呈现本地化的新特征
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蔓延，以美国、日本、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深刻反思制造业重振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问题，为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国家或地区可能引发的“断链”风险，推出系列鼓励产业链供应链从全球布局向本土回流、全球布局向区域布局转移、集中布局向低风险地区分散转移的支持政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地化属性不断增强[3]。通过图1可以看出，相较于2010年，2018年中国、美国、英国、韩国以及印度等国家总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规模均有所缩减，同时国内增加值的规模都有所扩大[4]，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图1 2010年与2018年代表性国家总出口中的增加值分解数据来源：WTO网站(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miwi_e/countryprofiles_e.htm)。
(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纵向分布上呈现短链化的新特征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各经济体产业政策的影响，跨国公司出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考虑，纷纷收紧全球化布局，愈加谨慎地对待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布局，跨国投资活动步伐放缓，产业链供应链在纵向分布上呈现缩短态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制造业跨国并购规模总体呈现波动下降态势，由2015年的394 207.9百万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238 904.5百万美元，下降幅度达到39.40%，在全球跨国并购总额中的占比也从2015年的53.62%下降至2021年的32.82%(见图2)，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产业链布局呈现明显的短链化趋势。
图2 2015—2021年制造业跨国并购规模及占比变化趋势数据来源：UNCTAD跨国并购数据库。
图3 1992—2020年全球B2B电商平台新增数量及总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Ladrière M, Lundquist K, Ye Q: “B2B e-commerce marketplaces and MSMES: evide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 facilitation?”，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No.ERSD-2022-7,2022。
(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转型升级方向上呈现数字化、绿色化的新特征
就数字化而言，伴随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趋势，全球数字平台的建设和使用规模不断增长[5](见图3)，全球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互联互通成本明显降低，从而使得各经济体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对接的渠道和方式发生深度变革。各经济体在数字基础设施、相关技术人才储备以及对标数字贸易规则等方面都面临更高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难度。
就绿色化而言，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地加速了各经济体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欧洲各国相继加大对新能源、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其中法国提出到2035年实现汽车100%为电动汽车的目标，德国更是计划纯电动汽车上路的数量于2030年将至少达到1 500万辆，并将完全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由2040年提前至2035年。此外，目前已经公布、立法或完成“碳中和”目标的经济体高达128个，另有58个经济体正处于提议/讨论中(见图4)。这将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的绿色化进程，导致其融入门槛在短期内出现提高，从而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出新的要求。
“碳中和”目标实现情况图4 全球公布“碳中和”目标实现情况的经济体数量数据来源：
Energy &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 的净零排放跟踪表。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调整的新特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面临新的外部风险和内部挑战，亟待我们开展系统的研判。
(一)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
1.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通货膨胀和地缘政治危机推高经济下行的风险
根据2022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的最新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保持在3.2%的水平不变，2023年将进一步放缓至2.7%[6](见图5)。外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将直接影响到外需的稳定性，进而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传导到我国的相关生产环节，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形成外部风险。
图5 2000—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及预测注：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
2022—2027年数据为预测值。
同时，自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别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水平不断上涨(见图6)。首先，欧美各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居高不下。2022年，美国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长8.2%，维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见图7)；
欧元区9月CPI同比增长9.9%，为历史最高水平。其次，受通胀流动性和传导性的影响，本轮通胀的冲击已蔓延至全球。据IMF评估，2022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1年的4.7%上涨至8.8%，并且通胀压力将比预期的更广泛、更持久。最后，我国在全球通胀过程中同样面临较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包括资本外流的压力进一步增大，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布局正面临重构与调整，外资存量和流量均存在较大下行压力。提振外资企业的整体活力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图6 2000—2023年全球通胀率及预测注：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
2022—2023年数据为预测值。
图7 1990—2022年美国通胀率及预测注：数据来自Statista全球统计数据库；
2022年数据为预测值。
此外，伴随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等经济体频频实施的制裁措施，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持续加剧，世界经济复苏步伐进一步延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冲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运行。
2.欧美等经济体陆续实施“中国+1”或“中国+N”战略，全球产业竞争愈加激烈，加快中国产业转移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促使各经济体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关注由“效率”转向“安全”和“韧性”，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成为各经济体开展产业竞争的重要目标和战略导向。部分发达经济体相继实施“中国+1”或“中国+N”战略，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分散化布局。由此引发的各类新型产业政策工具被更频繁地使用，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竞争，导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链”“脱钩”等风险，产业转移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首先，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产业政策方面持续做出激进的表现，遏制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意图愈加明显。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延续了在经济和产业等领域重振美国、对中国等新兴国家加以掣肘和围堵的战略思路，聚焦高科技产业与战略性产业的选择性“脱钩”政策，陆续出台“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相关国家政策。2021年2月，拜登政府上台一个月就签署“供应链百日审查令”，对包括半导体在内的4项关键产品的全球供应链进行审查，以摆脱对海外供应商尤其是中国供应商的依赖。2022年5月发布题为《重构美国国家产业政策》的报告，提出了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美国国家产业政策体系的重新调整和改革方向。同年8月发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对美国芯片产业提供了约800亿美元的资助，以促进芯片产业在美国本土的全链条发展。该法案向在美国的芯片制造企业提供巨额补贴，同时要求这些企业必须同意“不在中国大陆发展精密芯片的制造”。2022年7月19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韩国访问期间发表讲话称，需要集中力量复苏经济并恢复供应链，在盟友和伙伴国之间实行“友岸外包”战略。
其次，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同样重视通过产业政策稳固和提高国家产业竞争力，推动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其一，欧盟委员会自2020年年初以来，出台了以2020年《欧洲新工业战略》和2022年《芯片法案》等为代表的多份政策文件，重点关注欧盟供应链、产业生态系统的领导地位和安全性，意图提升欧盟整体竞争力和在世界新秩序下的领导地位。其二，日本高度重视关键性产业回迁本土，推动构建国内产业体系[7]，于2021年推出《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2022年5月推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等产业政策，意图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浪潮中打造“内强外韧”的产业体系，提高国内供应链竞争力。
最后，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发力，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和中低端制造业产业面临不可小觑的“分流”压力。事实上，最近几年一些跨国企业正在陆续关停开设在中国的加工工厂，转而在越南、泰国等国家设厂，比如微软计划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并将部分设备转移到越南河内，英特尔、耐克、阿迪达斯、奥林巴斯、佳能、LG、索尼等知名企业也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
美欧日重点产业政策具体见表1。
3. 美国推行“小院高墙”战略，联合盟友打造“去中国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精准围堵中国的意图愈加明显
全球各大经济体除了致力于加快构建本国优势产业群，维护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还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鼓动下，依托合作计划、伙伴计划、经济框架等新形式、新安排，谋划和参与构建区域化、竞争性、排他性、针对性的产业链同盟，直接或间接围堵我国的产业链，试图压缩我国高端产业全球发展的空间，加剧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面临的外部冲击。
第一，美国已明确将我国定位为“竞争对手”[8]，加快推动构建以美国为主导、旨在遏制中国的产业链同盟体系。2021年6月12日，G7峰会期间，拜登和G7其他6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推出意在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计划，旨在满足发展中经济体40多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2022年3月，美国提出与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组成所谓“芯片四方联盟”(Chip4)的构想，以加强芯片产业合作，抗衡中国大陆。2022年6月26日，拜登和G7其他6国领导人在德国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发起一项名为“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PGII)的倡议，称各方将在5年内筹集6 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以资助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同年9月，由美国号召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首轮面对面部长级会议正式举行，该框架的地缘对抗意图极其明显，旨在通过煽动印太地区各国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选择性脱钩”来限制我国的产业发展。
表1 美欧日重点产业政策汇总
续表1
第二，欧盟各国也在积极谋划产业链领域的全面合作计划，以加强供应链同盟和合作伙伴关系，并减少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2021年6月，欧盟与美国发布《欧盟—美国峰会声明》，提出欧盟与美国将建立平衡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伙伴关系。2022年10月21日，欧盟各国首脑在欧盟峰会上重点讨论了如何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问题。
第三，以日本为代表的亚太地区部分经济体，也在积极谋划和深度参与产业链同盟体系，围堵我国高端制造产业的发展。2022年3月以来，日本、韩国多次表态，将认真研究是否参与由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该联盟主要目的在于联合盟友封锁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切断与我国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联系。此外，2022年7月29日，美国和日本召开“美日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经济版2+2)首次部长级会议，将强化供应链的相关合作内容纳入联合文件，同时计划共同研究新一代半导体，并最早于2025年在日本国内建立量产体制。
美欧日构建产业链同盟体系的重点政策具体见表2。
(二)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的内部挑战
1.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堵点、卡点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如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问题仍然存在，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尚不完善等。这给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带来了一定阻碍，进而干扰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畅通运行。
首先，在地区融通方面，区域性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有效运转。部分地方政府向特定企业及投资者出台财税、土地、补贴等优惠政策，导致招商引资时的恶性竞争，扭曲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决策，进而影响到产业链供应链最优化配置目标的实现。例如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设立超国标的地方技术标准和目录，强制汽车企业采购本地企业生产的电池电机等零部件，出台不公平的地方非补贴性政策，以及限制或变相限制消费者购买外地某类新能源汽车等现象屡见不鲜，导致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存在实质上的地域分割问题。此外，各地在市场监管上的自由裁量权较大[9]，导致企业在准入和退出机制上面临不同的标准，也会进一步加剧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性分割。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环境类赛项分为“大气环境监测与治理”和“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职业技能大赛两个不同方向的竞赛，虽然专业方向不同，但每年赛项内容均设置4个模块，分别为环境治理理论考试、仪器设备组装、设备调试运行和数据处理分析，由2名参赛队员通过协作共同完成。本文分析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环境监测与治理”赛项内容，探讨其对高职院校环境类技术专业的教学指导作用，为同行职业院校的环境类专业建设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其次，在要素供给方面，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的不完善，限制了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高效运转。
表2 美欧日构建产业链同盟体系的重点政策汇总
续表2
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大背景下，产业发展需要更多的优质生产要素，包括高品质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高素质人才、新科技和数据资源等。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能够高效运转的统一要素市场。例如，其一，劳动力要素的有序流动不畅。户籍、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行政性分割，致使我国人口区域性流动仍面临较大限制。其二，数据要素市场效率低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数据确权、流动、共享及安全发展等方面仍面临诸多阻碍。优质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运转密切相关，如果要素和资源市场无法及时调度和供应各类生产要素，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正常发展将受到严重阻滞。
最后，在商品流通方面，商品和服务流动仍存在诸多障碍，导致供需不能有效适配，难以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下游连接的需求端潜能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释放。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产业链供应链运行需更加注重适应经济发展趋势的结构性布局，只有确保产业链上游的供给端在区位分布、产品种类等方面及时适应下游需求端的动态变化，才能真正实现“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此外，物流费用偏高、城乡流通市场分割、价格歧视、假冒伪劣等现象仍然是商品和服务市场流通的重要阻碍[10]，也会影响到全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流动。
2.市场主体创新动力不足，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同效应有待激发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且创新能力存在多重短板。与此同时，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对接以及大中小微企业之间的业务协作、资源共享和系统集成效率不足，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产业链知识技术流动机制，致使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整体自主创新水平不高、部分环节关键技术缺失等问题。
一方面，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无法适应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需要。其一，虽然当前我国市场主体的创新规模有所提升，但总体创新能力仍然不足。在科睿唯安发布的《2022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中，日本有35家创新机构上榜，美国有18家，中国大陆则仅有5家，分别为阿里巴巴、蚂蚁集团、京东方、华为、TCL。其二，市场主体普遍存在研发投入不够、关键技术供给不足、基础创新研究缺乏等共性问题，产业链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有待提升。其三，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主要以实用新型专利、外观发明专利为主，技术发明专利特别是基础性关键技术的发明专利较少。中小企业作为实体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是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要参与者和组成部分。因此，中小企业整体创新动力不足，将会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可能面临的“卡脖子”风险。
(一)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利用国际循环“延链”“稳链”
一方面，要着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持续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11]。首先，要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坚持运营和维护好国际现有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同时，积极参与绿色产能、特色产能等新兴领域的国际产业链分工合作，以抢占未来全球产业发展和布局的制高点。其次，要坚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固落实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社会的有效对接。再次，要积极担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规则体系的支持者、维护者和制定者，通过制度型开放，推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战略、规划、机制与国际接轨，维护多元稳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最后，要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拓宽人民币跨境支付与结算渠道，努力实现全球公共产品结算的人民币化，帮助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缓解全球通胀水平上升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
另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国际循环，合理利用全球市场机制，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赋能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延链”“稳链”。既要依托商务部2022年9月印发的《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2022年10月印发的《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激发创新活力，助力稳外贸、稳外资；
也要充分利用好202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稳定进口行情、拓宽进口渠道，强化国际循环在“延链”“稳链”中的积极作用，以对冲全球经济下行和不稳定性因素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二)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积极寻求破解国际围堵的有效路径
一方面，要把握区域价值链的发展机遇，推动区域贸易协定走深走实，积极培育“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2]。其一，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通过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RCEP 成员国的产业链合作，加速形成“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其二，要积极推进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程，为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打造“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供重要机遇，进而降低“脱钩”风险，对抗和削弱部分经济体持续输出的产业链供应链“选择性脱钩”意图。
另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和研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可能面临的围堵局面和直接挑战，提前制定相应策略以防范和化解外部风险。首先，要前瞻性地研究、破解和预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围堵和遏制我国高端产业发展的新战略和政策措施。其次，要通过构建新型价值链合作机制，积极吸纳美国盟友进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从内部化解诸如“芯片四方联盟”等的围堵风险。再次，要通过国际舞台和更加积极的国际舆论，揭露美国产业政策违背全球产业链分工自由布局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客观事实，反向对美国产业政策和同盟战略“施压”。最后，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全方位保护我国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背景下，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能源冲突，应加大力度保障我国主要能源运输航线和管道，防止“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事件重现，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基础设施安全稳定。
(三)破除国内大循环堵点、卡点，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赋能“补链”“强链”
首先，要坚持优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畅通流动，为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强链”提供有力支撑。第一，要明确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主要区域的产业链“补短链、锻长链”的关键环节，以及需要协调推进的重点项目及扶持发展的着力方向，有针对性地加强技术攻关和产业攻关，使其在国家产业链安全稳定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二，要进一步推动上海等超大城市功能疏解，把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市县共同发展作为培育都市圈的重要内容，从而推动形成更加合理有序的产业分工格局。第三，要加快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增强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引导制造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迁移，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合理分工和协同联动发展，对冲发展中经济体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分流”风险。
其次，要加快推动构建以现代流通网络为代表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保障基础设施体系。其一，推动运输便利化，实现交通运输结构现代化，努力打通当前国内物流运输的堵点、卡点。其二，提升我国港口服务能级，促进跨国铁路联通，提高国际航空货运和基地物流服务能力，推动国际物流供应链更加稳定、畅通。其三，统筹加大对物流枢纽和物流企业的纾困支持力度，依托城市周边物流园、具备条件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合理布局物资中转站。
最后，要进一步推动营商环境改革，推进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为更多外资企业融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为稳定和可预期的环境。其一，要坚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立健全配套法律法规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对企业的服务、保障和监管能力。其二，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其三，要依法保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其四，要精准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推进国际国内标准互通互认，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四)加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机制
一方面，要加速提升我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我国产业链核心技术优势，摆脱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受制局面。其一，要不断强化重点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聚焦产业技术基础“补短板”，以加快实现全产业链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和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其二，要确保资本、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有效供给和合理集聚，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其三，要积极开展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建设，注重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建设涵盖全产业链的重大协同创新平台。其四，要聚焦各类市场主体的关切，加强创新政策保障和知识产权保护，积极营造尊重和鼓励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以更好地支持和服务各类市场主体开展自主研发创新活动。
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促进我国大中小微企业更好地实现协调发展与融通创新。其一，要积极构建创新交流平台和公共资源共享平台。通过实施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质量创新、标准创新和产业链建设等方面的协同创新试点工程，探寻并推广适合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融通创新机制，进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其二，要前瞻性、系统性地规划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发展的创新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创新生产要素向优质企业集中，在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内引导企业制定现代化创新战略、研发战略。其三，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龙头、“单项冠军”企业的创新引擎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企业间创新研发行为的相互支撑、服务共享、信息共通和数据融合，带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其四，要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自主创新引领的新动能，促进和支持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引导中小微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从而培育形成新的产业链竞争优势。
(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马明会、邓利静和王者的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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