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章馨，唐月亮
（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205；
3.湖南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2）
“十四五”规划提出，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年来，旅游经济发展在提高西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民生属性逐渐被学界和业界所认同［1］。一方面，旅游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优化农村公共服务、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增进农村民生福祉和助力乡村振兴［2］；
另一方面，农村民生改善也有利于为旅游业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提供发展所需的人才和拓展本土客源市场［3］。因此，在我国农村工作已迈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时代背景下，协调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关系对于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和提高农村民生福祉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关于旅游与民生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国外学者更多以福利（福祉）代替民生，主要囊括了个人发展层面的福利和社会进步方面的福利［4］。在个人发展层面上，旅游主要对居民就业状况［5］、家庭收入［6］和文化素质［7］等方面产生影响；
在社会进步层面上，旅游通过提高税收来改善旅游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8-10］；
少部分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居民福利的改善对社区旅游发展规模扩大以及发展策略完善有一定的积极影响［11，12］。国内有关学术探讨初期着重从理论层面探讨旅游的民生功能和民生属性［13，14］。伴随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国内学者开始借助数理统计模型，探讨旅游发展对民生改善的影响。如赖斌、窦开龙基于居民感知，从微观个体视角出发，采用问卷调查和对比分析，探索了旅游开发的民生效应［15，16］；
麻学锋、鲁明勇基于面板统计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对张家界民生福利改善过程及城乡差异进行了综合考察［17，18］。民生福利的改善也能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撑。如刘智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析了张家界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耦合关系［19］。此外，刘笑明、陈燕、马媛等分析了民生视角下乡村地区旅游转型升级的策略［20-22］。
综上所述，国内外既有研究为本文拓展研究思路和深化研究内容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多基于单因素分析框架，探索旅游发展对区域民生改善的促进作用，鲜少有学者基于耦合协调视角探索旅游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双向互动关系。其次，在研究内容上，掌握系统外部因素对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是其制定针对性发展策略的重要学术基础，然而探讨旅游发展与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仍鲜少见诸文献。第三，在研究地域上，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的民生问题仍是阻滞乡村振兴乃至共同富裕的重要掣肘；
但目前国内以西部地区11个省份为例，系统地探讨该区域旅游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
鉴于此，本文基于2011—2019年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修正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勾勒中国西部地区省域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
并采用Tobit模型探索两系统耦合协调的关键驱动因子，希冀为西部地区旅游竞争力提升与农村民生福祉改善提供科学参考。
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两系统耦合互馈所产生的协调效应促进区域乡村振兴。系统梳理两者耦合协调机理是探索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协同演进的基础（图1）。
图1 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机理Figure 1 Coupling mechanism of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livelihood improvement
旅游经济发展对农村民生改善的影响。第一，旅游资源开发以及旅游市场规模扩大会倒逼农村地区完善交通、通信、水电、商业等基础配套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村居民生活便利性，直接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23］。第二，旅游产业包容性强、涉及面广、辐射效应大，旅游产业的市场化和规模化，可以转移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降低农村人口失业率，这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同时有助于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旅游产业的发展也能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多元化，改善农村家庭经济状况［24］。第三，公共服务完善，旅游产业的前向关联与后向融合，能综合带动农村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进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从而为地区文化教育和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完善提供资金保障［25］。
农村民生改善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一，农村与农村居民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利益主体，农村民生改善能直接提升农村与农村居民对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支持度，可以为旅游产业规模化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
尤其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时代背景下，居民的支持是旅游业复苏乃至发展的重要力量［26］。第二，农村民生改善本质上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谱系构成，在一定程度上能为青年人才在本地创业兴业提供良好的氛围，旅游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就业和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避免农村“空心化”，同时也能反向为地区旅游发展提供本地人才［2］。第三，农村民生改善最重要的表现即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收入的稳步提升能有效刺激本地居民旅游需求，尤其会扩大生态旅游和康养旅游等旅游产品的需求，在国内国外“双循环”的发展模式下，本地客源市场的培育和壮大对于旅游产业复苏与发展至关重要［27］。
2.1 研究方法
修正后熵值法。本文采用修正后熵值法，纳入时间变量，反映不同时期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农村民生改善）的时间演化特征［28］；
首先，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次，采用修正后熵值法分别求出各项指标的权重；
最后，采用线性加权法测算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农村民生改善指数）。线性加权法的最终结果为：
式中：Ua、Ub分别表示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和农村民生改善指数；
TDi、RLIj分别表示旅游经济发展指标i、农村民生改善指标j无量纲化后的值；
wi、wj为权重。
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仅能反映不同系统协同演进的趋势，耦合协调度是耦合与发展的综合，既能映射系统间的协同效应，也能反映子系统的发展水平［1］，因此本文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研究。耦合协调度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式中：C和D分别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度和协调度；
T为旅游经济发展和农村民生改善的综合协调指数；
α和β为待决系数，鉴于旅游经济发展和农村民生改善同等重要，因而α和β均为0.5。
相对发展度。耦合协调模型能较好映射系统间协同作用程度，但无法揭示在耦合协同状态下子系统间的发展差距［29］，本文运用相对发展度衡量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两系统间的协同演化状态。
式中：E为相对发展度。当E处于［1.2，＋∞）区间，说明处于旅游经济发展超前、农村民生改善滞后状态；
E处于（0.8，1.2）区间，说明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处于同步发展状态；
E处于（0，0.8］区间，说明处于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农村民生改善超前状态。结合耦合协调度与相对发展度，得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的等级划分标准，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类型Table 1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s of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livelihood improvement
Tobit回归模型。由于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受限，若采用常规面板回归模型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30］，因此，本文采用Tobit面板回归模型探索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的关键驱动因素。具体模型为：
式中：Y为受限因变量向量；
α为截距项向量；
β为参数向量；
εi-N（0，ε2）。
2.2 指标体系
旅游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在参考Tang、Gan、洪学婷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31-33］，基于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从旅游市场要素、旅游市场规模和旅游市场效益3个维度来综合评价西部地区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来看，旅游市场要素、规模和效益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首先，旅游市场要素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基础，其中景区、旅行社和酒店是维系旅游发展的支柱部门；
其次，旅游市场规模是旅游经济发展在“量”上的成效；
最后，旅游市场效益是旅游发展的经济产出。
农村民生改善指标体系。在参考卢泓钢、李志龙、邹秀清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34，35］，分别从经济条件、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3个维度来综合评估西部地区省域农村民生改善程度。首先，经济条件既是农村民生改善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农村“产业兴旺”的重要映射。其次，公共服务既是农村民生兜底保障的安全基石，也是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标志。最后，基础设施既能充分彰显宜居乡村的重要建设进展，也能充分展现农村居民生活的获得感。旅游经济发展和农村民生改善具体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评价指标及权重Table 2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weights of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livelihood improvement
2.3 数据来源
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可获取的限制，本文选择内蒙古、广西、贵州等11个西部省份为研究对象。本文所采用的旅游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于2012—201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9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和2020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本文所采用的农村民生改善方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202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西部地区11个省份的碳排放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https：//www.ceads.net.cn/），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3.1 旅游经济发展指数
研究期内，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指数的均值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表3），由2011年的0.151增长至2019年的0.456，年均增长幅度高达25.23%，这说明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有力刺激下，西部地区旅游发展驶入“快车道”，旅游资源开发的力度不断加强，相应的旅游配套设施不断改善，加之旅游品牌形象的有力推介，西部地区的旅游吸引力随之稳步提升。然而，在样本考察期内，西部地区省际平均旅游经济发展指数仅为0.271，这显示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仍存在巨大的潜力。在省际层面上，各省份的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省份为贵州，其年均增幅高达42.4%，这可能与其明确“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形象定位、建立健全百家旅游景区建设机制、培育壮大旅游市场主体、充分运用大数据进行营销宣传等举措有关。2011—2019年，旅游经济发展平均指 数 排 名 前 三 的 省 份 为 云 南（0.487）、四 川（0.445）和广西（0.414），排名后三位的省份依次为甘肃（0.145）、青海（0.114）和宁夏（0.045）；
与此同时，研究期内，西部地区变异系数的波动区间为［0.545，0.575］，这充分显示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且表现出强省恒强，弱省恒弱的“马太效应”。
表3 2011—2019年西部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指数Table 3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of Western provinces，2011-2019
3.2 农村民生改善指数
研究期内，西部地区省际农村民生改善指数的均值呈现稳步提升态势（表4），由2011年的0.264上升至2019年的0.511，年均增幅为11.68%，这显示在国家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有力推动下，西部地区农村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公共服务不断得到改善；
然而研究期内西部地区省际平均农村民生改善指数仅为0.382，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实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农村民生改善的主要“短板”。在省际层面上，除重庆和甘肃部分年份出现下降，其余9个省份的民生改善指数均表现出稳步增长的状态，内蒙古（19.31%）、宁夏（16.02%）和广西（13.29%）民生改善指数的年均增幅最大，甘肃（7.38%）、陕西（8.37%）和重庆（9.72%）的年均增幅分列后三位；
结合变异系数来看，西部地区民生改善指数的空间差异在波动中有所均衡，这说明国家对西部地区实施的普惠性民生改善政策整体减弱了区域内部民生水平差距。研究期内，重庆的年际平均民生改善指数最高（0.442），这显示出作为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重庆将城市经济发展的红利“反哺”农村，多维度提高民生保障能力，着力提高社会服务水平，有力增强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因而在西部地区民生改善中遥遥领先。
表4 2011—2019年西部各省份农村民生改善指数Table 4 Rural livelihood improvement index of Western provinces，2011-2019
3.3 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
在时序演变上。折线图（图2a）显示：样本考察期内，西部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系统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处于稳步增长态势，由2011年的0.425增长至2019年的0.663，其耦合协调等级大致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良性转变，在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两系统的互动过程中，旅游市场要素、市场规模、市场效益以及农村民生改善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强化，促进优化效应通过不同尺度的旅游地进行多维多向传导，促使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系统向更高协调等级迈进。
箱形图（图2b）显示：样本考察期内，箱体不断向上移动，这进一步佐证了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系统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处于稳步提升状态；
箱体的上限和下限值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这说明西部地区不同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箱体的长度也有所增大，这显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区间更大，说明了西部地区省际耦合协调度的相对差异有所增大。
图2 2011—2019年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Figure 2 Temporal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livelihood improvement in Western Area of China，2011-2019
在空间分布上。样本考察期内，西部地区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度期末相较期初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省际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西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图3）。结合耦合协调等级（表5）可见，2011年西部地区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主要以失调类型为主，仅有重庆、四川和云南3省市为勉强协调，这说明上述省市能充分释放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带动效应进而促进农村民生改善，农村民生改善也有助于为旅游开发建设及运营营造良好的氛围。2015年，仅有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4省区为失调类型，其余7省市均实现了勉强协调或初级协调，这说明自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西部地区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状况不断改善，“旅游＋农户＋市场”的发展模式逐渐得到推广，以农户为中心的利益联结机制逐渐健全。2019年，除青海和宁夏外，内蒙古、四川、新疆等9个省份均实现了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良性协调；
青海处于濒临失调，宁夏处于轻度失调；
相较其他西部省份而言，青海和宁夏旅游资源赋存并不优越，旅行社和星级酒店等配套设施相对滞后，这些劣势极大阻滞了其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也降低了农村地区民生改善程度，造成了两个子系统间的失调。随着共同富裕战略的推进，西部地区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层次将会继续跃升。
图3 2011—2019年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livelihood improvement in Western Area of China，2011-2019
在耦合协调亚类别上。运用相对发展度模型，计算样本考察期内西部地区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的亚类别（表5）。从表5可见：①2011年，西部地区省际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的主要亚类别为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农村民生改善优于旅游经济发展，仅有云南的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处于同步演进的状态。②2015年，广西、四川、陕西的耦合协调亚类型转变为旅游经济与农村民生同频优化，作为实现西部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产业支撑，在精准扶贫的有力推动下，上述3省区的旅游经济发展逐渐提速，成为农村民生改善的重要动力；
而云南依托良好的民族和生态旅游资源，在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和构建全域旅游营销模式方面走在西部地区前列，但由于其旅游帮扶机制的优化速度并未追赶上旅游经济发展，因而其农村民生改善稍显滞后。③2019年，旅游经济发展超前，农村民生改善滞后省份的数量由2015年的1个增至4个，这说明随着旅游资源禀赋的充分挖掘、以航空和高铁为代表的交通运输方式的革新和以星级酒店为代表的旅游服务设施的完善，西部地区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迅速；
但相应的农村民生保障没能得到同步推进，旅游就业帮扶、旅游本地服务、旅游利益分配等机制仍然不健全，有待持续改进完善。
表5 2011—2019年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的类别Table 5 Typ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livelihood improvement in Western Area of China，2011-2019
3.4 耦合协调影响因素
在影响因素指标选取上：①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能为区域旅游产业繁荣和农村民生改善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本文采用人均GDP来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19］。②投资力度。投资力度是影响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公共服务改善和基础设施营建的重要物质支撑，本文采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表征地区投资力度［17］。③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对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能为旅游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客源市场，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过快也容易造成农村人才流失，产生“空心村”，在较长时间内不利于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本文采用城镇化率表征地区城镇化进程［34］。④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壮大能直接改善农村民生福祉，另外生产性服务业的繁荣也能为地区旅游业发展提供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本文采用第三产业比重表征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程度［19］。⑤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支持是地区旅游业发展壮大的坚强支撑，同时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能直接改善农村民生，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表征地区政策支持力度［36］。⑥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是衡量区域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指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有利于旅游吸引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采用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来表征碳排放强度［37］。具体指标选取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Tobit回归结果Table 6 The results of Tobit regression
促进因素。第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度提高0.405%，这说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市场拓展和基础设施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进而提高了农村居民就业率和家庭收入，直接改善了农村民生。第二，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度，显著水平为1%。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提高旅游服务质量，而生活性服务业的繁荣发展也能为农村居民生活提供便利，进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两系统的协调发展。第三，在1%的显著水平下，政策支持每提高1%，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度提升0.116%，政策支持能有效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尤其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政策的有力实施，西部农村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有机嵌入了居民这一核心利益主体，既提高了居民家庭收入，同时也为旅游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阻碍因素。第一，投资力度对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其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目前西部地区各省份投资有效性较差有关，部分所投项目缺乏精准性从而引致资本配置效率过低，从而不利于西部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协同提升。第二，在1%的显著水平下，西部地区城镇化每提高1%，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度降低0.934%，这说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青年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的产生，旅游产业尤其是乡村旅游发展缺乏必要的人才储备，进而引致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失调。第三，碳排放强度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低碳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在1%的显著水平下，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每提高1%，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度降低0.138%，这说明过高的碳排放强度，不利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环境保护尤为重要，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既降低了区域旅游吸引力，也不利于农村民生改善，因而两者耦合协调度降低。
4.1 结论
本文综合采用修正后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Tobit模型等方法，探索2011—2019年西部地区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样本考察期内，西部省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民生改善程度均呈现出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但两者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云南、四川和广西3省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在农村民生改善上，重庆、四川和青海的优化程度更高。②在时序演变上，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处于稳步增长态势，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整体呈现出“西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期末，绝大部分省份的耦合协调等级已处于勉强协调之上，但亚类别仍主要以农村民生改善优化旅游经济发展为主。③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和政策支持均对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以及碳排放强度的提升对耦合协调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4.2 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结合当前国家政策背景提出以下对策建议：①西部地区应充分借助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帮扶及共同富裕的政策利好，以地区经济发展为支撑，以旅游投资为先导，充分整合地区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民族旅游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设计诸如古丝绸之路旅游带、青藏高原旅游带、多彩民族旅游带、生态康养休闲带等旅游线路，建立健全西部旅游市场互推和旅游信息互送的沟通协作机制，进而推动西部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品牌塑造、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市场拓展和旅游市场监管等层面开展广泛而深远的合作，以此推动全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②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和政策支持是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互馈的重要推动因素，因而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应将旅游发展置于整体经济格局中，以地区经济振兴、结构优化以及相应的政策利好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协同提升。同时，各级政府应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应避免农村空心化，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
着力推进旅游业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在提高旅游吸引力的同时，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改善；
提高投融资效率，将投资项目瞄准民生产业和惠及全面的幸福导向型产业的战略定位，不断优化旅游民生的空间、时间和群体效应，从而促进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逐步迈向高级协调。③研究期初，西部地区绝大部分省份为农村民生改善优于旅游经济发展，这充分说明农村民生改善的正向效应并未充分有效推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时期，西部地区农村应以新一轮基础设施和项目投资为契机，将农村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转化为地区旅游发展的重要优势，同时也应充分面向本地农村居民市场，开发相关休闲观光旅游产品，从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同步优化。以广西、贵州、云南和陕西为代表的省份，应充分发挥旅游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通过就业岗位提供、配套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等路径，着力提升农村民生福祉，进而促进两系统间的耦合互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