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凭，杜瞻湫
(1.枣庄学院档案馆，山东枣庄 277160;2.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 61874)
区域性食物的生产往往与本地文化、经济、地理等要素密切相关。因此食物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象征符号。而这一拥有本地印记的符号常被用于标记和传达某一群体的身份认同，用以区分自身与“他者”[1]。因而食物在南北政权分裂等特殊时期被赋予了独特的政治隐喻。《世说新语·言语》：“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2]《晋书·陆机传》：“（机）尝诣侍中王济，济指羊酪谓机曰：‘卿吴中何以敌此？’答云：‘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时人以为名对。”[3]表面上，这一对话不过是品评食物，似乎不足以称为名对，甚至被记入正史。然而，羊酪与莼羹作为南北食物的代表，对其优劣品评实则有甚深的政治意味，蕴含着南北强弱关系的政治隐喻。在此后300年内，类似的讨论从未停歇，随着南北势力的消长，结论亦随之变化。今谨以此为切入点，谈谈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冲突。
公元280年，王浚舟师抵达建业，孙吴灭亡，江东士民遂成为亡国之徒。然而，同为亡国之臣，吴人地位尚低于早期投降的蜀臣——吴主孙皓仅封归命侯，赏赐也远不如当初的安乐县公。江东士人至洛阳，亦常遭轻诋歧视。《世说新语·方正》：“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两晋时极重避讳，卢志故意直呼二陆父祖姓名是极大的侮辱。卢志乃是东汉名臣卢植之后，可谓名家势族，看不起江东士人或情有可原。然而《世说新语·简傲》载：“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
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在刘道真眼中，东吴所产唯长柄壶卢可称，二陆尚不如葫芦。二陆出身高贵，为江东士人领袖，刘道真虽出身寒微，却仍倨傲无礼，可见彼时吴人的境遇。蔡洪也有类似的遭遇，《世说新语·言语》：“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
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江东士人因为出身为中原人士所轻，在当时是普遍现象。王武子置羊酪而云“卿江东何以敌此”，并非推崇羊酪之美味，实则隐含对江东物产贫瘠的讥嘲，与刘道真但问长柄壶卢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武子之父王浑是灭吴之战的主将之一，而二陆的兄长，陆晏、陆景皆为吴臣而最终战死。若是考虑二者的身份，则这一对话确实是发生在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吴郡陆氏是出过“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的甲族，但作为战败者，依旧为中原士族所轻诋。陆机虽强言“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然而，即便后来陆机为平北大都督，统帅20 余万人马，仍为孟超所轻，呼为“貉奴”。而其对于卢志的反击，虽逞一时之快，但却为陆氏一族引来杀身之祸，仅留下陆机“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的叹息。这一阶段，虽晋室有意延揽吴人，重用陆机、顾荣、贺循等人，然吴地士人仍为北人视为亡国之臣。
永嘉五年（311年），刘聪大军攻陷洛阳，俘获西晋怀帝，史称“永嘉之乱”。自此中原人士，多南下避乱。至建兴四年（316年），晋愍帝投降刘曜，西晋灭亡。而司马睿及王导自永嘉元年（306年）便已渡江至建邺（今南京），与江东士族交好，并接纳南渡士族。然而，江东分裂已久，吴人又受歧视，自不肯轻易降服。自晋武帝便有“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
而吴人趑雎，屡作妖寇”之说。事实上，太康年间，江南便有童谣流传：“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有：“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之语，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乱者相继[4]。永嘉年间后，晋室衰微，吴人更趁机兴起复国运动，如永嘉四年（310年）吴兴豪族钱璯的叛乱，以及元帝即位之初，孙皓之子孙璠的叛乱，均是吴人对晋室不满情绪的反映。
司马睿与王导面临的情况绝不乐观，故此势必要拉拢江东士族。然而，江东士人多年遭受歧视，怨恨一时难平；
司马睿琅琊王的身份也很难获得江东士族的信任。吴地士人对北人的疏离在《世说新语》中亦有体现。《世说新语·排调》：“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陆玩为陆逊侄孙，与陆机同辈。《世说新语》中言及酪者不过4处，却有两处皆与陆氏有关。这并非巧合，而是因为陆氏作为江东高门代表，其与北方的“酪”所发生的故事，实则是江东士族与中州士族关系的一个缩影，陆机、陆玩二人态度之不同，亦反映出江东士族地位的变化。陆机面对王武子的调笑亦只能“千里莼羹”相应对，而陆玩则毫不客气，直言“民虽吴人，几为伧鬼”。伧鬼者，乃是南人对北人的蔑称，如北人呼南人为“貉子”“貉奴”。陆机被其下属呼为“貉奴”，而陆玩却敢对王导直言“伧鬼”，地位变化极为显明。又有《世说新语·方正》篇：“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余嘉锡注曰：“王、陆先世，各有名臣，而功名之盛，王不如陆。过江之初，王导勋名未着，南人方以北人为伧父，故玩托词以拒之。其言虽谦，而意实不屑。”
王导有意笼络士人，以求江南江北士族的联合，这在《世说新语》中亦多有体现。如《世说新语·排调》篇：“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世说新语·政事》篇：“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除了这些手段,王导还注意尽量不损害南方士族的经济利益。陈寅恪说：“元帝、王导在晋陵丹阳之京口里建立侨郡县，其目的不仅在安插流人，而且是有意识地使流人避开吴人势力强大的义兴等郡，不致侵犯到吴人的利益，引起冲突与不安。”[5]万绳楠也说：“为了不损害江东名宗大族的经济利益，渡江南来的北方士族，都不在南方士族的势力范围内开创庄园……江东顾、陆、朱、张四姓产业在吴郡，王、谢诸姓的产业在会稽山阴，他们未受任何损害……这对安定与联合南方豪强极为重要。”[6]王导为政，有“网漏吞舟”之说，又有惛惛之讥，实则是其所处境遇所致——他必须团结一切力量，以图在江东站稳脚跟，防备胡人南下。故此，南渡之初，吴人士族豪强地位有所提升。
晋室南渡之初，由于“寄人国土，心常怀惭”，故对吴人多有笼络，吴人地位有所提高。吴人也不再被视为亡国之臣——因为晋人也经历了亡国之痛。但为晋室所依仗的一直是中原士族，他们对江东士族不过是加以笼络利用，二者的政治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周一良便说：“南渡之北人十九系高门，江南土著虽有朱、张、顾、陆，向不逮侨姓甲族之多。同为高门，侨姓复在吴姓之上，如《南史·侯景传》：‘又请娶于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是梁世犹然。以少数之吴姓士大夫周旋于多数侨姓士大夫之间，政治上与社会上地位俱在其下……”[7]东晋主政者先后为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皆是侨姓高门，其任用官员亦多侨族子弟，吴地之朱、张、顾、陆只是二流高门。侨姓压倒吴姓这一情况从东渡之初便现出端倪了，随着南下士人增多，这一趋势愈发明显，即便晋室确实有意团结吴人，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也不能让步。
《晋书·周处传》：“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所轻之，耻恚愈甚……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这诸伧，能复之，乃吾子也。’……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驭吴人，吴人颇怨。”此前，晋人在北方，吴人不至洛阳干禄便无需遭受歧视。然中州士人大批南渡之后，不惟占据高位，且积习难改，轻侮土著，致使吴人不满。周玘3次平定江南，晋人能在江东立足，玘居功甚伟，然而依旧为刁协所轻视，以致阴谋反叛。可知南北之冲突，随着大量北人南下，愈发剧烈。东晋初肇，便屡有吴人针对北地士族的大规模叛乱，便是一个明证。《世说新语》中若干条目可见端倪。《世说新语·轻诋》：“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 ’”洛生咏乃效洛下书生读书之音，素被视为中原雅音，而顾恺之竟讥之为“老婢声”。然吴人学洛下之声实则早已蔚为成风，葛洪《抱朴子·讥惑》篇便讥讽学北语而不似者为邯郸之步。顾恺之本为吴地高门，此处之讥，当出于对北人的不满。同章有一条可与之对读：“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此处乃支道林讥王氏兄弟作吴语，与顾恺之正相反。可见，此时南北文化互相影响，不唯有吴人作洛下之声者，亦有侨姓高门子弟相谈用吴语者。然而，这两种行为分别为吴姓、侨姓士人所批评，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北互相轻视的情况。《世说新语·简傲》中一则亦可证明：“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
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人，伧耳！ ’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箸门外，怡然不屑。”王子敬兄弟虽然简傲，然并非纯粹狂狷之士，本章即有其以郗嘉宾故，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其之所以无礼至此，或许便是因为此为吴郡顾氏之园，故轻视之。顾氏亦斥其为伧，王献之生于会稽，而南北之分至今犹存。虽然王氏兄弟相谈作吴语，而且恐怕也不能啖羊酪了，但依旧被目为“伧鬼”，隔阂之深，可以想见。
南渡的士人和吴人，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上相互影响，已经逐渐接近，渐渐不分彼此。但其侨姓、吴姓的身份烙印，却并没有随时间而消失，其隔阂亦未消弭。晋代以后，侨姓更是在政治上全面压倒吴姓。不仅重要官职为侨姓士族把持，皇家也仅与侨姓士族通婚，门第高下俨然。前面周一良先生引《南史·侯景传》“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可以为证。此时二者虽在文化上几无差别，然而门第制度却将侨姓、吴姓政治地位的差别永远固定下来，一直到南陈方才打破。这一问题，周一良先生在《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中论之甚详，此处不加赘述。
“羊酪”“莼羹”本不过是各具特色的南北美食，但对话所处的时代背景却赋予了其丰富的内涵。此后近300年，中国南北分裂，南北皆企图以饮食证明其文化上的优越性以显示其正统性。随着南北朝势力的消长，不同版本的“羊酪”“莼羹”之争也一再上演。《洛阳伽蓝记》载：“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8]王肃乃王导之后，是侨姓士族，若生于王武子之时，恐也是说“卿江东何以敌此”一流的人，然而如今却不食羊肉及酪浆，而是饭鲫鱼羹，饮茗汁。他同陆机一样皆是由南朝而入北朝，然陆机面对晋人尚敢言“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王肃为晋人之后，面对鲜卑人，虽知鱼羹为“乡曲所美”，却也只能将其称为“邾莒小国”，高下立见。王导当初以酪款待陆玩之时，是否会想到其后代有一天会以鱼羹为乡味，而将羊酪视为异乡之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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