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申波（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63）
肖唐镖a，b（南京大学a.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b.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众所周知，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无论是民主还是治理，均以参与为重要的原则。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与传统社会的非参与特征不同，现代社会是参与社会［1］。自近代以降，民众政治参与作为现代国家建设中极其重要的维度，日益受到广泛而深入的关注。实际上，在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也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二十大，连续五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均将“扩大人民（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然而，有序而自主的公民政治参与之形成与扩大，无疑受民众认知与观念的牵引。也就是说，民众对政治参与的内涵、形式及其意义究竟持有怎样的认知与取向，对于扩大政治参与，进而发展政治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极为重要且必要，特别值得研究。
遗憾的是，学界对公民政治参与的高度重视，主要集中在对参与行为本身的研究与解释，虽然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于民众“眼中的政治参与”缺乏应有的重视，相关讨论也仅涉及民众对于政治参与的态度、意愿或倾向、动力，而对政治参与观一直缺乏系统的专门性讨论。对于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观，事实上依然知之不多、了解不深。有鉴于此，本文基于系统性的研究设计与数据采集，使用潜在剖面分析等方法，系统描述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观。首先，以相关经典理论为基础，界定政治参与观的概念，系统构建其测量与分析框架；
其次，利用区域抽样调查数据，描绘中国民众政治参与观的现实图景与类型分布；
最后，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并略作延伸讨论。笔者期待，本文所构建的政治参与观概念框架和测量工具、应用的研究方法，连同本议题自身，能对学界同人有所启发和借鉴，共同推动政治参与观、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领域的科学研究。
现代民主的发展与成功，均离不开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政治参与是一个民主国家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和尊重［2］。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固然与众多因素有关，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对于政治参与本身的理解与价值支持。为此，阿尔蒙德和维伯指出，民主体系的稳定运转离不开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支持。托克维尔与密尔等人也主张培养民众的“公民参与精神”：一个政治体制的良善与否，首先系于该社会人民的素质，只要人民的一般倾向如此，每个人只管图自己的私利，而不忖度或关心他也有所分享的一般利益时，在这种情形下就不会有良善的政治［3］。然而，对于政治参与的理解和价值，即使在大思想家们那里，也有着极大的差异和纷争。有学者从精英主义出发，否认民众参与的能力、功能和价值；
也有学者从工具主义角度强调其功能效用，如正当化政府体制、消弭社会矛盾与冲突、推动政治共同体建设；
还有学者从价值理性角度，认为公民参与本身就是目的，是对公民权利和价值的确认［4］。不过，普通民众对于政治参与的理解应不是铁板一块，完全有可能持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和意见。
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政治参与尽管一直是政治行为研究的核心内容，但长期以来其研究重心在于参与行为本身，对于行动背后行动者本身的意义系统的关注和讨论却严重不足。民众参与的态度、意愿或倾向、动力、机会或资本虽然广受重视，但其关注点主要偏向理性主义，即将其指向民众参与的时间或机会成本考量，或指向政治效能感因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公民的参与意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整日操劳，几乎没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如何参与公共政策。一些对政府和政治总是持有冷漠和厌恶态度的人士，往往认为政府本来就是低效和腐败的，自己的参与也许不会产生任何实际作用或者说参与活动本来就不受政府欢迎［5］。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则将民众的参与精神与其社会资本相连接。这类讨论构成了政治参与解释的主要路径，即动机模型。
动机模型强调公民参与的动力系统，注重公民参与行为的内部激励，如参与本身能给个体带来一定程度的功利、愉悦或挑战。如奈德哈特提出，对参与的态度、遵从重要的规范、知觉控制层次与公民倾向有助于解释民众参与的动力［6］。Milbrath 和Goel透过公众在竞选投票过程中所隐含的心理动机，分析了民众心理需求与投票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并据此对参与行动与参与层次、深度、强度进行分类［7］。不过，对于行动者动机系统的考察主要是为解释参与行为模式而服务，罕见对参与者动机系统背后的意义和理念系统的专门性分析。显然，研究视野的缺失，实际上既影响参与者意义和文化系统研究，也影响政治行为研究本身。有研究者恰当地指出，政治行为研究之所以没有成为贯通整个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议题，与其独创性贡献不足有关，其根源在于研究者将意义从政治行为研究中抽离，致使政治行为研究的视野变窄，忽略了政治文化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8］246-247。
上述研究取向与策略被西方学者直接移植到中国研究领域，并为国内学者所借鉴和使用。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动机模型一直是研究者的主要解释性路径，认为民众个人的主观取向会明显影响政治参与，但一直未能搞清何种主观取向影响何种类型的政治参与，而只关注政治取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9］。对于民众主观取向本身的意义系统的关注和讨论，更是不足。托马斯·海贝勒与君特·舒耕德在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政治参与研究中，曾考察民众对于参与的“中国式理解”，发现与西方式的参与意涵并不一致［10］。实际上，他们重申了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维克多·福肯海姆［11］和约翰·伯恩斯［12］对中国人关于政治参与理解的见解，显示这一意义世界并未发生真正的变化，且未系统而深入地讨论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的观念系统。
在国内学界日益增多的政治参与文献中，虽然不乏从民众的动机、心理和文化等方面解释政治参与的成果，但大多是围绕政治冷漠［13-15］、政治效能感［16-18］、对特定参与行为的认同和参与意愿［19-21］的讨论。虽然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但因主题和视角的差异，无法系统地呈现和解释民众的政治参与观念。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有两部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为对象的专著对民众的“参与观念”进行有益的扩展，即从民众对于政治参与的认知、态度和有效性评价等方面解释政治参与［22-23］，有助于考察民众的政治参与观念，但因这一观念仅被作为从属者而未得到系统的考察和分析。
显然，在当代中国，无论是人民民主理论，还是本土化的协商民主理论，抑或新近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均赋予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角色，参与政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观念与积极行动自然是这一角色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如上述文献分析所示，中国民众的参与观念能否满足这种角色期待，仍有待系统、科学的研究来回答。就此而言，笔者同意这样的呼吁，即“应将政治意义系统，即政治文化带回政治行为研究”［8］247。
（一）政治参与观的概念界定
政治参与观作为政治观念的一种，是指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内涵、形式、意义、功能和价值等问题的基本看法。作为与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政治参与观无疑属于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面向。而政治文化，按照阿尔蒙德和维伯的定义，指的是特定的政治取向，即对于政治体系、政治体系各组成部分以及政治体系中自我角色的态度［24］，包括：一是认知取向，即对于政治体系、体系的各种角色及其承担者、体系的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念；
二是情感取向，即对于政治体系、体系的各种角色、人员和活动的感情；
三是评价取向，即对于客观政治的判断和见解。“认知、情感和评价”的三分法自被提出以来，已成为学界研究民众政治心理与政治态度的主导范式，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可操作性分析框架。在三种要素中，认知取向是关于特定政治事物或现象“是什么、怎么样”的理解，与关于该事物或现象“好不好”的主观评价和“要不要、喜欢不喜欢”的情感倾向显然不同，因而明显区别于后两者。至于情感和评价两种取向，情感和认知一起构成评价的基础，而评价则往往体现情感取向中的价值标准与准绳。
而国外学界早已提出过另一种三分法，即把人们的心理活动或态度划分为情感（Affect）、认知（Cognition）和意向（Conation）等三个维度。所谓情感是指对某事物正面或负面的感觉，认知是指对某事物的信念和理解，意向是指可能采取的行动或行为方式［25］。根据希尔加德的分析，这种三分法源自18 世纪德国的官能心理学，随后被19 世纪英美心理学家接受，其影响一直延续至20 世纪［26］。与此三分模型类似，有学者认为情感、行为与认知构成态度的相互区别的三个要素，并通过实验研究为此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27］。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行为意向（Conation）与行为本身（Behavior）。前者是主体对特定行为的倾向性态度以及自身采取该行为的意愿，后者则是发生该行为的客观事实。
本文用认同（Approval）替代阿尔蒙德三分法中的“评价”维度与官能心理学三分法中的“意向”维度，从认知、情感和认同等三个维度界定政治参与观。这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评价通常是对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的判断，而认同的对象则既可以是客观存在的单个具体事物，也可以是理想化或假想的一类事物。当探究民众参与观时，与对具体某人的某项参与行为的评价相比，更希望了解民众对某类参与行为作为参与基本模式的认同与倾向性。二是意向与认同相比，虽然均属心理要素，但前者与行为一端更接近，后者则更接近政治心理的内核层次——规范（Norm）或价值（Value）。行为意向通常以认同为前提，但也会受情境因素的影响而改变，不认同但有行为意向的情形也会发生。因此，认同相对来说更稳定，意向则更多变。
（二）政治参与观的测量
本文从参与认知、参与情感和参与认同等三个维度构建政治参与观的测量框架。其中，参与认知包括对参与内涵及形式、参与的意义等方面的认识与理解；
参与情感则是对政治参与过程中互动双方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本文用参与效能感作为参与情感的主要指标①参见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戴龙基，唐亮，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118—122 页。其中，第四章“对政治和政府的情感”，分析了受访者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情况：“假如您向官员们解释您的观点，您认为那会有什么效果？……”以及“假如您向警察解释您的看法，您认为会有什么效果？”这与本文中“参与效能感的提问方式”是比较接近的。；
参与认同则包括对各种参与行为的认同与选择。各维度设置的测量题目，见表1。
表1 政治参与观的测量
（三）量表与数据质量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南京大学肖唐镖教授团队的“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调查”数据库（Chinese Political Values Survey，简称CPVS）的两波数据，数据采集时间为2016—2018 年。其中，第一波数据完成于2016 年7 月至2017 年1 月，调查地按立意方式选择，即在国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近年大力推动民主治理而见长为原则，选择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4 个治理创新活跃村社，再在其近处选择1 个各方面状况相近但未开展创新活动的村社作为配对的调查对象。其中，颍州区的创新样本村因其创新活动是在村内由居民自愿选择是否参与，因此，笔者便以此为标准，将村民分为两个群体，分别抽取100 个样本。这些样本是以当地年满18 周岁及以上居民为整体样本框、按系统抽样方法而选取。团队教师与研究生采用入户面访的方式进行调查，最后共获得803 个样本。第二波数据来自2017年12 月至2018 年1 月江西省南昌市10 个社区的问卷调查，以系统抽样方法从年满18 周岁及以上居民名册中取样，每个社区完成取样约110 人，实际完成样本共计939 人。两次问卷调查共计获得1，742份有效样本［28-29］。
两波调查的问卷设计基本一致，但由于问卷容量原因，参与认知维度的一些题干只在第一波调查中使用。为此，本文有关参与观的描述统计尽可能利用两波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参与观类型分析则利用更为齐全的第一波数据。下面笔者通过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检测量表设计与数据的质量。各因子分析模型指标信息汇总，见表2。
表2 政治参与观各维度/指标的因子分析模型拟合信息汇总
1.参与认知的因子分析
（1）参与内涵与形式认知的因子分析
对参与内涵与形式认知的17 个项目作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C7.6 和C7.8 跨因子负荷非常接近，因此删除这两项重作因子分析。综合考虑模型拟合指标与因子结构的可解释性，选择接受四因子模型。该模型结果显示，C7.1、C7.2、C7.3 归于同一个因子，可称为抽象内涵认知；
C7.11 和C7.12、C7.16 和C7.17 分别归于因子3 和因子4，其他项目被归于因子2，此三项均属于对具体参与形式的认知，因子2的参与形式包括接触型参与以及新型公民参与［30］的一些参与形式，因子3 属于沟通型参与认知，因子4则系抗争型参与认知，见表3。
表3 参与内涵与形式认知的因子分析结果
（2）参与意义认知的因子分析
对参与意义认知的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C9.5 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荷非常接近，因此删除此题重作因子分析。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略优于两因子模型，然而后者的因子结构更符合学界关于政治参与意义的主流看法，即政治参与系普通民众与政府的互动，因此接受两因子模型。结果显示，因子1 包含C9.1、C9.2 和C9.3，可称为“民众影响政府”，强调参与过程中民众受益的一面或是官民互动中民众的主导性；
因子2 包含其余5 项，可称为“政府影响民众”，注重参与过程中政府受益的一面或是官民互动中政府的主导地位①从字面意思来看，“C9.6 能让老百姓从政府得到好处”体现了政治参与中民众受益的一面，但反过来说，民众通过参与活动谋取好处的另一面是政府通过给付各种利益安抚民众，使其更好地服从和配合管理，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的治理目标。这也是地方政府应对“闹事者”的一种常见治理策略。，见表4。
表4 参与意义认知的因子分析结果
2.参与情感的因子分析
通过对7 个参与效能感项目作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C5.9 因子负荷小于0.3，因此删除此题重作因子分析。综合考虑模型拟合指标和因子结构的可解释性，接受两因子模型。结果显示，C5.2 和C5.8 被归为同一个因子，可称为“内在效能感”；
另外4 个项目被归为同一个因子，可称为“外在效能感”，见表5。
表5 参与效能感的因子分析结果
3.参与行为认同的因子分析
通过对22 项参与行为认同项目作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C13.10 因子负荷过小（≤0.3），C13.9、C13.15、C13.16、C13.22、C13.23 跨因子负荷过于接近，因此删除这6 项后重作因子分析。综合考虑模型拟合指标和因子结构的清晰性，接受四因子模型。表6显示，因子1 包含C13.1、C13.2、C13.3 共3 项，可称为“接触型参与认同”；
因子2 包含C13.4、C13.5、C13.6、C13.7、C13.20 共5 项，可称为“沟通型参与认同”；
因子3 包含C13.8、C13.11、C13.12、C13.13、C13.14 共5 项，可称为“抗争型参与认同”；
因子4包含C13.18、C13.19、C13.21 共3 项，可称为“公民行动参与认同”。
表6 参与行为认同的因子分析结果
信度分析表明，15 个参与内涵与形式认知项目、8 个参与意义认知项目、6 个参与效能感项目和16 个参与行为认同项目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值，分别为0.827、0.793、0.619 和0.713，除了参与效能感量表稍低以外，各分量表信度均良好。参与效能感信度稍低，可能与项目数偏少有关，但其题干设置符合学界有关参与效能感测量的主流设计。因此，因子分析与信度分析显示，本研究的量表设计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为系统描述民众的政治参与观，本文首先构建参与认知、参与情感和参与认同等三个维度下的9个指标，以各指标的标准化得分进行总体性描述；
然后将各题项的百分比情况汇总，以呈现各维度的具体情形。
（一）民众参与观的总体描述
第一，从参与认知、参与情感和参与认同等三个维度构建用于后续分析的9 个指标。
参与认知维度包含3 个指标：一是参与内涵与形式认知，由15 个C7 项目加总得出①参与内涵与形式认知各题回答“是”的比例都比较高，为使指标更有区分度，此处未按前文因子分析结果构建4 个指标，而是加总全部15 项构建1 个认知指标，以反映受访者理解政治参与内涵与形式的丰富性程度。对每个项目，回答“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C9 各题编码与此相同。，取值范围为［0，15］；
二是参与意义认知—民众影响政府，由C9.1、C9.2、C9.3 加总得出，取值范围［0，3］；
三是参与意义认知—政府影响民众，由C9.4、C9.6—C9.9 加总得出，取值范围［0，5］。
参与情感维度包含2 个指标：一是内在效能感，由C5.2、C5.8 加总得出，取值范围为［2，8］；
二是外在效能感，由C5.1、C5.3、C5.4、C5.10 加总得出，取值范围［4，16］。
参与认同维度包含4 个指标：一是接触型参与认同，由C13.1—C13.3 加总得出，取值范围［3，12］；
二是沟通型参与认同，由C13.4—C13.7、C13.20 加总得出，取值范围［5，20］；
三是抗争型参与认同，由C13.8、C13.11—C13.14 加总得出，取值范围［5，20］；
四是公民行动型参与认同，由C13.18、C13.19、C13.21加总得出，取值范围［3，12］②对C5.2、C5.8 以及C13 各题，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4 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4，外在效能感的4 题（C5.1、C5.3、C5.4、C5.10）编码与此相反。。
第二，为便于分析，将加总得出的各项指标统一为［1，10］的取值范围，所采用的标准化转换公式为：Y=（B-A）*（X-a）/（b-a）+A，公式中A、B 为新分制的最小和最大值，a、b 为原分制的最小和最大值，X 为原分制下的得分，Y 为新分制下的得分③此标准化方法参见：Transforming different Likert scales to a common scale，https：//www.ibm.com/support/pages/node/422073。。
标准化转换后，全部样本在各指标上的平均得分结果，如图1 所示④在采用加总法构建指标时，任何一个原始变量存在缺失值都会使指标变量产生缺失值。为避免缺失值过多影响后续分析，本文首先对各原始变量进行多重插补（使用SPSS26.0 插补25 次），然后再加总产生指标变量。此处呈现的是合并数据的统计结果。根据均值运算法则并经实际验证，合并数据的指标均值结果与先分别分析25 个插补数据集再计算其均值的结果是相同的。关于插补次数及插补数据的使用方式，参见严洁：《缺失数据的多重插补》，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64—69 页。。总体而言，调查对象对于政治参与的认知水平较高，3 个认知指标得分分别为6.252、8.601 和8.072。情感指标得分偏低，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得分分别为4.759 和4.689。参与认同情况略复杂，得分状况因参与类型而异，对接触型、沟通型和公民行动型参与的认同度较高，得分分别为6.396、6.302 和7.416；
对抗争型参与行为的认同度较低，得分仅为2.997。
图1 民众政治参与观指标标准化转换后得分情况
（二）民众参与观认知维度的具体描述
1.民众参与内涵与形式认知
表7 显示，在政治参与的一般内涵与具体形式方面，认知度较高的项目主要有“参加选举投票”“参加政府举办的听证会、咨询会、座谈会、征求意见会”“参与或影响政府决策”“影响政府的决策执行”“参与村组/社区的事务”，认为其属于政治参与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81.1%、61.3%、60.4%、55.8%和53.7%。仅有35.2%的受访者认为“找领导、政府工作人员帮忙，向其反映意见”是政治参与。事实上，与政府官员进行接触沟通是中国民众较为常见的参与形式，许多调查都表明与政府官员接触沟通的参与行为具有较高的发生比例［31-32］。
表7 民众政治参与内涵与形式认知的描述统计（N=803）
2.民众参与意义认知
当被问到“在您看来，如果让老百姓参与政治，会有什么作用”，受访者的回答情况，见表8。对于政治参与的意义，获得较多受访者肯定的主要有“能让民众更好地了解政府政策和信息”“能让政府知道民众想要什么”“能发动群众更好地执行政府政策”“能将更广泛的民众团结在政府周围”，表示有此作用的受访者比例分别达到80.2%、78.7%、75.0%和73.0%。这表明，大多数的受访者既能够从民众影响政府的角度，也能够从政府影响民众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参与的意义。前者符合学界对政治参与的主流界定方式，而后者则更接近于有学者提出的“反向政治参与”［33］。
表8 民众参与意义认知的描述统计（N=803）
总体而言，在对政治参与的认知方面，大多数受访者对政治参与的一般内涵、具体形式及其重要意义有比较清晰的认知，能够从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互动的双重角度来理解政治参与。
（三）民众参与观情感维度的具体描述
表9 显示，在参与观的情感维度方面，总体略偏消极。在4 项负面陈述C5.1、C5.3、C5.4 和C5.10中，对前3 项表示同意的受访者都大幅超过表示不同意者；
只有C5.10，不同意者与同意者基本持平。反之，在两项正面陈述C5.2 和C5.8 中，表示不同意者都占多数。
表9 参与效能感的描述统计（N=1742）
总体而言，从参与观的情感维度来看，参与效能感总体偏低，相当数量的受访者对自己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能力以及政府对民众参与的回应性持一种偏消极和负面的信念，即认为民众的参与未必有实质作用。
（四）民众参与观认同维度的具体描述
笔者在问卷中询问受访者“您同不同意人们采取下面的行动来反映意见或解决问题”，以测量其对不同参与行为的认同度，答题情况汇总，见表10①每题有“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共4 个选项。出于篇幅考虑，此处分别加总前两项和后两项加以报告。。
表10 参与行为认同的描述统计（N=1742）
表10 显示，在问卷所列举的16 项参与行为中，首先，自主性或政府主导的社区公民行动型参与认同度极高，3 项行为（C13.18、C13.19、C13.21）的认同者比例分别达到84.6%、83.5%和87.3%；
其次，接触型参与认同度较高，3 项行为（C13.1、C13.2、C13.3）中前两者的认同者比例分别为80.3%、57.5%；
再次，沟通型参与的认同度也比较高，5 项行为（C13.4、C13.5、C13.6、C13.7、C13.20）的认同者比例分别达到73.6%、68.3%、61.8%、48.7%和45.3%；
最后，向政府施压、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抗争型参与，整体认同度都极低，认同者均不足一成，且伴随行动方式从温和走向对抗、由合法走向非法而渐次下降。
本文构建了中国民众政治参与观类型框架，并提出五种理论类型，再利用数据进行验证，呈现其分布比例。
（一）民众政治参与观类型的理论建构
为构建某种分类框架，通常可以采用类型学矩阵或维度模型，它们各有所长，各自适用于不同情境［34］。维伯和奈对美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分类，堪称维度模型在政治参与研究中的应用范例［35］。本文分析指标多达9 个，不宜用类型学矩阵来建构民众政治参与观的类型框架，而应采用维度模型的方法。笔者根据样本在各维度指标的不同得分的组合情况，提出五个理论类型（见表11），然后利用数据进行验证。
表11 中国民众政治参与观的理论类型
1.传统臣民
在9 个指标上得分都偏低，他们不能深刻理解政治参与的丰富内涵、多样形式及其重要意义，其参与效能感低，参与行为认同度低，整体上呈“政治疏离”的消极样貌［36］。
2.依附主义者
主要特征是在多数指标得分偏低的同时，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接触型参与认同；
因其热衷于“找领导”，则理应在“民众影响政府”的参与意义认知上也有高分表现。
3.潜在抗争者
参考现有文献对上访者等抗争人群的政治心理分析［37-40］，持此种参与观者在多数指标上得分都偏低，但呈现内高外低的效能感组合状态及较高水平的抗争型参与认同。
4.准公民
若民众政治心理的发展遵循“理解—行动—信念”的递进过程，则“准公民”至少应能理解政治参与的内涵与意义，且已不同于传统臣民的角色意识，但距离理想的公民状态还有一定差距。准公民在各类指标的得分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认知指标可能有中高水平的表现。
5.模范公民
达到了政治参与观发展的理想状态，即在认知、情感和认同上都呈现积极样貌。考虑到现实中各类抗争行为往往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模范公民对此类政治参与的认同度理应偏低。因此，模范公民除了抗争型参与认同得分较低以外，在大部分指标上都应有高分表现。
（二）民众政治参与观类型的数据验证
依据前述9 个指标作潜在剖面分析（LPA）①LPA 要求连续型变量，但在研究实践中常将取值5 个以上的定序变量当作连续变量处理。在本文中，“参与意义认知—民众影响政府”这一指标受题项设计所限，取值只有4 个，其余8 项指标的取值都在5 个以上。，抽取1—6 个类别的模型拟合指数汇总在表12 中。具体来说，2—6 类别模型都能通过LMR 和BLRT 检验；
5 类别模型的信息指数值（AIC、BIC、aBIC）均为最低；
3 类别模型的分类精确度指标Entropy 值最高，非常接近1，其他几个模型的Entropy 值也都在0.9 以上。综合各个模型指标来看，初步考虑从3、4、5 这三个模型中选择一个最佳模型。当然，除了模型指标以外，在确定最佳模型时还应考虑各类别的可解释性和类别之间的差异性［41］。
表12 LPA 模型拟合信息汇总表
进一步比较备选的3 个模型详图②因篇幅所限，仅直接呈现5 类别模型结果（见表13），未呈现其他模型的条件均值图表。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获取。发现：3 类别、4 类别模型的第1 类与5 类别模型的第2 类，其条件均值基本相同，在不同模型中的类别概率均为12.3%，对应“潜在抗争者”；
3 类别模型的第2 类、4类别模型的第4 类与5 类别模型的第5 类，其条件均值也基本相同，在不同模型中的类别概率均为16.6%，对应“传统臣民”，这两类非常稳定。然而，3类别模型的第3 类分解成4 类别模型的第2 类和第3 类，并进一步分解成5 类别模型的第1、3、4 类，且分解后产生的这3 个类别在各指标上的条件均值彼此有明显差异。可见，综合考虑模型指标及分类结果，5 类别模型应为最佳模型。
表13 呈现了5 类别LPA 模型的结果①此处报告的是25 次插补的合并数据结果。根据均值运算法则并经实际验证，合并数据的类别概率结果与先前分别分析25 个插补数据集再计算其均值的结果是相同的。对25 个插补数据集分别进行运算，“依附主义者”“潜在抗争者”“模范公民”“准公民”“传统臣民”的类别概率范围为.015-.069、.102-.140、.055-.081、.550-.628、.150-.182，表明分类结果是比较稳定的。，总体上与本文的理论预设基本一致。其中，“依附主义者”和“潜在抗争者”在大部分指标上的平均得分都低于指标均值，但前者在“接触型参与认同”和“民众影响政府”的参与意义认知上得分高于指标均值，后者在“抗争型参与认同”上的得分明显高于指标均值。“传统臣民”在全部指标上的得分都低于指标均值，“准公民”的参与认同得分都非常接近指标均值，同时在认知和情感指标上的得分高于指标均值，这4 类结果与理论预设完全一致。最后，“模范公民”在3 项参与认知指标以及除了“抗争型参与认同”以外另3 项认同指标上的得分都明显高于指标均值，但与预期不符的是，其在参与情感2 项指标上的得分均低于指标均值。
表13 5 类别LPA 模型结果
表13 还显示了五种参与观类型的民众的分布比例。在全部受访者中，“传统臣民”“依附主义者”“潜在抗争者”的占比分别为16.6%、5.7%和12.3%；
多数民众是持有“准公民”观念者，其占比高达59.1%；
“模范公民”的占比仅为6.4%。
本文从政治参与的认知、情感与行为认同等三个维度，构建民众政治参与观念的分析框架与测量工具。借助系统性设计而采集的数据之信度和效度检验，显示了该概念框架与量表的可适用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民众对于政治参与的认知水平较高，但以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为内涵的情感指标得分却偏低；
而参与认同的情况略显复杂，即民众对接触型、沟通型和公民行动型参与的认同度较高，但对抗争型参与行为的认同度很低。这些结论，确证了学界的一些既有意见，如对学界关于中国民众政治效能感偏弱的主流看法［18］［42-44］以及参与认同的验证；
但同时也有重要的新发现。本文有关民众对于政治参与认知的分析表明，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参与同主流经典理论的政治参与定义存在显著差异。依主流理论，政治参与被界定为普通民众影响政府决策（及其实施）的行为，即从“公民中心”视角界定政治参与。中国民众中虽然持有“公民中心式”的政治参与理解，但同时也持有“政府中心式”的理解，认为政治参与也包括政府向民众宣传政策、传递信息、动员和团结民众等方式，以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也就是说，中国民众对政治参与意涵的理解，既有同于海贝勒与舒耕德等西方学者所述的“中国式理解”，也有同于其他国际学界主流的理解。就此而言，不顾其实际的理解和认知讨论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的后果。
借助精准而科学的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本文还检验了政治参与观念的类型学框架，并识别出持有五种观念类型的民众分布状况。在受访民众中，超三成的人士持有“传统臣民”“潜在抗争者”“依附主义者”参与观。持有“模范公民”参与观的民众比例为6.4%，近六成的民众则持有“准公民”的参与观。这意味着近七成受访者达到或接近公民式参与观，参与型政治文化正在形成。显然，这将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土壤。不过，即使是堪称“模范公民”者，其参与的情感信念与理想状态仍有一定落差。而多数民众虽趋近于“准公民”，但他们主要是在认知和理解上“得分”，行为认同与情感信念有待提升。只有在理解和行为认同的基础上，对政治参与双方主体的互动关系抱持积极的情感信念，相信自身能够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且政府必定会有效回应民众诉求，才可能真正进入政治参与观发展的理想状态。这对于建设参与式的公民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是值得重视的挑战。理想“模范公民”的健康发展和壮大，虽然离不开民众的个人努力和公民教育，但更有赖于政府建立和完善开放、高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和渠道，以进一步增强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塑造更加良性的官民互动关系。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在参与观的概念框架、操作化测量及其类型化的理论建构与数据验证、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提供了有关中国民众政治参与观的系统性意见。更重要的是，其理论和量表建构以及潜在剖面分析方法的运用，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与借鉴的必要基础，有助于推动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领域相关研究的扩展和深化。当然，本文的研究发现还有待全国性抽样数据的检验，进而探讨影响民众政治参与观的基本因素及其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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