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我国各地区也在不断完善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出台相关的实施方案。数字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服务者，推动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从而奠定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西部地区数字化基础和能力薄弱，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占比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但这也同时表明西部地区具有较大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现阶段制约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主要是成本高和资金紧，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面临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因此，应积极探索西部地区金融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通过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有数字化转型需求的企业注入充足的金融资源，扭转企业“不能转”和“不敢转”的现象，助力企业创新转型。
根据史宇鹏等（2021）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已经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占比最低，为28.8%，远低于东部地区的38.7%。对于已开展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转型程度的衡量，参考国泰安数据库发布的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指标，该指标统计了各个地区上市公司有关数字化转型的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技术应用五个维度的相关关键词在公司年度报告中出现的频数，见表1所示。从总量上看，2017—2021五年间，西部大部分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有明显增加，青海、广西、内蒙古地区数字化程度有所减少，特别是内蒙古地区数字化程度呈现逐年递减趋势。西部12个地区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最高的是四川省，最低的是青海省，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西藏自治区。
表1 西部地区上市企业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词频
由于总量会受到上市企业数量的影响，因此用各地区的词频总数除以各地区上市企业数量，计算均值，能更好地反映已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转型程度。2021年，西部地区平均值为4.3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95），远低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5.33）。2021年，西部12个地区中，平均值最高的是四川省（5.54），最低的是甘肃省（2.91），差距较大。
总体来看，目前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占比少、程度低、区域内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迫切需要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持，而金融支持就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1.金融未完全发挥“造血”功能
金融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目前还停留在“输血”阶段，没有强化企业自身的“造血”功能。比如西部很多地区缺少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所需具备的数字基础设施，无法提供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支持，导致企业缺少数字化转型的基本环境。且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公司整体能力的改变，有的企业虽然完成了转型但自身在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跟不上转型完成的步伐，一旦遇到市场风险挑战，不仅不会给企业带来绩效提升，反而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发展。因此针对企业有动力没能力转的问题，仅仅只是提供资金支持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精准、更具导向性的金融服务。
2.金融支持不具有系统性
目前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只是聚焦于单一企业，未关注上下游企业之前的联动，无法形成数字经济的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企业与未转型企业之间产生“数字鸿沟”“数据壁垒”，反而增加了信息成本，降低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效益，这会给数字化转型后的企业带来还不如转型前的想法，对数字化能否实现效益的提升存疑，减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同时对囿于转型成本高而未转型的中小企业来说，减少了与转型后的大企业之间的联系，大企业无法发挥平台优势，无疑使得中小企业处境更为艰难，从而使更多中小企业面临“不转等死，转了找死”的困境。
3.金融服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适配性不足
目前，西部地区金融服务无法完全适配企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使企业的经营模式和业务发生转变，金融机构对其自身数字化转型认识不到位，无法适应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新需求。同时传统金融“嫌贫爱富”的天然属性会对长尾客户产生金融排斥，而西部地区除了中心城市外，其余县（市）的金融排斥都处于较高水平，中心城市金融资源外溢性弱，导致大部分想要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另一方面新型的金融服务生态发展不成熟，风险传染性、外溢性较强，而且有些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虽然也顺应潮流，进行数字化转型，但在生态合作、数据治理、智能运营等方面仍相对不足，无法很好地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发挥金融“造血”功能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涉及数据、技术、管理等各个要素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政府需要做好顶层设计；
龙头企业、平台企业、数字服务商应共同研发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共性方案；
其余大中小企业也应当制定个性化转型战略规划。了解各个环节企业共性和个性需求后，需要将金融资源注入各个环节中，不仅要注重金融在需要数字化转型企业中发挥的“输血”作用，更要依靠金融支持增强这些企业的“造血”能力，使数字化转型可以真正搞“活”企业。首先，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而其建设起来需要中长期资金的支持，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金融政策部署。地方政府应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充分运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撬动社会资本，疏通信用传导机制，加大投资力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筑牢根基，在建设中后期，可以适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其次，金融支持企业采购、生产、储存、销售等全流程数字化转型也尤为重要。企业在进行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后可能出现新市场打开缓慢的问题，因此应在政府优先采购、社区购买服务等方面加以倾斜。除此之外，针对数字化转型后有些企业可能出现的回报不高现象，应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同时也应考虑转型成本高的问题，政府部门应对积极向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支持的商家给予奖励。最后，政府应鼓励数字化转型企业进行创新。通过设立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奖励，激发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内生活力，提高企业自身发展的能力。企业还可以利用政府创新补贴，加大研发投入，完成数字化转型。
2.金融支持“链式”数字化转型
畅通上下游传导，需打造“链式”数字化转型。整个“链”，最关键的要发挥“链主”的引领作用。因此政府应对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进行资金补贴或减税优惠，鼓励这些标杆企业形成数据共享服务平台、销售和结算平台，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也要发挥数字化转型进展较好的川渝地区对于西部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学习优秀的“链式”数字化转型成功样本的经验，挖掘这些样本的场景特征，降低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不协调程度。除了“链主”的作用外，“链条”的建立也很重要。应加强供应链金融的建设，并与数字化结合起来。数字供应链金融的运行是基于交易链、信用链、数据链、价值链的“四链”融合。通过数字供应链金融，能够使企业上下游交易之间的数据可视化，优化整个产业的现金流，降低双方的资金成本，为链上需要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打通上下游各环节。还应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利用供应链、企业财务等数据，依据企业生命周期为其精准画像，满足其融资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解决方案。当然，这些也需要强大的数字化技术水平才能实现。
3.拓宽多种融资方式，缓解企业金融排斥
西部地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严重的金融排斥。而金融机构不愿意贷款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因此应增加银企间信息的透明度，可以通过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来实现，使得企业财务信息数字化与金融数字化相匹配，帮助金融机构掌握企业更多信息，同时实现企业税务信息、违法信息等大数据与信贷平台共享。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大数据开展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减少对企业传统抵押物的依赖，综合运用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等方式，满足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要求。除此之外，为了解决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资金需求，还应拓宽多种融资方式。当地政府应充分利用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优势，完善人才引进措施，借助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发展契机，吸引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专业化人才，带动投资增加。同时进一步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的作用，使国家产融平台与地方产融平台互联互通，助力当地企业融资。除了吸引各地投资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采取设立数字化转型基金、建立高效的股权融资市场等措施拓宽融资渠道；
融资租赁公司可以通过“以租代销”的方式为企业提供融资；
金融机构可以和投资公司合作形成投贷联动新模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综上，目前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但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应将金融活水注入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通过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搭上国家“东数西算”顺风车，发挥金融“造血”功能。同时树立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搭建数字供应链金融平台，打造“链式”数字化转型。还应拓宽多种融资方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依靠多方力量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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