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品
(牡丹江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化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157011)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新亚细亚主义以及共同体思想等问题，已有若干探讨(1)关于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见于赵壮道：《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9年第8期；
喻春梅、郑大华：《论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及其意义》，《理论学刊》2015年第12期。关于“新亚细亚主义”问题的研究，见于尹虎：《1919年前后期中日亚洲主义认识的变化》，《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关伟：《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北方论丛》2003年第6期；
孙江：《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话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赵京华：《从晚清到五四：亚洲主义在中国的消退及其后果》，《学术月刊》2016年第5期。关于共同体思想研究，主要有何亚娟、张丽霞：《李大钊的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9期等。。与此同时，也存在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例如，如何将李大钊的思想发展脉络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切入点。在此期间，李大钊从“人类一体”的宏大视角出发，关注中国复兴、“亚洲联邦”与“世界联邦”的发展前景，展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先期探索。众所周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为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大历史潮流提供的“中国方案”。李大钊的构思与展望，具有溯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就我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缘起，就李大钊建构“亚洲联邦”到“世界联邦”的思考过程，以及其思想原动力等几个问题，展开相关考察。
李大钊对亚洲问题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关注，缘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留学日本的经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大钊敏锐地预感到，欧洲大战“余波所及，更与极东之沉沉大陆相接。正如铜山东崩，洛钟西应，而呱呱表堕地之中华民国，遂无安枕之日，此欧洲大战及于极东均势之影响也”(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3—114页。。李大钊认为，大战爆发前，欧美列强在华形成的“均势”格局使中国免于灭亡，即“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111页。。大战爆发后，随着“均势”格局的变化，中国面临生存危机。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突破命运系于列强“均势”的旧局面，建构命运自主的新格局。
最初打破列强在华“均势”格局的是“一衣带水”的日本。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9月日军登陆龙口，11月攻占德国总督府所在地青岛港，控制胶济线，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殖民权益。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一至五号备忘录共计“二十一条”要求，包括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利，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等，试图一举将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5月，袁世凯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民四条约》，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无理要求。
日本利用地理之便和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出手劫掠在华殖民权益的行动亦非偶然。早在一战爆发前，各种打着“大亚细亚主义”旗号的舆论层出不穷，为侵华行动恣意鼓噪。1913年，鼓吹“日本至上”的御用政论家德富苏峰强调“大和民族理应成为中枢民族”，其关键是“我同化彼，还是彼同化我，欲以我大和民族为中枢民族，就必须由大和民族来同化其他民族”(4)德富苏锋：《德富苏锋集》，东京：改造社，1930年，第335页。，主张日本充当亚洲盟主。一战期间，侵华舆论更是甚嚣尘上。1916年，众议院议员小寺谦吉公开宣称日本为蒙古人种盟主的论调，他主张“第一期奠定日本国粹的基础，第二期将被异民族压迫下的全体蒙古人种解救出来，第三期全体蒙古人种统一于大亚细亚主义，第四期使全体蒙古人种置于日本国粹的保护之下”，最终“全体蒙古人种统一于大亚细亚主义”，接受日本的“保护”，“以亚细亚的势力，对抗欧罗巴势力”(5)小寺谦吉：《大亚洲主义论》，东京：宝文堂，1916年，第258、261、270页。。早稻田大学教授浮田和民则鼓吹中日联手，共创亚洲同盟，对抗西洋白种人。各种侵略论调不一而足。
1914年1月至1916年2月期间，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留学。留学期间，选修过浮田和民教授的《国家学原理》、美浓部达吉教授的《帝国宪法》等课程，关注日本形形色色的“大亚细亚主义”，思考救国之路。“二十一条”要求曝光后，李大钊在章士钊创办的时政杂志《甲寅》上接连发表《国民之薪胆》《新生命诞孕之努力》等爱国文章，加以猛烈抨击。他还起草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直斥日本乃世界的“蟊贼”，为中国“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仇讐”(6)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117页。，唤起民众抵制日本的侵华野心。
1916年初夏回国后，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一年后，俄国十月革命使他看到救国之路的前进方向。从1917年4月到1919年11月，李大钊关注俄国革命进程，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改写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与此同时，面对给中国造成最大国家安全威胁的日本，揭露其侵略舆论“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李大钊于1917年在《甲寅》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1919年在北大学生主办的杂志《国民》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等文章，点名批评德富苏峰、小寺谦吉与浮田和民等“大亚细亚主义”论者。李大钊指出，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无非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其基本主张是让亚洲民族“都听日本的指挥”，亚洲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
“亚洲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其本质特征在于“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
不是民族自决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
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
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7)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9—270页。。李大钊疾呼，“为反抗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必须“破坏大亚细亚主义”(8)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在抨击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包括回答高承元等质疑的过程中，李大钊针锋相对地提出并全面阐释了“新亚细亚主义”，使之成为构建“亚洲联邦”的指导思想。概括起来看，其要点如下：
第一，强调亚洲的民族解放与自决是建立“亚洲联邦”的政治前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除日本以外，亚洲国家都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李大钊认为，实现亚洲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是对亚洲“作基础根本改造”的首要任务。中华民族的自强自主自不待说，还应包括分别于1879年、1910年被日本吞并的琉球、朝鲜。日本在琉球置县冲绳，在朝鲜设置总督府，实施残酷的殖民主义统治，奴役和盘剥。有鉴于此，李大钊坚决主张“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9)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70页。。在这里，“被人吞并的”显然是指琉球和朝鲜。实现其“解放”，实现民族自决才能结成“大联合”，建构“亚洲联盟”。
第二，强调用“新亚细亚主义”取代“大亚细亚主义”，形成建构“亚洲联邦”的思想前提。李大钊提出的“新亚细亚主义”，主张民族自决、国家平等与大联合，与日本宣扬侵略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针锋相对。他说，“我们因为受到日本亚细亚主义的压迫，我们才要揭起新亚细亚主义的大旗，为亚洲民族解放的运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
是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的”(10)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5页。。作为结论，即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若不破毁，新亚细亚主义就无从完成”(1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7页。。李大钊疾呼，“亚细亚人应该共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代日本一部分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1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70页。。因为“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不除，亚细亚境内他洲人对亚人的强权绝对没有撤退的希望”(1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7页。。
第三，建立“亚洲联邦”的基本原则是亚洲国家之间的平等。达成此一平等的前提，依然是“我们亚洲弱小民族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破坏这大亚细亚主义”，然后“亚洲全民众联合起来加入世界的组织”(14)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7页。。李大钊用聚餐作比喻，“我是主张要小孩们把那个大人化成小孩，然后和他在一块儿平等吃东西，不是主张把小孩们和一个大人放在一块，关起门来吃东西，不是主张请求那个大人让让小孩们，和他同吃东西”(15)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7页。。也就是说，国家无论大小还是强弱，全都应该视为对等的聚餐“小孩”，不是任由“那个大人”即日本一强独霸，也不是关起门来吃东西，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超国家行为体特征的亚洲国家联合体，进而加入世界组织。可见，未来“亚洲联邦”是亚洲国家之间的平等联合。
第四，“亚洲联邦”对外开放。李大钊“新亚细亚主义”抨击的对象是军国主义的日本，而非主张种族主义，即“不是为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16)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7页。。李大钊强调，建构“亚洲联盟”的指导方针“新亚细亚主义”，是“‘自治主义’，是把地域民族都化为民主的组织的主义，不是‘排外主义’和‘闭锁主义’”；
他特别说明，“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17)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6页。。换言之，李大钊主张的“亚洲联邦”是立足世界和平，强调对外开放与包容的亚洲联合体，最终要“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18)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8页。。在李大钊的“亚洲联盟”构想中，包含诸多有价值的理念，闪烁着哲人的思想光辉。其平等、民主、开放、包容、和平等理念，在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建构中依旧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
以学理研究的逻辑关系论，李大钊思考“世界联邦”问题，是探讨“亚洲联邦”的自然延伸。他认为，亚洲首先“结成一个大联合”，建构“亚洲联邦”；
在此基础上，“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19)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70页。。从观察世界形势而言，李大钊预测到“世界联邦”出现的可能性。他说，“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邦，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我们亚洲也应该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这都是世界联邦的基础”(20)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70页。。自“亚洲联邦”出发，进而探讨建立“世界联邦”的路径，李大钊的观察视野进入国际社会热点问题的前沿地带。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特别是给欧洲带来空前的灾难，交战的军人阵亡850余万，平民死亡1200余万，财产损失惨重。与此同时，沙俄、奥匈、德意志三大帝国崩溃，美国崛起，革命浪潮与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西欧失去全球的主导地位。如何防止战祸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建立区域性、全球性共同体的主张应运而生。其中，“十四点纲领”的倡导者、美国总统威尔逊，从和平主义、理想主义、世界主义的立场出发，呼吁建立维护国际安全的国际组织，构想创设世界联邦；
法国总理白里安则倡导法德和解，通过西欧国家的联合来医治战争创伤，在全世界重新振作起来，于是倡言建立欧洲联邦。
乍看起来，李大钊的观点与威尔逊、白里安等提出的“世界联邦”“欧洲联邦”等主张类似，观察问题的世界主义、理想主义、和平主义的视角也不谋而合。李大钊在答复《法政学报》的论客时，从六个方面详细阐释“新亚细亚主义”，其中第四点即为论述其主义的普遍性。他强调“适应世界的组织创造世界联合一部分的亚细亚主义”，“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乃是顺应世界主义的”；
重申“我之主张世界人类普遍的联合，各民族间无亲疏的差别”(2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6—77页。。由此可见李大钊鲜明的世界主义、理想主义的理论立场。然而，细揣摩李大钊的“世界联邦”论，则不难发现其论说与欧美政治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首先，构成“世界联邦”共同体的基本单位为打破民族、种族界限的个性解放的人。李大钊强调共同体内部应当充分体现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2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94页。。他强调，“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2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60页。。换言之，只有独立、解放的个人，才有可能普遍联合成“亚洲联邦”，并进而组建人类命运一体化的共同体。
其次，“世界联邦”的保障机制在于人与人的普遍联合与互助。李大钊认为，个体的平等、自由与解放，奠定了“世界联邦”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解放的个体要组成新的联合。“可是这解放的精神，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24)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83页。在“世界联邦”中，互助友爱是处理与协调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李大钊认为，互助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也是社会主义者一致认同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25)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54页。互助也是人群进化的基本原则。“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26)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67页。李大钊从互助论的角度重新诠释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原理，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侵略与压迫弱小民族、国家的合理性。如何从“亚洲联邦”走向“世界联邦”，李大钊将希望寄予亚洲青年。“亚细亚的青年，就该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一概冲开”，“商量一个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个共同改造的运动”(27)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80页。。为此，他鼓励中国青年和全亚洲的青年共同结成同盟，以改造全亚洲的方针发起大联合运动。
再次，“世界联邦”的关键在于推翻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代之以自由、平等的国际新秩序。李大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近代以来人类一切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国家则是资本家用以谋求阶级利益的工具。俄国革命令李大钊看到未来的希望。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人类和平，就要以一个一切人平等、自由的劳工社会取代弱肉强食的不合理的旧国际秩序。“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28)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60页。换言之，打破现有国际关系秩序，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秩序才能真正建构起人类命运与共的世界。
最后，走向世界大同是建立“世界联邦”的极终目标。在“亚洲联邦”与“人类一体”之间，民族国家之存立与否，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以中国为例，李大钊强调“更生之中国”的意义与价值。为此，李大钊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主张破除旧有的中华五族论的藩篱，形成新的中华民族，“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29)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85页。举国一族，振奋中华民族精神，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以此为建构“人类一体”的“世界联邦”的前提。
然而，在建立“世界联邦”的过程中，必须面对民族国家、超越民族主义的现实问题。毕竟，世界之大，万国并立，但绝大多数国家处于被压迫被剥削，乃至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具有天然合理性，歧视、压榨被压迫民族与国家的欧美列强与日本，也在宣扬其民族主义。在思考如何消除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通过相关理论的探讨，找到连通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桥梁，即实现真正的Democracy，走向世界大同。他认为，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在中国，“我们目前唯一的要求，乃在把我们中国的Democracy维持得住，使他有个向上进步的基础”。在世界，“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Democracy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他看作与Democracy是两个东西”。李大钊强调，“这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的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走向世界大同的一个全路程”(30)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64—265页。。换言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基本条件。
李大钊还勾勒了实现世界大同的四步走路线图：第一步，“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
第二步，“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
第三步，“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的联邦”；
第四步，“合全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3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86页。由一国组成联邦，进而建立洲内联邦，继而三大洲建立“世界联邦”，最终实现“世界大同”。
与此同时，李大钊支持兼顾个性与共性，保持个性自由并遵循共生、平定、互助的“联治主义”，据此运营“世界联邦”。李大钊认为，在普遍的联邦制度下，以“联治主义”协调个人、民族、国家的差异，“因为地方、国家、民族都和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这联治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他方的侵犯；
各个地方、国家、民族间又和各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这联治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生，结成一种平等的组织，达他们互助的目的”(3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84页。。由联邦制的国家结合成联邦式的区域共同体，再结合为世界联邦，最终打破国界，实现世界大同。
由上述可知，李大钊的“人类一体”与“世界大同”的理论探讨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其追求的最高目标，即“人类一体”与“世界大同”。此一先期探索展示了李大钊的宏大视野、抱负，以及不为浮云蔽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论穿透力与思维力。
从“亚洲联邦”到“世界联邦”，李大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先期探索中，获得来自各方面的强大精神驱动力。概括起来看，主要包括：
其一，源自传统文化底蕴的内驱力。众所周知，民国初年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进、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思想界空前活跃，传统思想依然保持其影响。当时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均有过清末的生活经历，儒家经典的教诲谙熟于心并构成传统文化的底蕴，直接影响其家国情怀、人生观、价值观与国际观的形成。李大钊即为其中的佼佼者。
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的农家，在祖父的严格训导下，读书、务农、成人。传统经典的警句和历史上仁人志士的言行，给李大钊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嘉靖年间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自许，后奸臣严嵩父子所害的谏臣杨继盛的气节为李大钊所景仰。1913年，在担任北京《晨钟报》副总编时，即以“铁肩担道义”自勉。1924年，李大钊再次引用杨继盛的诗句，并将“辣”改为“妙”，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题赠章士钊之妻吴弱男。实际上，李大钊亦以此为座右铭，体现其为国为民、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宏大胸怀。
如前所述，在探索“亚洲联邦”到“世界联邦”的过程中，李大钊多次谈到“世界大同”，视之为最高的社会理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归宿。众所周知，“大同”意识来自《礼记·礼运》。其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理想社会的大同世界，数千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孜孜以求。“人类一体”“世界大同”等美好愿景出现在李大钊的“世界联邦”的设想里，也是在情理之中。由此不难理解李大钊为何提倡以联邦制度、联人社会为蓝本，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原理，倡导的是没有阶级、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共同体社会，实现“世界大同”。
再如，《荀子·儒效》提出“天下为一”“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理念。源自儒学经典的“四海一家”“天涯比邻”等大格局思维，亦形成中国人看世界的习惯思考模式，历经数千年的岁月而深入中国士人的脑髓。即或民国初期的知识人，同样保持着深远的影响。1919年12月，李大钊发表在北大学生创办的杂志《新潮》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即从大格局思维角度出发，论述了人类的生活与社会。他说，“由今而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是新道德的适应对象(3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17页。。呼吁读者从“人类一体”“世界一家”的广阔的国际视野思考问题，表明中国对世界、人类和平的愿景。
李大钊从“世界人类”的视角出发，表明了中国热爱和平的传统道义立场。他说，对“吾人非欲对于世界人类有何侵略压迫之行为，即势力之所许，亦非吾人理想之所容，此则征吾人祖先之历史可以知之。吾人但求吾民族若国家不受他人之侵略压迫，于愿已足，于责已尽”；
对亚洲诸国则怀有崇高的道义责任，“进而出其宽仁博大之精神，以感化诱提亚洲之诸兄弟国，俾悉进于独立自治之域，免受他人之残虐，脱于他人之束制”(34)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107页。。立论堂堂正正，令人想起《尚书·尧典》的“允恭克让”“克明俊德”“协和万邦”，《论语·学而》的“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中庸》的“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厚往薄来”等处理与邻国关系的准则。
其二，源自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洞察力。李大钊国际视野开阔，关注世界形势、周边国家的新动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俄国革命、西欧社会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均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李大钊跟踪发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时论文章，高度评价二月革命“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今吾更将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35)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2页。。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与思考，找到组建“世界联邦”的政治导向、“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即布尔什维克主义。1919年1月，他在《新青年》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认为Bolshevism主张开展“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建立工人掌握产业所有权的“劳工联合的会议”，继而“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36)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60页。。从中，李大钊看到了建立“亚洲联邦”乃至“世界联邦”的希望。
同年9月至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括为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经济论和未来政策论三大部分，认为其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37)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8页。。俄国革命以来，李大钊对民主主义的理解经历了由英法式的议会民主到劳工大众民主的转化，视之为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他认为，“这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地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即建立“世界联邦”的过程。他强调，“把自国的Democracy作世界的Democracy的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还要“摧除”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所代表的“逞强的势力”，“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中的一个进程”(38)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64页。，在未来世界，必将扫清一切家国、阶级、族界的阻碍，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建立“没有远近、亲疏差别”的“世界联邦”。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李大钊探索“世界联邦”提供了新思路。换言之，在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每一步设想中，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
建立“世界联邦”，是社会改造与创建新世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为李大钊提供了思路。他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39)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35页。。而精神的改造要以物质改造为基础，“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40)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2页。。由此，他畅想“人人都成为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世界办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4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56页。的未来世界的情景。
其三，源自爱国主义情怀的持久、强大的定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面对积贫积弱、列强环伺的中国，消极论、悲观论、贬低论屡见不鲜。难能可贵的是，基于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李大钊从未对中国文明与未来丧失信心。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为北京《晨钟报》撰写创刊词，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爱国主义宏大命题。李大钊为祖国历史悠久而自豪，“吾之国家若民族，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古往今来，罕有其匹”；
他寄厚望于青年，疾呼青年猛醒，“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4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166页。。李大钊为祖国文明史感到骄傲：“吾中国位于亚细亚之大陆，版图如兹其宏阔，族众如兹其繁多，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夸，亦实举世所公认。”(4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107页。李大钊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满怀希望：“吾中华民族于亚东之地位既若兹其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的自觉尚矣。”(44)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85页。以中国为本位，李大钊呼吁国人树立理想，肩负起中国于亚洲的大国责任，“首当自觉吾人对于亚细亚之责任及于亚细亚之地位，而以亚细亚为吾中国人之亚细亚，以创造新文明，改建新国家，俾存立于世界，与西洋之文明之民族相对立”(45)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107页。。
在亚洲，如何与强而贪的日本共处，创造建立“亚洲联邦”“世界联邦”的条件，是李大钊关注的问题。他反对日本政府的霸权行径，抨击“大亚细亚主义”，强调两国关系相互平等，寄希望于日本国民。他认为：“日本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觉悟也，首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46)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107页。出于豪迈的爱国情怀，李大钊高度评价中国在亚洲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因大而弱的国情而在日本面前气馁。他说，“我们要想在世界人类中有点贡献，自然先要把东洋民族的精神打成一气”，从而“在加入人类共同生活之先，东洋民族应该先有共同生活的关系才能完成这共同的使命”(47)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00页。。可见，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联为一气的“东洋民族精神”，形成东洋的“共同生活”，即创建“亚洲联邦”的精神与物质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而“加入人类共同生活”，建立“世界联邦”。李大钊强调，“这个责任，不只在中国人、朝鲜人身上，凡是亚细亚人——就是觉悟的日本人——也是该负起一分的”(48)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6页。。
基于创建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联邦”的思考，李大钊的欧美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李大钊主张东西方和平共处，实现世界大联合。他说，“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Democracy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49)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8页。。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来，欧美不断侵略东亚的本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使然。要改变这一局面，不在于以黄种人联合对抗白种人，而在于结束不合理的制度。李大钊强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50)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8页。。因此，东方民族应该加以抗拒。
李大钊持有爱国主义的定力，因而能够分析现象，揭示其本质，强调中国的大国地位与责任，主张中国在公理、人道、对等的原则上应对欧美日本，建立“亚洲联邦”“世界联邦”等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总之，源自传统文化底蕴的内驱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察力与爱国主义焕发的定力，推动李大钊持续探索。
在一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背景下，李大钊构思了实现民族解放与自决，建立“亚洲联邦”，进而建立“世界联邦”以实现“世界大同”的三部曲，展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期探索。特别是李大钊从个人、国家、国际关系和全人类等四个维度，触及事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宏大课题，具有鲜明的超前意识，展现了一代思想家的眼光与风貌。
在上述探索中，李大钊的思考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目标，即实现“人类一体”与“世界大同”；
提出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若干原则，即民族解放与自决原则、国家间平等与合作原则、弱小民族实现大联合原则，以及公理人道与开放包容原则等观念，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则共同构成李大钊思想的内在驱动力。其先期探索，涉及中国大国责任、中日关系、亚洲与欧美世界互动关系等问题，更体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宏大视野与道义担当，对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构想仍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