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敏,马智颖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现有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行为影响研究均以“薪酬分配结果-高管心理感知-高管行为表现”为分析路径,然而随着高管薪酬披露制度的完善及媒体关注度提升,薪酬外部公平性呈现在公众视野下,并影响投资者认知。薪酬外部公平性源于高管薪酬社会比较,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意味着高管享有高于参照对象的超额薪酬,即便薪酬方案得到最终控制人支持,也易被认为损害了中小股东权益。盈余稳定可向投资者传递公司良好经营信号,满足投资者对公司业绩及资本利得需求,因此盈余平滑成为高管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自证薪酬正当性、进行能力辩护的重要手段。盈余平滑对改善长期股价具有积极作用[1],其包含的未来收益信息能满足投资者决策有用性需求[2]。投资者对薪酬外部公平性的关注可能是高管盈余平滑的重要助力,基于“薪酬分配结果-投资者关注-盈余平滑动机”分析路径研究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更具现实意义。
有关投资者关注压力下高管盈余平滑动机,理论界给出了不同解释。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代表高管具有较高人力资本价值,才能信号假说以此为据解释盈余平滑动机。盈余平滑需要高管准确估计公司未来现金流走势并对盈余调增调减做出准确预判,对高管才能具有较高要求[3]。公司倾向于为高才能管理者设计激励性更强的薪酬契约[4],高管凭借自身才能、通过正确决策稳定盈余并提升公司价值,向投资者传递高质量的“有效”信息。但是,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不匹配亦可能是管理层权力过大所致[5],迎合行为假说从代理成本视角解释盈余平滑动机。高管薪酬议价能力受管理层权力影响,偏离行业标准的超额薪酬可能是代理问题的表现。高管为证明自身高额薪酬合理性,通过机会主义盈余操纵向投资者提供“扭曲”的虚假盈余信息。目前,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研究甚少,盈余平滑是高管才能体现还是迎合行为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影响是否具有持久性?盈余平滑对公司未来业绩有何影响?上述问题至今尚无答案,需要深入探索。
本文学术贡献体现在以下四方面:(1)基于“薪酬分配结果-投资者关注-盈余平滑动机”分析路径,从才能信号假说和迎合行为假说视角诠释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机理,为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证据。(2)探索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发现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促进盈余平滑,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诱发上行盈余操纵并抑制盈余平滑,丰富了现有研究成果。(3)通过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证实高管盈余平滑动机,发现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是通过缩减长期投资支出实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影响,证明超额薪酬激励下高管盈余平滑行为并非才能体现,而属迎合之举。(4)发现盈余平滑对薪酬优势不公平逆转十分敏感,对薪酬劣势不公平逆转具有迟滞性,表明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效应具有形成缓慢、消失迅速特征;低水平盈余平滑更有助于改善未来业绩,高水平盈余平滑对未来业绩的促进效应递减迅速。
1.1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管理影响
薪酬外部公平性研究起步较晚,现有文献大多从高管心理感知角度探究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管理影响。胡倩倩的研究指出,外部薪酬差距会使高管产生团队价值不被认可的消极心理感知,并导致盈余管理行为[6]。罗宏等发现高管薪酬社会比较的攀比动机可能导致盈余操纵,比较结果差距越大,高管通过盈余管理提高自身薪酬的欲望越强[7]。胡凌云认为外部薪酬差距较大时高管更容易产生“不公平对待”心理感知,加剧了高管通过真实盈余管理降低薪酬差距的行为[8]。贺湘媚以CFO 为研究对象,发现CFO 薪酬低于行业薪酬水平时会滋生公平紧张情绪,并采取盈余管理促使薪酬增长;若CEO 外部薪酬差距亦较大,二者因共同薪酬增长目的合谋操纵业绩会进一步提升盈余管理程度[9]。Omesh 和Ryan 基于高管团队层级视角研究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管理影响,发现低层级高管在不公平心理感知作用下会加强团队合作,并通过盈余操纵提高自身薪酬水平[10]。由于高管薪酬受公司盈余影响,薪酬外部不公平会促使高管为改善自身处境、弱化不公平感受而通过盈余管理调整会计信息[11]。
1.2 盈余平滑动机与影响因素
盈余平滑是高管在会计原则允许范围内利用自由裁量权降低盈余波动性、使公司经营表现相对平稳的一种盈余管理行为。盈余稳定性对公司经营管理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导致高管盈余平滑动机较为复杂。从融资需求角度看,盈余稳定代表公司具有较高的长期市场价值,高管可通过盈余平滑影响市场预期。盈余平滑不仅能满足投资者期望、降低市场风险[12],而且对提升股价、降低融资成本具有积极影响[13]。从外部监管角度看,盈余平滑可以帮助高管达到规避外部监管目的。刘斌等发现政府监管之下高管更愿意实施盈余平滑,国有公司尤为突出[14]。从薪酬契约设计角度看,薪酬业绩敏感性与高管盈余操纵行为紧密相关[15],稳定收益是高管盈余平滑的重要动因。梅世强和位豪强认为现行业绩评价存在棘轮效应,致使高管不愿创造过高业绩,倾向于选择盈余平滑为未来获得有利契约预留空间[16]。此外,现有文献还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盈余平滑影响因素,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盈余平滑更严重[17];独立董事话语权越高,盈余平滑程度越低[18];非执行董事比例越高,盈余平滑行为越弱[19]。
1.3 文献评述
现有文献从薪酬契约、公司治理等诸多视角研究盈余管理影响因素,但有关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管理影响文献有限,且侧重于机会主义盈余操纵,盈余平滑研究文献甚少。才能信号假说和迎合行为假说可以对高管盈余平滑行为给出不同的理论解释,但缺乏经验证据支持。薪酬外部不公平是否会加剧或抑制高管盈余平滑行为?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受哪些因素调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分辨盈余平滑“才能信号”与“迎合动机”的关键。上述问题至今尚未清晰,需要深入探索。
2.1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
盈余信息体现公司经营状况,具有信号传递作用[20]。信息有限条件下盈余稳定性是投资者判别公司发展前景的重要依据之一。盈余平滑可以吸引投资者、降低信贷风险[21],有助于提升盈余预测精确度、维持长期供求关系[22-23]。为向投资者传递良好的未来盈余信息、提升公司长期价值,高管有意愿进行盈余平滑。盈余平滑包含“有效信息”和“扭曲信息”两种成分,行为动机不同导致盈余平滑质量存在较大差异。依据才能信号假说,高管才能直接影响公司经营成果和发展前景[24],盈余平滑要求高管具有较强的经营事项掌控能力、未来收益精确预测能力和环境突变应对能力[25],因此股东需要为高素质管理者设计激励性更强的薪酬契约,以激发其潜能提升管理效率[4]。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使高管享有超过外部参照对象的额外薪酬,高管为证明自身薪酬合理性,将凭借自身才能在会计原则允许范围内利用自由裁量权平滑盈余,向投资者传递“有效信息”以吸引投资者,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依据迎合行为假说,投资者对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的关注使高管面临较大的业绩创造压力,这种过度关注带来的聚光灯效应会加快坏消息传播速度[26],高管可能为迎合投资者期望向股东和财务报告使用者传递“扭曲”的虚假信息,通过机会主义盈余操纵实现盈余平滑假象[27],以吸引投资者支付更高股票溢价,同时为自身优势薪酬寻找合理解释。
相比之下,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使高管遭受薪酬损失,从才能信号假说角度可以理解为董事会对高管才能质疑而给予的警示。对“才不配位”的高管而言,提升公司业绩比实现盈余平滑更有助于消除外界对其能力的质疑,上行盈余操纵比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更具吸引力。从迎合行为角度看,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时高管进行迎合性盈余平滑成本高于收益,快速提升业绩避免降薪惩罚更符合切身利益,因此高管更倾向于通过上行盈余操纵改善业绩以弥补正式合约遭受的损失。此外,依据公平偏好理论,高管具有损失厌恶特征,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可能诱发高管“报复性”行为,为恢复公平而采取机会主义上行盈余操纵。罗宏等的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高管薪酬越多,其攀比动机越强,未来盈余操纵程度越大[7]。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导致的上行盈余操纵是高管机会主义行为表现,将会破坏盈余平滑。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1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促进盈余平滑,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诱发上行盈余操纵并抑制盈余平滑。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
公司盈余稳定性不仅取决于自身经营状况,还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增强了对本国经济和市场的干预,经济政策频繁变动使上市公司难以准确预知政府决策动向,外部环境风险显著提高[28]。中国公司政策敏感性较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盈余波动风险,使得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依赖性增强[29]。依据才能信号假说,公司为高才能高管匹配了高于行业标准的超额薪酬,将促使高管以卓越技能和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的管控手段进行盈余平滑,进而吸引投资者、降低信贷风险[21]。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下,为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公司稳定经营信息,高管需估计市场动向、对公司盈余进行预判并采取更多平滑调整行动,尽可能减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盈余平滑的冲击。由此推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强化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
依据迎合行为假说,高管盈余平滑动机是为了迎合股东和投资者需求以稳定股价,为自身高额薪酬辩护。凭借机会主义盈余操纵营造收益稳定假象只为博得投资者认可,并非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理性的高管会去比较盈余管理行为潜在的收益与成本[3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下盈余平滑成本加大,盈余平滑对存有迎合动机的高管而言不再是最佳选择。首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公司盈余波动性,盈余平滑难度增加。其次,新政频繁施行需要高管和相关人员不断学习,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变更等手段实现盈余平滑的操纵成本更高。再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公司盈余波动和高管高额薪酬合理性提供了充分的辩护理由。由此推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削弱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依据才能信号假说和迎合行为假说提出以下假设:
H2a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而增强。
H2b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而减弱。
2.3 长期投资支出中介效应
实现持续平稳的公司盈余有赖于科学的投资决策和对风险的合理控制。进行长期投资有助于公司抵御外部环境威胁,保持可持续经营能力,但长期投资具有投资金额大、收回期间长等特点,同时也会加剧公司经营风险。基于才能信号假说,高管因具有较高素质和技能而享有超过行业参照基准的超额薪酬,并在高激励强度下为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4]。长期投资是公司未来价值的重要来源,薪酬激励性较强时高管的投资意愿会明显增强[31]。有效的长期投资决策会给公司带来盈利机会,有助于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但投资支出的增加也会降低公司当期盈余水平,影响公司股票市场表现。为了向投资者和财务报告使用者充分披露公司价值信息,高才能高管在对未来收益进行精准预判的基础上,可通过盈余平滑改善公司股价信息含量,将公司未来的收益信息在股价中加以体现[32],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对公司长期投资支出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3]。简言之,超额薪酬激励下高管为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而进行长期投资,为了控制长期投资支出引起公司盈余降低可能导致的不利影响,高管会加大盈余平滑力度,即才能信号假说下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影响是一种积极影响,长期投资支出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加剧盈余平滑过程中具有中介传导效应。
基于迎合行为假说,高管为满足股东和投资者对盈余稳定性需求,通过机会主义盈余操纵提供虚假盈余信息,为其高额薪酬提供合理解释。长期投资收益是一种预计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会增加盈余平滑成本和难度。具有迎合动机的高管为降低盈余平滑难度,可能会削减长期投资支出导致投资不足。此外,处置固定资产和长期投资可增加公司收益,有助于收益下滑时实现盈余平滑。迎合行为假说下高管盈余平滑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迎合行为,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效应很可能是通过缩减长期投资支出实现的,即长期投资支出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加剧盈余平滑过程中具有中介遮掩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依据才能信号假说和迎合行为假说提出以下假设:
H3a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效应是通过增加长期投资支出实现的,长期投资支出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加剧盈余平滑过程中具有中介传导效应。
H3b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效应是通过缩减长期投资支出实现的,长期投资支出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加剧盈余平滑过程中具有中介遮掩效应。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8 年中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剔除金融和保险类公司;剔除ST、∗ST、SST 和PT 类公司;剔除管理层薪酬为零的公司;剔除观测数据缺失的公司。此外,由于净利润为负值的公司可能存在过度确认费用损失的“洗大澡”行为,后期收益回转会影响盈余平滑,且不利于薪酬外部公平性准确计量,故剔除净利润为负值的公司。由于“薪酬外部公平性”计量使用前一期数据,“盈余平滑”计量使用当期和未来两期数据,故本文实证研究数据观测期实为2011—2016 年,最终得到12440个有效观测样本。本文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相关网站和数据库,其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来源于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创建的网站(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china_monthly.html),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控制极端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的Winsorize 处理。
3.2 变量选择与定义
(1)被解释变量。①盈余管理(DA)。借鉴大多数文献计量方法,利用修正的Jones 模型进行分行业分年度回归,得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残差),以其作为盈余管理替代变量。其中,DA>0 代表上行盈余操纵,DA<0 代表下行盈余操纵。②盈余平滑(Es)。公司收益确认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盈余平滑将导致净利润波动与经营现金流波动出现明显差异,即应计利润变化与经营现金流变化关联性降低。本文借鉴Das等[32]的做法,用第t至t+2 期滚动计算的经营现金流标准差与净利润标准差的比值衡量盈余平滑程度。
(2)解释变量。本文解释变量为薪酬外部公平性(ED)。首先,使用cluster 聚类分析法,分年份将样本公司按照行业、地区、规模、产权性质和业绩进行聚类,得到特征相似的同群公司。其次,以同群公司高管薪酬均值和公司业绩均值作为外部参照标准,按照式(1)计算薪酬外部公平性(ED)。最后,以标准“1”作为公平分界点,将ED>1 界定为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记为Eu;ED<1 界定为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记为Ed,并用|ED-1| 代表薪酬外部优势与劣势不公平程度。
(3)调节变量。本文调节变量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Pu)。借鉴李凤羽和史永东[34]的做法,使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的月度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由于经济政策变更属于突发的外生因素,各月情况不尽相同,故选取当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最大值作为变量值。
(4)中介变量。本文中介变量为长期投资支出(Capx)。借鉴李培功和肖珉[35]的做法,用现金流量表中“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与“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两个项目的差额衡量长期投资支出。考虑公司规模影响,用期初总资产对长期投资支出进行单位化处理。
(5)控制变量。选取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Size)、账面市值比(Bm)、销售增长率(Sale)、股权集中度(Fsh)、董事会规模(Bod)、独立董事比例(Ddp)、产权性质(Soe)、两职兼任(Dual)、审计机构(Big4)10 个控制变量,同时设置行业(Ind)和年度(Year)虚拟变量。此外,以盈余管理(DA)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还引入总资产回报率(Roa)、盈余管理柔性(Rec)、再融资行为(Ei)和避亏动机(Avl)4 个控制变量。
各变量名称、符号及计量方法见表1。
表1 变量名称、符号及计量方法Table 1 Variable name,symbol and measurement method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区分全样本、薪酬外部优势与劣势不公平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 所示。盈余平滑(Es)均值5.413,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经营现金流波动程度高于净利润波动程度,相比之下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样本组盈余平滑程度更高;最大值(72.625)与最小值(0.151)差距悬殊,标准差(9.870)较大,各公司盈余平滑程度存在差异。盈余管理(DA)最大值0.524,最小值-0.260,上行与下行盈余操纵并存;优势不公平样本组均值-0.022,以下行盈余操纵为主,可能存在盈余平滑行为;劣势不公平样本组均值0.036,侧重上行盈余操纵。薪酬外部优势与劣势不公平(Eu和Ed)均值分别为2.205 和0.366,高管薪酬分配不公平现象普遍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Pu)均值147.776,政策变动幅度较大。长期投资支出(Cpax)最大值(0.238)和最小值(-0.032)相距悬殊,部分公司可能存在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问题;均值0.051,整体态势尚好。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4.2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实证检验
(1)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管理方向影响实证检验
为检验薪酬外部公平性对上行与下行盈余管理影响,借鉴陈德球和陈运森[36]的研究思路构建式(2)回归模型。其中,|DA|i,t代表第i个样本公司第t年盈余管理程度,Edi,t-1和Eui,t-1代表第i个样本公司第t-1 年薪酬外部劣势与优势不公平程度,α0为常数项,αi(i=1,2,…11)为各变量回归系数,εi,t为残差项,其他符号含义见表1。将全样本细分为上行盈余操纵(DA >0)和下行盈余操纵(DA <0)样本组,并区分薪酬外部优势与劣势不公平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3。
观察表3 左侧栏回归结果,发现上行盈余操纵(DA>0)和下行盈余操纵(DA<0)样本组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Eu)回归系数分别通过1%和5%显著性检验,证明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既加剧上行盈余操纵,又促进下行盈余操纵,即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时高管可能通过上行和下行盈余操纵实现盈余平滑。表3 右侧栏回归结果显示,上行盈余操纵(DA>0)样本组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Ed)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0.024),下行盈余操纵(DA<0)样本组Ed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时高管更倾向于通过上行盈余操纵提升公司业绩以弥补正式契约遭受的损失。
表3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管理方向影响回归结果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compensation external equ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direction
(2)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实证检验
区分薪酬外部优势与劣势不公平样本组,运用式(3)回归模型检验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结果见表4 左侧栏。Eu回归系数(0.086)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促进盈余平滑。Ed回归系数(-1.390)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抑制盈余平滑。
综合表3 与表4 实证结果,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时高管倾向于通过上行与下行盈余操纵平衡盈余,从而促进盈余平滑。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时高管更偏好通过上行盈余操纵提升公司业绩,从而对盈余平滑产生抑制作用。至此假设1得证。
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实证检验
为验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在模型(3)基础上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Pu)调节变量,建立式(4)回归模型。以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样本组为研究对象,并分别将第t期和第t+1 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代入模型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4 右侧栏。
表4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回归结果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compensation external equity′s influence on earnings smoothing and moderation effe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表4 右侧栏回归结果显示,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Eu)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促进盈余平滑,结论同前。第t期和t+1 期交乘项(Eu×Pu)回归系数均为-0.001,分别通过5%和1%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越弱。上述结论拒绝假设2a,支持假设2b,表明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效应不是高管才能体现,而是源于迎合心理,证实了迎合行为假说。因盈余平滑是高管基于当前信息做出的迎合行为,自身缺乏足够能力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产生的经营风险,因此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收益平滑难度增大,高管迎合动机和迎合能力降低。
4.4 长期投资支出中介效应实证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超额薪酬激励下高管盈余平滑动机,将式(3)、式(5)和式(6)三式联合验证长期投资支出(Capx)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加剧盈余平滑过程中的中介传导或遮掩效应,实证结果如表5 所示。
表5 长期投资支出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of long-term investment expenditure
观察式(3)回归结果,盈余平滑(Es)与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Eu)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促进盈余平滑,结论同前。式(5)结果显示,Eu回归系数(-0.001)通过1%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程度提升,长期投资支出(Capx)降低,即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削弱长期投资支出。式(6)结果表明,盈余平滑(Es)与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Eu)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长期投资支出(Capx)显著负相关。综合上述分析,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导致公司长期投资缩减,而长期投资支出降低有助于提高盈余平滑程度,即长期投资支出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促进盈余平滑过程中具有中介遮掩效应,表明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效应是通过缩减长期投资支出实现的。上述结论拒绝假设3a,支持假设3b,证明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条件下高管盈余平滑具有迎合动机,验证了迎合行为假说。
4.5 稳健性检验
(1)假设前提的逻辑检验。本文基于“薪酬分配结果-投资者关注-盈余平滑动机”路径分析超额薪酬激励下高管盈余平滑动机,认为投资者对薪酬优势不公平的关注是高管盈余平滑的外在压力。为验证上述假设前提在逻辑上是否成立,以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样本组为研究对象,在模型(3)基础上引入投资者关注(Att)调节变量及其交乘项(Eu×Att),并参照现有文献做法,以高管薪酬年度百度指数均值代表投资者关注程度,验证其调节效应。表6 结果显示,Eu×Att回归系数(0.003)通过5%显著性检验,表明投资者关注增强了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效应,证明本文理论分析逻辑思路可行。
表6 投资者关注假设前提逻辑检验结果Table 6 Logical testing results of hypothesis premise about investors′ attention
(2)其他稳健性检验。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增加对被解释变量可能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薪酬外部不公平可能改变高管工作效率,影响高管对公司业绩走向的准确判断,并对盈余平滑产生影响。为剔除上述因素干扰,在回归模型中增加“业绩预测能力(Aby)”控制变量,将公司实际净利润增长率与业绩预告利润增长率比对,相符取1,否则取0。②改变薪酬外部公平性计量方法。借鉴吴联生等[37]研究思路,用残差法计量薪酬外部公平性,重新进行实证检验。③更换样本公司。盈余平滑需要前期财务基础,由于新上市公司薪酬制度和经营管理模式尚未成熟,故剔除上市年限不足3 年的样本公司。上述三种方式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假设关键变量回归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篇幅所限结果未列示)。
5.1 薪酬外部公平性逆转对盈余平滑影响
薪酬外部公平性源自社会比较,各个会计期高管薪酬与外部参照信息可能发生变化,薪酬外部公平性也会发生逆转。为考察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按照第t期薪酬外部公平性状态是否与第t-1 期相同,将第t-1 期薪酬外部优势与劣势不公平样本细分为“不公平状态存续”和“不公平状态逆转”两组,并将第t期“薪酬外部优势(劣势)不公平”作为自变量代入式(3),检验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的动态效应,回归结果如表7 所示。
表7 薪酬外部公平性逆转对盈余平滑影响回归结果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external equity reversal on earnings smoothing
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样本组回归结果显示,不公平状态持续组Eu回归系数(0.151)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而不公平状态逆转组Ed回归系数(-3.161)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盈余平滑对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逆转十分敏感。观察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样本组回归结果,不公平状态持续组Ed对盈余平滑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不公平状态逆转组Eu对盈余平滑影响不显著,表明盈余平滑对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逆转具有一定迟滞性。综合两组样本实证结果,发现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效应具有形成缓慢、消失迅速特征。该结论从另一侧面反映高管盈余平滑的迎合动机,一旦失去薪酬优势地位,迎合行为便失去意义。
5.2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的经济后果
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促进盈余平滑,但盈余平滑会导致公司盈余中包含更多操纵成分,可能提高未来收益风险。为验证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影响的经济后果,此处引入“未来盈余(Pro)”虚拟变量(Roa为正取值1,否则取值0),建立式(7)回归模型。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盈余平滑程度对未来盈余影响的差异性和持续性,以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样本组为研究对象,依据盈余平滑中位数将其细分为“Es低组”和“Es高组”,分别检验第t-1 期和第t-2 期盈余平滑对第t期未来盈余影响,结果见表8。“Es低组”和“Es高组”盈余平滑(Es)与未来盈余(Pro)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表明盈余平滑有助于稳定未来盈余,符合盈余平滑行为的内在逻辑。相比之下,盈余平滑较高组Es回归系数显著低于盈余平滑较低组,且组间差异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较低水平盈余平滑更有利于稳定未来业绩。对比第t-1 期和第t-2 期盈余平滑对第t期盈余影响,发现盈余平滑较低组两期盈余平滑(Es)对第t期盈余(Pro)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异,而盈余平滑较高组第t-2 期Es回归系数显著性明显减弱。综合上述分析,低水平盈余平滑更有助于稳定未来业绩,高水平盈余平滑稳定未来业绩的作用快速递减。
表8 盈余平滑对未来盈余影响回归结果Table 8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about earnings smoothing on future profit
本文以2010-2018 年中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薪酬分配结果-投资者关注-盈余平滑动机”路径、运用才能信号假说和迎合行为假说诠释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并通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以及长期投资支出中介效应验证超额薪酬激励下高管盈余平滑动机。研究发现如下三点结论:第一,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促进盈余平滑,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诱发高管上行盈余操纵并抑制盈余平滑;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长期投资支出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加剧盈余平滑过程中具有中介遮掩效应,表明超额薪酬激励下高管盈余平滑行为并非才能体现,而属迎合之举;第三,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效用具有形成缓慢、消失迅速特征,低水平盈余平滑更有助于稳定未来盈余,高水平盈余平滑改善未来盈余的效用快速递减。
本文研究结论对投资者和公司管理实践具有四点启示。第一,盈余平滑虽可满足股东和投资者期望,但毕竟是盈余操纵结果,可能增加未来收益风险,盈余平滑程度不宜过高。第二,高管超额薪酬激励虽可促进盈余平滑,但大都基于迎合动机,过度激励未必产生效应,保持薪酬外部公平性更具现实意义。第三,董事会不仅要关注盈余稳定性,更应重视高管盈余平滑动机,尽量抑制迎合动机盈余平滑。第四,投资者应审慎看待财务报告披露的盈余信息,持久平稳未必是好事,平滑处理后的盈余所能代表的未来收益信息极其有限。简单依据盈余推断公司发展前景是片面的,只有综合考虑各层面财务信息才能准确分析公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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