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鹏瑛,张 灵
(1.淳安县教育局，浙江 淳安 311700；
2.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现能搜索查阅到的《十二月花神议》，仅在清俞樾《春在堂全书》中的《曲园杂纂五十卷》及晚清虫天子所辑的《香艳丛书》中有所收录。
俞樾，字荫甫，德清人。生平专意著述，先后著书，卷帙繁富，而《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尤能确守家法，有功经籍。其治经以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为宗。俞樾于诸经皆有纂述，而易学为深，所著易贯，专发明圣人观象系辞之义。著作统称《春在堂全书》[1]13298。
俞樾在其《曲园杂纂》前记有一序，交代了其宅曲园建造之原因及该书所收文卷数与书名之简由。《曲园杂纂序》曰：
东南底定之后，吴中花月之胜未减，曩时士大夫之宦成而归及流寓于是者，各治第宅、啓园林，竹崦松台，月汀星沼，极一时之盛矣。而余虱于其间，亦有曲园之筑，一勺之水，一卷石之山，犹棘林萤耀而与夫橼木龙烛也。然吾园既小，不足以宴宾客，陈声伎，则仍于其间，仰屋梁而著书，温故知新，闲有所得，裒而录之，得五十卷，每卷为一种。嗟夫。吾之力不能大吾之园，而吾之园顾能成吾之书，吾负园，园不负吾也。书成，因名之曰《曲园杂纂》。[2]
由此序可知，《曲园杂纂》五十卷中每一种均是俞樾在曲园中温故知新时闲有所得之作，“感慨”曲园小之不能宴请宾客，陈列歌舞，却能在空闲时仰屋梁而著书，这也不失为文人之雅兴。《曲园杂纂》五十卷中前二十卷多为考据、评论、读书之作，如卷三《达斋诗说》、卷十四《左传古本分年考》、卷十八《读吴越春秋》等。后三十卷既有唱和诗作，如卷四十一《吴中唱和诗》，又有日记如卷四十《闽中日记》，还有曲调如卷四十三《百空曲》等，而《十二月花神议》在该书中列为第四十四卷，也因是处在一个“雅俗”之间的位置。据此可猜测，《十二月花神议》大概是俞樾在曲园养生闲散时所创作之文。
《香艳丛书》共分二十集八十卷，书的署名作者为“清虫天子”，书前有宣统元年辑者自序。据《室名别号索记》知“虫天子”为乌程张延华，余则不详。书中所收内容，特别是一些清人的著作，未见它书著录，颇有价值，其所选内容是以香艳为主。《十二月花神议》在该书中编列在第十五集卷四，俞樾此作为何会被收录编纂在此书中，或许是由于在文人眼中“花”多与“香艳”之事相连，又因男女花神也有其爱情相关之事。
后人对《十二月花神议》内容并无多大的考究，只是在讨论花神或花朝节时会有涉及，但并未对俞樾为何作此文、如何定义这二十四位男女花神进行过细致研究。故而笔者对其想做一探析。
细看《十二月花神议》“议之上”的内容，“乃世俗所传十二月花神，鄙俚不经，悠谬已甚”。这一句便道出了俞樾对民间所传的各版花神的偏见，他觉得世俗所传之花神大都庸俗不合常理，且荒诞，便想要重定花神。但《十二月花神议》主要在“议”，“议”则不可只有一人，因此该文定是在和友人商议之余而作。而在何种情况下才有闲情雅致重订十二月花神，想必还是得先知人论世。“议之上”有交代俞樾与友人议定花神之事，即“吴下养闲翁乃议更定十二月花神，属草稿未定，辱以示余”。这里提及了“养闲翁”，“养闲翁”为何许人也？在张剑等人所编、俞樾著的《俞樾函札辑证》中，有俞樾与其弟王同的书信，其中有涉及到“十二花客”一说：
同伯仁弟惠览：
接手书，知兴居佳胜。苏州已得雪，未知杭州如何？湖上风冷,想未必能至小蓬莱吟眺也。十二月花客有一两月不甚的确者,不知丁松兄所定如何？兄吴下度年，亦无佳况，记为儿童时以度年为最乐,老则徒增伤感耳。兹有寄抚藩书，求饬去。手此，敬颂年禧，并叩侍福。
愚兄功樾顿首,廿日[3]417
此信件中提到了“十二花客”，并且在后一句即问王同对十二花客的定议如何，在该札下面有提《十二月花神议》中养闲翁即为潘曾玮，想必俞樾《十二月花神议》的创作其实是多人相互讨论交流后的结果。《十二月花神议》“议之上”中说：“余适将有西湖之行，笑而诺之，未遑暇也。乃就养闲翁原议，以意参酌之。”这里所含之意则是养闲翁再议定十二月花神，俞樾仅参酌自己的意见在其中。可笔者在《俞樾函札辑证》发现，该书中收录了其中回复潘曾玮的三封函札，但却并未谈及十二花客，这令笔者有些疑惑。
那为何说潘曾玮就是养闲翁呢？潘曾玮(1818—1885)，字宝臣，号玉泉，晚号养闲居士，江苏吴县人，大学士潘世恩之四子。著有《养闲年谱》《养闲草堂图记》《咏花词》《玉洤词》等，养闲草堂为其故居。其曾孙潘景郑在《寄沤剩稿》中有《养闲草堂图记》跋一文，文中有提到潘曾玮筑养闲草堂以自娱：
先本生曾祖季玉公，壮岁弃官，退隐故乡，卜居于郡中西百花巷，筑养闲草堂以自娱。倩诸名流作图记，觞咏优游，垂二十年。图册宝藏子义叔父所。[4]44
《十二月花神议》可分上下两大部分，先以“议之上”开篇，交代写作缘由，后再以正月至十二月为顺序展示原议与俞樾后定之男花神，介绍完十二位议定后的男花神后配一位男花神的总领，此为上。“议之下”则先介绍女夷等女花神的传说、典故等，再以正月至十二月为顺序展示原议与俞樾后定之女花神。在考定花神人物中，俞樾考据学之功渗透前后，如其在《枫窗小牍》《庶物异名疏》《海录碎事》等世人较少熟知的书中考据，作为所定花神的依据。因此看俞樾所定的各月花与神中多有令人不解之处，对世俗来说，由于过于牵强或冷僻，大部分花种及花神人物的选择不会被广泛接受。
中国古代人民对神话故事有着特殊的情感，正如历代以来的古典小说与传说中所塑造的神仙、妖魔形象也都各具内涵。历史人物被赋予神话色彩并会被大众所接受的原因之一，大都是品质高洁之人会配有正面形象和良好寓意，奸邪小人则对应丑恶嘴脸。在民间，人民所推崇的风俗也由一些神话传说或是文学作品的引申而沿袭至今，例如本文将要探讨的“花神”，便有“花朝节”这一相关节日。有关花神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时常见到，如《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中均有涉及。这些在民间颇受喜爱的文学作品，在对花神的刻画上也都有着一定的继承与吸收。
关于花神的起源，冯兆伟《神话与节日：神话、传说与习俗的点线面》中说道：“花而有神，由来已久。《月令广义》：‘女夷为花神，乃魏夫人之弟子。’”[5]114又《花木录》：“魏夫人弟子善种花，号花姑，故春圃皆祀花姑。”[5]114这里认为魏夫人的弟子女夷或花姑为花神之源。关于“花神”所对应的人物，包括俞樾在《十二月花神议》中所定的花神及笔者搜集到的花神，民间共有六个版本，其中有男女混合版的十二月花神，也有男女各有十二位版的十二月花神，俞樾在其花神议中还定了男女各一位花神统领。
民间流传的各版花神多少有些重复，这种现象可理解为花神的选择存在大众意愿与人物寓意的因素，同时也有定义者自身的情感因素。俞樾在《十二月花神议》中对花神的选择有其独特的“见解”。现将多版花神整理如下(见表1)：
表1 各版本花神对照表
表1 (续)
由表1可见，在前五版花神中，一月主要以梅花为主，兰花次之，且司一月梅花花神的所选之人为梅妃(江采萍)、爱国诗人屈原、北宋诗人林逋或是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柳梦梅。梅妃是唐宋传奇笔记中的人物，因在小说戏曲流传中多受唐明皇的宠爱，且极其爱梅而为人所知。林逋则是因“疏影横斜水清浅”之律及“梅妻鹤子”之称为人所识。至于兰花被当作一月主花并配以屈原为神，则可考虑兰花品种上的原因，兰花种类多，其中春兰、墨兰及寒兰在一月有花期，屈原在《离骚》《九歌》等作品中多有涉及兰花，如“朝搴阰之木兰兮”“秋兰兮青青”等，故而将屈原作为一月兰花神。但屈原笔下多有秋兰，因此在第三版男女混合花神中则把屈原列为司九月的兰花神。柳梦梅主一月梅花神则主要出于汤显祖笔下的爱情故事。其余月份花与对应的神也大都出于人物与此种花的渊源，比如花神所作的诗文、花神的生活际遇、花神的精神品格等是否与此花相关。
对应前几版花神来看《十二月花神议》，在定花品种上，十二个月中大多数月份的花种和民间流传的几版一致。特殊之处仅有二月俞樾选兰花、七月选鸡冠花作为男花神之品种，可见在选花种这件事上俞樾较少独出新意。但在定花神人物上，俞樾有其创新。如一月定何逊为梅花男花神，二月定屈平为兰花花神，三月定刘晨、阮肇为桃花男花神，以及五月至七月、九月至十二月的花神选定。这几位花神都是在民间流传较少的，而俞樾与其友人商定花神的依据也多有文人学者踹弄学识之迹。
由《十二月花神议》“议之上”所云内容可知，俞樾以意参酌养闲翁十二月花神之定的手法大致不离诗词经典。其对男女花神的议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以前代诗词所载之事为选神依据。如正月梅花花神，养闲翁原议为林逋，因其所传久矣。然俞樾却云“考梁何逊爱梅成癖”，并在其后又附上杜诗，称唐以前言梅花事，所艳称者，固无如何水部。又提宋赵蕃诗“梅从何逊骤知名”，认为林逋为何逊的后辈，固当以何逊为司正月梅花之神。二月选兰花，定男花神屈平。“奉屈子为神，则固滋兰而又树蕙者，接芳错芬”化用了屈原《楚辞·离骚》中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历来屈原与兰花形象交织，文人又常以“兰章”喻诗文之美，故定屈原为司二月兰花之神颇有道理。原议司四月芍药花为韩魏公主，但因自唐以来有“牡丹花王，芍药花相”之说，俞樾改为牡丹花，而以谪仙为之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有“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6]1629，称李白为“谪仙人”，又因李白曾作三首《清平词》，词出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宫中观牡丹花一事。由此来看，俞樾定李白为四月牡丹花神也有其道理。再看前五版男女花神，有三版定四月牡丹花神为李白，概缘由如此。黄庭坚于《出礼部试院王才元惠梅花三种皆妙绝戏答三首》卷首有对蜡梅名称的说明，苏轼的《蜡梅一首赠赵景贶》也是写蜡梅的佳诗，苏黄二人对“蜡梅”一名的改用有一定的起始作用，故而俞樾定苏黄为十二月蜡梅花神也有其理。
二是以史传、志怪小说、诗词兼考作为选神依据。如养闲翁原议司三月桃花男神为东方朔，但俞樾却觉东方朔仅是爱桃之实而并非爱桃之花，故改定为刘晨与阮肇，此二人是东汉传说人物，有艳遇之说，刘义庆《幽明录》曾有记载，《幽明录》乃是志怪小说集。五月之花世俗多选石榴花，花神多定钟馗，概因石榴寓意多子多福，五月又处端午之时，阴邪之气较重，而钟馗善捉鬼，故被世俗选为五月花神。但养闲翁原议五月石榴花神为博望侯(张骞)，因其出使西域得此种子回国，但俞樾考《博物志》知张骞并非从西域仅带回石榴一种，还包括胡桃、蒲桃诸种，因此他觉得不能专之。故而转选《旧唐书》中记载的孔绍安，因其有诗《侍宴咏石榴》一首。俞樾将孔绍安作为石榴花之神，实是有意来祭奠孔绍安。六月原议周敦颐为莲花神，却因其从祀尼山而不能尽花神之事，便以《南史·庾杲之传》中韩偓与赵嘏二人诗中所赞颂的爱才士之人王俭代之。谢灵运虽有“初日芙蓉”之目，但也不过是在诗中所谈论，并非事实，俞樾故而不取。七月原议鲍照因其赋作而定为秋葵花神，但又考《枫窗小牍》及其他诗歌，古人重鸡冠花，以鸡冠花目为后庭花，怜其系兴亡，拟七月改用鸡冠花，以陈后主为之神。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被称为亡国之音，俞樾因怜陈后主以风流亡国，而以花赋予情思，配以花神补其“遗憾”。
三是以约定俗成或代名为选神依据。八月桂花男神为郄诜，或因郄诜曾有举贤良之策且自视“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之说。九月菊花男神为陶渊明，大概因其咏菊多有彩，人菊性相近。石曼卿为十月芙蓉花神，概因其死后有成为芙蓉城城主的传说。八月至十月花神论者均如原议，或是约定俗成且多为世人所接受之故。
在“议之下”的开头一段，俞樾又云：“因亦就养闲翁原议，参酌之。以唐宫十眉图，当罗虬九锡文焉。”唐宫里的十眉图即为眉妆图，据宋高承《事物纪原》引《杂五行书》：“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因故称之为“梅花妆”或“寿阳妆”。因此，俞樾在定正月梅花女神时以《海录碎事》中记载的寿阳公主与梅花之事为理。罗虬的九锡文即《花九锡》，文收录在宋·陶谷《清异录·花谱》中，该文虽短却有着较为完善的插花理论。《花九锡》以“花”相衬，有花之影，多有可借鉴之处，难怪俞樾会提及罗虬文。
原议二月梨花，花神定谢道韫。但在定女花神时需考虑与花相关的艺术与传说，又《钗小志》云：“阮文姬插鬓喜用杏花。”故二月选阮文姬为杏花女神。至于三月定桃花神息夫人、十月定蔷薇花神丽娟均为俞樾允协于原议，概息夫人用情至深，后人建有“桃花夫人庙”之故。五月考《北齐书·魏收传》所载魏安德王妃李氏之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一事，以石榴多寓子孙兴旺，因此定魏安德王妃李氏为石榴花神，有史证之事故较传奇小说多为可信。
认为梨园传唱西子采莲之事久而化雅为俗，此即为俞樾弃西施为六月莲花花神之因，转而选晁采为神，仅是因钦定《全唐诗》有晁采与并蒂莲一事，世间少有知者，定其为神也可为莲花添一段佳话，但多以罕见之人与事来议却难免有伤雅之态。
选择历史传奇与笔记小说所载之事。如四月蔷薇花神定丽娟，事见《贾氏说林》黄金买笑之典故；
五月榴花以石醋醋为之，事出《博异志》；
九月茱萸以贾佩兰为花神，用《西京杂记》事；
十月芙蓉花神定飞鸾与轻凤，事见《杜阳杂编》。俞樾虽钻小学，但在经典之外选传奇与笔记小说之事来说理，难免有失大家之风。
俞樾对园艺相关古籍有所涉猎。如《花史》云李玉英采凤仙花染指甲，韵人韵事，可作为七月备用之花与神。十一月山茶花神定杨太真，可考清代陈淏子《花镜·花木考类·山茶》：“杨妃茶，单叶花，开最早，桃红色。”又《广群芳谱·花谱二十·山茶》：“张新《杨妃茶》：‘曾将倾国比名花，别有轻红晕脸霞。’”十二月水仙花定梁玉清，按《瓶史》云：“水仙神骨清绝，织女之梁玉清也。宜即以梁玉清主之。”陈淏子的《花镜》、汪灏等人的《广群芳谱》、袁宏道《瓶史》、吴彦匡《花史》均是有关花卉或园艺之书，俞樾选此三种作为选花神之由，有新意但也有炫技之嫌。
俞樾在选古代才女为花神时，似乎也有考虑疏漏之处。八月考《唐书·太宗徐贤妃传》有《拟小山篇》，因题指定为《离骚》，故而内容离不开幽岩、桂枝等与屈原相关的意象。但宋代李清照也有咏桂花之作，如《鹧鸪天·桂花》“暗淡轻黄体性柔”[7]892，此作将桂花之色香定位得当，遗憾屈原对桂花不甚了解，在《离骚》中也无赞美桂花之句，按俞樾选徐贤妃为八月桂花神之由，李清照也应入选。再看九月花神所定晋武帝左贵嫔，仅因九月不提菊花终有遗憾，左贵嫔有菊花一颂而封，却未考虑到左贵嫔也有《芍药花颂》《郁金颂》。《芍药花颂》虽仅在《御览》一百四十五引《左贵嫔集·目录》，但《郁金颂》在《艺文类聚》八十一有存[8]146-147。至于《菊花颂》，其作者有争议，《初学记》二十七存“英英丽质，禀气灵和。春茂翠叶，秋耀金华”[8]146-147。按《艺文类聚》八十一以为傅统妻辛氏作，未知孰是。由此可猜想，俞樾选左贵嫔为九月菊花花神之由，一是早闻此《菊花颂》而却未注意到左贵嫔还有其他颂花之作，二是在选此《菊花颂》时对所收古籍的考证有疏漏之处。
至于原议并无总领群花之神，而俞樾却有意定之。佛、道之圣兼顾是俞樾在定群花总领时的一个关注点。男花神总领定佛教迦叶尊者，女花神总领定道教南岳魏夫人。迦叶尊者因其有“拈花一笑”而被视为佛心相印之选，于尘世之事一以贯之。魏夫人之事可见正史《南史·邓郁传》，《庶物异名疏》中云花神女夷是魏夫人之弟子，以魏夫人作为群花之神，花神弟子均归其统摄，也就不用惧怕神话传说中的“封夷”(风神)或是妖精“十八姨”。《聊斋志异》中有关风神花神的一篇《绛妃》，俞樾对此或许也有借鉴。
世人皆爱美，圣人亦如是。而如何定义“美”，则与美之定义者的审美情趣相关。庄子以道为美，中国古代美学还以心灵意蕴的物化为美，以儒家道德的物化为美，实即以主体心灵意识的对象化为美，如“花妙在精神”之类[9]101-107。理学家朱熹对“美”存在的根源问题也有其经典表述。明代是一个反叛理学、重新为情欲伸张权利的时代，提出以“情”为美。清代是一个实学昌盛的时代，以“道”为美与以“情”为美、以“心”为美与以“文”为美多元交汇，相互兼顾[9]101-107。
清代中叶兴起儒学新思潮“乾嘉汉学”。“实事求是”是乾嘉学者所共同尊奉的治学理念，主张将义理与考据相结合，遵循汉代经学研究轨仪。而俞樾作为朴学大师，多受乾嘉学派治学理念的影响，因此其审美情趣在根本上也就有“考据学”的影子。研究通俗文艺，俞樾也是以考据家特有的方式进行。如《小浮梅闲话》和《茶香室丛钞》就是他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汇集。本文考论的《十二月花神议》，对花神的选择与花品种的选择也是如此。
尚雅是文人审美的一个普遍特征，文人不屑于追求世俗喜好，而对古意情有独钟。而崇古的背后，彰显的是文人的雅好与对世俗趣味的鄙视[10]17。
袁宏道在其《瓶史序》中对“花”之艺术、“花”对文人雅士的意义，以及作此《瓶史》的原因做了交代：
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嗟夫，此隐者之事，决烈丈夫之所为，余生平企羡而不可得者也。幸而身居隐见之间，世间可趋可争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岩，濯缨流水，又为卑官所绊，仅有栽花莳竹一事，可以自乐。[11]
对于如何选择花卉及插花的美学原则，袁宏道在《瓶史·花目》中有言，其中又以《诗·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来说明。俞樾在定义《十二月花神议》的十二月女花神梁玉清时，便有借鉴袁宏道的《瓶史》。
从古至今，文人诗词赋作中有关“花”之作品数量浩瀚，情感寄于花身，由花而出则成花语，从而也就赋予了花各种寓意。观俞樾一生，“花”的影子时常出现。
俞樾进京赴试时，曾国藩任主考，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写出了“花落春仍在”的惊人之句，曾国藩深为赏识，列部试第一名[12]234。俞樾苏州寓所主室“春在堂”之名概就由此“花落春仍在”之句演绎而来。俞樾之妻文玉在得知俞樾部考第一后，在其信中回了一首与“花”相关的诗：“耐得人间雪与霜，百花头上尔先香。清风自有神先骨，冷艳偏宜到玉堂。”加之俞樾故居曲园之景，必少不了花草古木，石林流水。《俞楼杂纂序》中云“广栽花木，小有泉石”，此处也提到了花木与泉石，可见“花”对于俞樾来说是意义非凡的。《春在堂词录》中有涉及“花”之词，如：
蝶恋花·题蒯子范太守行看子
大好梧桐庭院里。修竹娟娟，几席凉于水。扫地焚香闲坐此，韦苏州后先生矣。老带庄襟谁得似。一片冰心，写上云蓝纸。看取方池清见底，亭亭立者花君子。[13]
金缕曲
花信匆匆度，算春来，瞢腾一醉，绿阴如许。万紫千红飘零尽，凭仗东风送去。更不问，埋香何处，却笑病儿真病绝，感年华，写出伤心句。春去也，哪能驻。
浮生大抵无非寓，漫流连、鸣鸠乳燕，落花飞絮。毕竟韶华何尝老，休道春归太遽。看岁岁、朱颜犹故，我亦浮生蹉跎甚，坐花阴，未觉斜阳暮。凭彩笔，绾春住。[13]
前一首提到了“花君子”，后一首词提到了“花信”，均与花有联系。花中四君子是梅、兰、竹、菊；
关于“花信”，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说》中有“始梅花，终楝花，凡二十四花信。”历来与花信相关的作品有《浣溪沙·十二花信》《十二花信诗》。对比十二花信之花，俞樾在《十二月花神议》中所选的花种除了六月莲花、七月玉簪花及鸡冠花与十二花信之花有所不同，其余月份的花种都是相同的。《十二月花神议》中花种的选定或许也受到了十二花信的影响。
在俞樾的友人中，潘曾玮是值得注意的一位，笔者发现俞樾为潘曾玮的诗文集题过名，如《自镜斋诗钞》《自镜斋文钞》及《咏花词》都有“俞樾题”或是“曲园居士俞樾题”等字或盖的印章，这说明二人关系甚好。前文提到的养闲翁即是潘曾玮，《十二月花神议》乃经二人或多人商议后成型，由此可知潘曾玮对“花”定有了解，其也有自身的审美情趣。试看《自镜斋诗钞题词》：
自镜斋诗钞题词
冰雪聪明厌绮罗，自然吟咏叶天歌，清能澈骨豪逾静，淡欲无言少己多。
余事尚能筹组练，忧心何术挽江河，诗怀想共新春展，开到庭梅第几窠。
读玉洤居士《自镜斋诗》奉题一律。时同治乙丑初春，小住吴门金太史巷，吴平斋之抱罍室，上元前后大雪不得出，今日二十，似有晴意，道州蝯穸何绍基草斋中，梅花磊落而英姿多，故有末句。[14]
题词中提到了吴平斋与何绍基二人。吴平斋(1811—1883)，字少甫，晚号退楼，工书画篆刻，书学颜真卿，善画水山、花鸟，篆刻宗秦汉，功力深厚。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通经史，精小学金石碑版。书法初学颜真卿，尤长草书。吴平斋与何绍基二人在书画以及篆刻碑刻上都有一定的造诣，而潘曾玮与此二人交友，想必原因之一便是三人的情趣相似。
试赏潘曾玮几首与“花”相关的作品：
咏白桃花
昨夜东风露井旁，轻寒初换旧霞裳。仙资不与刘郎识，素面偏宜虢国妆。
柳絮盈盈春有泪，棃云漠漠梦俱凉。深情千尺随流水，洗尽嫣红也断肠。[14]
浣溪沙·题簪花第二图
红玉丰姿碧玉年，好花初放月初圆，不矜雕饰出天然。
可有素心谐凤侣，休将幽怨讬鹍弦，灵犀一点属谁边。[15]
潘曾玮几首有关“花”的作品，大多是在与友人宴饮时所作，友人们在畅谈古今时又借赏花来传达情感。此外，作诗词时往往或所选之地有花，或是景中无花但心中有花，花之雅趣无处不在。如：
四月十二日艮庵主人携尊三松堂赏婆罗花续七老之会顺之兄即席赋七律二首
即次其韵
清和天气获恢台，相约看花挈榼来。华顶佛香刚照座，耆英高会许同杯。
一百五日韶光过，三万六千怀抱开。此是人生行乐事，年年七老幸叨陪。
宗风何必问谁家，不赏寻常优钵花。主客一时能脱洒，风尘当日悔粉葩。
闲中真乐应无尽，静裹长生讵有涯。酒国诗坛休冷落，后期觞咏兴犹赊。[14]
齐天乐·咏白秋海棠和竹樵方伯(节选)
珠帘半卷西风裹，娉婷最怜娇影。篱角丛丛，墙阴脉脉，素质天然幽静。冰魂睡醒，看一种柔情，淡妆临镜。净洗铅华，翠屏金屋梦俱冷。
满江红·庚辰三月廿又七日许星台方伯招同王耕余苏伯庚汪川如费幼亭彭南屏
诸君子赏牡丹即席填此(节选)
莫道春阑，还胜似、艳阳芳序。人识是，使君高会，德星重聚。贤拟竹林陪啸咏，地临薇省聊簪履。况庭前、开偏牡丹花，留春住。[15]
从上列的几首诗或词题可以看到潘曾玮的部分交友圈，其中有艮庵主人、竹樵方伯、王耕馀、苏伯庚、汪川如、费幼亭、彭南屏等人，这些人多数是有官位的。竹樵方伯、费幼亭等人与俞樾也有所交往，俞樾还曾写过《长寿仙·寿竹樵方伯六十》等词。因此从潘曾玮的交友活动中还能隐约了解到俞樾的交友圈。
诗词中有提到婆罗花和优钵花，此两种花均与佛教文化相关。《大智度论》等佛经中有关于婆罗花的记载，《大藏经》中有“身体香洁如优钵花”等故事的记载，而潘曾玮及其友人相互唱和时谈及这两种花，说明在他们的交友圈中有信佛之人，或是他们与佛僧多少有所交往。对于自然之花，则有提到白桃花、白秋海棠、牡丹花等。自然之花与佛教之花在潘曾玮诗词中的出现，或许可视为其对于生活之乐与人世之艰的两种态度。
总而言之，“花”在俞樾及其文人圈子中是必需品，闲时有赏趣，唱酬时有雅趣。因此，《十二月花神议》的创作与成型也或多或少弥漫着文人交游唱和的闲雅趣味。这种审美情趣不同于庄子的以“道”为美，不同于朱熹对美的追根溯源，也不同于明代以“情”为美，转而注重多元交汇、相互兼顾之美，同时在乾嘉汉学的影响下，对美的考证也有一定的时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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