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德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871)
自从教育部在《关于做好1985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允许56所高校筛选3%-5%的本科生不参加全国统考即可升学[1]以来,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简称推免)制度已演进约40年。该制度以避免浪费有限人才、缓解学术近亲繁殖、保持人才的学术水平为初衷[2],逐步扩大着校际生源流动规模。尤其在2014年推免新政废除留校名额与报考学位类型限制后,生源流动的两极分化日渐极端:曾受“985工程”重点扶持的少数名校靠经费、设施、区位优势及其学历的符号资本价值广泛“掐尖”,使剩余多数高校在极端形势下可流失90%的本校推免生,仅招到不足20%来自同级或较高层级高校的推免生[3]。而随着后续政策把掌握推免权的高校增至300所以上,越来越多人试图靠跨校推免向综合排名远超本科母校的名校开展上行流动,他们可被称作上行推免生群体。鉴于招生名额有限,名校的准入门槛水涨船高,作为顶尖名校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东五校”更是向外校申请者划定5%-10%的综合成绩排名红线,并将本科阶段是否有突出的科研表现设置为重要的评审条件[4],以确保其从中下游高校选拔的上行推免生普遍具备一流学术素养与发展潜力。
国内的教育理论研究通常认为,上行推免生走出母校、跻身名校是利于赢得更多发展机会[5]和切实提升科研能力[6]的理性之举,主要原因是校际流动带来的学缘(师生之间、学派之间的源流关系)切换将产生学缘异质性(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在不同高校完成的经历),后者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独具关键价值,有望突破高校内部扼杀学术活力的“生源保护”风气,激励推免生摆脱单一治学传统对学术志趣的框限,不断透过多元教育模式、学习氛围去塑造灵活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7]。然而,这一理论愿景在现实情境中似乎并未如其设想的那样无懈可击。已有实证研究发现:上行推免生跨校、跨专业后的适应情况往往在同伴中偏居劣势[8],相反,据守本校、本专业读研的学生投入学术研究的时间、精力却更充足,往往收获明显超越外来同伴的成绩排名[9]。除了这些前人调查的所见所闻,在国内著名的问答社区知乎上,“为什么很多人保研之后都后悔了”的话题已被回复近1400次并滚动更新,其中不乏“top2也会有民科(指凭借主观臆断的研究方法提出伪科学/反科学理论的行为)一样的存在……一个不小心后面就是庸庸碌碌、躺平的几年。入校时能力没多大差别,可是进了不同组,小环境抹平了所有个人努力的可能”[10],“保到了清华照样后悔,主要是后悔没留在本科学校,感觉一切都太陌生了,融入不进去”[11],“早知道留在本校了,熟悉的老师,熟悉的校园,本科老师都超棒的”[12]等伤今忆昔之语。凡此种种无不提醒我们:学缘异质性绝非尽善尽美,它固然有可能帮助上行推免生超越曾经的学术成就,但是也极有可能令上行推免生陷入学术中衰——耗散本科阶段积累的先发优势,被更高的教育平台压抑本应得到长足发展的学术素养。
那么,为何会有这样一部分科研表现拔尖、竞争经验丰富的上行推免生虽具备了与名校等级相匹配的学术素养,却在主动拥抱学缘异质性的“百尺竿头”盛极而衰? 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对此,下文将做以下探讨:(1)梳理学缘异质性理论在我国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源流,指出其立论缺陷为何易于使学者忽视上行推免生的学术中衰;(2)分析应如何辩证考量学缘异质性对上行推免生的学术发展的利弊;(3)从国内顶尖名校A、B大学选取18名自我报告陷入学术中衰的上行推免生作为典型样本,通过深度访谈法探析学缘异质性触发学术中衰的机制;(4)讨论上行推免生规避学术中衰的策略。
国内教育界对学缘异质性的赞美和对学术近亲繁殖的批判如影随形,皆源自20世纪80年代高校扩大办学自主权改革初期围绕如何提升师资和生源质量的争鸣,且都立论于一则生物学类比:“近亲繁殖在生物衍生上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科学人才的培育上,影响也很大。”[13]这则类比启发高校体制改革者用看待生物杂交优势的视角看待研究生的校际“留学”[14],进而在90年代明确提出“学缘结构的‘远缘杂交’是促进学术繁荣的必要条件”[15],同时把辗转多校竞争学术机会的学生类比为跨品系改良遗传特性的生物体,认为这些学生会变成用个体的创造性挑战学术权威、打破学术宗派的进化力量[16]。21 世纪初,随着研究生招收人数与校内升学人数俱增,“近亲繁殖,优势退化”的生物学类比继续在教育界流行,被学者们用来批判学缘同质性不利于研究生培养方式“在多元的基础上进化”[17]。与之相伴,增加学缘异质性的呼声越来越高,教育界同样在生物学类比的启发下把学术知识视同生物基因,把放开学生大规模跨校攻读研究生视同增加基因多样性的适者生存式进化过程[18]。学者们或以两院院士的高等教育传记为论据,论证通过跨校攻读研究生提升学缘异质性“是高级创新人才培养的最为有效的模式”[19];或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履历信息为论据,论证校际流动经历孵育的学缘异质性“是培育哲学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的理性选择”[20]。此等流行思潮显著影响着教育界对上行推免生的讨论风向,已有学者激进地主张废除“本硕博贯通培养”等被认为缺乏学缘异质性、不利于本科毕业生在研究生阶段成长的教育模式[21],并倡议本科毕业生在推免过程中完全可以接连放弃多所高校的待录取通知,以便伺机选择最符合个体理性的高校作为最终升学去向,由此方能推动“中国教育系统进步”[22]。
然而,正如立论于生物学类比的社科理论普遍存在简化/还原论倾向和牵强附会造成的推理失真那样[23],学缘异质性理论固然关注到了生物繁殖与学术研究同为创造性活动的相似性,却也极大忽视了学术研究这项社会实践比任何生物本能都更加复杂(该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已被指出[24],但未获重视)。换言之,如果用想象异质基因在受精卵中混合的方式去想象推免生和入读名校之间的知识交流,那么上行推免生的流动确实很容易像定向选育一般衍生理想的新事物;可一旦把上行推免生和入读名校的学术共同体嵌入具体的、现实的、善变的社会环境,就不难发现“象牙塔”里貌似纯粹的知识交流其实“都与一定的社会存在(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实在、社会建制、社会过程等)相联系并必须在这种联系当中加以说明”[25],它不必然像定向选育一般只要扫除空间障碍、顺应自然规律、促成良种配合就会收获“理应如此”的进化效果。因之,种种倡导学缘异质性越多越好、越彻底越好的流行思潮颇有矫枉过正之嫌:它们淡忘了上行推免生在流动过程中除了会邂逅新知识,还会遭逢不利于新知识被个体吸收、转化为学术成就的(社会性)新阻力;它们动辄援用两院院士、长江学者频繁跨校求学的经历作为论据,却很少反思这些聚焦学术精英的论据会把结论引向只见成功、不见失败的幸存者偏差,流于盲目乐观。
所以,立论于生物学类比的学缘异质性理论难以体现唯物辩证法精神,反倒颇具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受其影响,国内教育界往往对上行推免生竞逐(或者说投注)名校录取机会的理性计算报以单向度肯定,预设他们跃进名校后的学术道路是在学缘异质性驱动下的“进化”。由此,学者们滑向了把“人往高处走”片面等价于“进化”的线性迷思,很大程度忽视了那则经典悖论:排名等级越高的大学,不代表就是越有可能适配、关心每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的“好”大学[26]。诚然,我们有必要总结靠学缘异质性走向成功的上行推免生的经验,但我们不应陶醉这些经验而罔顾另一层事实:在成功者光环下的阴影里还有一批失语的学术中衰者,他们由盛转衰的处境总是被强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类比狭隘地归因至“不擅长保持竞争力”“缺乏环境适应力”等个体性能层次。聚焦个体性能的思维方式悬置探讨学缘异质性是否对学术中衰的出现负有责任,热衷将学术中衰归咎为上行推免生自己的“劣质”,因此无法完整认识学缘异质性与上行推免生之间的真实利弊关系。为了纠补上述研究偏误,本研究放弃将学缘异质性默认为“学术进化机制”的生物学类比,把学缘异质性再定义为:个体在跨越不同学术共同体边界的过程中经历的社会关系与思想脉络的碰撞、磨合、变异状态。该定义仅强调学缘异质性是种可能催生多元后果的状态,不对状态本身是否就比学术近亲繁殖更“好”、是否就会驱动学术的“进化”做价值预设,这有助于我们回归上行推免生及其所在名校嵌入的社会环境,开展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实证研究,而非继续在“进化”滤镜的遮蔽下无条件拥护学缘异质性、回避探讨学缘异质性可能贻害上行推免生的负功能。
基于上述理论旨趣,本研究试图结合经验材料索解以下问题:
问题1:既然学缘异质性在理论上可能把上行推免生引向学术中衰,那么现实中确能如此吗?
问题2:如果问题1答案成立,那么学缘异质性主要通过哪些机制触发了上行推免生的学术中衰?
作为一项纠补前人研究视角偏误的探索性调查,本研究试图通过典型样本发掘代表性线索,促成教育界更加深刻、完整地理解学缘异质性对上行推免生的影响。基于此,课题组将国内连续7年稳居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顶尖段位的A、B大学选为样本采集地,此二名校在历年推免生择校阶段发起的“掐尖”行动异常迅猛,是促成上行推免生中的头部群体放弃推免至其他高校的重要引力源。2022年5-7月,课题组依托A、B大学内联网或课程群发布诸如“你是否认为自己推免后的学术水平和在本科母校时相比下降了”,“离开本科母校是明智的吗”,“这里为你提供了比本科母校更多或更好的学术支持吗”,“你是否认为和你一起保研但留守本科母校的同学在学术上发展得更好”等问题,从毕业年级初步征募11名承认在读研期间陷入学术中衰的上行推免生接受40-60分钟的深度访谈。
访谈采用半结构化形式,首先向受访者询问推免前后的论文发表与竞赛获奖情况、奖学金获得情况、学生素质综合测评位次等反映学术水平的指标来核实受访者是否真正陷入学术中衰,由此滤除5名不符合条件者;随后向符合条件的受访者探问其从本科母校推免至A、B 大学所收获的学缘异质性是否、如何触发了学术中衰;接着邀请受访者加入滚雪球抽样,引介与之情况相似且乐意受访的同学,逐步把受访者的样本量扩大到25人。随着访谈推进,有7名受访者明确宣称自己的学术中衰主要源于推免前已确立的职业规划,即:主动疏远学术共同体以便适应市场或体制内的环境,因此不再被纳入研究范围。最终,课题组寻获的有效样本共计18人(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一览
值得强调,18 名受访者虽然同时包括学术型、专业型硕士,但他们都在推免成功之后产生过明确的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研究工作的意向,因此不断尝试融入A、B大学的学术共同体,但最终迫于种种羁绊而未能如愿。
为了研判学缘异质性是否对上行推免生的学术中衰负有责任,笔者要求每名受访者为学术中衰归因,发现多数受访者(n=14)强调自己在A、B大学接触的“新环境”“陌生环境”是产生学术中衰的必要前提,因为它制约了认知能力、执行能力、性格等个体内部要素照常发挥功能。其余受访者(n=4)尽管更习惯向内反省是哪些失误构成了学术中衰,却也强调如果脱离A、B大学那屡屡困扰自己的“新环境”“陌生环境”,或者重返本科母校的“老环境”,很多失误也许不必发生。当每名受访者完成归因,笔者会描述本研究采用的学缘异质性定义并询问受访者作何理解,发现受访者均表示学缘异质性符合其刚刚提及的“新环境”或“陌生环境”的核心特征。社会心理学认为,归因是人阐释自我、他者行动和周边事件的过程,被阐释出的理由或多或少带有主观意向,但理由的原真性从来不是被先验固定的“客观”事物,而是人把主观意向不断植入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建构的事物,所以,经过归因得到的理由可用于追溯有哪些因素已对个体产生强烈的实质性影响[27]。具体到本研究,受访者间大同小异的归因结果可以初步证明:学缘异质性对学术中衰的触发作用是持续存在且不容忽视的。而随着访谈搜集的经验材料渐趋饱和,上述触发作用更具体地呈现为三项机制,即由学缘异质性引起的学术资本流失、学缘歧视和学术身份认同瓦解。
(一)学术资本流失:关系网衔接不畅使学术支持无以为继
正如教育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揭示的那样:学术界是由众多位置和行动规则组成的场域,不同位置嵌含不同数量、质量的学术资本(掌握科研经费、同行人脉、发表机会、荣誉符号授予机会等资源的权力),场域内的行动者取得学术成就即是靠各自占据的学术资本去借用规则提高其位置[28]。对上行推免生来说,他们在本科阶段之所以超前取得堪比研究生的学术成就,这离不开天赋、勤奋、热情等内因驱动,但很大程度是因为本科母校的学术共同体给予了诸多学术支持——这使其得以比同伴更高效地跨越让学术资本从无到有的冷启动难题,为升入名校奠定先发优势。“本科母校有特优生导师制,我大二就接项目了,和导师处得久感情深,导师带的多就少走弯路,顺利发文获奖。那是我对学术最抱希望的时候。”(A3)“文科看圈子,没本科老师提携、帮忙argue,我那些标新立异的观点不好说服外头严厉的评审。”(A4)“在本科课上被院长相中进了组,想想是遇到伯乐了,给我推荐好几段通常只要研究生的国外暑研,还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实习机会,自然好出成果了。”(B1)
布迪厄指出,由于学术资本与各处位置牵萦的关系网密不可分,科研起步期的学生若要再生产竞争优势,就要让制造优绩的活动与维护关系网的活动互相强化,如此才能产生“用资本吸引资本”的正反馈,不断与占据更多学术资本的行动者合作互利,让制造优绩的活动因为被赏识了价值而少受阻力地转化为发表记录、主旨演讲邀约、资助、奖项等学术资本实物[29]。但是,随着上行推免生跻身名校,关系网的大幅切换使本科母校难再充分提供学术支持,名校的学术资本则已被本校推免生占据多半,这使上行推免生面临新旧关系网衔接不畅招致的后发劣势。“九月保研完发邮件找意向导师谈论文没回。发两次,回复说忙没看,欢迎我入学确认导师后找他。我猜不透,没敢找别的教授,这不厚道。入学才发现本校保研生都做助研一年了。虽然导师收了我,但我对课题的了解严重滞后。那个本校生先写的东西刚开学就被导师发到四个杂志,然后她独占了导师的关注。”(A2)“很多B 土著本科就给老板搬砖,越搬老板越顺手。我没参加过他们本科时的组会,被老板嫌弃啥都得介绍,甩给同级土著当跟班。我不服,拿报告找老板说土著做的数据不对,我想负责数据工作。老板说我事多、自大、不懂见贤思齐。”(B4)
在关系网衔接不畅的窘况下,学术资本的积累进程遭遇梗阻。多数受访者(n=11)表示:A、B大学的考核机制令科研节奏异常之快,而坐拥全国优质生源的导师从不缺助手,不愿费时间去认真了解陌生的上行推免生,所以更倚重有默契、知底细、沟通成本低的本校推免生主持师门(如A4反映“导师说如果我不适应,多问本科就在这儿的同学,别带弱智问题找她。如果约office time,先排练十分钟内说完”),这使曾收获本科母校重点栽培的上行推免生沦为名校的闲置资源。少数受访者(n=7)被导师漠视后虽凭借本科时的经验找到少量发表或参会机遇,但他们中的人文社科生(n=3)表示自己不靠导师的人脉就难像A、B大学的本校推免生那样在核心期刊高频发文,更难接触支配学科话语权的核心学者圈子;其余理工科生(n=4)强调自己没有导师的人力与耗材支持就无法完成复杂、高风险的实验,只能简单分析二手数据或写文献综述,难有实质创新。尽管B5提到某位和她一起推免至B大学的同伴“一个人会做全组的活,独立发SCI一区逼导师重视他”,但是“这种牛人太少太难模仿,何况他是学二代。我模仿过,身体吃不消”。
因此,在惯于助长先到先得、得者愈得的学术合作马太效应[30]影响下,名校本校推免生利用学缘同质性积蓄的主场优势不仅抢先吸引了名校的学术投资,还抢先让学术投资对自己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把自己尽早(研究生入学前一年甚至三年)推向排他竞争的优势积累过程;相反,学缘异质性使后入名校的上行推免生既无主场优势,又因为关系网衔接不畅而难被忙于绩效考核的名校导师重视,往往要为跨校磨合期的失助状态支付高额的关系网转移成本,很容易便踏入一步乱、步步乱的劣势积累循环,让本科时生成的学术资本非但未与名校充分结合以创造更大价值,反而被人才供给过剩的名校学术共同体毫无顾惜地漠视、虚掷。如A8所言:“同门本校生站导师肩上,我努力自习。在母校能挑纵向课题大梁,在问导师为啥老带同门本校生见大佬不带我,被PUA 别以自我为中心,师门少我一个不少。”相似的,其余受访者无不追悔当初慕名择校之举,他们发现名校真正分给自己的学术资本比本科母校少得多:若留在母校,自己会得到尊重与成长,而在名校靠掠夺性“掐尖”运作的人才买方市场里,自己的学术价值、潜力蒙受了轻率的浪费与贬抑。
(二)学缘歧视:由“第一学历”衍生的人际隔阂与排斥
在远比生物界复杂的人类社会,体现族群间存在不同形式、本质、起源的异质性并不总是发挥着像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那样的功能,相反,它往往是共同体分裂和自我/他者对立的诱因[31]。具体到不断强化筛选性的国内教育领域:“适者生存”的生物竞争规则被愈发视作同伴交往伦理,令学术传递着排斥他者的优胜意识[32],以致“将少部分人筛选为学业精英的同时将大部分人认定为失败者”的优绩主义甚嚣尘上,孵化“精英的傲慢”[33]。上述傲慢心态与深植国民性的等级观交织,在名校内形成了极富排外色彩的身份意识,其典型表征便是据“第一学历”(本科母校所授学历)建构出身优劣、划分嫡/庶谱系、提供双标待遇的学缘歧视。本研究的受访者均表示,他们固然以拔尖的表现通过了比A、B 本校推免生更严格的筛选,却仍旧游离在校园文化氛围边缘,很难平等融入本校推免生占据主流的同伴群体。这使他们的学术生活颇受同伴关系困扰。
在A、B大学,学缘歧视的日常形态是同伴交往过程中或明或暗但始终直观可感的人际隔阂。首先,本校推免生往往和外来他者保持着客套但并不亲密的社交距离,因为他们热衷通过熟人内联网络建构内、外群体边界,比如:绕开包含全班硕士新生的微信群然后另立私聊群,只吸纳“第一学历”为本校的嫡系成员以便和外来他者相区隔。上述私聊群也是本校推免生在合作小组作业、组织竞赛团体、交换内部情报(比如导师习性、学术信息检索地址、课程质量与考核要求、奖学金或科研项目资助的评选规则)等重要事务上对外设防的屏障。“研一一整年,必修课全要自由分组接大作业、做pre。每次联系本科是A 的,都告诉我组过队了。其实每到分组,本科是A 的都往自己群里凑,非必要不考虑本科是外头的。”(A3)“实验室要摊上事,B本很会底下聊咋统一口径甩锅,抱团帮自己人。我这种外人不懂B本的套路,经常被搞成背锅侠。”(B5)此外,本校推免生的私聊群也是针对外来他者的“第一学历”建构各种身份标签的策源地。尽管本研究的受访者在推免前均就读于原985或211工程高校,但他们的母校依然会被A、B 本校推免生在私聊群里贴上“末流985”“网红大学”“巨无霸水校”等标签;如果这些来自“末流985”的他者经常热情地在朋友圈分享A、B大学的风物或宣传推文,就难免会被本校推免生议论是盗用A、B大学的名号营销自己,因为本校推免生倾向认定“第一学历”非本校者就不是校友,而是“镀金的铁”。当本校推免生的上述行为被不经意地从幕后泄露并被本研究的受访者知晓,后者往往感到“愤怒,我高考确实只在省文科排400多名,但母校能让我保到A 证明她不水”(A2)。或质疑“他们凭什么揪着我原来学校的招生数量还有高考分数段不放呢? 大学好坏不是看最后的教学质量吗? 搞本科鄙视链是世一大(指代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该做的吗?”(B7)凡此种种,使受访者与A、B本校推免生的人际隔阂历久难消,不仅阻碍了双方的学术合作,而且进一步恶化了受访者本就严峻的失助状态。
在人际隔阂之外,学缘歧视更具破坏性的一面是由“第一学历”衍生的人际排斥。多数受访者(n=13)回忆:为了扭转学术生活的失助状态,自己不止一次试图通过比本校推免生更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更努力提高作业质量来吸引导师或任课教师注意。但是,这种行为常被本校推免生污名化为“内卷”并予以反制。“本校生领地感强,感觉你蹭他们学校就该‘安分’。你课堂表现多点,就有人议论什么外校的卷进来还不算还要继续卷,有人把你当成假想敌会去校内论坛发帖怼你。明明借着本校生的特权精致利己比谁都卷,偏摆出内卷受害者的样子。”(A8)“班里A 本和学工老师熟,占完班干部的坑成了利益集团。我学术有点起色,动了A 本奶酪。评奖前人家说学工老师修了综测规则,以新版为准。那些新增条目让我的努力完全被班干部的学工加分压倒。”(A10)事实上,A、B大学的学工/教务老师也大多是本校嫡系毕业生及其亲眷,他们在管理学生事务时对本校推免生的倾斜相当明显,这间接助长着基于“第一学历”的人际排斥。比如:A 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散布主校区内外多处,校外宿舍与主校区相隔5千米且不通地铁。有7名受访者反映,他们学院的教务老师总把校外宿舍分给没有本校“第一学历”的研究生,导致后者日日耗费大量时间通勤,无法充分利用校内基础设施、无法经常参与师门活动,使学术研究遭遇巨大阻力。
(三)学术身份认同瓦解:相对剥夺感反复加剧厌学心理
如果说学术资本流失、学缘歧视是学缘异质性施予上行推免生的外在打击,那么学术身份认同瓦解便是学缘异质性对上行推免生心理健康的内在侵蚀。身份认同即个体感知自己是什么群体内的什么角色以及该怎么行事[34],在访谈过程中,由于受访者均表示自己推免后明确产生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意向,所以他们曾经葆有的身份认同可被称作学术身份认同,即认为自己是顶尖名校培养的以学术为志业的科研后备人才。但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学术身份认同在A、B大学并不理想的校园环境中逐步瓦解,使频遭外患的受访者更添内忧,进而内外交困地倒向全面的学术中衰。
访谈发现,瓦解学术身份认同的主要心理机制是相对剥夺感,即个体和参照群体开展共时性、历时性比较并感知自己丧失应得利益后产生的愤怒、怨恨情绪[35]。由于多数受访者(n=16)经历过高考发挥失常,所以一直坚信自己并不比A、B大学的同龄人逊色多少,而本科时的学术成就又使他们坚信可以凭借后天奋斗将A、B 大学的多数同龄人反超——上行推免的成功更是印证了这些信念。但随着后天奋斗之路在学术资本流失、学缘歧视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干扰下受阻,他们一方面感到“对不起本科四年把时间都给了科研工作的自己”(A1),一方面感到自己被拥有主场优势的本校推免生和导师、学工/教务老师剥夺了正常发展的机遇,而且“因为势单力薄从不敢公开表达不满”(B3),久之便郁结成疾,难再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去沉潜于学术。不仅如此,当失助的受访者们发现其综合排名与同班来自“双非”的考研生没有太大差距时,他们愈发羞愤交加(可见,他们也深受“第一学历”歧视文化的熏染),遂在“心态崩溃-无心学术”的恶性循环里不断否定曾把学术视为志业的自己,以及自己曾对A、B大学的学术共同体所怀有的归属感。
更糟糕的是,当认为已和A、B大学离心离德的受访者反顾本科母校的同龄人时,相对剥夺感非但未能得到某种由“比下有余”产生的抚慰,反而进一步强化。“排我后面擦线保本校的人,读副院长的学硕,发遍本领域顶刊还拿国奖,我不甘不愿不服也只能干瞪眼后悔。”(A9)“终于明白母院学科评估为什么竟然比A 高了:她有比A 更负责的老师和踏实的学风,所以能把本科毕业保不到外校的学生用心教成硕士毕业上了藤校博士的人才。但我在A 耽误了。”(A10)“过去可惜本科学校有些同学没保出去,现在轮到我被可惜。被B当壁花摆两年,被导师嫌弃到不给我的毕设浪费时间,让我天天焦虑会不会延期。本科室友和她硕导合作一堆成果,今年申到B 的博。我嫉妒,但真的也不想留B受学术折磨了。”(B6)最终,既在A、B大学怀才不遇,又无颜面对本科母校的受访者们沦为失落学术身份认同的边缘人,产生了强烈的厌学心理——把曾经热爱的学术研究视作自己一切屈辱的来源,把逃离学术界、重新找寻身份认同视作后续行动目标。厌学心理每逢受访者在焦虑状态下怀古伤今、为自身遭际归因就会加剧,乃至达到强迫性重复的境地。由此,受访者们从寻求更高的学术成就转向寻求“能不延期拿到毕业证就好”(A10)、“赶紧离开这里,重新开始正常生活”(B3),其学术中衰成为无可挽回的定局。
截至访谈结束,18名受访者中有8人选择参加公务员或选调生考试进入体制内,有5人选择灵活就业。值得强调,其余5人相继选择返乡担任中学教师,因为他们对A、B大学将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割裂乃至“永远不满足学术GDP 的增速,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更多喊在口号里”(A3)、“大把挖优等生是为了直接用而不是耐心教”(B4)的校园环境深感厌恶,旋即意识到自己真正向往的是“和每个想好好学习的人过一种珍惜彼此价值的生活”(A2),而非在学术至上的评价系统里见物不见人。于是,他们决定用登上中学讲台的方式彻底告别学术研究,向教书育人回归。
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回顾和概念考证,批判了国内教育界探讨上行推免生所惯用的学缘异质性理论,针对旧理论的价值预设及其在实证研究中引发的幸存者偏差,重新界定学缘异质性;同时,基于上述新定义推导出学缘异质性绝非“学术进化机制”的代称,因为它存在触发学术中衰的可能;随后,为了索解这种可能是否会真正发生以及通过何许机制发生,将A、B大学内自我报告出现学术中衰的18名上行推免生作为典型样本,用深度访谈法收集经验材料,证明学缘异质性确实能以外/内部机制触发上行推免生的学术中衰(回应问题1);其中,外部机制是学术资本流失(关系网衔接不畅使学术支持无以为继)、学缘歧视(由“第一学历”衍生的人际隔阂与排斥),内部机制是学术身份认同瓦解(相对剥夺感反复加剧厌学心理),此二机制的作用逻辑见图1(回应问题2)。
图1 学缘异质性触发上行推免生的学术中衰的机制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不是全盘否定学缘异质性,而是强调后者对上行推免生除了有老生常谈的利好,还有被长期淡化的负功能。前人不吝赞美学缘异质性如何孵化院士、长江学者等学术精英,却懈于从学术中衰者的经历中追索学缘异质性同样不容忽视的责任份额,以致过度乐观地忽视了:在不乏体制机制问题阻挠人才释放创新活力的国内学术环境里[36],仅像目前这样放开跨校推免却既不辅以完善的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举措,也不规制名校凭市场优势地位对外校最优生源“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垄断与低效率利用行为,就必定有一批本应踵事增华的上行推免生(如本研究的受访者)在被名校虹吸、囤积后因无法正常释放潜力而陷入学术中衰。诚然,学术竞争在任何高校均会造就盛/衰分层,但若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心态只关注竞争结果(并用“适者生存”修辞予以正当化)、不关注竞争过程,就将犯下苛责受害个体却不反思个体所在环境是否公正合理的谬误。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农人深知此乃环境使然,不会把责任一概推向橘树本身——这种唯物辩证法精神需要被追捧生物学类比的学者重温。我们不应以“凡有学术竞争就有盛/衰分层”为理由放任“掐尖型”名校保持不公正、不合理的竞争环境,更不应借此理由把任何个体的学术中衰视作盘活竞争效应的“正常代价”或“必要牺牲”,因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社会应积极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发展条件[37]。
那么,上行推免生如何克服学缘异质性的负功能以规避学术中衰? 本研究的受访者提供了一些在A、B大学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上行推免生案例,相关经验可归纳为五项要点:(1)邂逅才高德劭、学术资本丰厚且乐意提携后进的伯乐式导师;(2)与本科母校的个别教授建立强关系,用远程合作法裨补学术资本;(3)利用亲属网络获得学术资本;(4)拥有较强的社交天赋和领导力,通过晋身为高级学生干部赢得话语权;(5)拥有超常的学术天赋和自学能力。
不难发现,这五项要点的可推广程度有限:它们并未改变使学缘异质性触发学术中衰的结构性因素,只是在不撼动外部环境的前提下把某些个体的特殊优势(甚至是机运)建构为斡旋策略。因此,本研究尝试在上述要点外提出三项指向外部环境的对策来治理学术中衰的结构性土壤。
(一)限制名校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
A、B大学与受访者的本科母校从未围绕推免生开展过公平竞争,这很大程度是因为A、B大学依恃政策红利,如比多数外校更高的行政级别、政府巨额财政拨款、双一流学科建设自主权、优先利用某些国级科研与宣传平台的隐性特权等,维持马太效应,源源不断地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并据此对全国生源“掐尖”,也就惯于坐享外校的本科人才培养成果,缺乏因材施教的耐心与诚意。尽管A、B大学的国际排名远超受访者的本科母校,但这种靠垄断维系的名次难以真实反映教书育人质量,且会让大量本应错位发展的人才被虹吸进同一个生态位,无法各得其所地享受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既压抑了他作为教育对象的人的充分发展,又会导致他作为教育主体的人的严重扭曲”[38]。因此,政府应调控而非放任名校已形成的马太效应,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在各级高校间均衡分配,尤其要减少政策红利对名校的过度倾斜,莫让政策红利取代教书育人质量成为名校的核心竞争力。
(二)确立跨校、跨院系的本研衔接制度
应把推免生与导师的双向选择提前至推免拟录取后,允许跨校、跨院系的推免生把初步选定的导师纳入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组,同时允许推免生在正式入学前有多次重新选择导师的机会。此举便于本校、外校推免生平等利用从推免到研究生入学之间这一年的过渡期来熟悉科研环境、试探导师习性,把本科毕业论文的筹备与后续研究课题融为一体。同时,应把学生评教强化为重要的权力制衡制度,使导师与学工/教务老师均成为评教对象,增加评教结果在高校绩效考核中的占比,以此预防并及时惩处各类可能触发学术中衰的不作为、乱作为现象。
(三)建设以共同善为目标的德育共同体
对高校内按“第一学历”划分嫡庶乃至敌友的行为,应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公正、友善等理念消弭学缘歧视的文化根源。国内已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诉求立足于共同善,后者要求高校成为德育共同体,使多元主体“通过交流、互动、对话、合作和自我教化践行道德责任,最终实现共同成长与发展”[39]。目前,优绩主义重才轻德之弊对高校校园文化侵蚀日甚,这为学缘歧视的流行提供了温床。唯有促成学缘相异者共建德育共同体并以之统率学术共同体,才有望重塑兼容并包的和谐学风。可利用各类旨在解决共同难题的团队项目,使学缘相异者加入共同纾困行动,由此增进彼此的理解、共情与互认,培育和衷共济、求同存异精神。
上述对策仅仅构设了一个初步框架,后续研究应依托足够的经验材料予以修正、补充、细化。由于深度访谈的结论效度受样本量和语境制约,本研究并不打算把18名受访者的经历无限周延至所有上行推免生。但“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详析受访者如何在顶尖名校一步步滑向学术中衰的过程,或许能将他们的苦衷铸为镜鉴,防止更多有志于学术的上行推免生复现其困境。这便是本研究的现实关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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