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政，孙文祥，黄明浩
（1.韩国国立釜庆大学 技术经营大学院，韩国 釜山 48547；
2.青岛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3.韩国首尔科学综合大学 中国项目部，韩国 首尔 06763）
城市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它带来的空间重构和要素积聚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但过高的人口密度和产业聚集度，也会对公共服务和自然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在城市化速度较快的新兴国家，空间和人口规模的指数型扩张与城市功能的缓慢提升不同步，极易造成资源和能力的动态错配。随着大城市的复杂治理需求越来越高，而公共部门的治理能力、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跟不上，城市化的下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实践均表明，城市在不断集聚过程中产生的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①陆铭，高虹，佐藤宏.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47-66.。由此表明，城镇化发展不应单纯追求大中城市做大、做强，更重要的是要着力构建大中城市、县城和村镇三级的城乡协调发展体系，这不仅符合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也是我国城镇化政策的价值倾向②吴宇哲，任宇航.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探讨——基于集聚指数的分析框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65-71.。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精准聚焦县域城镇化，并密集出台系列配套政策，决策层次之高、改革措施之实、推进力度之大，在我国城镇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然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大城市病、县城经济萎缩、特色小镇造血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③黄静晗，路宁.国内特色小镇研究综述：进展与展望［J］.当代经济管理，2018（8）：47-51.，这些问题暴露出现有城乡融合体系的痛点。由于县城和村镇组织存在着自身固有利益，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律推进城乡融合和城镇化建设，会使其承担高昂的转型成本，风险预期与政策收益的不匹配极易触发政策末端的抵触或拖延行为。遗憾的是，由于三级群体的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实现对各级政府主体间所有行为的有效掌握，这种局部“双赢”只会带来全局的“双输”后果，最终给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整体损失④赵静，陈玲，薛澜.地方政府的角色原型、利益选择和行为差异——一项基于政策过程研究的地方政府理论［J］.管理世界，2013（2）：90-106.。总体来说，近邻大中城市、县城、村镇三方主体利益之间存在目标期望不一致的问题，复杂的利益博弈是客观存在的，提高中央政策部署治理效能，需要构建一套合理稳定、有机衔接、执行有力的城乡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治理体系。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对于城乡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转型驱动、转型路径以及转型评价等方面，但已有研究对县城载体作用机制的关注度明显不足。针对转型驱动的研究主要是内外两个层面的驱动因素：内部驱动因素包括各级政府的发展战略、内部结构、组织环境等；
外部驱动因素包括治理措施和利益相关者压力。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最早出现在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在转型路径的研究方面，西方经济学围绕资源配置对城乡发展差距和发展路径进行了诸多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说如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强调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与创新，应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规模较大、增速较快、与其他部门关联较强的产业中⑤Perroux F. Economic space：theory and application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0（1）：89-104.。再如Friedmann的“核心—边缘”理论将城市定位为权力掌握者的核心区，而将乡村定位为边缘区，处于从属地位，强调以城市为中心进行资源配置⑥Friedmann J.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M］.MIT Press，Cambridge，1966：279.。柳卸林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同一省域内的周边城市存在虹吸效应，认为中心城市本身的增长也可能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解决这种非均衡发展的有力举措是发挥政府的逆市场调节作用和因地制宜地推进周边小城市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①柳卸林，王宁，吉晓慧，杨博旭.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J］.中国软科学，2022（4）：76-86.。吴宇哲和任宇航基于集聚指数的分析框架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县城总体发展不容乐观，需要进一步优化集聚指数中的空间维度指标，合理提高县城人口规模和密度，借此提升与大中城市的协同发展，而破解这一局面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就业机会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吸引流动人口返乡和农村人口进城②吴宇哲，任宇航.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探讨——基于集聚指数的分析框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65-71.。
由以上分析可知，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本身具有逆市场化的特征，政府治理行为的重要性非常突出，其对城乡资源分配、工业反哺农业、工商资本下乡等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促进作用也得到充分证实。根据我国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的特点，本文以县城为政策中心和衔接环节，拟构建包含近邻大中城市、县城、村镇三方参与的城乡融合模型，来探究各主体间的长期复杂利益关系，并结合演化博弈和系统动力学仿真手段来进一步观察和分析该系统的动态博弈过程，针对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治理方式和政策效能提出优化方案，从而为当前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启发与参考。
（一）模型假设
1.模型主体假设。根据文献梳理中的相关表述，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乡融合系统中，存在三种博弈群体：邻近大中城市、县城和村镇。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和政策环境下，以上主体可被认为是有限理性人，具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动力基础。
2.行为策略假设。近邻大中城市有两种博弈策略：一是带动（x），即邻近大中城市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县城或村镇发展。二是不带动（1-x），即邻近大中城市仅关心自身发展或融入更大城市群，放任县城和村镇自主发展或融合发展，甚至通过虹吸效应与县城和村镇争夺资源，破坏其发展环境。县城有两种博弈策略：一是吸纳（y），即县城吸纳村镇资源，通常以增加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吸收村镇剩余劳动力、完善基础设施等形式与村镇共融发展；
二是不吸纳（1-y），即不管村镇是否有城乡融合的需求，县城都不干预，任由村镇自主发展，甚至绕开县城直接与大中城市交互。村镇有两种博弈策略：一是融入（z），即村镇努力把握国家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发展机遇的新要求并追求自身长远发展，积极融入县城价值交换体系，共建城乡发展新格局；
二是维持现状（1-z），即村镇保持原有发展方式不变，依赖自身资源独立发展，而这种策略往往是被动的，通常是由于人口流失、资源枯竭、产能落后等情形导致村镇失去融入县城的机会和能力造成的。x、y、z分别表示三方参与主体相应的带动、吸纳和融入策略选择的概率，且x、y、z[0，1]。
（二）参数变量设定
1.成本变量。一是近邻大中城市实施带动行为，因资源、服务均等化行为投入带动成本C1，若县城积极响应带动政策，大中城市会因疏散非核心功能、转移部分人力资本、畅通交通网络、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等城乡融合举措投入成本J1，村镇积极融入新型城乡系统的行为会受到近邻大中城市的奖补支持，该部分成本为J2。当近邻大中城市采取不带动策略时，会造成本区域城乡系统的社会损失P。二是当县城实施以自身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时，因公共服务下沉等行为产生的吸纳成本为C2，若村镇积极融入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系统，县城以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支持村镇产业聚集或转型升级所投入的成本为W。当县城不吸纳或无力吸纳时，则需要承担潜在损失D1，且县城还要承担因空心村、乡镇产业规模缩小等带来的治理费用H。三是当村镇选择融入城乡系统时，需要因人口转移或产业转移、升级而付出的转型成本C3，当村镇因担心县城对其资源的“虹吸效应”而采取维持现状的行为时，需要承担因乡村振兴奖补、城市资源外溢等带来的潜在损失M（M 2.收益变量。一是近邻大中城市实施带动行为时，当县城没有或无力实施吸纳政策时，近邻大中城市会因人口、资源等价值要素转入或行政考核等行为得到资源聚集或行政监督管理带来的收益D1，当村镇采取维持现状的行为时，近邻大中城市会因行政考核或节省奖补获得收益D2。二是县城会因城镇化融合获取基本收益S1，当县城因积极推动以自身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时，由于承接上级城市部分疏散功能及转移的人力资本、城乡融合举措分摊以及上级考核奖补而获取综合收益J1，若村镇采取维持现状的行为，还会获取因节省行政奖补，避免自身资源下沉外溢等带来的潜在收益M，此外还会因对村镇的监督管理职能获取对村镇的处罚收益F。三是村镇因自发的城镇化建设获取的收益为S2，当村镇采取积极融入城乡系统的行为策略时，会受到近邻大中城市的奖补收益J2和县城以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投入的支持收益W。模型主体收益情况见表1。 表1 博弈三方收益矩阵 依据Malthusian动态方程，近邻大中城市“带动”变化率可以表示为： 同理，县城吸纳变化率和村镇融入变化率分别表示为： 联立式（4-6），得到近邻大中城市、县城、村镇三方复制动态方程组： 将各均衡解分别代入上述Jacobian矩阵，求出“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共生演化模式及均衡解的特征值（表2）。 表2 “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共生演化模式及均衡解的特征值 由于模型中所有的参数都大于0，且有M－C3<0，均衡解中存在特征值为正的情形（C3－M>0、W+C2>0、J1+J2+C1>0），不能满足Lyapunov稳定性理论①陈雨.潜在收缩型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策略研究——以扬州市为例［J］.房地产世界，2022（5）：22-25.，可予排除。此外，在当前国家大力倡导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业反哺农业、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等政策背景下，大中城市和县城同时采取不带动、不吸纳村镇进行城乡融合的情况显然不符合现实情况，故均衡解在现实情境中也是不存在的。据此，由均衡点X3、X6、X7、X8的稳定性，可得如下命题。命题1：当D2+P－J1－C1<0，C2－F－H<0且W+F+M－C3<0时，均衡解X3为演化稳定策略，此时近邻大中城市无需或无力带动，县城选择吸纳，村镇维持现状。命题2：当C1－P－D1－D2<0，J1+D1+F+H－C2<0，J2+D2+M－C3<0时，均衡解X6为演化稳定策略，此时近邻大中城市选择带动策略，县城无需或无力吸纳，村镇维持现状。命题3：当J2+C1－D1<0，J1+D1－W－C2<0，C3－J2－D2－M<0时，均衡解X7为演化稳定策略，此时近邻大中城市选择带动策略，县城无需或无力吸纳，村镇选择主动融入城乡系统。命题4：当J1+C1－D2－P<0、C2－J1－D1－F－H<0、W+F+M+J2+D2－C3<0时，均衡解X8为演化稳定策略，此时近邻大中城市选择带动策略，县城选择吸纳，村镇选择维持现状。由于各均衡解的特征值的稳定性判断较为复杂，运用系统动力学数值仿真方法可以更加直观、具体地解释“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的稳定性。 为更好地描述三方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这里利用VensimPLE软件构建“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演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SD模型）研究三方策略的稳定情况，通过改变相关参数，研究具体影响因素。基于上述分析，系统内包含三个子模型：近邻大中城市SD子模型、县城SD子模型和村镇SD子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三方演化的SD模型 此外，由于系统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三方主体的行为很难被预测，并对三方的政策方向和实施力度带来很大困扰。比如林细细等基于中心—外围理论研究了城市圈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如果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市圈对村镇的直接带动作用过强，会对县域范围内的人口、产业等资源产生“虹吸效应”，从而加速县城的萎缩①林细细，张海峰，张铭洪.城市经济圈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心-外围理论的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18（4）：66-83.。在我国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如何妥善处理城乡融合系统各方之间的工农城乡关系，在避免超前建设、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基础上实现系统收益最大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控制新形势下城乡融合系统的稳定性非常必要。本文在仿真分析常见的全面静态治理方案效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城镇化发展潜力为决策出发点，考虑带动、吸纳、融合行为平衡点的动态双向规制方案。 根据研究惯例②段玮，齐舆，巩芳，徐德生.系统动力学与经济管理理论及方法结合研究综述［J］.统计与决策，2022，38（2）：41-46.，将模型的演化周期设置为10年，即将初始时间设置为0，将结束时间设置为10，将计算步长设置为0.03125，令时间单位为年。模型中的水平变量、速率变量及辅助变量通过式（1）至式（7）来确定。其中，水平变量表示各主体策略比率的累积量，随着时间推移，速率变量能够使三个水平变量连续增加或减少。 考虑政策背景和城乡融合系统的实际推进情况，本文使用实际数据分析三方策略演化情况，其参数数值选取依据如前文所述，国家早已就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政策进行了部署。考虑到本文研究重点、以往实证分析以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共同富裕与城乡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内涵的相关性，本文选取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试验区中在试验重点方面对县域经济、新型城乡一体化等内容有相关表述的浙江嘉湖片区中的嘉兴市全域为数据采集对象。考虑到参数值为仿真周期的初始数据，数据的取值为嘉兴市与下辖各县及相应村镇2019年底相关数据。各参考数值的选取依据见表3，下文详述解释标准。 表3 “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初始参数值选取依据 参数C1表示近邻大中城市因资源、服务均等化行为需要投入的成本，可用地级市所在主城区与县城在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方面的差距来衡量； 参数D2表示村镇在城乡融合中的潜在奖补损失和行政考核处罚损失。在具体政策方面，根据2019年度考核结果，嘉兴有7个镇获得了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考核奖励金，平均每个镇获得410万元奖励，可用未获奖励的乡镇与镇均奖励差额衡量D2，取值为4。根据嘉兴市2019年年度统计公报，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对县城和乡镇的财政奖励、项目资金资助等分别约占财政收入的1%和2%，取J1为1，J2为2； S1和S2分别依据嘉善县以及各下辖镇2019年度人均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来衡量，分别取值为5和8。将均衡解X3（0，1，0）带入演化模型进行仿真（图2），由图可直观发现，博弈三方在整个演化周期中的行为均未发生变化。为对这种均衡状态作进一步验证，先保持县城和村镇的初始策略（不吸纳，融入）不变，将近邻大中城市采取带动策略的概率x微调至0.01进行二次仿真，可以明显看出系统均衡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图3），均衡状态变动为X8（1，1，0），近邻大中城市、县城、镇村的策略也相应变为不带动、不吸纳和维持现状。继续验证可发现X8→X5→X7的变动现象，同理可知其余均衡解也都是不稳定的。通过以上验证可知，“县城载体”背景下的城乡融合系统不存在演化稳定的策略，当参与主体均不改变初始策略，系统尚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这显然与我们日常观察和学者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事实不符。大家通常会发现,城乡融合系统中一方的策略发生变化会迅速引发其他个体策略的改变，而系统随之变动为另一种均衡状态。 图2 均衡解X3（0，1，0）的仿真结果 图3 微调后均衡解X3（x→0.01）的仿真结果 “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的不稳定性意味着近邻大中城市、县城、村镇在执行城乡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政策时，会因自身利益与整体利益、央地矛盾、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导致其行为策略的变动难以预测，这就为政策之间的配套组合带来很大困难。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工业反哺农业等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急需优化调整的背景下，如何确保顺利且迅速完成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新型城乡融合系统的稳定进行有效控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完全静态治理方案。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对城乡融合系统主体两者或三者之间的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最被关注。其中柳卸林等基于增长极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通过对全国31个中心城市和248个非中心城市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以中心城市为增长极的“核心-外围”空间格局，有限的经济要素在市场力量和政策规划的作用下仍然会向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大中城市集聚，并会导致城乡融合系统中各方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且不断扩大①柳卸林，王宁，吉晓慧，杨博旭.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J］.中国软科学，2022（4）：76-86.。党纤纤和张定青以自组织性为视角对城乡关系演进的阶段性规律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城乡均是典型的复杂开放巨系统，具有自组织演化特性，城乡交互发展现象显著，城乡融合政策的规划编制与实施，需要对系统发展阶段和系统演化特征进行辨析，以实现与系统自组织的同向复合，而“竞争-协同”机制是城乡融合系统有序演化的内在推动力②党纤纤，张定青.城乡关系演进的自组织性及其对我国乡村规划的启示［J］.城市发展研究，2014（3）：119-124.。可见城乡融合系统的稳定性实现是政府与市场、集聚与扩散、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先从常见的静态线性治理方案着手，通过调整“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中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及具体行政措施中的奖补力度来观察系统的稳定情况。首先调整近邻大中城市对村镇的公共财政支出和奖补力度，将D2和J2的参数值进行上下浮动，将D2由4分别调整为2和6，相应地将J2由2分别调整为1和3。根据研究惯例，将博弈三方的初始策略设定为（x，y，z）=（0.5，0.5，0.5）。将调整后的参数代入城乡融合系统模型进行仿真分析分别得到图4、图5所示的结果。由仿真结果可知，对于村镇，加大上级公共支出和奖补力度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其融入城乡系统的行为概率，但是由图4可知，从第3年开始，曲线1与曲线2不断上下浮动，说明村镇的行为策略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政策的长期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同时由图5可知，近邻大中城市的行为策略也未达到稳定状态。通过改变近邻大中城市对县城的公共财政支出和奖补力度进行仿真验证，即将参数D1、J1进行上下浮动，将D1由2分别调整为1和4，相应地将J1由1分别调整为0.5和2； 图4 投入、奖补调整后村镇行为策略仿真结果1 图5 投入、奖补调整后近邻大中城市行为策略仿真结果2 双向动态规制治理方案下的演化模型如图6所示。为与静态方案的仿真结果进行直观对比，相应的分别设定三方初始策略为（x，y，z）=（0.5，0.5，0.5）和（0.8，0.2，0.5），并如图7、图8所示。 图6 双向动态规 制方案下城乡融合系统三方演化博弈SD模型 图7 双向动 态规制 方案下（x，y，z）=（0.5，0.5，0.5）的仿真结果 图8 双向动态 规制方案下（x，y，z）=（0.8，0.2，0.5）的仿真结果 由仿真结果可见，在双向动态规制治理方案下，系统波动性得到了很好抑制，城乡融合系统三方演化在第六年后趋稳。村镇选择积极融入策略的稳定状态出现最早，且概率最大（大致在第0.8年时即可出现，概率达到1）。由于村镇处于政策终端的位置，近邻大中城市和县城基于这种稳定状态有效推进各项促进城乡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制措施。但是，仿真结果并不能说明该均衡点一定是城乡融合系统三方演化的最优策略，仍需进一步验证。因此，用式（12）至式（14）分别替换式（7）中的J1、J2、W，可得新的复制动态方程组如下： 通过构建系统演化博弈模型，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手段对模型进行求解与稳定性控制改进，本文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当前我国城乡融合系统不存在演化均衡策略，近邻大中城市的带动能力、县城的吸纳能力与村镇的融入能力同步匮乏，具有自适应性和自组织性的城乡融合系统内生能力明显不足，政策效果难以预测，严重阻碍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实施，容易造成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大城市病”与“乡村病”共存的局面。二是传统的静态政策奖补方案，容易忽略行为主体的自身利益诉求和对城乡融合系统整体利益履约情况做出及时有效调整，显露出传统线性静态治理方式的弊端。三是采用非线性动态双向规制方案时，将奖补力度和惩罚力度与县城吸纳率、村镇融入程度等能够动态体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程度的指标挂钩，可以促进系统波动趋稳。奖罚并重的双向规制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系统演化波动趋稳向好，并能够达到系统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状态，即近邻大中城市和县城能够以合理的工作力度和较低的治理成本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村镇自身利益会受到三方整体利益提升的反哺，主动融入城乡融合系统成为村镇的最佳策略选择，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便有了可靠的抓手，城乡融合的各项政策有了执行端，这表明该方案符合当前和今后时期我国的政策部署。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1）树立系统观念。要辩证看待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载体、主体和客体，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政策背景下，有重点、有步骤地动态评估城乡融合系统三方博弈演化的动向和格局，适时调整政策节奏和工作力度，在尊重各主体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全局、长期利益最大化。（2）实行动态治理。要根据新发展理念的目标要求科学制定动态的评估测量体系，根据县城和村镇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动态地调整奖罚措施，谋求政策外力与内生动力的一致性，以较少的改革成本持续推进城乡融合系统均衡发展。（3）追求目标协同。要科学评估并合理调整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多方利益分配格局，着力降低县城和村镇对改革成本的心理预期，引导强化县城接纳村镇和村镇融入县城的决心，畅通成本收益之间的传导路径，使改革举措获得基层的自发支持。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建立以县城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联盟，引入公司制管理模式，合理编制资产负债表，在联盟内部建立收益激励机制，使各项政策投入形成统一台账，及时反馈每项奖罚措施的微观效能，并对治理方案进行动态调整。
（三）模型构建
（四）城乡融合系统三方演化博弈稳定分析
（一）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
参数C2表示县城因资源、服务均等化行为需要投入村镇的成本，可用县城用于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的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差距来衡量；
参数C3表示村镇因人口转移或产业转移升级带来的成本和损失，可用年度村镇流失人口和人均GDP的乘积来衡量，借鉴谭鑫和曹洁就城乡融合发展的要素集聚效应和地区差异比较研究①谭鑫，曹洁.城乡融合发展的要素集聚效应及地区差异比较——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1（7）：44-52.，可用县城常住人口比重的变动情况与人均GDP的乘积来衡量。根据嘉兴市和嘉善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嘉兴市主城区与嘉善县常住人口人均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之差约为0.41万元/人，县城用于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的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差距差约为0.205万元/人，由此可取参数C1、C2分别为4、2。据5‰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9年末嘉善县常住人口比重为64.5%，县城迁入人口的95%来自下辖村镇，据此参数C3的取值为4。D1的取值与参数C3的确定原则一致，可用嘉兴市常住人口比重的变动情况与人均GDP的乘积来确定，根据嘉兴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测算，参数D1的取值为2。
嘉善县对小城市培育试点表现优秀的乡镇建立了“一对一”扶持的配套奖补方案，并按照3：8的要求落实县级配套资金，根据参数D2取W为1.5。以2019年嘉善县配套资金落实情况为例，没有获得奖励的镇与奖励最高的镇差距为200万元，据此可取F为2。H为县城因空心村、乡镇产业规模缩小等带来的治理费用。根据2019年嘉善县经济社会统计公报，县城对于空心村的治理支出主要集中在宅基地复垦专项奖励方面，该类投入达镇均100万元，据此取H为1。以2019年嘉善县专项资金支出情况为例，没有获得奖励的镇与奖励最高的镇差距为203万元，可取M为2。通过阅读文献，对于P的取值不宜局限于某个县城，在我国发展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地区，因城乡融合造成的人均GDP差距在6万元/人左右，据此可取P为6。
（二）“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的稳定性控制策略
此外，还通过改变县城对村镇的公共财政支出和配套奖补力度进行仿真验证，即将参数F、W进行上下浮动，将F由2分别调整为1和3，相应地将W由1.5分别调整为1和3。以上调整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图略）。雷刚通过对县城的纽带功能、驿站特性与接续式城镇化的研究，认为城乡融合和城镇化建设应关注区域承载能力的动态变迁，否则，城市的高集聚性、高流动性反而会加剧城乡融合系统的脆弱性，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摒弃单纯依靠投资奖补“做大规模”的冲动，重新审视和重视县城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发挥县城纽带作用，平衡集聚与分散，坚持“流量”与“留量”并聚，补短板与锻长板并举，承上与启下并重的动态治理方案①雷刚.县城的纽带功能、驿站特性与接续式城镇化［J］.东岳论丛，2022（3）：138-145.。以上分析表明单纯依靠公共财政均等化和加大城乡融合的奖补力度是不可行的，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由于线性治理方式和静态奖补方案无法随主体行为表现的变化做出及时响应和调整，政策效应会在长期的互动中逐步丧失并会给县城和村镇“搭便车”“套奖补”“自身利益为重”等投机行为提供机会，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差距拉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运行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