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 琪 郭进利 高雨茹
自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也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社会目前还存在就业难、收入差距大、城乡发展不均衡、房价过高、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等民生问题，因此“十四五”规划时期，我国将继续推动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努力满足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均衡发展问题成为当前重要研究课题（王延中等，2020）。
广义上看，社会福利是指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拥有良好物质条件和文化生活而产生的制度，主要体现在人民物质财富、社会保障和生活环境三大方面。物质财富主要包括居民收入、社会消费和物质分配水平等；
社会保障主要涵盖了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保险、住房等生活各方面；
生活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政府政策等。三大方面的内容体现了社会福利涉及范围广，表明社会福利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济增长可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内需等保障社会福利的建设；
社会福利也可通过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升社会消费能力、完善民生保障制度等推动经济增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沿海沿边的特殊地理位置，丰富的水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和较好的旅游产业、工业产业链使得其蕴含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潜能。但广西壮族自治区仍面对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等挑战，因此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耦合关系颇具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借助耦合协调度、空间莫兰指数和面板Tobit回归等模型，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系统构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发展评估指标，深入剖析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究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旨在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研究方法
1.熵值法。由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是综合系统性指标，为避免主观赋权，选用熵值法对相应指标进行定量测度赋权。
（1）建立原始决策矩阵。设当前综合评价系统的原始决策矩阵为V=｛Vij｝n×m，i=1，2，3，…，n，j=1，2，3，…，m。元素Vij代表第i 个样本中的第j 个指标，其中n=c× y，c为地区个数，y为年份数，m为指标数。
（2）无量纲化处理：
其中，r 表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指标值，max{vj}和min{vj}分别为第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由于采用极值法之后的指标值可能为0，为确保标准化后的指标有意义，rij作为最终的标准化值。
（3）信息熵值hj。
（4）信息效用价值dj。
（5）指标权重wj。
2.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得到各系统的二级指标权重后，则可得到各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ui分别表示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m为各系统的指标数，wj为权重，r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本研究主要测算经济增长系统和社会福利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其中U1为社会福利系统综合发展指数，U2为经济增长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3.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常用来刻画两系统及以上的相互作用关系，目前传统耦合度模型应用十分广泛，为提升模型效度，得出更高价值的研究结论，采用王淑佳等（2021）提出的修正后耦合度模型来进行研究，具体公式如下：
式（9）中：U1，U2分别表示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各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取值区间均为[0，1]，两种耦合度C值范围均为[0，1]，值越大，表明两系统间的耦合度越高，离散程度小，反之亦然。此时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综合协调指数T值和耦合协调度D值，并认为社会福利系统和经济增长系统的重要性一致，因此α1，α2取值均为0.5：
借鉴修正后模型的划分标准，结合本研究实际测算结果，将广西县域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如表1所示。
表1 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度等级划分标准
4.相对发展模型。为进一步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77个县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发展类型，本文构建相对发展模型如下：
式（12）中：U1，U2分别表示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各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γ 的大小可以反映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相对发展状态，由此进行类型划分：（1）当0≤γ ＜0.8时，经济增长明显滞后于社会福利；
（2）当0.8≤γ ＜1.2时，表示二者相对同步发展；
（3）当γ ≥1.2时，表示社会福利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
5.空间莫兰指数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可以用来检验研究区域关键性特征的空间相关性，主要使用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分别衡量区域空间的关联度。借助全局莫兰指数IG可衡量广西壮族自治区2011-2020年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性特征：
式（13）-（15）中，c表示地区个数，ri表示i 地区的指标值，wij表示空间权重，当i 地区和j 地区相邻时，取1，否则取0。全局莫兰指数IG取值范围在[-1，1]，当IG＞0时，表示空间正相关，即区域间高值与高值相邻，低值与低值相邻；
当IG＜0时，表示该区域高值与低值相邻，而当IG接近0时表示，该指标在相应区域中的空间分布是随机的。
（二）指标评价与数据来源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为更加全面、科学的反映广西县域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动态，从量化角度出发，构建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两大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在遵循指标构建的科学性、代表性、系统性原则以及数据可获取性原则的基础上，参考以往相关研究，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实际状况筛选指标。社会福利系统的指标选取主要从物质保障、社会保障、生活环境三大指标方面构建包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内的14个二级指标。经济增长系统主要关注地方生产总值及其增长指数，选取包含GDP指数在内的4个二级指标（具体见表2）。
表2 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
2.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县级行政区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评价指标及影响因素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2012-2021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域卷）》和广西各市县经济发展统计公报等，特定指标的计算公式由表2给出。本研究以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规划为标准，共计111个县（市、区、自治县），研究时间范围为2011-2020年。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剔除进行过撤县划区、撤县设市等重大行政区划变化或相关指标数据缺失严重的县域，选取剩余77个县（市、区、自治县）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个别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来计算。
3.区域划分。为更细致地把握广西壮族自治区空间分布特征，将研究区域划分为西南部、东南部、西北部和中北部地区，具体见表3。
表3 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区域划分
（一）耦合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变
依据修正的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与发展类型划分标准，测算出2011-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类型（见图1）与相对发展类型（见表4）。
图1 2011-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耦合协调类型时序图
从协调类型上看（图1），2011-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77个县域的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均处于0.2～0.8之间，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逐步由失调衰退期向协调发展期转化。这表明广西壮族自治区过去10年间，在追求经济总量发展的同时，不断持续发展社会福利，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更加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两者的良好耦合协调关系。具体来说，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县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类型呈现以下几点特征：一是在2011-2014年间，整体上呈现由失调衰退期向过渡调和期转化的趋势。这一时期，濒临失调地区占比从2011年的32.5%上升至2014年的64.9%，逐步占据主体地位；
但各县协调水平仍处于0.2～0.5之间，表明总体上二者协调程度较低。二是在2015-2017年间，整体耦合协调程度显著增加，协调度处于0.2～0.7之间，各县区耦合协调水平差距明显。该阶段处于失调衰退期和过渡调和期的县区数量占比分别从2015的29.9%、68.8%发展至2017年的23.4%、75.3%，并且在2017年有1.3%的县区迈入协调发展期。三是在2018-2020年间，广西绝大多数县级行政区已步入过渡调和期，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处于过渡调和期的县区数占比从2018年的81.8%上升至2020年的90.9%，且在2020年有1.3%的县级地区已迈入中度协调阶段，意味着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区域内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作用开始朝积极方向发展。
综合耦合协调类型（图1）与相对发展类型（表4）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相对发展类型主要呈现以下三大特征：一是处在失调衰退期的县级地区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经济增长滞后地区，意味着这一时期协调发展主要受限于相对缓慢的经济发展。中度失调地区的经济发展大多落后于社会福利发展；
轻度失调地区由2011年社会福利滞后型为主逐渐发展成2020年以经济增长滞后型为主的状态，其中处于同步发展状态的地区占比也越来越少。二是处在过渡调和期的县区主要体现出社会福利滞后状态，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发展是相对同步的，而仅有个别地区是呈现经济增长滞后型特征，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地区的协调发展多受限于当地社会福利的发展。具体来说，濒临失调期的县级地区中，社会福利滞后型地区占比从2011年的60%逐步上升为2017 年的80.4%，之后又下降到2020 年的37.8%。而发展相对同步的地区占比主要在20%～50%之间波动，经济增长滞后型地区始终仅占11%以下；
协调度处在勉强协调期的地区发展类型仅有社会福利发展滞后型和相对同步发展两类，且社会福利发展滞后型占比更高。三是处在协调发展期的县区均呈现社会福利发展滞后的特征，意味着县域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协调发展的程度较高时，协调程度可能受限于较为缓慢的社会福利发展。
表4 2011-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相对发展类型频数表
（二）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变
1.空间自相关检验。本研究选用空间自相关检验Moran’s I 指数来分析2011-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77个县域间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耦合关系，在各县级地区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统计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当置信度为99%，即P＜0.01时，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由表5可看出，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县级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强。
表5 2011-2020年广西县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2.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协调类型的空间格局演变。基于2011年、2014年、2017年、2020年这四个时间截面的各县级地区耦合协调数据，剖析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总体上，2011-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征：一是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南部和西南部最强、中北部次之、西北部落后的空间分布格局；
二是随时间推移，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主要呈现耦合协调度较高区域从东南和西南地区向西北部扩散的空间演变特征。
具体来看：一是2011年西北部整体发展较弱，耦合协调度均值仅为0.309，绝大多数县区耦合协调处于失调衰退期，其中西林县耦合协调程度最低，仅0.23，处于中度失调状态；
中北部除个别县区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外，其余地区均处在轻度失调或濒临失调阶段；
东南部和西南部耦合协调程度最高，均为0.400，各县均处在轻度失调或濒临失调阶段。二是到2014年，西北部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仍最弱，耦合协调度均值约0.353，超过半数县区仍处于失调衰退期，仅有约1/3的地区步入过渡调和期；
中北部、东南部与西南部地区发展依次变强，县域协调均值分别为0.424、0.428、0.438，仅有小部分地区处在轻度失调阶段，其余均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三是时间演进至2017年，各县区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扩大。西北部发展仍处于落后状态，但耦合协调类型有所改善，约半数进入过渡调和期；
中北部、东南部、西南部均以过渡调和期的濒临失调阶段为主，其中东南部的玉州区则从2014年的濒临失调阶段直接跃升至2017年的初级协调阶段，协调度值高达0.63，成为这一时期耦合协调程度发展最好的地区。四是到2020年，西北部多数地区已进入过渡调和期，其中少数地区的发展已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中北部与西南部县级地区的协调程度依旧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中绝大多数县域进入濒临失调或勉强协调阶段；
东南部耦合协调度均值最高，达0.507，已有93.3%的地区迈入过渡调和期，同时玉州区协调度值达0.700，已进入中度协调阶段，仍是同时期发展程度最高的县区域。
图2 2011-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大区域耦合协调类型演变图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参考相关研究，结合实际情况，最终选定人口密度、产业结构、政府支出规模等7个影响因素（见表6）。
表6 影响因素变量
为消除各变量的量纲大小差异，避免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对各解释变量取对数处理。由于耦合协调度值处于[0，1]，因此采用面板Tobit 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本研究构建的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 为县级地区，t 为年份，β0、…、β7为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由前文可知，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为考察区域异质性，利用Stata16软件分别对广西县域整体、东南部、西北部、西南部以及中北部地区进行面板Tobit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7。
表7 面板Tobit模型回归结果
从面板Tobit 回归结果来看：1.人口密度对全区、东南部、西北部、中北部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耦合协调的作用均显著为正，由此表明人口规模的合理扩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耦合协调水平；
而人口密度对西南部的正向作用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西南部各县区人口分布差异较大，地区人口密度的不均衡消减了其对耦合协调程度的积极影响。2.产业结构对东南部、西北部、中北部、西南部地区耦合协调程度均没有显著影响，而在全区范围内存在明显的负向作用，这表明应通过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耦合协调发展。3.卫生人力资源对全区及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耦合协调度的作用均显著为正，表明卫生医疗人力资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之间的良好协调作用，原因在于充足的医疗人力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缓解居民求医需求，保障社会稳定，创造经济稳定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保障百姓的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提升社会福利。4.消费水平对四大区域和全区整体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原因在于消费水平的提高，伴随人们消费需求升级，促进市场生产，提供大量的产品与服务，带动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生产商通过技术创新、资源分配、管理革新等方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提升了生活质量。5.教育人力资本对全区、东南部、西南部和中北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显著为正，意味着政府可通过加大教育支持力度，积累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福利，拉动经济增长；
而在西北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作用不显著，原因在于西北部的教育资源相对于农村地区较为集中和优质，未来应增加对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使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合理化，提升西北部整体的教育水平。6.政府财政能力在全区、东南和西南负向作用不显著，而在西北和中北地区则分别呈现显著的负向和正向作用。这表明政府财政能力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对此，东南和西南地区需要进一步完善各县区的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各类性质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耦合协调发展；
西北地区需控制财政支出规模以降低负向影响；
中北部地区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耦合协调发展。7.收入分配水平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原因在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限制了总体的购买力，不利于市场规模的扩大，阻碍经济发展；
此外非均衡收入分配会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加快城镇建设的同时，农村空心化状况加重，成为抑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结论
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构建了县域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出各指标权重，再运用修正后的耦合协调模型，测算耦合协调度值并进行分类，计算相应的空间莫兰指数，采用面板Tobit 模型检验各因素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得出以下结论：
1.从时间演变过程看，2011-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耦合协调度处于0.2～0.8之间，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逐步由失调衰退期迈向协调发展期，多数县区已经发展至过渡调和期；
处在失调衰退阶段的县区主要呈现经济增长滞后发展类型，处在过渡调和期的地区既存在经济发展滞后状态也存在社会福利发展滞后问题，处于协调发展期的地区均为社会福利滞后类型。
2.从空间演变过程看，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县区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各区域间协调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主要呈现出东南部和西南部最强、中北部次之、西北部落后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耦合程度较高区域由东南和西南部向西北部扩散的空间演变特征，其中东南的玉林区发展最快，耦合协调程度最高。
3.从影响因素角度看，人口密度、卫生人力资源、消费水平、教育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而产业结构、收入分配水平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而政府能力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影响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区域异质性。
（二）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对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提出几点建议：1.发展卫生人力资本。广西全区大力发展医疗事业，考虑城乡医疗资源区域差异，尤其是增加农村医疗人员和器械配置，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医疗机制，充分发挥现有的医护资源与水平，储备优秀的医护人员资本，可以有效推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高水平协调发展。
2.加强教育事业建设。广西全区应当加强对教育事业的投资，尤其是西北地区应当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确保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加强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3.扩大社会消费需求。广西经济发展应着力于质量发展，因此需要优化市场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提升居民的消费品质，通过企业生产技术创新，降低供给成本，增强供给能力。还可以通过产品价值的创新，开发出新的消费需求热点，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借此加快推进广西县域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
4.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广西可通过完善当地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提高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点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此外，还可通过加强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建设，大力扶持农业特色产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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