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幸雨,刘 现,王儒桐,刘世薇,2
(1.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2.中国地理学会西亚地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集中并由此推动城镇发展的过程,它包含了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1]。近年来中国城镇化保持较快发展趋势,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0%,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77%[2]。现有研究认为城镇化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作用和影响,城镇化有利于消除贫困、不平等,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紧迫的全球挑战[3,4]。城镇化是推动未来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5]。然而城镇化快速发展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包括水资源和能源短缺、耕地流失、碳排放增加、交通拥堵等[6-8]。为解决快速城镇化造成的系列问题,联合国人居署提出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促进城镇化过程,将可持续城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9]。关于可持续城镇化的内涵,Rasoolimanesh等指出可持续城镇化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城市发展过程中适当使用资源、保护自然环境、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等[10];
Saha定义了可持续城镇化的4个方面,包括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对环境、经济和社会的管治[11];
有学者指出可持续城镇化是指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之间的良好平衡关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城市发展[12]。关于可持续城镇化的实施途径,有学者认为城镇化不可持续的原因之一是城市蔓延式的增长,基于此提出“智能增长”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形式[13]。Ochoa等认为积极推进公众参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充分合作以及发展无害技术等是实现可持续城镇化的有效途径[14];
Xiong等提出将公私伙伴关系作为可持续城镇化的治理对策[15]。针对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中国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张许颖等指出新型城镇化不是仅以GDP为核心,片面追求形式城镇化,忽视人的需求,而是以人为核心的实质城镇化[16];
新型城镇化要把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遵循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17];
实现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8]。
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清楚掌握其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现有研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引入不同模型来评价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态势。指标体系构建上,马延吉等以SDGs为基准,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吉林省城镇化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价[19];
潘雨红等以影响就地城镇化的因素来建立指标体系,对重庆酉阳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20];
此外还有学者从城市特点、城镇化含义等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21,22]。研究方法上,Montoya等采用层次分析法评价智利沿海城市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23];
Shen提出利用象限图法、混合矩阵法对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进行评价[24,25];
此外主成分 分 析[26]、区 域 协 调 发 展 指 数[4]、熵 值 法[27]等方法也被用于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范围覆盖特定国家、区域、省份、城市等[25,27-29]。综合来看,目前从流域视角对城镇化可持续状态评估研究相对较少,且对于大范围例如经济带等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域尺度,市域尺度的研究亟待补充。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要将长江经济带作为引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美丽中国的样板,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实现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是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顺利进行的关键[30]。因此判断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城镇化状态,分析可能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对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状态进行评价。
1.1 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包含9省2市,全域土地面积205.7万km2。2021年,长江经济带GDP为530227.99亿元,占全国的46.36%,总人口为60743.66万人,占全国的43%,城镇化率为64%,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本文选择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研究时间的连贯性,排除了湖南的湘西州,四川的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湖北的恩施州,贵州的毕节、铜仁、黔西南州、黔东南州、黔南州,最终选取116个城市(图1)。
图1 长江经济带概况Figure 1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1.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民族统计年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生态环境统计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http://tongji.cnki.net/kns55/)等,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④计算各指标熵值的信息效用值。
⑤计算各指标权重。
⑥计算各地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式中:r为年份,r=1,2,…,t;
m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数量;
为第t年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标准值;
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
Eti为第t年第i个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弹性系数法:本文采用弹性系数法对长江经济带116个地级市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进行评价[24,25]。评价思路为:在给定的某段时间内,观察长江经济带116个地级市城镇化速度VuM和城市可持续发展速度VuE的数值,分析城镇化速度和城市可持续发展速度之间的变化关系,从而判断城镇化发展阶段及可持续性。
2.1 研究方法
熵值法:用熵值的思想对各子系统及指标要素进行赋权,存在一定程度的客观真实性,反映了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能够弥补人为主观赋权所产生的不足,得到的权重可靠性较高,且操作简单易行,适合多项复杂指标间的综合分析评价[27],熵值法在测度评价研究上应用较为广泛。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①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不同数据量纲的差异化会对计算造成影响,因此将各项指标进行同度量处理。
计算公式为:
②计算各项指标的比重。
③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式中:ΔuM表示城镇化率变化;
ΔuE表示城市可持续性变化;
Seu为弹性系数。
根据计算结果Seu可以分为以下8种情况(表1)。
表1 弹性系数的8种情况Table 1 The eight situations of elastic coefficient
变异系数法:为准确比较分析长江经济带116个地级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变化情况,本文采用变异系数进行测度[31]。变异系数计算每个指标的标准差,因为标准差可以描述取值的离散程度,标准差越大,表明长江经济带116个地级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越大,反之越小。
式中:St为标准差;
xit为第i个地区在第t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数值;
为第t年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平均值;
n为地区个数;
Vt为变异系数。
2.2 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批准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32]、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目录[11]和目前学者对相关指标体系的研究[4,19,27,33,34],衡量城市可 持 续 性 大多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3个角度出发,依据客观性、系统性、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并根据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本文建立了3个系统层19个指标层的指标体系,作为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判系统,并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出子系统及各指标权重(表2、表3)。
表2 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Table 2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表3 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权重Table 3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weight
可持续城镇化要求经济不仅要在量上提升,更要在质上发展。因此,本文从产业结构(X1、X2)、经济发展(X3、X4)和经济效益(X5、X6)3个方面来构建经济子系统。由城市可持续发展内涵可知,以人为本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基础设施是物质基础,公共服务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16]。鉴于此,本文从教育(X7)、医疗(X8)、文化(X9)、基础设施(X10)、就业(X11)、社会福利(X12)6个方面构建社会子系统。资源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新型城镇化要求各个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做到集约资源、保护环境、高效治理,建设生态良好、宜居舒适的新型城镇[16,35]。因此,本文从人居环境(X14、X16)、资源(X15)、废物排放(X17、X18)、环境治理(X19)4个方面构建资源环境子系统。
3.1 可持续发展水平时序变化分析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从0.101升到0.216,年均增长5.56%(图2)。从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城镇化作为“新四化”内容郑重提出[36],再到十八大明确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以来,长江经济带逐渐向可持续方向发展。从图2可见,各子系统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
经济子系统的变化趋势与整体基本一致,呈稳步上升态势,在3个子系统中上升幅度最大。2005—2019年经济子系统得分从0.028升到0.105,年均增长10%。研究时段内,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从80.81%(2005)上升到89.62%(2019);
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总体提高,2019年长江经济带人均GDP为75544.15元,是2005年的5.3倍;
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有所下降,2005—201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由12.35%下降到8.65%,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由10.29%下降到9.63%。
社会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趋势,其可持续发展水平介于0.029—0.055,在2018年略有下降,年均增长为4.65%。在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进人口市民化的目标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的医疗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基础设施等方面不断完善,2019年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万人医院床位数和人均公路里程分别是2005年的2.26倍、2.39倍、2.19倍;
201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相比2005年下降了32%;
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35.21%上升到2019年的60.60%,增幅为25.39%。但2019年每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有所下降,比2005年下降了16.94%。
资源环境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介于0.044—0.055,呈缓慢上升趋势,年均增长1.62%。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长江经济带科学、有序、高质量发展[37]。在建设绿色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理念引导下,2019年长江经济带建成区绿地覆盖率较2005年提高了38.96%;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均有所上升,分别是2005年的1.02倍、2.56倍;
工业废水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较2005年分别下降了48.52%、82.39%。
由表3可知,经济子系统所占权重为三者中最高(43.4%),且在整个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水平提高的主要动力。社会子系统所占权重为42.3%,在三者中排第二,但是社会子系统得分却最低(图2),说明长江经济带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亟待提高。
图2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Figure 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2005-2019
3.2 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变化分析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局部地区呈“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图3)。
图3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分布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2005-2019
分时段来看,2005年,各地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呈明显的三级梯度分布格局,上、中、下游依次升高。排名前十的地市中,下游地区占了6个。上海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最高,综合得分为0.318。此外分别是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主要原因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信息技术等水平高;
中游地区是武汉和长沙。武汉、长沙和南昌作为中游地区的3个核心城市,与周围地市构成“核心—边缘”格局;
上游地区有重庆和成都。可持续发展低水平地市主要分布在云南,排名后十的地区包括昭通、普洱、文山州等5个市州,这些市州多位于边境,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等都相对薄弱。处于成渝城市群的内江、广安、巴中、资阳可持续发展水平也较低,与该区域核心城市差距较大。
2005—2010年,各地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中下游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差距有所减小,整体依然呈现下、中、上游递减的空间格局。排名前十的地市中,下游地区占了6个,与2005年一致。上海可持续发展水平依然最高,苏州可持续发展水平上升速度最快;
中上游地区依旧是武汉、长沙、重庆和成都,排名略有变化。中低水平地市大部分位于四川、云南和贵州,其中排名靠后的市州有内江、六盘水、安顺、大理州、保山、怒江州等。此外,中游地区的怀化、张家界、邵阳、永州等可持续发展水平也较低。
2010—2015年,各地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上中下游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同的分布格局。下游地区呈现集聚态势,以上海为中心,与周围的苏州、常州、无锡、南京、嘉兴、杭州、宁波组成高值区。上海依然保持最高水平,苏州可持续发展水平上升速度最快;
中上游地区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核心城市分别是武汉、长沙、重庆、成都。其中重庆可持续发展水平增长速度最快,成都紧随其后,可以看出成渝城市群的两大核心城市可持续发展态势良好,但其边缘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与之相差较大。水平较低的地市主要位于云南和贵州。
2015—2019年,中上游地区“核心—边缘”格局进一步凸显,下游地区集聚态势进一步加强,可持续发展中高水平市域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下游地区中达到高水平的有上海、苏州和杭州,上海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速度最快;
中上游地区中,达到中高水平的核心城市数量有所增加,均为各省省会。其中,重庆和成都达到可持续发展高水平。成都、昆明、武汉、长沙、南昌综合得分分别高出各自所属省份平均水平0.214、0.076、0.158、0.158、0.054。可以看出,成都、武汉和长沙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省内其他城市差距相对较大。
综合来看,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差距较大,发展水平高的地市集中分布在下游地区的江苏和浙江,中上游地区个别省会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市主要在云南。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空间差异呈现波动增大的态势,变异系数从2005年的0.318增至2019年的0.349,其中2017年达到最大值0.350,说明区域之间的差异在逐渐增大(图4)。
图4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异系数Figure 4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2005-2019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16个地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呈现下、中、上游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图5)。发展较快的城市大多位于下游地区,较慢的城市主要位于云南。中上游地区的核心城市有武汉、长沙、重庆和成都。分时段来看,2005—2010年,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幅度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玉溪、上海、苏州、重庆、长沙、成都等。其中玉溪市经济可持续性得分提升最大为0.072,年均增长达30.44%,其次是上海和苏州分别提高到0.064、0.058。排名靠后的城市有宿州、宜春、邵阳、自贡、巴中等。长江下游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增长幅度明显高于中上游区域;
2010—2015年,经济可持发展水平提升幅度较大的城市主要在下游地区,在排名前50的城市里,下游地区占了56%。上海得分提升幅度最大为0.077,年均增长7.9%。玉溪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与上一时段比较相差较大,表明玉溪在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不稳定;
2015—2019年,排名前10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等,上海依旧领先,经济可持续得分提高到0.109,年均增长7.70%,其次是杭州和苏州分别提高了0.068、0.062,低水平城市主要位于贵州和云南。由图4可知,经济子系统的变异系数较大,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差距较大,2005—2019年其变异系数呈现波动减小趋势,说明各地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
图5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Figure 5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cities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2005-2019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只有随州呈下降趋势,年均下降0.15%(图6)。发展较快的城市主要在江苏和安徽的北部、长江中游的中部以及四川中部。分时段来看:2005—2010年,大部分地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少数城市有所下降。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幅度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苏州、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迪庆州等,其中重庆发展最快,年均增长5.79%。发展较快城市主要位于长江上游地区,而下游城市排名普遍靠后。发展水平下降的城市分别是徐州、南通、盐城、宿州、黄冈和随州,其中徐州下降幅度最大,年均降低2.33%;
2010—2015年,除了随州和张家界有所下降,其余地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提升幅度排名靠前的城市主要位于长江下游地区,排名前十的有上海、苏州、杭州、武汉、重庆、成都等,其中重庆和成都排名前两位;
2015—2019年,共有9个地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分别是淮南、铜陵、宿州、襄阳、咸宁、重庆、资阳、玉溪、楚雄州,其中重庆下降幅度最大。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上升的城市中,苏州上升幅度最大,年均增长6.17%。该时段,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较快的城市主要在长江下游地区。由图4可知,社会子系统变异系数均在0.5以上,说明长江经济带各地市之间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差距较大,2005—2019年其变异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各地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差距逐渐减小。
图6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Figure 6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cities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2005-2019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市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相比经济和社会子系统上升缓慢,且出现阶段性下降趋势(图7)。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较快的区域主要在江苏和安徽的北部,四川和江西提升也相对较快。个别城市呈下降趋势,分别是舟山、黄冈和昆明。分时段来看,2005—2010年,大部分地市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所上升,舟山、攀枝花、遵义、昆明、玉溪和临沧呈下降趋势,其中舟山市下降幅度最大,年均下降4.45%。在水平提升的城市中,提升幅度排名前十的城市有滁州、亳州、池州、鹰潭、广安等,其中广安提升幅度最大,年均增长达14.75%;
2010—2015年,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下降的城市有所增加,包括湖州、绍兴、十堰、孝感、荆州、宜宾、雅安、普洱和楚雄州等,其中宜宾下降幅度最大。贵州的安顺、遵义、六盘水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幅度排名前三;
2015—2019年,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下降的城市共有61个,其中上中下游分别占比29.51%、31.15%、39.34%。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广安,年均降低5.38%。发展水平上升的城市中,攀枝花上升幅度最大。资源环境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异系数在三者中是最小的,表明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差距相对较小。2005—2019年其变异系数从0.201降至0.164,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各地市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差距逐渐缩小(图4)。
(续图6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
图7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市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Figure 7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cities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2005-2019
3.3 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本文利用弹性系数法评估了2005—2010、2010—2015、2015—2019年3个时段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城镇化发展状态,根据评估结果将3个时段内116个地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分为3类(图8)。①2005—2010年,长江经济带共有100个地市表现不可持续城镇化状态,其城镇化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均有提升,但城镇化发展速度高于城市可持续发展速度,弹性系数介于0—1之间。其中苏州、杭州、无锡、长沙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但由于资源环境发展水平相对于快速提升的城镇化水平却较低。表现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有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安顺、玉溪、丽江等15个城市,下、中、上游地区分别占26.67%、26.67%、46.66%。上海和安顺表现强可持续状态,弹性系数分别达到35.40、23.61。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其城镇化率增长速度较慢但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经济方面有绝对的领先优势,资源环境水平略显不足但在逐渐改善,因此上海城镇化可持续性很高;
安顺虽然社会经济水平较低,但城镇化率增长速度缓慢。马鞍山表现可持续逆城镇化状态,虽然该时段城镇化水平有所下降,但社会和经济方面发展速度快,城镇化发展可持续性较强。②2010—2015年,共有94个城市表现不可持续城镇化状态,其中镇江、宜春、襄阳、玉溪、保山、丽江等9个城市由可持续转换成不可持续状态;
随州和张家界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所下降,而城镇化发展较快;
玉溪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下降幅度较大,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出现下降处于强不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表现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有南京、无锡、苏州、镇江、杭州、宁波、温州、绍兴、金华等共18个城市,相较上一阶段增加了3个,其中下中上游分别占66.67%、16.67%、16.66%。这些城市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上升,城镇化率也保持了较高水平,其中杭州可持续性最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高。表现可持续逆城镇化状态的有上海、芜湖、淮南、六盘水,其中上海可持续性最高,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水平均有最大幅度提升,资源环境可持续水平几乎没有变化;
六盘水和淮南资源环境可持续水平有明显提升。③2015—2019年,共有93个地市表现不可持续城镇化状态,其中镇江、绍兴、芜湖、淮南、重庆、六盘水由可持续变为不可持续状态;
淮南、重庆的社会和资源环境可持续性都呈下降趋势,其余地市的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也都有明显下降。表现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有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武汉、成都、安顺、昆明等23个地市,较上一阶段增长了5个,下游地区占56.52%,中游和上游均占21.74%;
上海城镇化可持续性最强,经过治理其资源环境可持续水平明显提升。从图8来看,中上游表现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城市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体依旧是下游地区城镇化可持续性强于中上游区域。
图8 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城镇化空间分布Figure 8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2005-2019
由上述分析可知,3个研究时段内长江经济带表现为不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地市从100个减少到93个,呈现下降趋势,表现为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地市逐渐增加;
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表明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市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性逐渐提高,由此可以判断未来将会有更多地市表现可持续城镇化发展状态,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将逐步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但目前表现为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地市仅占总数的20%左右,因此要实现长江经济带全域可持续城镇化发展仍需一段时间。
4.1 结论
本文通过熵值法和弹性系数法,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3个维度,对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16个地市单元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并对其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整体水平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从0.101上升到0.216,年均增长5.56%;
3个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也逐步上升,经济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上升速度较快、幅度最大,资源环境子系统上升速度较慢、幅度最小。②长江经济带各地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整体呈现下中上游依次递减、局部区域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
研究时段内,下游地区高水平市域集聚态势和中上游地区的“核心—边缘”格局进一步凸显,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呈缓慢增大态势。③各地市经济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下中上游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中上游地区呈现以个别城市为核心的“核心—边缘”格局;
社会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提升较大的地市主要在江苏和安徽的北部、长江中游的中部以及四川中部,部分城市出现下降;
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较大的区域主要在江苏和安徽的北部,不同时段出现下降的城市逐渐增多。各地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资源环境差距相对较小,3个子系统的空间差距均呈逐渐减小态势。④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市表现不可持续城镇化状态,但表现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城市逐渐增加;
表现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
4.2 讨论
目前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有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开发建设挤压了生态环境空间,区域粮食安全问题受到威胁,虽然近年来生活生产污染物的排放量逐渐减少,但长江经济带沿岸生态环境问题仍未彻底解决,资源环境可持续性问题是制约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步伐的重要因素;
城市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协调,大多地市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不协调,尤其是中上游省会城市和下游城市的资源环境可持续性明显弱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甚至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下降趋势;
区域间可持续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中上游地区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强,经济增速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不协调,城乡发展差距加大等。
要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需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考虑不同地市可持续城镇化发展状态,结合各地市的区位条件、资源本底、综合承载力等,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首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下游地区,依托其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挥连接国内外的枢纽作用,但同时也要舒缓人口和产业集聚带来的生态压力,引导人口、产业的合理流动,同时下游地区由于产业布局和交通航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大,工业废水排放量大,因此需要更加严格的管理,建立水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提高水、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善城镇生态质量[38]。其次,快速发展的长江中游地区,要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交通枢纽优势,引领好上游地区发展,承接好下游地区的产业转移,同时要注意避免城市规模的无序扩张及核心城市对边缘城市的资源剥夺,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社会保险、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就业服务等方面采取措施提升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最后,发展相对落后的上游地区,要增强中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县城为载体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以城带乡的机制体制,根据小城镇的资源本底和发展特色,因地制宜创新小城镇发展模式,做好产业支撑[39]。同时上游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城镇化建设中要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继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绿色科技创新,从源头上防治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总之,长江经济带要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战略,在差异化发展的同时建立区域间统筹协调机制,实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各城镇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协调发展,从而推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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