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在冉，赵云海
（晋中学院经济管理系，山西晋中 030006）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一个由高速转移到中速转移的转变过程，转折时间出现在2012年至2013年。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由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复杂多变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致使传统二元转移理论面临挑战，西方经典二元理论描述的事实与我国的情况相去甚远，有必要总结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呈现的变化与特征，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并采取应对之策。
2.1 第一阶段：1978—1991年农业劳动力由传统农业向农村的非农产业转移
中国对内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农民收入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随后的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随后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鼓励农民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产业活动和发展乡镇企业，农业生产结构、农村经济结构趋于多元化，乡镇企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为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提供了政策基础（万宝瑞，2018）。这一时期由于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使农民进城交易的成本十分高昂，我国农业劳动力不得已只能转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创办的农村非农企业（杨俊青，2005），广大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向农村的乡镇企业，体现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转移特点。在这一时期，“农民工”的称谓流行起来（哈晓斯，2021）。仅14年的时间，农业占比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59.7%，非农占比从29.5%上升到40.3%，总共9 609.11万农业劳动力转向了农村的非农部门，这是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第一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高潮。随后，我国选择了政策偏向城市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道路。
2.2 第二阶段：1992—1997年农业劳动力同时向农村与城市的非农部门转移
随着乡镇企业在农村发展出现了一些瓶颈，国家采取的收紧政策，致使农村的非农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一度下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与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私营企业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加之城市取消了粮食供应制度，东部沿海快速推进城镇化用工需求量巨大，1992年突然出现了4 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盛况，1994年增加到6 000万，此后农民工以每年约800万的速度进城，这次的“民工潮”与第一次的大规模本地转移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形成了“离土又离乡、进城又进厂”的特点。农业占比从1992年的58.5%下降到1997年的49.9%，非农占比从40.3%上升到50.1%，总共有8 000万农业劳动力转向了农村与城市的非农部门，这一时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呈现的特点是同时向农村与城市的非农部门转移。
2.3 第三阶段：1998—2003年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回流，并交替出现“民工荒”现象
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和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我国城市部门释放出大约6 000万劳动力。如表1，1991—1997年国有单位的从业人数没有多大变化，大约稳定在1.1亿人左右，到1998年，国有单位的从业人数是9 058万；
1999年，国有单位从业人数下降到8 572万；
2003年国有单位的从业人数下降到6 876万人，短短几年时间，释放出4 000万左右的国企职工；
1991—1996年城镇集体单位的从业人数从3 628万人下降到3 016万人，从1997年开始，城镇集体单位的从业人数从2 883万人下降到2003年的1 000万人，大约释放出2 000万以上的劳动力。国有单位与城镇集体单位累计释放6 000万待就业人员，出现了下岗潮导致在城市就业困难重重，加之2003年的“非典”冲击，终于首次爆发了“民工荒”。与之相对应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也大大减缓，这一时期农业占比人数从1998年的49.8%下降到2003年的49.1%，非农占比从50.2%上升到50.9%。因此农村部门的私营企业与个体组织成为农民的主要吸纳地。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的私营企业以每年约200万的速度吸纳了约1 100万农业劳动力就业。这一时期出现了农村部门与城市部门的劳动力的双剩余，至此农村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
表1 1991—2019年城镇就业人数与乡村就业人数（单位：万人）
2.4 第四阶段：2004—2021年农业劳动力向农村与城市的非农部门转移快速推进的同时，开始出现“返乡潮”
从2004—2021年，我国连续18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将“三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直到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向、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具体明确了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举措；
2018年习近平同志强调“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相得益彰，同时推进。纠正了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偏向城市城镇化的导向，十九大最终确立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发展农村、农业的发展战略。
如表1所示，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向农村的非农部门（私营企业与个体）转移约1亿人，向城市的非农部门（除国有企业外）转移约7 000万人。此时农业劳动力占比从2004年的46.9%下降到2019年的25.1%，非农劳动力占比从53.1%上升到74.9%。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 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增长0.8%。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 560万人，比2019年减少166万人，比上年下降1.8%。2020年开始，我国的农民工总量及外出量均大幅度下降，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力度初步显现。与此同时，农村的产业融合发展取得了不俗成就，农村出现了新业态。户籍制度的改革、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城市与农村部门的基本公共服务与过去相比，缩小了很多。这为农业劳动力城乡双向流动提供了基础。
总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承载主体由乡镇企业过渡到民营企业再过渡到中小企业、中小微企业、农民创业企业。可见中国的城乡一体化，也不一定非要让农民进城，可以大力发展农村，一手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手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必须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行不悖、双轮驱动的道路。
3.1 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走城乡双轮驱动的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让待转移农民、不愿意外出转移的农民在农村实现就业有门路、收入有增长的就近转移，让已经转移出来、想要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实现市民化，让想要返乡创业的农民有业可创、做大做强，保城镇化率的同时，促进农村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
表2 1978—2021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阶段特征
3.2 提升非农就业人员人力资本，促进非农转移
人力资源社保部门鼓励农民及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并颁发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设置培训积分与个人账户挂钩等措施，积极鼓励农民工参与到人力资源建设的步伐上来。同时农民工个体在工作中要重视对职业能力、经验的积累。
3.3 想尽一切办法，提高非农就业人员收入
政府制定工资条例与出台农民工最低工资增长标准的时候，应充分调研与科学细化行业、职业的最低标准，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助力企业发展，保住了企业就保住了农民工的工资。同时要想办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村的产业尽量留在农村，让农民能就地转移，保护与开发农村的生态与休闲，注重农村的文化与传承，助力乡村发展就是为农民增加收入与就业。
3.4 缩短工时、注重健康管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细化各行业的最强劳动时间，出台轮岗的相关规定制度，并尝试推行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8 h的工时制度；
大力打击996与007的工时安排。企业要把员工的身心健康看成重要的资源，主动维护员工的休息权与报酬权，同时把提升工作安全性与工作环境的舒适性作为劳动关系管理的重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