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少贤
(泰国国立发展管理研究院,泰国 曼谷 1024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与劳动力规模大幅扩大,并在不断积累过程中逐渐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1》显示,截至2020 年初,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达到2776.4万亿元,约为1985 年基期值的66 倍。人力资本积累所释放的“人口红利”,有效促进社会生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然而,随着中国出生率下滑、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及“机器换人”现象发展,人力资本供给与需求匹配不当的问题逐渐显现,无法有效支持经济持续高效发展[2]。
在此背景下,为延续经济全球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均积极探索全方位、立体化人力资本优化措施。在中央层面,2020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等政策文件,就优化人力资源服务进行多次工作部署。在地方层面,《江苏省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 《北京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发展办法(试行)》《天津市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为各省份的人力资源服务优化提供诸多方向。从政策导向看,国家和各地区对人力资源服务的工作部署,有利于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提升人力资本匹配度,进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镇化是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3]。为促进劳动力城乡流动和人力资本集聚,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和路径。2022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中国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人力资本供应与产业结构调整步调日渐一致,与市场需求逐渐均衡。在达成人力资本匹配的同时,有效激发经济发展潜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尚未对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探究新型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十分必要。在此过程中,考虑人力资本匹配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对于厘清三者作用关系、化解结构性矛盾、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自Schultz[4]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以来,“人力资本”成为诠释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随着学术界对人力资本认识的深入,人力资本相关理论研究日益丰富,目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人力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学者们通过研究普遍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有利于促进技术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5-7];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国内外研究均发现,人力资本投入会影响劳动者收入、技术创新、区域经济效率,且具体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8-10];
三是关于人力资本差异化配置的作用效果研究。
相关学者主要从人力资本匹配与人力资源错配两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人力资本匹配角度,王煌等(2020)研究发现,城市人力资本匹配质量提高有利于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和研发创新协调投入,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11]。人力资本错配角度,李拓晨等(2021)研究指出,人力资本错配限制了专业集聚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12]。陈健等(2021)发现,城乡人力资本配置失衡会显著影响经济发展,拉大城乡差距[13]。
自新型城镇化概念提出至今,学术界对其展开了丰富讨论。理论分析层面,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演进、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三个方面。任杲、赵蕊(2022)指出,十六大以来,新型城镇化先后经历“萌芽—起步—形成—发展”四个时期[14]。文丰安(2022)研究发现,当前中国面临严重半城镇化现象,土地改革制度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尚不完善[15]。张晓旭(2022)指出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在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空间总体格局、建设现代化城市创新体系、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16]。实证分析层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测度、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三个方面:发展质量测度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具有显著空间非均衡性[17,18];
影响因素方面,学者研究指出数字普惠金融[19]、产业集聚[20]、科技创新[21]等因素均正向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社会服务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会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22],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显著先抑制、后促进作用[23];
经济效应方面,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24]、推动产业结构升级[25,26]。
学术界关于经济高质量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现已形成一定规模。其中,部分学者就人力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展开讨论。吕祥伟、辛波(2020)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27]。刘成坤、林明裕(2020)研究指出,人力资本具有数量和质量两大效应,两大效应均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8]。并且,财政支出[29]和人口老龄化[2]可以强化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一些学者就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展开宏观讨论。左玉洁(2021)以流通业为例进行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既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又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助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30]。周慧等(2022)研究证实,在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中、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明显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则表现为倒“U”型作用关系,作用形式逐渐由促进转变为抑制[31]。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为文章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但仍有待完善。细言之,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人力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二者关系,较少将三者纳入统一框架研究其间的作用关系。但实际新型城镇化建设会影响人力资本匹配,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文章将人力资本匹配、新型城镇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同一个框架,从理论方面分析三者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结合内生增长理论可知,人力资本匹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人力资本匹配可以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和要素互补方式,提高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打破经济发展低效率困境[32],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详细而言,人力资本匹配能够发挥人力资本效应的专用性,降低人力资本供需的摩擦成本,实现劳动者快速就业,在缩减市场交易成本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并且,高匹配度的人力资本融入会重构要素禀赋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向更高质量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与高效匹配会提升先进技术工具的使用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般而言,人力资本积累与高效匹配会影响技术应用,加速技术创新。而相对于技术模仿,技术创新可以催生新型增长动能,更有效提高社会生产力,推进整体社会经济向更高层级方向发展。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1:人力资本匹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迈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作为要素再分配的重要过程,是缩小城乡与区域差距、降低贫富差距的有效途径[33],可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助力。从城乡差距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会逐步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机制,打破长期以来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壁垒,促进优质要素在城乡的双向、自由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矫正城乡失衡、重塑城乡关系,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及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从区域差距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借鉴发达地区城镇化建设的经验,如东部地区城镇、本省份大城镇。这个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区域间要素转移,实现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结构优化。而生产要素的跨区域配置,有利于促进不同级别城镇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在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以上分析,提出下述研究假设:
假设H2: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建设过程会吸引丰富劳动力向城镇集聚,并产生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李晓阳等,2021)[34]。具体而言,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建设城镇基础设施,二是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三是扩大城镇规模。三项任务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支持,会吸引农村或其他地区劳动力涌入,在实现劳动力要素的城乡和跨区域流动的同时,有利于促进人口集聚。人力资本理论显示,新型城镇化产生的人口集聚会形成“知识外溢”,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提升。而人力资本提升和匹配,会促进其他生产要素跨部门、跨区域流动,实现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在加快产业调整和转移的同时,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35,36]。同时,人力资本匹配也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激发市场主体技术创新活力,驱动经济向更高层级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促进人力资本匹配,进一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进一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3:人力资本匹配在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
1.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文章中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TFP)。借鉴唐娟、秦放鸣(2022)[37]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结合任保平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阐释,基于科学性、全面性、数据可获取性的原则,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5 个一级指标,下设15 个二级指标。在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测度,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 核心解释变量
文章选取人力资本匹配(HM)和新型城镇化(Urban)两个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匹配程度(HM)参考王煌等(2020)的做法,用“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衡量。
新型城镇化水平(Urban),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进行量化。具体来讲,经济城镇化采用城市第二、三产业与地区GDP 的比值计算得到;
人口城镇化采用非农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指代;
空间城镇化以建成区与城市总面积的比值计算得到。通过三个方面的加权平均得到新型城镇化水平。
文章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用固定投资总额取对数得到。消费水平(Con),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率衡量。政府规模(GOV),用政府支出总额与GDP 之比的对数值表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Inf),采用单位国土面积交通基础设施的密度衡量,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和内河航道里程。
2. 模型构建
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人力资本匹配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均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构建面板回归模型(1)进行具体实证检验。
式(1)、式(2)中,下标i指代城市,t代表年份;
TFP代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HM指代人力资本匹配程度;
Urban指代新型城镇化建设程度;
Control指代文章一系列控制变量;
μ 与γ分别指代地区和时间两个层面的固定效应;
σ 指代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估计误差;
α 和β 是文章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中,α1和α2两大系数分别考察人力资本匹配、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
进一步构建如式(3)、(4)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人力资本匹配是否发挥中介作用。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新型城镇化试点首次公布于2014 年底,因此文章样本期的初始年份选择2015 年。文章以2015—2020 年中国281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为避免对实证结果产生干扰,所有数据均在取对数的基础上进行中心化处理。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以及WIND 数据库。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查找补足。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1. 回归分析
利用模型(1)和模型(2),结合地区与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数据计算,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表3 中,列(1)与列(2)分别为加入控制变量之前及之后人力资本匹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
列(3)与列(4)为加入控制变量前后,新型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由表3 结果可知: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人力资本匹配的系数分别为2.117和1.485,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无论是否有控制变量加入,人力资本匹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本匹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假设H1 得证。可能原因是,人力资本匹配程度提高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促进其他优质要素高效配置,在扩大生产力的同时,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控制变量添加前后,新型城镇化的系数分别为0.802 和0.914,且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新型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假设H2 得证。这可能是因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可更好地吸引当地优质资源集聚,促使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在缩小与其他地区经济差距的同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比人力资本匹配与新型城镇化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人力资本匹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均大于新型城镇化。这可能与新型城镇化起步较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关,因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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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观察列(2)和列(4)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可知: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越高,越会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更好基础并带来更多契机,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消费水平提升可以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倒逼产业顺应消费需求进行转型升级,由此带动经济向更高质量方向发展。三是政府规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四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越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中介效应分析
利用模型(3)和模型(4)对人力资本匹配的中介效应存在与否进行判断。表4 第(1)列为新型城镇化对人力资本匹配影响的回归结果;
列(2)为新型城镇化影响下,人力资本匹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列(1)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人力资本匹配的影响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显著提升人力资本匹配程度。从列(2)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匹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新型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也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匹配在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新型城镇化建设会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匹配程度,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假设H3 得到较好实证支持。
表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3. 异质性分析
在发展过程中,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地理位置及政策实施等方面均具有较大差异,这可能导致在不同地区与城市,人力资本匹配与新型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差异化影响。文章进一步探究不同条件下人力资本匹配、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动态关系。
(1) 区域异质性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结合地理位置差异,将所选样本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三类子样本,进一步对各变量关系展开区域异质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5。由表5 数据可以看出,其一,人力资本匹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影响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最小。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较高,经济发展与政策倾向较高,故其人力资本匹配度较高,更加注重创新能力提升,因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相较而言,中部及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匹配程度不高,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也较小。其二,新型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的影响作用最小。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一定上升空间,且可整合东部与西部地区丰富的要素资源,在资源高效配置的同时,能显著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效果,助力区域经济向更高质量方向发展。
表5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2) 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考虑样本选取城市规模的差异性,结合《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参考杨校美(2020)研究,以人口数量分布情况为基准,将城市划分为小城市(<50 万人)、中等城市(50~100 万人)、大城市(100~500 万人)、特大城市(500~1000 万人)、超大城市(>1000 万人) 五类,并进行相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可以看出,其一,人力资本匹配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区别显著,其中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较大,对中等城市的影响作用次之,对超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影响作用较小。其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城市规模异质性,即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影响作用较大,对超大城市的影响作用最小。这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发展空间大小及要素资源配置能力有直接关系。
表6 城市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
文章将人力资本匹配、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同一框架,通过理论分析形成研究假设,并选取中国281 个地级市2015—2020 年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提升人力资本匹配能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新型城镇化能显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人力资本匹配在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新型城镇化建设会提高人力资本匹配,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人力资本匹配与新型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均存在区域和城市规模差异性。区域方面,人力资本匹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最大,新型城镇化对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最大;
城市规模方面,人力资本匹配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较大,新型城镇化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较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针对性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速推进人力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匹配度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中国应加速推进人力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人力资源匹配提供良好前提。具言之,政府部门应出台支持人力资本跨行业流动的扶持政策,引导高素质、高层次人力资本向发展潜力更大的产业或行业流动,提升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出台人力资本要素与资金、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协调配置的支持方案,升级人力资本匹配程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各方应积极配合政府部门注重高层次、高质量、高级化人力资本培育,重塑高新技术型企业收益结构,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尤其是在企业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本要素与自身技术结构的动态匹配,充分利用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采取多元措施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新型城镇化能显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会提高人力资本匹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中国应采取多元措施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方面,各地区应摒弃传统追求城市规模化、中心化的工业经济思维,在培育现代化大城市的同时,积极支持小城镇建设,形成大城市与小城镇功能相连、互利共生的网格化布局模式。借此模式推动低效率地区要素与高效率地区要素的相互转移,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改变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构建区域间协调发展机制、完善地区“新基建”等政策措施,促进城乡与区域要素合理有序流动。借此推动城乡间和区域间公共基础均等化、促进城乡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改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出台差异化人力资本匹配措施。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匹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区域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因此政府部门应着重出台差异化人力资本匹配措施。国家层面上,中央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配能力,合理规划有限的政策资源,适当加大对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的资源分配,加速当地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与供应,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地方层面上,地方政府需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与要素禀赋特征,实施差别化的人力资本匹配措施。如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应利用本地区人力资本规模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积极推进“内部育才”和“外部引才”,逐步推进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应发挥本地区大量高层次人力资本的作用,注重培育并引进科技创新型人才,发展高科技产业,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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