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壮壮，米 娜，孙文波，张华江
(1.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上海体育学院 休闲学院，上海 200438；
3.湖北文理学院 体育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身体，是古今中外诸多先贤和哲人关注的焦点。中国古代先贤认为，身体上连宇宙下接人生，人身虽小，却暗合天地，整个天地为人之身体场，通过身体修行，可达“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尼采宣称“一切从身体开始”，梅洛-庞蒂也高呼“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可见，在他们看来，身体的奥秘是走向世界的，身体正是人之生命意义完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追寻生命的意义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不倦加以求索的永恒课题，生命的意义不是靠逻辑推理获得的，而是靠亲身感悟与体验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而获得，它直接与人的有限生命和价值超越相关[1]。在当代，追寻生命意义、实现自我超越之道在体育。通过身体感悟颐养身心是中华传统体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外在锻炼提升身体机能则是西方体育重要表征，二者一静一动，一柔一刚，一内一外，恰如太极之阴阳，相辅相成，互斥互补，其实殊途同归[2]。当下过于“刚猛”的外部身体磨砺不仅没有让身体变得更美丽，反而透支了身体的生命力，致使身体意识日益迟钝①。身体亟需通过增加更多“静”和“柔”的身体修行，颐养身心，实现自救。故而，本文提出身体修行，通过明辨其要义，结合中西方身体哲学的互补之处，以期为助力身体自救，寻找完整生命活动和实现自我超越提供相关借鉴。
身体修行着重表现身体的意识性与灵动性。舒斯特曼曾指出，通过适当的形式、适当地调整意识、在适当的环境中进行身体训练和修炼，能够使我们得以寻求一种自我发现和自我提高的哲学生活，进而超越自我[3]。体育无疑为身体的修行提供了一条出路。体育健身作为“身体化”的审美活动，是在非工作状态下的一种享受和花费，是真正地掌控自己身心的“直接体验”，其过程不仅能激起人的感官愉悦，更能在感官愉悦之后给人带来舒畅的心情，最后所带来的是对于生命的体悟和生命的感发[4]。因此，体育健身与身体审美是作为人生存的最高境界而存在的，其哲学基础是生命满足的直接体验[5]，身体的修行就是这样一个通过体育不断地训练和修炼身体以超越自我的过程。其结果是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自我——就像创造艺术品那样，创造了一个无论是身体的外形还是身体的内在灵魂，都独具美感的自我。欲明辨其要义，需先分别理解“身体”和“修行”的内涵。
1.1 身体
关于“身体”，古今中外有许多不同讨论，但最终却是殊途同归。中国古代指称身体的词众多，如“身”“体”“躯”“躬”等。“身”即社会化的自我，是通过学习等行为培养自身品德与气质等来塑造的自我，如“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体”指人的整个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分，如“体，身也”(《广雅》)就指人的整个身体，“四体不勤”(《论语·微子》)则表示人的四肢。“躯”则指人之躯体，多指人的自然的身体，如“赖是以食吾躯”(明·刘基《卖柑者言》)。而“躬”则指“现场的身体”，即“亲自、亲身”，如“事必躬亲”(《诗·小雅·节南山》)。此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宇宙道身”。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遵道，不谓之尊身；
遵道不尊身，不谓之遵道。须尊身遵道才是至善”(王艮《答问补遗》)。在这些中国古代哲学家眼中，“我之身体”已不再局限于人的血肉之躯，而是以“动与万物共存”的方式走向世界，乃至于“人身虽小，暗合天地”，其不仅把身体视为宇宙之天道的同义语，而且亦天人合一地把身体视为与上述社会之人道完全齐一的东西[6]。中国之“身体”，还有诸多要义，在此无法面面俱到。
反观西方的“身体”，则主线明晰，从“坟墓的身体”“机械的身体”到“关联的身体”，从笛卡尔“我有一个身体”到梅洛·庞蒂“我是身体”，西方哲学经历了从仇视身体、漠视身体到身体高调出场的身体转向[7-8]。于是可以看到，在西方哲学中，“身体”是灵魂的监狱和枷锁[9]，是具有生产力的被权力规训的政治工具[10]。身体是身心合一的有机生命体，是体育的缘起，而体育的缘起则有助于人们掌握维持生存的基本手段与技能，是“通过让人与困难阻碍，或与其他人的对抗的途径来主导自己的身体”[11]。身体是表达体育精神的最好载体，是激发体育运动的源泉和构成体育的物质核心[12]。直到梅洛-庞蒂说：“身体不仅仅是一个感觉性质的复合体，也是一个能感受所有其他物体的一个物体；
它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我通过我的身体理解他人，就像我通过我的身体感知‘物体’，因此可以说，我是我的身体，身体就是活生生的我”[13]，与张载“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张子正蒙·诚明》)的言论如出一辙，中西方的“身体”实现了接轨。再后来，理查德·舒斯特曼批判性地结合米歇尔·福柯、梅洛-庞蒂、约翰·杜威等诸多哲学家的身体观念，提出“具有反思性意识”的充满情感、感觉灵敏的身体[3]。他更是坦言：“我的‘身体’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身’表示的人类身体则是单个的或特殊的社会自我，它是由社会关系和累积起来的习惯、价值和气质来塑造的。‘身’的塑造的过程则是学习、经历、行为和反思。这样，‘身体’这个术语就非常精彩地传达出我所理解的‘具有反思性意识’的身体”[3]。至此，中西方的“身体”就殊途同归了。
综上可见，“身体”就是富有强劲生命力的“我”。而作为有生命力的人，身体与精神不可分离，只能分开来讨论，因此才能有“身心一体”之身体，“身”即“我”之生命呈现的实在部分，“心”即“我”之生命呈现的精神部分，一起构成活生生的“我”。质言之，本文所要探讨的“身体”，是身心互文之身体，言身必言心，言心必言身，二者不可分割，不是二元对立。但同时，只有将“身体”置于儒家以心为主宰的身心一体观下来讨论，才能呈现一个丰满的、具有特定价值指向的整体的身体。在此语境中，“身体”可被看作“心——内在自我”的实践场，它是自我道德实践、文化实践、社会实践、生命实践之本体，是人类将想象的自我塑造为现实的自我的结果，更是人类反映自我精神诉求的一种方式。
1.2 修行
在我国修行一词首先出自《庄子·大宗师》：“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此处的“修行”当指修养德行与才智，与之类似的还有“笃学修行，不坠门风”(《颜氏家训·风操》)、“修行退智，遂之道也”(《韩非子·问田》)。而表示修养德行与才智之义的还有“修身”，“修身”一词在儒家要义中非常常见，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学》)、“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下》)等。显然，此处的“修行”与“修身”之“修”意义相通，它们着重强调一种提升自我的手段或方法，“明明德”与“齐家、治国”等都是“修身”的内容。如果说庄子的“修行”与儒家之“修身”的出发点在于以德立人，那么佛家“修行”的出发点则是教人于苦难的生活中找寻超脱人生之要义。佛家认为人的生命短暂，却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之八苦，人身难得，故当珍惜此身，精进修行，切勿自堕空度[14]。因此佛家讲入世再出世，即通过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磨砺自己的身心以寻求精神上的超脱。
而西方的修行则表达了身体对运动习惯意义的理解，关乎身体图式的修正与拓展，即身体在实践的过程中对规则的理解、学习以及容纳[15]。例如足球运动员并不是单纯地做出动作上的反应，而是从身体图式出发，通过对赛场现状的理解，重新调配足球场上比赛的空间与知觉结构，从而形成下一步动作[16]。在众多的体育比赛里，有愈来愈多的运动员开始对赛场的具体情况进行前后相关联(context-sensitive)的思考，同时将这些思考和身体习惯进行完美的融合，从而达到更好地发挥比赛水平的目的[17]。胡塞尔将“运动的身体本身”称之为行为判断发生之前的“本体论形态”[18]，在他的知觉现象学理论中“身体不是先被给予我们，然后才被用于研究世界。”而是在对世界的探索与修行地过程中不断的向我们揭示[19]。
此外，还有一种“修行”指在平凡的生活中体味人生的意义，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之后，于南山之下，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平凡生活中超脱人生樊笼，“复得返自然”。而百度百科将“修行”定义为：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活动，包括：思维活动、心理活动、行为活动、社会活动，旨在达到与现阶段相比境界更高、胸怀更广、视野更宽的个人修养水平[20]。总的来看，“修行”的意义众多，它既是一个提升身心境界的过程，又是一种提升生命境界的手段与方法。因此可以说，“修行”是在追寻更高层次生命意义过程中适用的各种活动。
1.3 身体修行
通过对“修行”和“身体”内涵的理解，可以认为，“身体修行”所表达的是一个充满生命意识、通过修行自我提升的身体。身体是有生命意识的，它不仅可以自我感知，还能感知外部世界；
正因为身体有生命意识、能感知和被感知，它才是可修行的，可以通过修行进行自我提升。这与舒斯特曼“具有反思性意识的，充满情感、感觉灵敏的身体”类似，他所言“身体的塑造过程则是学习、经历、行为和反思”即为身体修行的方式。而身体修行中的“修行”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表示修行这一活动，即修行是身体自我提升的一种手段，它强调身体的生命意识性，表明身体是可修行的；
二是表示身体所处的一种状态，即身体在修行，它强调身体在干什么，表明身体在通过修行进行自我提升。修行是一种实践，它不同于纯粹的身体改造或训练，它是人类将想象的自我变为现实的自我的一个过程。在修行的过程中，人类对身体注入了其自身自我想象的因素。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修身”是“成人”的中心环节。儒家的《大学》提出了“八条目”，其中，“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
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以修身为条件，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而由修身出发，便可能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1]。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人的道德实践、文化实践、社会实践、生命实践都依赖于修身，以此为基础才可达致家庭和谐、社会稳定、邦国安定乃至天下太平。因而，“修身在自我与形形色色的政治、社会、文化团体构成的社群链环中居于中心地位。就个人方面而言，修身涉及复杂的经验学习与心智锻炼过程。就人类总体发展而言，修身则为家庭稳固、社会有序和世界和谐的基础……修身的核心地位促使中国思想家们将伦理付诸实施，将审美作为经验，将形而上转化为智慧，将认识论运用于沟通”[22]。而儒家的“成人”主要是成为“君子”。“君子”是儒学理想人格特质，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文明人格。从形式的层面来看，君子作为已经“由野而文”、达到文明化的人格形态，其行为往往既得体又合宜[23]。“儒家君子人格的思想逻辑就是追逐理想与建设理想社会的努力，不在于现实世界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条件，而在于我们的自我追求和艰苦探索与努力，在于我们的勇敢实践与创造，在于针对一切关乎自我的身心优化与设计(吾日三省吾身)，在于为实现这个理想对人进行的主动改造(日新又日新)”[24]。换言之，要想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一建立理想自我的过程就是修行。
放眼当下，形形色色的男人女人的“身体”，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完全出场，人们给它们制定各项标准。实际上，这些“身体”中包含着人们对理想身体的想象，它促使人们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身体[25]。但“修身”，或者说是身体修行的含义，远不止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或是对理想身材的塑造，其背后反映的是人类对精神生命完满的追求。如果说儒家的修身主要为锻造理想的人格——内在的自我，健身主要为塑造理想的身形——外在的自我，将二者勾连起来，就能够呈现出一个丰满的身体。那么，身体修行就具有“超身体”的意义，其一切行为都是在为使理想自我的现实建构服务，其内驱动力来自对理想自我的精神信仰。修行的过程宛如朝圣一般，其中包含有宗教元素，但这个“宗教”并非任何现实的宗教，而是指在修行过程中形成的惯习具有宗教性质，并对所追求的理想的自我具有虔诚的精神信仰。无论是“君子”人格，还是“美好的身材”，都是理想自我的一面，只有对这一理想的自我抱有虔诚的精神信仰，人们才会为之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身体修行的方式众多，体育是其中最直接有效的一种，它通过外在锻炼和内在颐养，让身体在修行中实现自我提升。身体修行的目的是提升自我，也就是“我”之生命境界的提升，其终极目标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和“人”存在着一种超越的内在关系，“天”不仅仅是自然的“天”，还是神圣意义上的“天”，“人”就其内在要求上说，与“天”并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和谐共存的，以实现其自身的超越。“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它表达着“人”与“天”有着内在相即不离的有机联系，而且在“人”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过程中达到“人”的自我超越[26]。因而，真正迷恋体育的人一定是基于对体育虔诚的精神信仰，将体育视作自己的精神伙伴，这个精神伙伴就是对自我的想象。
体育，是当代身体修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于内者，中华传统体育重视身体的领会感悟，集儒家“形、气、心”和道家“无为、璞朴、时迁、应变”等于一体，作用于身体形态、内脏保养、经络运行，还将感悟天地四时、自然变化纳入其中，靠内心的颐养来养护和教化生命[27]。于外者，西方体育运动直接作用于身体的肌肉、骨骼、血液、各系统器官，它们给予肌肉力量与韧性，让骨骼变得强健，提升血液的运输能力，改善器官功能。二者诞生于不同的文化，文化的差异造就了身体修行中中西方身体哲学一静一动、一柔一刚、一内一外的差异。
2.1 身体修行形式的差异
陆地与海洋的不同生活环境，使得中西方先民在生活方式上难免存在着差异，继而造就了身体修行形式上的差异，诞生了各有特色的中华传统体育和西方竞技体育。生活在大陆国家的中国古代先民以农业为生，农者在田，田不能移，因此家族子孙几乎只静守在这山与水之间的一方田园。“静”，渗透在人精神境界的修行中，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君子修行的方法在于依靠内心平静修养身心、培养品德，以清心寡欲来坚定远大的志向，通过这种安定清静的修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静”，也渗透在身体修行中，如五禽戏、导引术、太极拳等，它们在练习时身体虽然在动、在变化，但变化的是步法、是身体的姿势，相对于身体所处空间而言，身体的活动只在方圆之间，双脚几乎始终“静守”大地。而生活在海洋国家的西方先民，情况则是另一番图景，他们以商业为主，商业又在于流通交流。因此，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商人带着货物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需要强健的身体。所以他们进行体育，是为了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使身体更强壮，所以他们总是在“动”，在奔跑、在跳跃，不仅身体在动，空间位置也在动，且空间位置变化的大小随着运动项目的变化而变化。这与中华传统体育中的身体修行形式无疑是相对的，中华传统体育中的身体静守方圆之间；
而在西方竞技体育中，从短跑到马拉松，从背越式跳高到撑竿跳，身体运动的距离越来越长，双脚离地越来越高。正如冯友兰先生之言：“大陆国家的农者淳朴，海洋国家的商者精明；
大陆国家的人是仁者，海洋国家的人是知者，照孔子的话说就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28]。
2.2 身体修行特征的差异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智者动，仁者静；
智者乐，仁者寿。”中国古代先贤确实爱水者众多，“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道德经》)，他们认为人要像那水一样，“惟不争，故无尤”。水至柔，无常形，能包容万物，人要像水一样，才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而在许多中华传统体育的身体图式中，“柔”是身体修行的重要特征，寓意身体修行活动也像水一样，才能“利万物而不争”。如太极拳的诸多招式都呈环抱状，通过绵绵不断地划圈，大圈小圈的变化，圆与弧的连绵，来表示天地未开、阴阳未分之茫茫宇宙的“太极”的形象体现[29]。再如五禽戏，分别效仿的是虎、鹿、熊、猿、鸟五禽的神韵，虽然这五禽或威猛有力，或灵巧迅捷，但在五禽戏身体图式中，仍然是缓慢柔顺的动作。因此与其说是以身体效仿五禽，不如说是以“柔身”化“五禽”，以柔软的身体活动使五禽“与我为一”。而在西方，他们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身体修行较为“刚硬”，有较多与“柔”相对的“刚”的特征。如短跑中手臂与双腿的快速摆动、跳跃中腿部的有力蹬地等。再如在美国职业篮球运动中，运动员首先就要有一副经得起对抗的阳刚身体，而且身体时刻都在进行快速有力的活动，无论是进攻中的突破、扣篮，还是防守中的抢断、盖帽，身体修行呈现给人的图式是“灵敏迅捷”“短促有力”等。所以西方体育不管是身体间的对抗、身体的自我对抗还是身体与物的对抗，都将身体的竞争性放在第一位，竞技场上的佼佼者被视作偶像、英雄，从而实现肉体上对“力”的宣泄和精神上对“赢”的满足[30]。
2.3 身体修行重点的差异
中西方身体修行不仅在形式、特征上存在差异，在身体修行的重点上也有差异。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先民以农业为生，在历法不完善的过去，“农”只能靠自身观感天地四时自然之变来耕种劳作，时时与自然打交道，所以他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用身体去感悟自然。在这种身体感悟中，他们认为“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春秋繁露·如天之为》)，春夏秋冬天地四时之变来自阴阳之气的盛衰，且“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因此，人也是天的副本[28]。在导引术中可以看到，“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导引之法，深能益人延年，与调气相须，令血脉通，除百病”[31]。太极拳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明洪武七年，始祖卜耕读之余，而以阴阳开合，运转周身者，教子孙以消化饮食之法。理根太极，故名曰太极拳”“拳之开合动静即根此气而生放伸收缩之妙，即由此气而出”[29]。再如八段锦中的“单举”“摇头摆尾”“两手攀足”分别对应的是“调理脾胃”“去心火”“固肾腰”。因此不难看出，中华传统体育中身体修行的重点是通过“静”与“柔”的身体活动来颐养身心。在西方体育中，人们重视通过外部锤炼来提升“肌肉力量”和“身体机能”，这是从古希腊时期就沿袭下来的特点，在很多留存下来的古希腊雕塑和绘画中，可以很直观地发现古希腊人对于肌肉健硕、轮廓分明的身体有着近乎崇拜的推崇；
而进行长时间的中等强度的耐力运动有利于充分刺激心肺，以达到增强身体机能的目的[31]。且这种修行认识一直持续到现代，并衍生出了各种为增大肌肉力量、增强身体有氧与无氧能力、增强身体灵活性等的专门的健身活动。他们的重点都是通过“动”与“刚”的外在身体修行，对身体进行锤炼，刺激身体的肌肉、各系统器官等，给予肌肉力量与韧性。
身体修行的目的是提升“我”之生命境界，其终极目标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万物生命间是息息相通的，处在相互对应的有机联系中，存在于对立与统一的生命过程中，“天人合一”就体现着这种生命之大美意义[33]。虽然就目前而言，西方体育靠其强大的渗透力仍占据着体育强势的一方，但“反者道之动”(《老子》)，道之运行，常向其相反出，此即对流，强便转向弱，弱便转向强[34]。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目前处于弱势的中华传统体育必会以“柔弱胜刚强”，最终与西方体育在互嵌中达到统一。而中西方体育的统一，使人之身体修行方式也殊途同归，于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的身体修行中实现人身与人生的超越。
3.1 动与静的和谐统一
如果说中华传统体育衍生于“静守”的中国农业社会，那么西方体育在中国则兴起于“变动”的近现代社会。19世纪60-90年代，随着西方思想的东入，西方体育如体操、田径等开始传入中国。随后体育又在学校开展，与智育、德育并存，并称体、智、德为国家民族富强之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变动，人口在流动，人之身心也在“动”，西方体育已成为大部分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当汹涌澎湃的社会变迁与深刻全面的文化变迁交织在一起时，引发了我国体育文化发展图景的巨大变革，迎来了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体育出现了旅游、健身、探险、观赏、娱乐等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在促进国人文化消费、增强国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等方面起到了令人瞩目的效果，并且把其文化活力引入村落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其他领域的文化之中，使其生机盎然，生生不息[35]。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华传统体育虽有一定的发展，却始终不温不火，难以改变式微的局面。直到2019-nCoV的突袭，“流动”的中国突然“静止”，人们不得不“静守”在一家方圆之间。可渴望修行的身体却“不甘静守”，于“静”中寻求着“动”。于是我们看到，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中华传统体育火了起来，人们“静守”在家中这方圆之间通过它们修行着身体，于网络空间分享着身体修行后的愉悦，“静”的中华传统体育与“动”的身体实现了和谐统一。对此，有学者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兴起的居家健身潮是在特殊时期形成的特殊产物[36]。事实上，这种“静守”在一家方圆之间的身体修行的确可能是“变动”的中国社会中的一种“诗意栖居”，但中国文化恰恰是诗性文化，诗性文化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处理现实困境的精神资源，同时也可能是启蒙和培育中华民族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中的最佳选项[37]。总而言之，“结庐在人境”静悟生活之“真意”是修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动身体悟世界同样是修行，这种对“诗意”的追求，反而有可能使得中华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相互激荡，于差异中寻求统一。
3.2 刚与柔的和谐统一
现代社会，由于身体高调出场的转向，它成为了社会消费和规训的对象，过于“刚猛”的身体修行方式不仅没有让身体变得更美丽，反而透支了身体的生命力。在现代消费的全套装备中，作为性解放符号和身体的“重新发现”，身体成为了一样比任何事物都更重要的消费品，在大众文化、时尚、广告中完全出场，人们为它附加了医疗学、营养学、卫生保健学的光环，无时无刻不牵绊在心中的对美貌、青春、阳刚之气抑或阴柔之气的追寻，以及附带的健身实践、饮食制度、护理和围绕着它的快感神话，一切都证明身体成为了“消费身体”[38]。这些广告中的身体文化，旨在暗示人们：这样的身体是“美好的身体”。于是人们发现，这个社会有一套关于美好身体的测量标准，有着塑造美好身材的常规训练，还有着针对胸部、小腹、臀部等不同部位而产生的特殊健身运动。它诱导众人对身体的审美观趋向模型化、统一化和标准化，将这些模型化的身体定义为最受人欢迎的“美好身体”。如此一来，微观权力便在社会对身体的凝视之中同时完成了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的组合手段，又将人们的身体转化为“规训身体”[10]。消费身体被规训的结果是，超高强度的负荷训练和一些药剂的滥用，造成越来越多“病态的肌肉怪兽”，这样的身体看起来似乎缺乏了生命灵性。还有许多人因长时间大强度的运动致使身体落下伤病，尤其是在职业运动员的身上，肌肉和韧带损伤是很常见的事情，这便是身体修行过于“刚猛”的结果。正所谓“金以刚折，水以柔成”(葛洪《抱朴子·广譬》)，而“过刚者易折，善柔者不败”(老子《道德经》)。所以，近年来在体医融合发展战略中，以太极拳、健身气功、导引术等为代表的中华传统体育成为疾病综合治疗和康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中华传统体育对身体的“静”和“柔”调节，达到宁静专一、轻柔自然的心境，化解身心产生的消极状态；
运用精神、心理锻炼与身体锻炼有机结合的方式，有效地提升生命质量、改善生活品质，进而促进人体健康水平的提高[39]。因此，西方体育与中华传统体育融合发展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中华传统体育所修“阴柔”之身与西方体育所修“阳刚”之身和谐统一，以致中和，方能修行出富有生命力的美丽身体。
3.3 内与外的和谐统一
外部锤炼给予身体强烈的“快感”体验，而随着身体对“快感”体验阈值的不断适应，对“细微”体验的感知阈值也随之提升，致使身体感知意识日益迟钝。纵观当下中国健身事业可以发现，在健身广告中塑造出的理想身材标准干扰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对自身实际的能力、愉悦感和身体感受视而不见，让人们自动屏蔽了能够提升身体体验的多种途径。人们的身体被社会规训着，身体的自我意识被过度的导向怎样才能将身体塑造的符合模式化的社会标准，同时又怎样才能对照相应的标准将身体塑造得更加引人注目。因此不断追求突破身体的极限，锻炼出强大的力量、雄壮的肌肉，锻炼出平坦的小腹、笔直的小腿仍然是大部分体育健身者的追求。事实上，人们很少真正关注我们的身体意识，也很少考察我们的身体感受和行为并使之更加敏锐。舒斯特曼指出：面对日趋加强的不满足感与获得愉悦体验中的困境，当前的文化给出的方案是“持续的追求越来越大的身体刺激以达到获得快乐的目的；
然而，我们在向这种刺激强度投降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感知意识却日益迟钝了”[3]。正如韦伯-费希纳定律阐释的一样：假设当前存在的刺激被身体感知得很轻微，那么一个微小的刺激能够被更加简单而清楚地注意到；
反之，如果当前存在的刺激是非常强烈的，那么感知到其他刺激的阈值就会大幅度升高。在当代规训社会中，由于对大强度运动的追求，使人们通过更加宁静而稳定的太极拳、导引术等运动来感受身心的阈值大幅度提高。人们往往享受于通过剧烈运动和满头大汗所带来的酣畅淋漓，而忽视了在安静、轻柔的太极拳、健身气功、导引术等中华传统体育中来感知身体内部的动向、呼吸的节奏、同大自然亲密接触时的身体轻微感受。“静”和“柔”的身体修行，能使人达到宁静专一的心境，细微地感知身体内部情况，以达到颐养身心的目的。或许，倡导大强度与“微感知”运动相结合是加速中华传统体育与我国体育健身事业融合发展的新思路。即在享受过剧烈运动带来的愉悦感、畅快感之后，尝试在导引术、健身气功、太极拳等轻、慢运动中去细微地感知身体，通过外部形体锻炼与内部身心感知有机结合的身体修行，内外兼并，实现身体的自我提升，从而旨向令人振奋的“天人合一”的大美身体。
“身体修行”在前人“身体是什么”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做出了些许“身体要干什么”的回答。身体拥有生命意识，可以通过身体修行进行自我提升。“身体修行”所表达的“身体”可被看作心——自我的实践场，它是自我道德实践、文化实践、社会实践、生命实践之本体，是人类将理想的自我建构为现实的自我的结果，更是人类反映自我精神诉求的一种方式。修行是一种实践，它是人类将想象的自我变为现实的自我的一个过程。在修行的过程中，人类对身体注入了其自身自我想象的因素，使其具有“超身体”的意义，其一切行为都是在为使理想的自我的现实建构服务，其内驱动力来自对理想自我的精神信仰。在当代社会，体育是最佳的身体修行，外在磨砺和内在颐养相结合，旨向的是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可以说，中华传统体育是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一种“诗意栖居”，作为诗性文化的中国文化又为人们提供了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资源，恰恰使得中华传统体育成为人们的一种诗意追求。因此，尽管西方体育仍占据体育强势的一方，但中西方体育的和谐统一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这种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内外兼并的身体修行方式的完满，带来的则是身体修行中人身与人生的自我超越。所以，可以预见的是中西结合、取长补短、融合发展是未来体育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人们参悟自身、身体修行的一条重要路径。
注释：
① 此为舒斯特曼身体观念，即心灵对于作为对象的身体的意识与身体化的意识，他认为活生生的身体直接与世界接触、在世界之内体验它。通过身体意识，身体能够将它自身同时体验为主体和客体。参见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中译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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