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国
(1.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2.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当今中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我们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指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复制品，亦非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复制品，而是具有“中国特点”“中国精神”和“中国风格”的现代化道路，可以称之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既有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哲学逻辑与主体逻辑，亦有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逻辑和文化演进逻辑。
矛盾观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矛盾即对立统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
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矛盾之间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内部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世界就是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共性是对个性的抽象概括，个性是共性的具体表现，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现代化现象是一个世界历史现象，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全球的现代化国家，都具有现代化的共性内涵，但现代化也是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具体开展过程，现代化必然具有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所具有的个性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正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辩证关系的体现。现代化(以理性化、市场化和工业化为主导)起源于西方，普及于世界，至今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1)关于现代化的起源时间，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对现代化的不同理解，有新航路开辟说、文艺复兴运动说、新教运动说、科学革命说、启蒙运动说、资产阶级革命说、工业革命说等多种说法。针对不同的说法，意大利现代化研究专家艾伯特·马蒂内利(Alberto Martinelli)将现代化界定为“一系列大规模社会变迁的总称”。参见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19页。各文明、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的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发展的共性，也具有现代化发展的个性。就现代化发展的共性而言，各文明、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都会经历现代化的过程，都会从农业社会、游牧社会、山林农牧社会向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生态文明社会演变，都会向着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智能化、科学化、民主化、社会化、流动化、生态现代化、全球化等方向发展。就现代化发展的个性而言，各文明、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的现代化起点、现代化过程、现代化路径、现代化方式、现代化目标、现代性价值会显示出不同的样态，尤其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制度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核心价值观)的现代化、主流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现代化、信仰(宗教等)的现代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的现代化等方面，会出现显著的差异，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
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任何理论都是实际经验的提升与总结，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实践，理论的是非优劣必须由不断发展的实践来加以检验，从而对理论进行修正、丰富与创新。任何理论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搞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而必须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方法，不是教条，不是万能灵丹，是吸收西方自然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是时代的反映，是斗争的方法，是现实的总结，是社会的良药。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之中，必须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必须与中国具体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必须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必须不断总结中国经验，在中国国情基础上予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立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既看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也看到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个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仅是一种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共性分析，也深入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个性，不断总结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经验，形成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实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体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立国之本。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选择西方现代化道路，或者必须选择苏联现代化道路。在推进现代化的道路上，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我们最终科学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白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明白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道理，明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必须中国化，要从中国自己的鲜活的现代化实践之中，总结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导自己的现代化实践，从而引领中国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根基的主体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转化者与创新者。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走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探索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中国建立伊始，“冷战”已经爆发，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加上我们自己也缺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因而倡导“全面学习苏联”，但与苏联现代化模式仍然有所不同，到后来发现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存在一定的问题，就倡导“借鉴苏联”，试图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之路，以避免苏联现代化建设的误区，最后发现日益僵化的苏联模式中存在着“贫穷的社会主义”困境，即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解决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和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高度自觉问题，故而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自己雄厚的历史文化根基，立足于自己的发展实际，倡导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艰辛探索，最终我们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主体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人民就是江山，民心就是党心，中国共产党顺应中国人民的美好期待，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长期侵略，消灭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建立了人民政协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人民幸福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领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心一意现代化”，以民生为重，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了总体小康，开启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倡导“共享发展”，精准扶贫，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中国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备遭西方列强的残酷蹂躏，中国人民生活在无尽的屈辱之中，渴望独立自主，渴望富强，渴望实现现代化，渴望实现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胸怀民族大义，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基础与综合国力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市场化、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都得到快速推进，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得到较快提升，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大大加快。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都得到较快推进，基本实现工业化，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实现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到富起来，进而迈向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成功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坚实的综合国力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历史是一条长河，既是绵延不绝的，又是变动不居的，既是传承的，又是变革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悠久绵延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根据考古发现推断，至少在崧泽文化早期，社会上就已经形成了富裕权贵和平民百姓两大阶级，这两大阶级划分明确、结构稳定，可知中国在距今约6000年前就从基本平等的原始社会向分层的阶级、国家、社会发生重大转型，进入“古国”(酋邦)阶段。(3)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历史是无法割断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的文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从它起源开始一直绵延下来了”，“和其余的三大文明(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不一样”，(4)李学勤：《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李学勤谈国学》，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20年，第15页。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历久弥新，“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沉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发展道路，以此为基础，也必将开辟具有“中国特点”“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现代化道路。
就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而言，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大一统体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中央集权体制(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等)、监察制度(御史台制度、刺史制度、督察院制度)、行省制、郡县制、少数民族地区自治制度(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基层自治制度(三老制度、乡贤制度等)、边疆地区军政合一体制(都护府制度、都督府制度、节度使制度等)、史官制度(太史制度、史馆制度、实录制度等)、用人制度(察举制度、科举制度等)、教育制度(太学国子监制度、书院制度、经典教育制度等)、经济制度(均田制度、专卖制度、官营制度、纸币制度等)等，这些都对当代中国的制度体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重要传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能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制度基因与制度传统的基础上。清季民国时期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持续失败，除了国家不稳定的因素外，重要的因素就是外来制度的水土不服，与中国的制度基因与制度文化并不相符，甚至产生剧烈的冲突。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与道德的自觉作用，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反对“唯利是图”，严格监管企业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明显传承了“以道制欲”“以义制利”“义利一体”的传统经济文化特点。
就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而言，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国外社会主义文化模仿而来的，而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下来的，无非是在适应时代要求与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已。无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社会主义道德，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产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理想的结合。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发扬”，“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曾言：“为国民者首须认清我为何种民族，对于本国文化，相与尊重而发扬之，则虽一时不幸而至山河易色，终必有复兴之一日。设国民鄙夷史乘，蔑弃本国文化，则真迷失本性，万劫不复矣。”(6)章太炎：《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章念驰编：《章太炎全集 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 538页。
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而言，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是由传承中国传统的和谐理念、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理想而来。中国传统的和谐理念是“致中和”“和而不同”。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是“家和万事兴”“政通人和”。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理想是《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中和”“大同”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基础。
就生态文明建设而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生态理念、生态文化与生态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沉的生态智慧。中国传统的生态理念是“人法地，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是“天人合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传统的生态实践是治国理政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顺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人类文化再进步，也逃不出自然范围，还是不能违背自然。我们定要明白这一点。”(7)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在传统的生态理念、生态文化与生态实践基础上加以转化与创新，形成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世界现代化进程虽然是从西欧启动的，以新航路开辟、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等系列历史事件为标志，伴随殖民主义扩张，把西方现代化的理念与方式带向全世界，但是，西方推动西式现代化的结果，却并非全球西方化，而是愈来愈本土化，即越是现代化，越是非西方化。因为现代化并不能割断与本土历史文化的联系，反而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不断自觉加强与本土历史文化的联系。因为推动现代化的力量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需要通过不断强化本国的历史文化来加强认同的力量。中国现代化在清季民国时期，确实是西方化主导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苏联化主导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进入高速现代化阶段，“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主题。随着现代化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在实践上也愈来愈自觉认识到必须突破西方化与苏联化的限制，超越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或苏联化的错误观念，才能解决许多阻碍与困扰现代化推进的更深层次的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从启动模式看，中国是外源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压力，故而我们走上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敌为师”的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启动之初的洋务运动时期，我们以“中体西用”为导向。1895年甲午战败以后，我们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欧化”成为现代化的新选择。我们先后走上了模仿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翻了清朝，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一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但并没有让中国现代化获得长足的发展、取得关键性的突破与根本上的成功。后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不少知识分子重新定位中国的现代化方向，要求走“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成功之后，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虽然让中国工业化取得重要的进展，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苏联模式并不能解决“贫困的社会主义”问题。这就推动我们深刻反思，努力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摸着石头过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华优秀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必然趋势、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中华优秀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5页。中华文明立足于亚欧大陆的东部，立足于幅员辽阔的国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有着绵延不绝的文明脉络，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有着自己的价值诉求与价值观念，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为世人所公认。中国文明自远古以来绵延流传，没有中断。”(9)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519页。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为中心的，对世界文化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中国文化的价值“有两项最简单的证明，就是历史中国最久，社会中国最大”。(10)钱穆：《民族与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99页。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会走一条具有自身发展特色，具有自身价值目标的现代化道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最为丰厚的滋养，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71页。早在黄帝时代，中华民族就形成了“爱民爱国，顺应潮流，革故创新，身体力行”的“黄帝精神”。(12)参见李伯谦：《黄帝精神的核心是创新》，《华夏文明》2016年第5期。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主要由先秦奠定，“我国民今日之思想，试默察之，盖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其人或不自知，其事不可诬也”。(13)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的现代性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精神内涵，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产物，又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现代性诉求、现代性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现代性价值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突发奇想构建的，也不是从别国学来的，而是从中华传统文化扬弃而来，即传承、转化与创新而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14)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9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有中国自己的文化基因。
就“富强”而言，孔子主张“庶、富、教”，《礼记》期待“小康”。墨家追求“交相利”“兴天下之利”。法家和历代治国理政者都追求“富国强兵”，商鞅主张“强国”“利民”，申不害主张“国富而粟多”。历代先贤都主张治国理政以“富民”为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就“民主”而言，古人主张“民本”，《尚书》早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老子》 主张“不敢为天下先”，“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主张“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学》主张“亲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儒学的‘民本’思想、‘宽容’精神以及责任意识应可称为接引‘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精神进入中国社会的桥梁。儒家的‘民本’思想虽不即是‘民主’，但它从本质上并不是反民主的，其根据就在于‘民为邦本’。”(15)胡军：《总序》，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现代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就“文明”而言，《大学》主张“明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主张“人文化成”。墨家主张“有道相教”。“明教化”“柔远人”“德施普也，天下文明”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文化国策。
就“和谐”而言，老子主张“玄同”。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主张“致中和”。《孝经》主张“民用和睦”，《礼记》主张“大同”。中国人总是期待“家和万事兴”“天下太平”。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是“为万事开太平”。
就“自由”而言，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太上，不知有之”，渴望政治自由。庄子主张“无待”，期待“逍遥游”，渴望精神自由。陆象山主张“吾心便是宇宙”，向往心灵自由。
就“平等”而言，老子主张“慈爱”，“天道”之下人人平等。墨子主张“天志”“兼爱”，“天志”之下人人平等，破除等级制度。法家主张“定于法”“断于法”“法不阿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就“公正”(公平正义)而言，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利而不害”，主张“不敢为天下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孔子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见义不为，无勇也”，期望治国理政者施政公平，好行仁义，主张“以直报怨”“举直错诸枉”。墨子“贵义”，主张“有财相分”。申不害主张“明法正义”。《礼记》主张“天下为公”。“公平”“正义”始终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就“法治”而言，法家普遍主张“法治”，《管子》认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主张“以法治国”。慎到认为“民一于君，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主张“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韩非子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中国历代治国理政多“德治”“礼治”“法治”融为一体。
就“爱国”而言，古人主张“忠君爱国”“尽忠报国”，孔子主张“主忠信”，“事君，能致其身”。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主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主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尽忠报国”“保家卫国”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是中华民族绵绵不绝的精神动力。
就“敬业”而言，墨家主张“强力从事”。儒家主张“敬业乐群”。“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就是中国人敬业精神的写照。
就“诚信”而言，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义、礼、智、信”。孔子强调治国理政者必须对人民讲信用，“敬事而信”，“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诚实守信)”，“信而后劳其民”，守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道德，“民无信不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子夏言)，为人弟为人子要“谨而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庸》特别看重“诚”，推许“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只要“讲诚信”就能够达到“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可见，“讲诚信”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就“友善”而言，老子主张“慈爱”“上善若水”。墨子主张“兼爱”。儒家主张“温、良、恭、俭、让”。孔子主张“仁爱”“泛爱众”“德不孤，必有邻”。《大学》主张“止于至善”。《孝经》主张“博爱”“慈爱”“亲爱”。孟子主张“人性善”。王阳明主张“致良知”。中国文化是充满爱心友善、向往和平交往的文化，中国人民历来主张“睦邻友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精神构造，是中华民族基因的现代呈现。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16)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21页。
走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发展之必然，但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我们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我们固是要现代化，但不能把现代化转成为非中国化，把中国的一切都在现代中化掉了”。(17)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12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有其哲学逻辑、主体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就其哲学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就其主体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体选择，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根基的主体选择，立足于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主体选择，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选择；
就其历史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悠久绵延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就其文化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现代性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