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兴涛，张传运
(1.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2.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因此，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首先要充分挖掘整理传统乡村的变迁发展历史，通过系统梳理以历史记载、民俗文化以及传统技艺等为主要载体的地方集体记忆，重新发现、审视和激活传统地区的综合多元性价值，激发多元主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充分动员和整合乡村文化资源，合理重构乡村集体记忆，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成乡村振兴的文化软实力和内源式发展动力。这些潜在的乡村特色和民俗资源都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基础。本文以查干湖冬捕这一民俗资源为例，探索乡村旅游资源的有效转化机制和乡村旅游市场的现实培育路径。
查干湖冬捕作为“吉林八景之一”，对于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及非物质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吉林省查干湖，在辽宋时期称为“大水泊”“大鱼泊”，在宋代时称为“拜布尔察罕大泊”，又称作“白马儿大泊”，清朝时以“拜布勒·查汉·鄂模”“查干淖尔”命名。后代民众称呼为“旱河”“西旱河”“查干泡”或“查干湖”，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为查干湖(1)《查干湖渔场志》编纂委员会：《查干湖渔场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自古以来，这里水草丰茂，渔业资源丰富，在1960年成立查干湖国营渔场，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面临三重发展危机：第一，环境危机。从查干湖渔场始建便干旱缺水；
到1967年，水源断流，产量逐年下降；
再到70年代中后期，查干湖逐渐干涸，湖内鱼类绝迹，变成碱泡子，无鱼可捕。第二，灾害危机。
后来“引松工程”为查干湖提供稳定的水源，生态获得恢复。从1991年开始实行封湖大水面开发，渔业生产获得丰收。但查干湖1998年暴发大洪水，1999年暴发鱼腐病，2000年冬季遭遇大量鱼类被冻死。灾害导致查干湖渔场元气大伤，重新回到环境治理前的发展原点。第三，营销危机。度过环境危机和灾害危机之后，营销问题凸显。一方面，由于查干湖冬捕开网活动平淡无奇，难以从众多的冬捕活动中脱颖而出；
另一方面，查干湖鱼缺乏有创意的包装宣传，再加上传统单一的渔业交易方式，虽然丰收多产，但盈利有限。所以，查干湖一直未能形成冬捕旅游的核心比较优势。
然而，正是这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方国营渔场，却在2002年以后快速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区比较优势的地方性旅游市场，将查干湖旅游推向全国市场，查干湖冬捕及其旅游产品得到东北地区乃至全国人民的青睐，当地经济获得跨越式发展。2008年，查干湖渔场鱼产品收入达到22 699 115.00元，净利润为3 340 619.00元(2)《查干湖渔场志》编纂委员会：《查干湖渔场志》，第357页。。而查干湖渔场在2002年注册时注册资产为234.00万元，在2011年就变更为2334.00万元(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吉林省)，http：//211.141.74.200/Publicity/Details_NZFGSQYFR.html?id=2c6abca8-0126-1000-e000-60c6c0a80101&entTypeCode=3100#。。整个查干湖开发区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49.37亿元，同比增长6.6%，接待旅游人数17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9亿元，同比增长6.2%，全口径财政收入实现0.8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实现0.5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7.1亿元(4)前郭尔罗斯查干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http：//cgh.jlsy.gov.cn/zjcgh/shjj/。。同时，在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对查干湖的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发展给予充分肯定，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而在当年12月28日的开幕式中头鱼拍卖价格更是达到999 999元，创下历年头鱼拍卖价格纪录。
查干湖人用20年的时间摆脱曾经的贫穷与落后，将查干湖建设成吉林省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和乡村旅游胜地，形成自身绿色、生态、民族的查干湖渔猎文化的旅游特色。从理论意义上讲，查干湖冬捕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培育形成具有竞争比较优势的地方性旅游市场值得深入总结探讨，以便促进类似的其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查干湖冬捕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知网数据库中进行主题搜索，输入“查干湖冬捕”，仅仅出现39篇相关文章，其中只有13篇具有学术参考价值，其他文章为摄影、油画等艺术作品，或者是报纸报道文章。在结合松原文化研究专著后，发现当前关于查干湖冬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查干湖冬捕的历史研究，认为查干湖冬捕是辽代“春捺钵”制度遗留的风俗(5)傅乐焕：《辽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体现辽金游猎之遗风(6)孙立梅：《辽金时期的查干湖、月亮泡渔猎文化探析》，《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43—46页。，也有对近代查干湖冬捕记载研究，“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的传统冬捕方式是主要的冬捕技术(7)吴迪、李锐科、邵健康等：《查干湖冬捕》，《中国民族》2015年第1期，第58—61页。。二是查干湖冬捕仪式的研究，记录“醒网·祭湖”仪式与捕鱼过程(8)王景和：《冰上捕鱼世界奇观》，《东北史地》2004年第6期，第54—55页。，展示“苏鲁锭”引领下的“九九礼”(9)包文军：《查干湖“冬捕”演绎别样风情》，《决策探索(上半月)》2017年第1期，第90—93页。，分析其中体现的宗教文化主要是蒙古族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相结合的信仰体系(10)周晓岩：《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冬捕仪式”初探》，《内蒙古艺术》2009年第1期，第87—89页。。三是查干湖冬捕技艺研究，具体描述查干湖冬捕使用的工具(11)包文军：《查干湖“冬捕”演绎别样风情》，第90—93页。，认为有利于查干湖生态保护(12)刘雅、龙慧蕊：《查干湖冬捕冰天雪地的馈赠》，《中国民族》2018年第2期，第54—55页。，也有将“春捺钵”勾鱼猎雁活动中使用器具之美与当今查干湖冬捕的工具进行分类比较，分析其中隐含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13)邓佳丽：《略论游牧民族“春捺钵”渔猎工具之美——以前郭尔罗斯蒙古族的查干湖冬捕活动为例》，《中国美术》2014年第2期，第111—112页。。四是查干湖冬捕传播研究，对查干湖冬捕的电视转播等宣传技术进行总结分析(14)王信、杨帅：《查干湖冬捕音频制作纪实》，《电声技术》2013年第3期，第89—92页。(15)王小尘：《空中看冬捕查干湖冬捕航拍手记》，《数码影像时代》2015年第2期，第36—39页。(16)吕佳蔚：《纪录片中纪实手法应用的研究》，吉林艺术学院，2016年。，对与查干湖冬捕相关的油画等艺术作品进行文化研究，发现艺术创作与地域文化间相互支持促进的关系(17)郑金鹏、刘宇楠：《“冬捕”题材艺术创作特征》，《美术大观》2017年第9期，第68—69页。。总体而言，当前关于查干湖的研究多集中在新闻报道与摄影作品欣赏方面，系统性有待加强，对查干湖冬捕旅游市场整个发展过程亦缺乏具有深度的理论分析，未能解释查干湖冬捕在短时间内如何培育自身的地方性优势市场，如何促进当地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关于市场培育与形成，代表性观点有两个：一是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原生论”，认为交换是形成市场的原生动力，而人类又必须得交换，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市场(18)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另一个是卡尔·波兰尼强调政治、文化等互动建构市场的“市场建构论”(19)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66页。。这两个观点关注的是市场如何从无到有的培育生成问题。再回到查干湖冬捕上，其市场在历史上由渔民的日常交换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查干湖受到国营渔场的管理，政治权力对于查干湖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对于查干湖冬捕优势市场为何能短期内快速培育起来不能给予圆满的解释。当“市场原生论”与“权力建构论”均不能对本文的田野现象进行圆满解释时，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或许能为查干湖冬捕快速培育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性市场提供一种可行的解释框架。
(二)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
“集体记忆”理论虽然由哈布瓦赫明确提出，但是可以追溯到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欢腾”概念。在涂尔干看来，“集体欢腾”是特定群体进行文化创新与文化发展的基础，这是社会或群体以特定节日仪式展示着文化更新(20)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289页。。“集体记忆”理论则说明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社会或群体是如何进行文化创新的(21)Jun Jing，“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3.。“集体记忆”在哈布瓦赫看来是一种社会文化分析框架，人们在这个框架中明确、建构以及展演着个体记忆(22)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69页。。而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注重强调集体记忆的时下性，这被科瑟归纳为“现在中心观”(2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同时，集体记忆是延续的，过去也能形塑人们对现在的理解。康纳顿也认为集体记忆是延续的，是过去形塑我们对现在的理解，并从关注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出发，通过某种程度上具有仪式性的操演传递和保持着“社会习惯记忆”(24)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集体记忆的建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本仪式类的载体。集体记忆是一个文化符号体系，因此记忆的保存与维系依赖于其具体的物质载体，才能得以强化、延展和演变。阿斯曼认为，鲜活的记忆将会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这种记忆有赖于像纪念碑、纪念场所、博物馆和档案馆等物质载体(25)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迀》，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保持和传承的关键是纪念仪式、习惯操演和身体实践。仪式可以促使一个群体记住从而强化他们身份的认同，实际上，重复这个仪式也就是传播相关知识的过程(26)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27)Jun Jing，“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节日和仪式定期性重复，可以保证和巩固认同知识的传承，从而保证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再生产(28)秦志希、曹茸：《电视历史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消解》，《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第42—44页。。二是权力主体通过“能动性”地对集体记忆的加强或者遗忘来达到强化或弱化群体凝聚力的目的。阿斯曼严格区分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知识社会意义上的精英人群、负责文化记忆的专职人员与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根本性差异(29)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因此，通过有效的集体记忆改造可以重塑记忆的意义、形式与外表，使人们记住那些“需要被我们关注的过去”。集体记忆是社会选择性“重现”过去的工具，集体记忆的变迁或许意味着那些曾经牢不可破的“过去”被淡忘，从而使文化的更新获得可能。
集体记忆理论应用到旅游市场培育方面，Marschall研究了旅游与记忆的交互关系，在“个人遗产旅游”概念基础上提出了“个人记忆旅游”(Personal Memory Tourism)概念(30)Marschall S.，“Personal memory tourism and a wider exploration of the tourism memory nexus”，Journal of Tourism & Cultural Change，Vol.10，No.4，2012，pp.321-335.。随后，Marschall 通过对游客进行深度访谈，改进了早期的“个人记忆旅游”概念，认为其是一种以自己的回忆为动力的旅游形式，而不应被视为一种旅游类型(31)Marschall S.，“Tourism and remembrance：the journey into the self and its past”，Journal of Tourism & Cultural Change，Vol.12，No.4，2014，pp.335-348.。“旅游经历”这个概念已成为国外旅游学术研究和实践管理的重点，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难忘的经历”即 ME(Memorable Experience)和“难忘的旅游经历”即 MTE(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研究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32)Tung W S V. and Ritchie J R B.，“Exploring the essence of 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38，No.4，2011，pp.1367-1386.(33)Kim J H.，“The antecedents of 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s：The development of a scale to measure the destination attributes associated with memorable experiences”，Tourism Management，Vol.44，No.6，2014，pp.34-45.。而在当今“乡愁”记忆以及“工匠”精神回归的时代诉求下，乡村传统手工艺的集体记忆重构不仅有助于村民精神家园的重建，也会有效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和文化振兴(34)鲁可荣、胡凤娇：《以竹为生：乡村传统手工艺的集体记忆建构及价值传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53—60页。。
如果将查干湖冬捕从普通捕鱼活动到“最后的渔猎部落”(35)曹保明：《最后的渔猎部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的转换视为特定民族文化的时代创新，那么这种文化创新的过程很可能与查干湖渔场集体记忆的重塑联系在一起。本文将展现查干湖人关于查干湖冬捕的集体记忆，阐释如何通过对冬捕集体记忆的“重塑”完成对冬捕意义的神圣化及再生产，从而在短期内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性旅游市场。同时，希望通过对查干湖集体记忆重塑的案例研究，探讨如何激发地方主体的文化自觉，挖掘地方资源，重构集体记忆，有效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兴旺与乡村特色民俗开发。
乡村集体经济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而乡村旅游市场的培育与开发是振兴乡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有效途径之一。为了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探索乡村旅游资源的有效转化机制和乡村旅游市场的现实培育路径，课题组在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四次深入查干湖地区进行田野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居住体验等方式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访谈查干湖冬捕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查干湖冬捕鱼把头、查干湖渔场职工、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当地渔民和商贩、当地农民和游客50余人，在资料分析上，以访谈逐字稿为基础材料，进行编码和系统化处理；
同时结合在当地的参与观察和居住体验，以及在当地收集到的地方志等资料10余本，形成以下查干湖个案。田野工作(field work)，又称田野研究，是社会人类学研究者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其基本特征是强调 “实地”，即研究者一定要深入所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环境，且要在其中生活一段时间，靠观察、询问、感受和领悟，去理解所研究的现象。这种研究方法实现了资料搜集和理论构建的有效结合。
2002年，查干湖正式开启了集体记忆的“重塑”历程：通过唤醒历史记忆，发掘辽国春捺钵文化，阐释查干湖冬捕的历史意义；
觉醒社会记忆，进行查干湖冬捕文化宣传；
展现集体记忆，构建神秘“祭湖醒网”仪式，逐步地完成对查干湖冬捕的神圣化形象塑造，从而使得查干湖冬捕在地方性消费市场获得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一)历史记忆唤醒：辽国春捺钵的记忆展现及意义附加
历史记忆(History memory)是由集体记忆逐渐演变而来的。王明珂认为，历史记忆是特定社会的集体记忆中被人们共同认定的，以文献资料与口述历史等“历史”形式呈现的记忆(36)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191页。，即历史记忆是人们通过文本、图像等媒介获得和保存的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37)吴玉军：《传承历史记忆：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路径》，《人民论坛》2019年第3期，第116页。。因此，历史记忆是人们对于过去的一种展示，同时也是对历史的一种重塑。在查干湖地区，人们通过对辽国“春捺钵”及“头鱼”的记忆进行重组，唤醒了历史记忆。
1.“春捺钵”的记忆展现及其形式创新
1942年，傅乐焕经过考察提出春捺钵“东北组”(38)傅乐焕：《辽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概念后，地方史学者十分重视该观点，并通过史料发掘考据得出查干湖是“东北组”春捺钵的中心地区(39)徐淑红：《松原辽金文化论文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1—46页。，逐渐将查干湖确定为“东北组”春捺钵中心地域，认为查干湖冬捕活动是辽帝进行“春捺钵”的遗存，“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40)脱脱等撰：《辽史·营卫志》，上海：中华书局，1974年，第373页。。在《查干湖渔场志》中也有记载：“辽帝的‘春捺钵’，是古代查干湖冬季较大规模的冰下捕鱼，可以说查干湖在辽代已经有了冬季渔业。”(41)《查干湖渔场志》编纂委员会：《查干湖渔场志》，第18页。而在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活动中有多处涉及“春捺钵”历史记忆，如查干湖“春捺钵”冰雪欢乐园、“春捺钵”旅游情景剧、“春捺钵”体验游等(42)前郭尔罗斯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查干湖渔场文件(前查渔字[2018]50号)。，而且“查干湖渔场大门围墙上就有‘辽皇捺钵地，渔猎查干湖’等几个大字”(L，男，出租车司机)。应当努力将查干湖“辽金古战场、满蒙风情园”、查干湖冬捕“源于史前，盛于辽金”展现出来，将辽代圣宗皇帝首次来查干湖“春捺钵”进行“凿冰捕鱼”的历史记忆诉说给人们，从而既能还原和展现冬捕久远历史轨迹，又能给游客耳目一新的感觉。
2.“头鱼”记忆植入及其意义附加
查干湖冬捕“头鱼”概念最早出现在辽代“春捺钵”。辽皇在凿冰捕鱼时，“既中，遂纵绳令去。久，鱼倦，即拽绳出之，谓之得头鱼”(43)程大昌：《中国古典名著百部·演繁露》，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9年，第37页。，于是设置“鱼头宴”(44)脱脱等撰：《辽史·本纪·天祚帝》，上海：中华书局，1974年，第326页。作乐，接见群臣、外使及部落酋长等。但辽国被在“头鱼宴”受辱的完颜阿骨打推翻后，“头鱼”便不再提及，成为史书中尘封的历史记忆。新中国成立后，查干湖捕鱼逐渐国有化，在1960年成为地方性国营渔场，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冬捕活动，但“头鱼”概念没有被人们提及，更没有拍卖“头鱼”的环节。直到2002年，查干湖渔场举办第一届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将头鱼拍卖作为重头戏。“当时也就是我们组织个策划团队，咱们寻思着得有个重头戏，就来了这么一个头鱼拍卖，夺人眼球。”(D，男，55，查干湖渔场书记，2002年以前就在查干湖工作)把开幕式前一天晚上下网后，开幕式当天拉网出的第一条大鱼作为“头鱼”拿来拍卖。在进行拍卖时，主持人将辽国时期“头鱼”的历史记忆植入现代的商品拍卖现场，并赋予吉祥、幸福、好运等新的意义，使得普通的大鱼转变为神圣的“头鱼”，成为消费者争相追捧的热点，希望将“头鱼”的神圣意义也带给自己。
(二)社会记忆觉醒：查干湖冬捕的书写传播
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是“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社会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45)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335页。，而社会记忆的建构通常被理解为主体性通过对纪念空间的填充而达到某种特定社会性记忆产生的线性过程(46)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第134—137页。。查干湖渔场“记忆重塑”的重要方式是借助对查干湖冬捕的文化书写与媒体宣传，促进社会记忆觉醒，让人们了解查干湖冬捕的神圣象征意义。
1.“最后的渔猎部落”的共同体传播
2004年，中国民俗学专家曹保明依据查干湖冬捕活动创作《最后的渔猎部落》，以极富文学色彩与艺术气息的方式对查干湖冬捕的原始性、神圣性正式加以“书写”(47)曹保明：《最后的渔猎部落》，第6页。，以部落记忆填充纪念空间。自此以后，“最后的渔猎部落”的社会记忆便在各种文化书写中出现，侯树槐、焦洪学等在《查干湖文化走笔》中描述原始部落渔猎，“既简单，又粗暴，简单粗暴到令人可笑”(48)侯树槐、焦洪学：《查干湖文化走笔》，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49页。。“刚开始咱们这边也没有啥特色，曹保明老师写出《最后的渔猎部落》这本书，写的是真的好啊，原稿现在都在渔场保存着呢。”(A，男，34，查干湖渔场渔工)还有许多摄影作品也是以“最后的渔猎部落”为标题进行展示，突出其原始风貌(49)边缘：《冰湖腾鱼：查干湖最后的渔猎部落》，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年，第120页。。在查干湖渔村，渔猎部落的社会记忆痕迹也随处可见，不仅仅在村中主干道的居民房墙上书写“最后的渔猎部落”几个大字，更在墙上进行绘画，展现原始部落渔猎的场景。“最后的渔猎部落”的社会记忆建构，首先将众人划归为一个部落氏族中的人，不仅仅说明查干湖冬捕的技艺独特，更通过社会记忆的苏醒将查干湖人建构成一个“共同体”(50)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使得人们增加对查干湖的认同感，同时查干淖尔渔猎保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灿烂的文化基因”(51)边缘：《冰湖腾鱼：查干湖最后的渔猎部落》，第120页。。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传播
社会记忆觉醒的另一个主要路径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传播。2008年，查干湖冬捕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查干湖冬捕以“冰湖腾鱼”入选“吉林八景”；
2006年和2009年，查干湖冬捕以规模最大、单网产量10.45万公斤和16.8万公斤创造和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2年，参与《舌尖上的中国》拍摄，以其特有的原始古朴豪迈的捕鱼方式而全国闻名；
2017年，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节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最具有影响力的节庆活动。此外，中央电视台连续十年对冬捕节开幕式进行现场直播，推出了《唱响新时代》《乐游天下》等一批精品节目。众多的宣传作品始终将“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宣传重点。不论是查干湖冬捕使用的工具，还是查干湖冬捕人员的穿着，乃至捕鱼时的用语都彰显冬捕活动的“原生态”特色。“捕捞方式，咱们还是过去那种老式的，那都没变，还是用的马拉绞盘啥的，人工打捞，就是为了留下老祖宗的东西。”(G，男，52，渔把头，目前为查干湖冬捕主要渔把头)
(三)集体记忆元素重构：查干湖冬捕节开幕仪式
凯瑞认为，传播过程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52)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页。。拉康·雅克也认为，“人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符号世界，所有的日常物品都被变成符号”(53)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查干湖渔场在进行集体记忆重塑时也毫无悬念地走进符号表征的世界，通过进行开幕仪式场地布置改造记忆空间，以“祭湖·醒网”仪式进行记忆操演(54)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70页。，从而完成即时的记忆重构。
1.记忆空间：开幕仪式场地的神圣性布置
位置与实体化建筑物是构建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建构记忆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地方的生产。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地方的物质性，意味记忆并非听任心理过程的反复无常，而是铭记于地景中，成为公共记忆”(55)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86页。。冬捕节上，具有鲜明蒙古族特色的开幕式场地也使得在场的观众形成关于查干湖冬捕神圣性的“公共记忆”。
(1)敖包、经幡与苏鲁锭：蒙古族神圣性符号遴选。作为查干湖地区的重要特色，蒙古族符号成为重构集体记忆的不可或缺的载体。夺目晶莹的冰雪敖包、五颜六色的佛教经幡、高耸入天的苏鲁锭等在查干湖冬捕节开幕仪式的集体记忆重构中成为主角。“我们今年要做九个大红灯笼，九个大中国节，九匹奔驰的骏马，‘九’是蒙古族的幸运数字嘛，九五之尊啊！”(F，男，45，查干湖当地饭店老板)
(2)冰雪世界与渔猎风情：民族性符号系统的重组。蒙古族符号在开幕仪式的集体记忆言说中的作用不言而喻，而其作用机制自然离不开冬捕节组织者们匠心独运的编排统筹。查干湖渔场将冰雪世界与渔猎风情作为符号系统重组的主题，在进行记忆符号编排时力争体现北国风光与渔猎特色。
由此观之，从对神圣性符号的遴选到对民族性符号的重新编排，查干湖冬捕开幕仪式所呈现的集体记忆已不再是原来的模样，而是改头换面后的新面孔和新言说。珍尼斯·多恩(Janice Doane)认为“怀旧不仅是一种感伤情绪，还是一种修辞实践”(56)Janice Doane，“Nostagia and Sexual Difference：The Resistance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New York and London：Methuen，1987.，其中不仅有集体记忆的删繁就简和改头换面，更潜藏着直接意指背后深层次的内涵意指。
2.记忆实践：“祭湖·醒网”的神圣性仪式
节日和仪式是集体记忆最重要的建构方式，不仅是一种身体实践，也是一种仪式表达，可以实现仪式的集体记忆重构。在查干湖冬捕节开幕仪式的符号编排中，“祭湖·醒网”仪式聚焦于“古老、神秘、神奇、神圣”，它们被建构成为查干湖冬捕节开幕仪式上与游客共享的仪式关键词。
(1)宗教情境中营造神圣感
任何事物都非完美无缺的，然而在“祭湖·醒网”仪式的集体记忆言说中，仿佛一切过往都被披上了完美的外衣。“祭湖醒网仪式”中的“取圣火”“火神舞”“喇嘛诵经”“跳萨满舞”“查玛舞”等环节，努力给观众既展现渔猎文化，又表明鲜明的民族特色，将广博的原始宗教色彩与唯一的地域特征结合起来，使得“古老、神秘、神奇、神圣”的查干湖渔猎文化鲜明夺目，给消费者或者观众留下深刻的记忆印记。与其说这是一种暂时忽略当下、片面迎合观众的仪式策略，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文化仪式中对集体记忆的神圣感营造，试图在纷繁变化的当下社会为人们营造出充满敬畏感的神圣空间。
(2)仪式参与中的共识建构
在仪式活动中，参与性是重要的考虑维度，不仅包含着角色上对接受者的重视，更隐含着文化上意义的共享。开幕仪式重构集体记忆符号体系使得在场观众进入“想象的我们体系”。他们不仅是查干湖渔猎文化的接受者，更成为仪式的参与者与意义的共享者，从而最终在仪式参与中完成共识建构。整个过程中，全场的观众也如同“最后渔猎部落”的成员一般，屏气凝神，与渔把头一起诵读着《祭湖辞》与《醒网辞》，祈求保佑丰收多产、万事吉祥。通过营造前所未有的冬捕开幕仪式，将蒙古族风情符号进行筛选与重组，嵌入宗教因素，将参与仪式的人们构建成为“我们”体系，人们关于查干湖冬捕集体记忆在开幕仪式中被重构，神圣性油然而生。
查干湖渔场对消费者集体记忆的“重塑”过程就是对查干湖冬捕文化复兴的过程，而渔场的国有企业的政治权威保证“记忆重塑”是行之有效的：消费者或者观众不仅认可当前的冬捕活动，而且认为查干湖冬捕自古以来便是如此。伴随着对观众的集体记忆的改造，冬捕活动获得一种全新的神圣象征意义：脱离生存技能的身份，转变为具有历史典故与宗教含义的神圣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神圣意义的获得为查干湖冬捕地方性市场的培养去除最关键的文化障碍即平庸性，通过复兴地方文化从而促进地区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市场整合度偏低、普遍同质化经营、特色定位不尽精准以及无序竞争等问题，阻碍了乡村旅游市场培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全方位对接。查干湖案例经验有可能使乡村旅游的培育理念、营销方式、管理水平与运营品质更趋集约化和精准化，为乡村旅游的深度革新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第一，注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旅游市场培育中的系统性。乡村旅游市场的培育与开发不可能靠发展冲动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涉及多阶段、多因素、多部门的系统性工程。首先，培育规划的系统性。2001年，查干湖乡村旅游市场培育写入前郭尔罗斯县“十五”发展规划纲要，依据生态、绿色、民族的理念，前后制定《查干湖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暨中心区控制性规划》和《查干湖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以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为查干湖旅游的培育奠定格局，持续改进实现了规划的系统性。其次，培育因素的系统性考量。在查干湖旅游市场培育的过程中，既发挥了党委政府的领导作用，也兼顾企业的市场作用；
既发挥社会组织的带动作用，又发挥了农民的参与功能；
既发挥媒体的宣传功能，又兼顾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最后，培育力量的系统性整合。查干湖冬捕节成立综合协调、市场营销、安全保卫等13个工作组，涉及30余个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成了各组织之间的联动机制，实现了培育力量的系统性整合。
第二，明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旅游市场培育中的主体性。乡村旅游的培育与开发需要明确多元参与及其责任，尤其需要强化农民在培育中的主体性。首先，让农民成为乡村旅游的文化基因主体。乡村旅游赖以发展的基础就是其不同于城市的生活环境及民俗风情。当前，乡村旅游存在着一定的“去农化”倾向，盲目追求城镇化、洋化、高档化，表现生硬，制约了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其次，让农民成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受益主体。集体记忆构建是一个记忆主体与记忆对象的互动影响过程。人是记忆的主体，集体记忆的研究是基于个人又高于个人记忆的集合。记忆主体总是通过记忆对象所依附的记忆载体唤起记忆，以此完成记忆的改造过程。这些记忆载体最重要的就是农民的文化基因和乡村品位，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受益者才能发扬乡村文化基因，提升乡村文化品位。最后，让农民成为乡村旅游的行动参与主体。集体记忆改造过程是一个对记忆对象的重构过程，农民需要同步参与成长，需要得到尊重，才能保证改进乡村旅游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可持续性发展。
第三，明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旅游市场培育中的目标性。首先，培育目标的多重性。从功能层面讲，学者更加注重记忆在宏观层面的作用，比如增强国家认同等。集体记忆要素的延续在微观层面上有利于人们认知程度的提高。集体记忆也有实践层面的作用，强调对地方发展的规划作用。查干湖旅游市场培育是一个多重目标的实现过程，需要兼顾并进。其次，培育目标的渐进性。哈布瓦赫认为，大社会结构性变迁的方向决定着集体记忆的转向，因为“每一时代的集体记忆意向都与这一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57)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71页。。但“社会结构决定论”的根本弱点就在于“将许多本来是‘因人异事’的动态依赖现象纳入了‘虚拟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历史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互动性与多样性的光彩”(58)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5页。。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和潮流，才能使乡村旅游培育得以成功。最后，培育目标的情境性。集体记忆的变迁不仅仅是大社会的主流思想强制扩展的结果，同时也是“身处其中的行动者对外部景象与信息洪流进行修正、诠释和加工的过程”(59)康拉德·科塔克：《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张经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页。。身处不同社会情境下的行动者会依据不同的文化框架去采取行动改变集体记忆的内容与意义，因此集体记忆的变迁带有强烈的情境性。乡村旅游市场培育需要跟踪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及其动态。
乡村是一种生活与文化的空间载体，也是一种未来生活方式营造与选择的“康居”目的地，带有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和生命情愫。乡村旅游培育是传承乡村文化基因和延续乡村生命情愫的有效手段，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为了揭示集体记忆重塑作为乡村旅游市场的培育路径，本文尝试呈现查干湖冬捕旅游经济培育与市场化时代集体记忆“重塑”的全过程：查干湖渔场对查干湖冬捕集体记忆的塑造赋予了冬捕神圣性的文化象征意义，使得查干湖冬捕作为旅游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文化支撑。传统的查干湖冬捕活动无法依靠自发交易与政府权力形成优势市场，于是依托前郭尔罗斯当地的“三个三”战略机遇，开展查干湖冬捕节，复兴地方文化，将传统的冬捕行为塑造为“最后的渔猎部落”的集体行动，通过唤醒辽国春捺钵的历史记忆，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光荣身份以及增添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宗教意味，改变消费者或者观众对冬捕活动的观念结构，赋予冬捕象征意义，将查干湖传统的渔业市场转变为传承千年渔猎文化的神圣空间，人们在这个神圣化市场中消费的不是物质的产品，而是希望通过接触神圣物品而拥有神圣品质(60)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价值及民族特色的三重作用下，达到去除冬捕活动平庸性的目的，地方优势市场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此时，人们的行为不再是经济上趋利的理性人角色，而是受到被改造的集体记忆驱使的神圣向往者。因而，集体记忆重塑成为乡村旅游培育的有效路径。
我们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要树立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发展观，重视乡村旅游市场培育的系统性、主体性和目标性，才能取得稳健扎实的良好效果。当然，本项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中国地域广博，各地农村差异较大，其适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比较适用于具有丰富文化民俗资源的乡村和具有特色的民族地区。在研究乡村旅游培育问题时，我们仅侧重分析了乡村旅游的文化培育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乡村旅游培育的生态培育机制、资金投入机制、社会培育机制、组织运营机制、文化传播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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