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太圣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需要将其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同时，教育又是民生之基，关涉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需要党和政府针对教育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有效的政策调节。2021 年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提出要在一年内使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三年内使各项负担显著减轻，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经过一年多的强力实施，“双减”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效果，但也存在重形式轻实质、重内容轻方法等问题，亟须对此开展更加深入的思考，以期在未来的实践中加以解决。
众所周知，“双减”政策的出台是为了扭转一段时间以来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机构角色失调的现象，即作为影子教育的校外培训机构喧宾夺主，绑架并扭曲了学校教育的正常运作。为此，在一年多的“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与相关机构双管齐下，一方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净化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为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与发展创设支持性生态；
另一方面明确“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将学校教育质量提升作为减轻学生过重学习负担的根本。简言之，通过教育系统内外部同时用力改革，实现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首先，加大力度，进一步清理困扰学校正常办学的校外培训市场。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30 多个配套文件，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实施政府指导价、预收费监管、上市公司清理整治等规范性管理，针对学校明确了考试、作业与教学管理等具体规定，形成了“1+N”政策制度体系，从而为地方各级部门和学校提供了执行“双减”政策的具体依据。同时，教育部有关部门持续开展巡查执法，在周末、中秋、国庆、寒暑假等容易出现违规补课的时间节点进行暗访，累计出动执法检查人员44 万余人次。国务院教育督导办每半月将“双减”工作情况通报给各省级人民政府，督促政府履责。在持续高压下，全国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超9 成，培训收费较之前平均下降4 成以上，25 家相关上市公司全部不再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另外，还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建成了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2.0 版等[1]。
其次，加强供给，不断提升学校教育的专业服务质量。教育部部署指导学校聚焦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全面加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促进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如在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方面，教育部在“压总量、控时间”的基础上，逐步强调“调结构、提质量”，目前已有17 个省份出台了作业设计指南，学校作业管理制度普遍建立，作业设计水平不断提高，超80%的学生认为作业量明显减少，90%以上的学生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在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方面，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广参与”，有91.7%的教师参与提供课后服务，满足了学生不同学习需要，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超过90%。同时，为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教育行政部门积极推动“上水平、强保障”，统筹用好社会资源，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引进28 万名科技人才、文艺工作者、体育教练员等专业人员参与课后服务。另外，在加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方面，全国有21 个省份专门出台了分学科教学指导意见或者课堂教学基本要求。指导学校普遍建立了教学管理基本规程，严格落实教学计划，强化了教师备课和校本教研，落实了“零起点”教学和学习困难学生帮扶等制度，绝大多数教师参与了辅导答疑，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上述旨在拨乱反正的“双减”工作实施成效，也可以在2022 年10 月28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有效减轻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情况的报告》里得到印证。受国务院委托，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上述报告。报告指出：“经过各方不懈努力，校外培训市场‘虚火’大幅下降，野蛮生长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校内减负提质受到普遍欢迎，全社会支持和认可‘双减’改革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但与此同时，报告也清醒认识到“‘双减’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因为它要解决的问题多是由教育内部与教育外部问题的相互传导和层层叠加所致，没有药到病除、一劳永逸的妙方。这些未解的难题主要包括“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难题还需破解”“非学科类培训监管还存在短板”“校内提质增效还存在差距”“风险防范处置仍存在薄弱环节”“宣传引导工作效果还不够明显”五个方面。就是说，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各自角色调整还需要时间，特别是在社会还缺乏一个相对统一之共识的前提下，“双减”政策的落实依然任重道远。
上述报告对未来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过程中会遭遇的难点之预判是有道理的。如果说第一年的政策实施是通过暴风骤雨式推进，迅速将校外培训市场击溃而战绩辉煌的话，后面的战役则有赖于对教育实践中的顽瘴痼疾实施精确打击，而其前提则是赢得全社会的广泛信任与支持。换言之，当社会对教育之本真理想的认识达成一致，并自觉付诸实践，则“双减”目标的实现指日可待。这里的社会各主体包括教育系统内部的行政部门、学校及其成员，教育系统外部的行政部门、家长、用人单位等。
这里不拟面面俱到论及上述各主体，而是围绕现实情境中对儿童影响占据主导地位的教师和家长来论述。一般来说，教师作为社会价值的代表，理应肩负为国家培育人才的重任，在他们那里，公共性是内含其中的；
而家长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思考孩子的教育问题的，因此，他们更愿意接受校外培训机构那套“成功术”的话语表达方式，而自觉自愿地加入教育培训中去，使得孩子压力过重而不自知。就此而言，教师与家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张力。而前些年校外培训市场火爆时，资本的力量不仅成功俘获了家长，也或多或少拉拢了一部分教师，从而使得教育的公共性受到削弱。
我们看到，不仅中国的家长中盛产“虎妈”“狼爸”，愿意拿出家中积蓄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国外一些家长也一样陷入子女教育的焦虑之中。他们每天围绕着孩子的上学和兴趣班保持几点一线的生活，事无巨细地考虑着孩子的今天与明天。他们有时可能会感到绝望，但“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家庭日历中的任何空白都可能意味着他们的后代将没有简历来获得哈佛大学的厚厚信件——以及以后的大笔资金”。因此，他们宁愿牺牲掉所剩无几的空闲时间，以确保孩子的安全和衣食无忧。[2]31“可怜天下父母心”也是中外皆然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尔·波兹曼认为“童年消逝了”，而且“伴随着童年的消逝，儿童眼里的游戏也随之消逝”。这是因为成人正用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经验来要求孩子，使得传统意义上有关儿童的独特性的假定迅速消亡。孩子们从事的各种活动都不是出于其本真目的，而是成人比较在意的外在的目的，“如名望、金钱、身体训练、社会地位的提升、国家的荣誉等”。[3]这样说，当然不是奢望回到儿童的视角，毕竟儿童要走向成人，去过家长和教师正在过的成人生活，而是希望如阿伦特当年对教师的期望那样去对成人提出要求，她说：“教师的资格在于了解世界和能够把他关于世界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他的权威则建立在他对那个世界负责任的假定之上。在孩子面前，他仿佛是世界上所有成年居民的代表，指着它的沟沟壑壑，对孩子们说：这是我们的世界。”[4]“负责任”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因此，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要成为负责任的成人，要去准确认识社会急剧变化的性质，明白这种变化如何重塑学生所处的环境，让学生面临新的角色挑战。譬如，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成为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如何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技术世界里成为具有创新性和主体性的人，如何在强调个性发展的教育情境里成为具有包容、关爱社会、他人之移情性理解能力的人，等等。这些适合当下和未来发展需要的个人品质的养成，一方面归因于儿童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创建，一方面又深受成人世界的本质对儿童的深刻影响。
在此前提下，负责任的成人要积极引领孩子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丰富生命内涵的人。首先是胸怀世界的中国人，既要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又要做关心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其次是具有创造性的主体的人，不仅要把创造性作为人的品质中的第一要素进行培养，而且始终保持人的尊严，让技术更好地为人服务，而非相反。再次是追求共赢的社群人，在让个人成功的基础上，确立自己作为社会共存者的角色，明确个体的存在是彼此存在的前提条件。最后是享受生命意义的人，既握有可赖以谋生、安身立命的工具，更能活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众所周知，按照优绩主义的理念，人们在教育上的成功归功于其个人的勤奋与努力。这样，教育就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手段，而教育的获得有助于功绩和贡献的提高，进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地位的获得过程中占得先机。正是因为这种承诺，优绩主义遂被许多社会奉为圭臬。在中国各种教育场景中，如下口号并不鲜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争时争分更争位，流血流汗不流泪”“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拯救我的人是我自己”“拼一载春秋，博一生无悔”“有来路，没退路；
留退路，是绝路！”“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为成功找办法”“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等。这些口号的背后，是人们对努力与成功之关系的深信不疑，并愿意为此承担当下过重的学习负担和压力。
不过，有研究者指出，“优绩主义的某些核心概念模糊不清、分配标准呈现单向度化且不够明确，与之相关的一些理念还会导致社会心态的极化、社会的撕裂甚至损害民主”[5]。这些内在的缺陷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忽视影响成功之因素的复杂性，代之以以学业成绩为主要表征的单一维度的标准。而个体的行为就受制于这单一标准与规范。我们以学生在学校里的阅读为例，按照课程和教学目标的规定，学生必须完成特定书籍的阅读，并将之作为家庭作业的一部分。而为了加强对阅读工作的管理，教师会针对阅读要求对学生进行评分，这样教育就不可避免地变得与成绩和最终收入密切相关了。虽然人们知道，阅读是需要兴趣的，应该鼓励学生读他们喜欢的书，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激发起阅读欲望。但是，“我们的经济和教育机构不鼓励的正是这种在成绩、收入和消费之外寻找和培养兴趣的能力”[2]58-59。这使得学生很少有机会发展其他的兴趣，包括对阅读的持续兴趣，这在学生学习的限制性、学习内容的局限性上可见一斑。
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日常经验还是研究成果来看，优绩主义所宣称的有关社会流动性的承诺也几乎化为泡影，也就是说，在校学习成绩好的人在走上社会之后并不一定能成功。如桑德尔就说，“政治判断能力（包括道德品质和洞察力）与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被精英大学录取的能力之间几乎没有关联。认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比那些资历较浅的同胞更善于治理国家的观念，是一种源于优绩至上的傲慢的神话”[6]。不过，这种批评并没有阻止优绩社会的发展，相反，现代社会的不断加速正使得优绩社会恐怖的一面更加彰显。“在我们的文化感受中，关于增长的观点完全变了个样，它越来越从一种期待变成了一种胁迫。增长、加速、创新，不再像是一种承诺，说要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而更像是一种末日启示录一般、幽闭恐惧症一般地恫吓、威胁我们”[7]21。
这种窘迫的状况同样在学生身上可见，在很多情况下，评价标准的单一片面消解了人类学习的多样性目标，只留下维持生物性生命的“应试”。而且在同样的标准下，学生个体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他们的功绩与贡献可以在同一维度上进行比较。于是就有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之分，那些害怕在内卷中被淘汰的主体就深深地陷入焦虑之中。“过去人们关心如何拥有美好的生活，其中也包含了如何融洽地共同生活，如今人们则只考虑如何存活下去。”[8]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遭到了阻碍与破坏。
内卷化不只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教育系统内部需要跟外部协同起来，内部提高教育质量，外部管控校外培训。而更重要的，依然是重塑社会关于教育和社会的理念，因为结构与文化是一种“双面的掌控策略”。“我们既受到（外在）结构的逼迫，也受到（内在）文化的驱动，而去侵占世界。对我们来说，世界就是我们要去知晓、开辟、获取、化用、掌握、控制的。”[7]28
“双减”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已经表达出国家对于教育的根本态度，即希望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片面发展”和“教育功利化发展”的状况，引导学校回归本真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并通过“双减”与评价改革、考试改革、课程改革等其他相关措施的协同，保障“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地。这些政策上的要求还需要基层相关主体的重新理解和阐释，特别是作为教育专业人员的校长与教师，更应当在与基层政府、社区、家长、校外培训机构等其他主体对话和交流过程中，恪守专业立场，以社会价值代表者的身份表达对“双减”政策目标的认识，以及对本真教育理念的“知晓、开辟、获取、化用、掌握、控制”。
基于此，我们需要对美好社会生活有新的理解，对教育有新的认识，我们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并尝试改变整个社会的职业价值观及学历认同，打破不公平的招聘规则，消除学校之间的等级歧视，重塑工作和劳动的尊严[9]。这里所言既呼应了前述破除优绩主义迷思的倡导，让社会形成合理的、多元化的成功观，也回应了国家出台相应政策积极创建公平合理之社会工作环境的努力。正是国家清晰的政策导向和强有力的实施力度，才使得人们对美好教育生活的想象不再是一厢情愿，而是与时代形成同频共振，产生实质性的变革效果。
同样，我们需要珍视我国教育实践领域中的积极力量，包括大量坚守本真教育理念的一线教师，他们在平凡的岁月里追求着教育的育人价值；
也包括不少教育家和教育专家引领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教育改革项目，它们社会覆盖面广，且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专业共同体，更能够在教育改革实践与理论研讨中形成共识和合力。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双减”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快乐和幸福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心的主观感受，“想要解决内卷和焦虑问题，就要在不稳定状态下为游牧和不稳定的生命寻找到稳定生活的可能性”[10]。这些坚守教育本真理念的人正通过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将其理想化的教育价值观念转化为教育现实。
另外，我们需要坚持知行合一的理念，彻底走出教育治理的“悖论”。这里所言的“悖论”指的是我们一方面清楚地知道教育应该如何走，另一方面又义无反顾地朝着错误或片面的方向走。如明明知道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性，应该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却又以有利于未来成功的理由来给学生当下压力过重寻找正当性解释。“悖论”还可能指的是不同主体在落实“双减”政策时，出于认知、利益和立场等方面的考虑，方向不一，力量相互抵消，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了。因此，有必要加强自我反思，判断自己的教育观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行动；
有必要加强理性沟通，通过论辩说理的方式，寻求最大的共识，以取得“双减”政策实施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